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是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学生，但与老师们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大力关注相比，吴晗则显得乏人问津，除了1998年出现的一本权威传记外，专门的研究似乎只有谢泳教授1999年发表的那篇短文《吴晗的悲剧》。[1]
谢教授喜欢将他留心过的民国学人称为“自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可以把握民国学人的生命姿态与精神品质，即如吴晗，他的刚直不阿与遗世独立便十分符合人们心目中的“自由知识分子”形象。不过，对吴晗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终究是外人赋予的，吴晗本人并未像谢先生那样深入研究何谓“自由知识分子”，然后决定终身“践行”或“守望”它。更真实的吴晗乃是一个注定要从家乡浙江义乌走出来，走到与他有缘的空间中去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这一路的行走与找寻所包含的滋味，其实远非“自由知识分子”这一过于抽象的概念所能涵盖的。
义乌人自秦汉以来就以骁勇善战、血气方刚、有情有义著称于世。随戚继光抗倭的“三千子弟兵”便全部来自义乌，吴晗更因为这一点曾表彰过“义乌人民的传统精神”。[2]看起来，这次的表彰在吴晗的一生中只不过是瞬间发生的事情——就像一个人偶然想起了一些让他（她）感动的往事，然而，这瞬间的思绪倒是能为我们理解吴晗一生的踪迹提供很好的参照，乃至可以假设，精神独立后的吴晗冥冥中一直都在寻找品质相似的人生道路：像先辈们那样，在一位“英雄”的领导下，成就有价值的事业，从而彻底释放自己的精神。
但涉世之初的吴晗竟几乎无路可走，差点就“出家”了。之前的吴晗喜欢在家乡的池塘里钓鱼，与小伙伴一起摘菱、游泳、嬉戏。在位于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念书时，所得评语皆是说他不遵守纪律，经常旷课，还学会了吸烟、打麻将。若不是因为国文、历史成绩非常好，两科教师替吴晗求情，吴晗早就被开除了。表现如此“差劲”自然会惹怒父亲，父子关系因此十分紧张。中学毕业后，吴晗想继续求学，而父亲出于经济原因只希望吴晗保住小学教师的饭碗，但就职的那所小学对吴晗来说，实在不是理想的栖身之地。父子大吵一次后，吴晗离家出走了。那晚大雨滂沱，家人以为吴晗掉入池塘淹死了，四处打捞了一晚上。
几天后，父亲收到吴晗的信，信上吴晗说自己打算到天台山当和尚，那里有学问渊博的师父。因为同学的劝阻与接济，吴晗最终没有“出家”，而是考上了位于杭州的之江大学。得知消息的母亲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供儿子读书。但一年后之江大学就停办了。吴晗怀揣着剩下的资费来到了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并在那里遇到了自己无比钦佩的第一位“英雄”，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先生。然而，校长胡适怎么可能认识吴晗这位来自义乌的、倔强的、一心想闯出一条道路的学生呢？
吴晗先是选胡适开的“中国文化史”课，听后非常崇拜才华卓越的胡适，很希望能得到胡适的帮助。可彼时胡适的心思根本不在吴晗身上，虽说他夸赞过吴晗交的一篇作业《西汉的经济状况》，终究转瞬即忘。1930年3月，21岁的吴晗第一次给胡适主动写信，说自己打算认真点校、研读《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佛学典籍，请胡适给予指点。吴晗知道胡适很忙，但他直言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吴晗觉得，除了胡适外，再也没有哪个老师能给他科学的史学方法指导。那时的吴晗几乎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胡适的回复与提携上。
然而，学界“红人”胡适那会儿实在太忙，深陷一堆复杂的人事关系，正准备辞去公学职务回到北京去呢！吴晗哪里知道这一切，他所能做的只是继续给胡适写信，表达自己近来也对曹雪芹的家世很感兴趣。其为了引起胡适的重视，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胡适那时学术上正打算大力将“红学”新脉“曹学”开辟出来），却不知胡适此时已经不会再来中国公学了。可怜的吴晗之后才打听到胡适回北京不来了。于是吴晗决定转学位于北京且文史实力甚强的燕京大学，都没想到以他在中国公学的“丙等”英文成绩，根本不可能被“外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接受。
