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同志是一位久享盛名的学者，他生前发表的专著、史论、杂文、书评等等，早为大家所称颂。他的遗著《明史简述》，也是一本新人耳目、启人思绪之作，值得一读。
《明史简述》（以下称《简述》）是吴晗同志1962年11月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的记录稿。他以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明史领域里“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关键性问题。”一共讲了七个问题（《明太祖的建国》《明成祖迁都北京》《北“虏”南倭问题》《东林党之争》《建州女真问题》《郑和下西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既扼要介绍了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又对明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简述》的特点是：在叙事中寓论断，在普及中有提高。
下面，拟从四个方面对它加以具体评述。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
明代的历史也和其他各个时期的历史一样纷繁复杂，有些现象看来似乎是迷离混沌难于理解，然而，吴晗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由表及里的条分缕析，历史现象的本质被认识清楚了。在《明太祖的建国》这个专题里，他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明太祖是从农民战争中起家的，他建立政权之后，马上就有农民起来反对他。这种斗争一直到明朝灭亡没有停止过……为什么？”事实正是这样。就在朱元璋称帝的三十一年中，规模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每年就有多起，有的同志曾初步统计，“洪武一朝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次数至少在一百九十次以上”，往后的农民起义，更是不绝如缕，明王朝就是被农民革命直接推翻的。吴晗同志在回答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抓住社会矛盾的主要线索和根本问题，指出明朝建国后，朱元璋由“反对地主阶级”的农民领袖，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主”。原来和他一道起兵的人，现在“都成了新的地主阶级”。由于阶级关系没有改变，土地问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就不会缓和，农民战争便不断爆发。他根据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抓住农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前面提出的“为什么”自然就回答清楚了。
《简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在分析朱元璋的功过是非时，吴晗同志说：朱元璋原是一位农民领袖，最后“变质”了，成了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但又指出“他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战争混乱局面，统一了中国”。明朝建国后，他又“采取了许多鼓励生产的措施”，“人口增加了，耕地扩大了，生产发展了”，从而肯定朱元璋“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这不仅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也把辩证法应用到研究历史人物中。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吴晗同志在《北“虏”南倭问题》中，对明朝与蒙古族关系的分析非常精当。他首先提出要尊重历史事实，即“明朝和蒙古是打了几百年的仗，这个历史事实不能改”，但这是“两个兄弟吵架”，是“内部矛盾”。当然，“兄弟吵架”也有是非之分，他说：“蒙古人（统治者）要南下，明朝组织力量反抗，这是正义的。”同时，他又指出：“汉族（统治者）经常欺侮一些小民族，打人家，这是非正义的。少数民族中的一些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闹分裂，闹割据，打汉族，也同样是非正义的。所以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对待。”吴晗同志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符合辩证法的要求的。
第二，叙事深入浅出，明白如话。
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写文章“文字要让人尽可能地读懂”，要“化艰深的道理为日常说话”。的确，他的著述是以明白如话见长，这也是他的文风特色之一。吴晗同志针对高级党校里的听课对象，在讲述历史问题时，非常注意交代清楚历史名词、概念。他讲“明太祖建国”，便提出：“首先，我们应该弄清国家的含义。”他把当时的“国”和现在的“国”做了区分，今天的国家“包括政府、土地、人民、主权各个方面”，而“历史上的国家只能是某一个家族的政权”。明代的“国”，不过是“朱家政权”。这样，“国”的本质也揭示出来了。在讲述“东林党争”的时候，也首先提出，“应该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所谓党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党是两回事”，历史上的党，“是指政治见解大体相同的一些人的集团，也就是统治阶级内部某些人无形的组合”，这与今天的有组织、有纲领的阶级政党是不一样的。解释了“党”的含义，“东林党争”的性质也不难分析了。此外，他对诸如“红巾”“巡抚”“巡按御史”“监军”“西洋”“京察”“争国本”“三案”“牛录”“固山”“八旗”等名称、官名、地名、制度、事件，都以通俗的语言、恰当的比喻，逐个做了解释。乍看起来似乎浅显平常，然而，“功夫深处却平夷”，显示出了他的学术功力之深。
吴晗同志在叙述历史问题时，常常注意联系人们所熟知的戏剧小说，引起大家学习历史的兴趣。他用历史剧来引出历史事实，又用历史事实来说明历史剧。史与剧结合，能更好地普及历史知识。例如，他从《游龙戏凤》这出戏谈到正德皇帝明武宗；从京剧《打渔杀家》讲到明代皇帝和大地主对人民的超经济剥削；讲述南明“复社”阉党余孽斗争时，介绍了《桃花扇》及其中的主要人物；叙述仁宣时期的清官况钟与周忱，联系到清官戏《十五贯》；讲述明光宗死后所发生的“移宫案”，提到《二进宫》，等等。他在以剧述史时，注意到扬弃“剧”的虚构、加工部分，还原历史真实。这既保持了历史的科学性，又加强了叙事的生动性。
第三，寓学术论断于叙事之中。
