苏格拉底的名声固然是在其身后由柏拉图一类拥虿构建起来的，但在文明史上，一个伟大哲学家竟被民众法庭判刑处死，毕竟是绝无仅有的事。一直让人困惑的问题是，苏格拉底究竟是不是因“败坏青年”和“不敬神”的罪名而被处死的？如果是，“败坏青年”和“不敬神”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重罪乃至死罪？如果不是，苏格拉底究竟是在哪种情况下，因为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获死刑？他的死可以避免吗？
若不想深穷，大可人云亦云，说他是因为“不敬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处死的。但是这等于真正弄清了事实真相吗？“不敬神”的罪名或许来自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或智术师（sophist）的名声，而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智术师，当时都在搞古代条件下的“启蒙”，都在宣扬新潮的哲学乃至“科学”思想，都不那么敬神，至少不那么敬传统意义上的神，故而要指控他们“不敬神”（柏拉图因而不遗余力地为老师辩护：他其实十分虔诚），并不冤枉。问题是，当时不那么敬神的哲学家和智术师比比皆是，为何单单把苏格拉底揪出来起诉并判死？看来，“不敬神”即使能够充作罪名，也并不具有太大的杀伤力。那么，“败坏青年”究竟指的什么？这听上去有点不伦不类，不大像是一个“合适”的罪名，当事人怎么可能因此成为被告并且被判死呢？可是，恰恰是这个看似不大像罪名的罪名，才真正置苏格拉底于死地。所谓“败坏”，决非简单的道德腐蚀，而包含着致命的政治内含。
为什么这么说？在当时雅典，无论是“败坏青年”之道德罪名，还是“不敬神”之宗教罪名，都与政治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不谈政治，就不可能知道苏格拉底之死的真正原因。从文献可知，苏格拉底不仅是个哲学家、道德家，也多少是个政治人。他被判刑并处死之事，发生在西元前399年，即，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投降之后的第五年。这时希腊政治的主线，是激进民主派与贵族寡头派的结构性冲突；数百个城邦可大致划分为实行激进民主制与寡头制两大类政体，而每个城邦内部也大致分裂为民主派和寡头派两大派，雅典并非例外。应当指出的是，所谓寡头制，按现代标准，仍是民主制，只不过是不那么激进的民主制，斯巴达的政制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民主政体总是不屑、讥讽来看，苏格拉底显然不是民主派，或者说，其政治立场与寡头派相同或相近。这个派别里虽有少量的中产分子，但其核心却是部落贵族。苏格拉底本人虽出身平民，父亲为石雕师，但他的弟子和朋友却多为部落贵族，也多属于贵族寡头派，如柏拉图的亲戚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苏格拉底的仰慕者亚西比得，以及柏拉图本人、色诺芬、柏拉图的哥哥阿迪曼托和格劳孔等。以此故，说他身边聚集了一个贵族寡头派的“圈子”或“小集团”，是符合事实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西比得。他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能言善辩、精通音律，为当时雅典城的头号酷哥，粉丝无数，连口齿不清都有人模仿。当时坊间有流言，说亚西比得与苏格拉底关系爱昧，是他的“情人”。这个说法在柏拉图的著述里也不难找到证明，在有关对话中甚至可以看到，亚西比得向朋友们夸耀：他与身材矮小、扁塌鼻子、皮肤黝黑，但光芒四射、魅力无穷的苏格拉底在练身馆里调过情！他甚至当众色诱苏格拉底，无奈后者并不领情，使其阳谋未能得遂。记载表明，亚西比得是一个野心勃勃、傲慢无礼、富于攻击性的家伙。正是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公民大会上煽动群众忽悠群众，使其所提远征西西里的动议在“公投”中获得通过，本人被任命为远征军总指挥之一，但远征军离港后不久，便因故叛逃到雅典的头号敌邦斯巴达，为其高层出谋划策，给雅典造成了重大伤害。
以上提到的部落精英都是苏格拉底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可以说，他们是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却不能说是直接原因。要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回到西元前404年。这一年雅典在持续了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战败投降，斯巴达军队进驻雅典，雅典人被迫拆毁防御性“长墙”和体现其海上霸权的数百艘战舰。接下来，斯巴达在寡头派中指定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为战后雅典制定法律法规。但这些人并不好好制定法律法规，却组成一个小集团，大搞恐怖政治。他们不经审判便对民主派大开杀戒，抄没其财产，并将很多人放逐他乡；把民主派赶尽杀绝后，便在自伙儿内部杀起的温和派来。此即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暴政。其首脑人物正是克里提亚，柏拉图另一个亲戚卡尔米德则为其头号帮凶。