还好，吴晗来北京前，请中国公学的另一位教授写了推荐信，吴晗得以见到异常爱才、时在燕京执教的顾颉刚。在顾先生的安排下，吴晗在燕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差事。正是这份差事，使他走近了心仪已久的胡适。
当然，还得再次感谢顾颉刚。顾先生在《四部证伪序》一文中提及晚明著名诗人、学者胡应麟生年当在六十岁以上，而吴晗在燕大图书馆看到的史料则明说，胡应麟死于1602年，享年52岁。此等在今天看来或许并不重要的“考证”课题恰恰是胡适、顾颉刚等权威学人的兴趣所在。吴晗如果能在这类课题上拿出“新见”，自然可以赢得胡适、顾颉刚等学界大腕的垂青。吴晗本人似乎也意识到机会来了，他不仅尽搜胡应麟的著作，还翻阅了胡应麟同代学人的著述及地方志，将其中涉及胡应麟生平活动的记录一一择出，著成了一部《胡应麟年谱》。
书稿完成后，吴晗即刻呈送胡适，并附信请胡适指示完善之法及遗漏典籍，希望胡适能“费一点功夫，多多指教”。这本年谱真是深得胡适的喜爱！胡适此前曾“大胆假设”胡应麟死时约五十岁，可惜并无时间去搜查证据，现在吴晗不仅“帮”他验证了假设，而且初步厘清了胡应麟一生的行踪，胡适怎能不对吴晗怦然心动！收到书稿的第二天，胡适便欣然提笔致信吴晗。诚心一片的吴晗终于赢得了胡适的器重，得以拜入胡适门下。
1931年初，吴晗决定辞去燕大图书馆的工作，全力准备应考胡适主持的北大文学院（历史系）。结果，文史与英文吴晗皆考了满分，但数学却是零分。北大的规定是只要有一门零分便不能录取，胡适也不愿坏了规矩。吴晗只得转考清华大学，成绩仍是文史、英文皆一百分，数学零分。不过，清华破格录取了吴晗。此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据说胡适及北大校长蒋梦麟、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皆后悔放走了史学天才吴晗，甚至为此准备修改北大的规章。当然更可靠更感人的事情还数胡适即刻去信清华校长翁文灏和清华教务长张子高，请后者大力培养吴晗致力于近乎空白的明史研究，并安排勤工助学岗位，解决吴晗的经济问题。
在胡适等人的提携下，吴晗逐渐成为备受学界瞩目的学术新星。求学期间吴晗就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最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主持《清华周刊》的文史栏目。文学方面的论文亦曾让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郑振铎连连叫好，[3]并因此能以一名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和朱自清、郑振铎等著名的文学教授一起担任《文学季刊》的编委，可谓新一代清华才子的杰出代表。也正因为有胡适等人的关照，当一般的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人生难题时，吴晗则丝毫不用担心毕业后的去向问题。1934年毕业前，傅斯年主持的顶级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意要抢夺吴晗。不过，最后还是清华史学系得到了吴晗，让其担任助教，主讲其擅长的明史研究，月薪100元大洋，比一般的助教高出40元。不久又升为讲师，月薪125元，足够应付各类开销。
可以说，从求学清华到留校任教的那几年间，吴晗算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其非凡的文史才华亦因此得以展现。这一切得益于胡适，但更应归功于他自己的虔诚与执著。正是因为虔诚且执著，吴晗最终赢得了学术大腕胡适的垂青，进而又依靠自己的学术才华与刻苦钻研从胡适所在的顶级学术界脱颖而出。
也就是在求学清华期间，吴晗遇到了另一位倾慕一生的“英雄”——清华女生袁震。袁震同样就读于清华史学系，比吴晗大两岁，高两级。袁震1925年考入武汉大学，1930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仅这一点背景，她似乎就比两次“高考”皆受挫的吴晗还要厉害。加上长得“很漂亮”，袁震一入清华，便被誉为才貌双全的清华校花。当诸多家境甚好的清华学子纷纷对袁震发起爱情“攻势”时，吴晗尚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打工。不过，志趣甚高的袁震并未理会那些追求者，她像是注定了要等吴晗来打动她的心扉。