《简述》虽是一本通俗的读物，在叙事中却涉及许多学术问题，并吸收了作者以往的研究成果。这里仅举两例：其一，明初的“胡惟庸案”，封建时代的官修史书都“确凿”地记载是因胡惟庸谋反所引起。吴晗同志在《简述》里分析这一事件时指出：由于“君权和相权的矛盾”，朱元璋便“假借一个罪名把胡惟庸杀了”。既云“假借”罪名，那么，胡惟庸谋反乃是子虚乌有。这一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学术见解，最早是他在《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中提出来的。其二，他在叙述明朝和建州族的关系时，指出建州族领袖“阿哈出和明成祖有过亲戚关系”，并说：这是从朝鲜历史记载中找到的材料，“在汉文记载中没有”。实际上这条材料是他年轻时潜心披阅朝鲜《李朝实录》时发现的，后在他写的《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一文中做了介绍。吴晗同志的上述学术见解和材料的发现，都是吸收了他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成果。
在《简述》里，吴晗同志每讲到一些重大事件的产生、变化，常常喜欢提出一个问号：“为什么？”他的学术见解也就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阐述出来了。诸如他提出过：“朱元璋出身于红军，他反对地主，而地主阶级为什么要支持他呢？”“明太祖为什么建都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他“当时为什么非迁都不可”？在叙述郑和下西洋时，他提出“为什么15世纪的前期中国能派出这样大规模的航海舰队，而不是别的时候？”“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为什么不去第八次？”这些问题，不仅饶有趣味，也具有学术价值。而回答这些问题，实是进行学术探讨。在《简述》里，还涉及当时史学界展开“争鸣”的一些问题，如：朱元璋集团性质转变的时间和标志，农民能否建立自己的政权，中国农民革命有没有皇权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建文帝的下落问题，等等。他在阐述这些问题时，除了阐明自己的见解之外，还吸收了前人和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吴晗同志是我们史学界所公认的一位明史大家。他在学术研究中敢于创新，但并不主观武断，在提出某些新见解时，常常注意留有余地。他对“满洲”的解释便是一例。“满洲”一词是怎么来的，以往无人论及。吴晗同志根据《李朝实录》的材料，提出一种独具慧眼的见解：“建州族信仰佛教，佛教里有一个佛叫‘文殊’，满族人把文殊念作‘满住’……可能‘满洲’就是从‘满住’演变来的。”他虽然提出了这一新鲜的见解，但并不认为这是定论。他说：“从‘文殊’演变为‘满住’，又从‘满注’演变为‘满洲’。这是一个试探性的解释，还不能说是科学的结论。”这个解释的“解释”，充分反映了他那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第四，联系现实，古为今用。
清初顾炎武说过：“夫史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这也是我国史学的传统。吴晗同志治史，正是以“训今”为目的。他曾在一篇文章里明确提出：“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呢？是古为今用。”“今用”实际上也就是“训今”。
新中国成立前，他常常通过“史学之作”来赞助革命，拥护共产党，热爱红军。他在《朱元璋传》和《简述》里都提到20世纪40年代初所碰到的一件难以忘怀的事，当时重庆的“国立编译馆”约他写一部《明史》，稿子交出去后，不久原样退回。编辑附了一个条子，要他把书稿中的“红军”一律改为“民军”，否则不能出版。吴晗同志则坚持不改，“不出版拉倒”。编译馆为什么要改“红军”为“民军”呢？根据吴晗同志在《简述》里的分析：“他们怕红军，不但怕今天的红军，也怕历史上元朝的红军。因此他们要我改掉。”改“红”为“民”，本是轻而易举，而吴晗同志在这里所表现的“傲骨”精神，不单纯只是尊重历史事实，同时，他歌颂历史上的“红军”，是为了要表达对“今天的红军”的爱戴之情，这怎么能改呢！
历史和现实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讲历史联系“相似”的现实，这对于揭示它们的本质，分析其产生的社会环境，是很有必要的。吴晗同志善于对历史与现实做这种必要的联系，有时寓意很深。例如他在叙述《皇明祖训》的时候指出：朱元璋定的这个制度不许后代改变。接着，便联系到“蒋介石有一句话，叫作‘以不变应万变’，明太祖就是这样，以不变应万变”。运用这种类比的方法，把两种“相似之处”即唯心主义的本质都揭露出来了。同时，也无异告诉我们：朱元璋定的“祖训”早已为他的后代所破坏，而蒋介石“以不变应万变”的反动策略也早已破产了。
梁启超曾经说过：“史学者，爱国心之源泉也。”历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吴晗同志为了贯彻“古为今用”的目的，在《简述》里特意根据有关历史事实，采取中外对比的叙述方法，突出明代历史上的重大成就，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例如他在介绍明代重新营建北京城的事实经过之后，接着指出：“和这个时期的世界其他各国比较，北京是当时世界各国首都中建筑比较合理、有规划的、最先进的城市。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首都比得上它。”同时，他又把明代修建故宫和我们建造人民大会堂做了比较：故宫的整个面积有十七万平方米左右，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面积是十七万四千平方米，“明朝修了二十年，我们只修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通过把明代的北京和当时世界各国首都做比较，又把明代的故宫与今天的人民大会堂进行比较，读者至此，能不油然而生“翘首望京华”之感吗？再如他在《郑和下西洋》这个专题里说：郑和的航海活动，“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那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接着便进行了如下一系列的比较：“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八十三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早。”像这样的比较，无疑是能增长人们的爱国心的。与此同时，他又根据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经过做了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去侵略人家，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海外殖民）有本质的不同。”通过这个比较，又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与自由的民族，这对我们从事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也是很有意义的。
在讲述历史过程中，进行合理的联系与比较，符合以史经世的原则。否则，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吴晗同志“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及运用，也是我们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