僭主统治激起了强烈反弹，流亡在外的民主派积蓄力量，很快卷土重来，与寡头派在雅典城郊展开激战，寡头派败北，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均在战斗中被杀。这时，斯巴达方面见寡头派不得人心，也出于牵制正迅速崛起的底比斯的考虑，没有进行干预，而是默许雅典恢复民主政体，民主派遂得以复辟。僭主暴政只持续了八个月，但期间以种种罪名杀害的雅典人竟高达一千五百人，几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十年战死的人数相当。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虽写下大量有关苏格拉底的文字，但仅在《第七封书信》里顺便提及“三十僭主”。这封信虽也提到克里提亚，但对其所犯罪行却只是轻描淡写，对亚西比得的罪行更是一字未著。不仅如此，此两人还被柏拉图安排为其大量“对话”里的主人公。同样，色诺芬在其《回忆苏格拉底》中也仅一次间接提到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亚西比得等人在雅典人当中引起的怨恨。不难想见，色诺芬是要让苏格拉底与他的弟子脱钩，以证明他清白无辜。这些人是犯了罪，但那是他们的秉性使然，与苏格拉底对弟子们的薰染何干？如果说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其他文字多少尚能做到“客观”，为何偏偏在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得等人的问题上如此讳莫如深？二人到底有何难言之隐？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对雅典民主作一番考察。事实上，西元前5至4世纪的激进民主是苏格拉底审判的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何谓“激进民主”？此即democratia。从字面上看，它很像democracy，但内涵大为不同。这是一种由民众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等机制直接行使军事、政治、法律、外交等大权的氏族形态的民主。这种民主与现代民主的最大区别是：公民不仅参与军政首脑的选举，而且直接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而在现代民主中，公民只选举出议员和行政首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参与也不可能参与决策（公投是例外，但极少举行，不像在雅典是家常便饭，即主要决策方式）。换言之，希腊民主是直接民主，而现代民主是间接民主或议会民主。直接民主只有在国家规模很小的条件下方可能存在。
为了充分了解希腊民主，还得看一看现代民主。17世纪以降，民主的理念在西北欧洲崛起，逐渐在整个欧洲、北美乃至全球得到认可。以此故，希腊民主也开始受到推崇，至19世纪甚至被大大拔高，以至于今天很多人以为，现代民主的源头就是希腊民主。但现代民主并非起源于希腊，而发端于基督教的平等理念与中世纪的议会制度和法律观念，与希腊民主无关。其实两种民主在源起、理念、规模、形式和程序上都有重大差别。
五四以来国人一直崇拜希腊民主，甚至崇拜一切希腊事物，这使很多人对希腊民主的缺陷视而不见。事实上，激进民主于前6世纪末兴起以后，雅典精英刻意迎合群众，使后者权力越来越大，不仅几千人聚集在公民大会上以公投的方式选举领导人，以公投方式就军政和外交大事进行表决，而且在民众法庭充当“法官”兼“陪审员”，几百至几千人以公投方式对被告做出生杀予夺的判决。于是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客蒙、米尔提亚德等杰出的军政人物被判流放或被“扔进地坑”；伯里克利虽侥幸逃脱了死刑，却仍被控为窃贼并被罚款；指挥阿吉纽西海战大获全胜的八个将军凯旋后立即被判死。当然还有苏格拉底被判刑处死。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苏格拉底被处死后不久，主要起诉者之一、民主派干将美勒托本人也被判极刑，被乱石砸死；八将军被判死刑后（其中六人被执行）仅仅几天，起诉他们的人也被处死。这难免让人想到雅各宾暴政。
雅典民主还做过其他错事，举两例说明。
一，前416年，民主的雅典人投票决定对弥罗斯岛居民进行灭族性大屠杀，原因很简单，这个弱小城邦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中立，既不跟雅典也不跟斯巴达结盟，而在雅典民主派看来，这不啻是蔑视其权威，挑战其作为提洛同盟盟主的地位。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雅典人执行了这次灭族屠杀，杀死了弥罗斯岛所有男子。
二，前415年，雅典民众在亚西比德等人忽悠下通过决议，远征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邦。在并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且伯罗奔尼撒战争还远未结束的情况下，雅典人又发动了另一场规模堪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的战争，企图吞并叙拉古及西西里岛其他城邦的土地，掠夺那里的财富，结果却是全军覆没，死亡了几万人，连统帅尼西阿斯和德谟斯提尼也被叙拉古人俘虏处死。此役使雅典元气大伤，从此走向败落。
当然，雅典民主远非没有优点。雅典民主虽有以众暴寡的倾向，虽相对于现代民主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并非自由（例如妇女、外邦人没有公民权，遑论奴隶；再如公民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没有教育自己孩子的权利，没有不参与政治的权利，没有不信仰城邦诸神的权利，甚至言论自由也受到一定限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民主在雅典创造的相对宽松的环境，才使悲剧、哲学、修辞术得以诞生，使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科学等得以繁荣，使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得以涌现，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民主的最大长处，莫过于能够在既有经济社会条件下，较好地发挥普通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国家怀有强烈的认同感。此外，民主派在对待反对派方面，也明显比贵族寡头派更仁慈，至少没有像他们那样大肆杀戮。如果说雅典民主做了一些错事，那是因为它仍发育不全。如果历史能给雅典民主更多的时间，它也许能够逐渐完善起来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苏格拉底之死的来龙去脉，还得知道对当时的法律制度有所了解。若把沿自氏族制度的雅典政制与现代制度作一个简单比较，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在现代社会，诉讼由一职业阶层即律师和法官来进行，在雅典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现代社会，因任何诉讼都需要专业化的法律知识，被告一般会请辩护律师，但这种情形对雅典人来说可以说闻所未闻。古希腊根本就不存在职业化的法官和律师概念。事实上在氏族制遗风远未脱尽的雅典，法律仍相当粗糙，还没有从与政治、宗教和习俗中完全分化出来，立法、司法职能与军事、政治、宗教等职能仍有很大程度的重合。相当于法官、律师和陪审员等职能由谁来履行？由民众法庭来履行，而民众法庭又由抽签产生的数百到数千名“法官”兼“陪审员”构成。从“人群心理学”的角度看，在“人群”中，本来能够独立思考的个体不复存在，人们“思想和感觉中的道德约束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如此这般，要总能做到公正合理，实在太难了。
由于希腊民主是一种氏族形态的原始民主，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法庭和职业律师根本不存在，所以不仅任何公民可以起诉任何被认犯法之人，而且从理论上讲任何公民都可在民众法庭上发表意见，揭发控告任何个人尤其是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这意味着，任何手握权力者都受到密切的监督和制约。从权力应受制衡这一民主原则看，普通公民监督并约束公职人员以防止其滥用公权，乃天经地义，希在粗陋的氏族式民主的操作中，任何担任公职者，无论贤或不肖，随时都可能陷入被动和危险。不仅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而且判决结果取决一个超大“人群” — 几百至五六千个公民聚在一起组成的民众法庭 — 的投票，而非取决于少数专业律师和法官依法依据进行的辩论、商议和斟酌。
对当时情势既已有所了解，不妨把目光再次转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雅典政局。西元前403–402 年，雅典通过了一项旨在使两派达成和解的法令。僭主暴政被推翻以后，民主派为了稳定局面，也考虑到斯巴达随时可能进行军事干涉（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在雅典城派驻了一只占领军），决定不搞秋后算账，而是打起了统战牌，其重要成果之一便是跟寡头派达成了一个既往不咎的协定，并以“宽恕法令”的形式将之固定下来。根据这一法令，民主派不得对寡头派提出政治起诉，不得追讨僭主统治期间被其没收的财产。这就意味着，民主派虽然翻身了，但碍于“宽恕法令”，也因斯巴达的军事威胁，却难以申冤。既然如此，想要报仇雪恨，就得想办法绕过“宽恕法令”。
尽管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但要起诉，总得有个理由。此时，民主派人士胸中的复仇火焰远未熄灭。更糟糕的是，克里提亚、亚西比德等对城邦造成的伤害之大，超过古代希腊任何人，而苏格拉底作为他们的老师，怎么说也难辞其咎。但要直接指挥他参加了寡头派的屠杀行动，说他与克里提亚等人相勾结杀戮民主派，既证据不足，又面临着“宽恕法令”的障碍。得找到一些不像是政治起诉，却又真正具有杀伤力的罪名。既然苏格拉底是哲学家或智术师，有不少新潮“启蒙”言论，“不敬神”不就是一个现成的罪名？但这个罪名还不够给力，还得有尺度更大的罪名。既然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亚西比德等一大批贵族青年追随他，后又对城邦犯下大界，哪怕只是仰慕他的学问，不怎么谈政治，为什么不能说他“败坏青年”？我们并不非因为苏格拉底参与了屠杀民主派才起诉他的。但这样的指控看似绕过了“宽恕法令”，却终究显得牵强。起诉者既不敢把真实动机抖露出来，只好将就使用一个看似间接的罪名。这应该是第一轮投票判他有罪者不占多数的主要原因。
即便在第一轮投票中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局势也并非不可扭转。根据法律，被告被判有罪以后，法庭必须根据控方和被告提出的不同量刑方案，进行第二轮投票，然后才做出最终的判决。然而，此时苏格拉底已年届七十，相对于当时四十来岁的平均年龄已是高龄，所以他下定决心，不惜老命也要抗争，要与民主派斗下去。按照当时的法律，控方提出量刑方案后，被告可以提出一个反方案。这时苏格拉底若能低下他高贵的头，提出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反方案，比如说放逐，或者交纳一笔数额足够的罚金，与此同时在态度和语言上也不那么傲慢，很可能就会免于一死。据色诺芬，苏格拉底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他认为这不啻是认罪。苏格拉底何罪之有？但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不啻是犯了藐视法庭罪，几百个群众组成的法庭情绪如何，可想而知，结果也可想而知。
但据柏拉图《申辩篇》，苏格拉底并没拒绝提出其量刑方案，而是同意支付三十米那赎罪金。在此之前，他甚至还胆敢提出，雅典应宣布他为城邦英雄，在“普吕坦内昂”里为他供应伙食直至去世。“普吕坦内昂”乃何地儿？是为雅典城邦神社大厅，里面燃烧着长明邦火，在雅典人心目中至为神圣，能够在里边享受公家伙食者，不是奥林匹克冠军就是为保卫城邦立下卓越战功的英雄。苏格拉底竟恬不知耻地说，他该在“普吕坦内昂”里享受公家伙食！是可忍，孰不可忍！几百个手握生杀大权的公民是可以随便挑衅、嘲弄的吗？
此后苏格拉底又说，他愿意支付一米那赎罪金；因财力有限，只能付这么多。一个米那！这不又是在羞辱法庭！？柏拉图等人急忙叫他答应付三十米那赎罪金，由他们担保付清，但所造成的影响已覆水难收，而此前所说在“普吕坦内昂”享受供奉云云所导致的后果肯定更加严重。凡此种种，一定使法庭上很多人尤其是寡头派中强硬分子相信，被告简直是在搞笑，在捉弄他们，羞辱他们！很多人本来倾向于中立，不打算判他死，现在见他如此不识好歹，便难免改变立场。结果，苏格拉底即使表示愿支付30米那赎罪金，第二轮投票仍以压倒多数否决了这一看似合理的方案（他终究认罪了，所以说“合理”），赞成判死者比第一轮投票判有罪者多出了80人，即360人对140人。至此，苏格拉底的牺牲几成定局。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在当时雅典实在属于另一个时代，在那里，今人熟知的公民权利并不存在，良性的政党政治远未开出，保障个人权利的重要机制如宪法、法治、代议制度、分权制衡、私有财产权、独立法官制度、辩护律师制度、信仰自由等，都远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对苏格拉底的处置虽未必公正，却是合乎法律的。但与其说他被判死，是因为“败坏青年”、“不敬神”，毋宁说是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确切地说，苏格拉底死于民主派的政治报复。假如此时雅典的政制已进化得较好，公民权利已能得到较好的保护，作为对僭主暴政只负有间接责任的他，即便有罪，也罪不至死，放逐较为合适。但此时的雅典民主毕竟仍是一种粗糙简陋的氏族民主，一种野性未泯的原始民主，不可能这么仁慈。以基督教兴起后兴起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包括雅典民主派在内的希腊人智商虽高，大体上却仍是一些不知慈悲为何的野蛮人，要让他们以德报怨，不切实际。
民主派虽比寡头派更仁慈，没有对反对派搞大屠杀，但僭主暴政毕竟发生不久，杀戮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城邦上空仍飘荡着血腥之气，要他们没有一点报复心，实在太难。寡头派的累累血债并没能真正得到清算，而苏格拉底与寡头派头目的师徒关系又尽人皆知，难以撇清，民主派怎么能不伺机报复？即便无法指控他直接参与了屠杀，也并非找不到其他理由如“败坏青年”等来打击他，并藉以威慑城内外蠢蠢欲动者。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得等人难道不正是被他“败坏”后才给城邦造成了巨大伤害？考虑到寡头派死硬分子此时正在埃留西（雅典远郊的一个小镇）搞还乡团，磨刀霍霍，企图再次杀回雅典变天，民主派就更有理由采取行动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苏格拉底之死是必然的，他是被牺牲的。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苏格拉底之死又是一种自我牺牲。若一心想要保命，他大可以在法庭上表现得谦卑、低调、顺从，而非拒不认罪，更非大言不惭地要求被视为英雄，堂而皇之地在“普吕坦内昂”里享受供奉；即便认罪，也不必表示只愿付一米那赎罪金。从柏拉图《克里同篇》可知，被判死刑之后，苏格拉底也并非没有机会逃离雅典。但他终究选择了服从法律，选择了在狱卒监视下、与朋友们交谈中饮毒芹而亡。
(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9；《另一个希腊》，上海三联书店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