那吴晗呢？和当初心仪胡适一样，吴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亦只能暗中仰慕袁震，而并无多少真正的交往。直到1934年，袁震染上肺结核，后又转变为骨结核，吴晗才得以真正走近袁震。袁震患上骨结核后，骨骼酥松到无法坐立，只能终日卧病在床。一直负责照顾她的室友在毕业之际想到了可以请吴晗来接替她们，理由是吴晗为人“忠厚”，只要答应了朋友，就会兑现到底。就这样，在袁震无人理会的情况下，吴晗走入了袁震的世界。此种邂逅虽难免有些残酷，但却锻炼出了真正的爱情。
其实，对于比自己小两岁的吴晗，袁震当然早就有所耳闻，但她想不到，自己作为清华校花的光环尽已失去的情况下，吴晗仍要苦苦追求她。其余那些对袁震趋之若鹜的清华同学也纷纷嘲笑吴晗太傻，竟爱上了一位病入膏肓、几无前途可言的女子。可吴晗就如袁震室友所说的那样，认准了的事，决不会放弃。吴晗每天都要花3个小时来照顾袁震，用吸管喂她喝水、吃药，和她一起谈宋明史、聊天。袁震的宋史功底在吴晗之上，而对吴晗擅长的明史研究亦颇有心得，一旦发生热烈的“争论”，吴晗总要“败下阵来”，以至于吴晗常常搬出恩师胡适的话来“撑腰”。袁震说：你在胡适面前总是矮三尺。吴晗回应到：那我在你袁震面前要矮一丈了。意思很清楚，吴晗早已深深地被袁震的非凡才华所吸引。
但袁震并没有接受吴晗的爱情，她不想拖累、耽误吴晗。袁震强忍自己的感情，屡次拒绝了一往情深的吴晗。然而吴晗始终没有放弃，直到袁震接受。在吴晗的照顾下，袁震的身体奇迹般地出现了好转，可以下地慢走了。五年后，即1939年10月，吴晗又设法冲破了母亲和家人的重重阻碍，在西南一座小镇的饭馆里与袁震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陋，却充满了爱情的甜蜜。
此时距他们离开清华已有两年，而吴晗之所以没有留在清华大学任教，除战争这一客观原因外，还与他在清华的位置并不稳固有关。虽然以他的才华与成果，完全有资格升任清华教授，但事实却是，清华校务多为留学欧美的学者把持，仅有清华本科学历且又不屑于谋划的吴晗很难在清华获得晋身的机会与人脉，所以当对吴晗的处境有所察觉的云南大学熊庆来发出邀请时，吴晗便爽快答应了，担任了云南大学史学教授。在云南大学，吴晗继续着“埋头做学问”的生活，当然生活得异常艰苦，袁震的治疗费，维持家庭生计，此外还要救济亲友，而薪水却一天天减少，真是难以应付。
所谓“穷则思变”，在云南大学任教的三年里，吴晗逐渐由一名纯粹的历史学者转变成了一位“民主斗士”，或今天所谓的“左派知识分子”，开始对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府发起猛烈的批判。1940年夏，吴晗来到了由自己的母校和北大、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并在那里和闻一多、李公朴等真正追求民主的“英雄”教授走到了一起。此时的吴晗真的就像戚继光旗下的那些义乌先辈一样骁勇善战。尤其是在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吴晗更是下定决心以笔代枪，如他所言：“投它一下如何，管它三七二十一，要是投中了，也会有点痛的，要不痛，怎么会连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人也乱杀。”[4]
“联大”时期的吴晗就这样成了“人民军队和共产党的可靠朋友”。对于这一转变，后人曾从非常抽象的标准即“丧失了独立性”来加以评析，进而对吴晗的转变感到不解。[5]但从吴晗的处境及为人来看，让人感到遗憾的倒是这一抽象的评价。毋宁说，吴晗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依然像过去那样欣赏值得他欣赏的人，同情值得他同情的人。对那些值得他欣赏、值得他同情的人，他始终都是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忠厚、义气与支援。“联大”时期的吴晗不断看见国民党官员趁着国难大发其财，怎能继续埋头书斋从事毫无血性与责任担当的纯粹考据，又怎能不对为了推翻腐败政权、争取光明前途而浴血奋战的人民军队和共产党人感到由衷的欣赏与同情？
总之，吴晗依旧是当初那个推崇“士为知己者死”的英雄书生。只是他没有料到，他从西南联大时期开始的付出，以及由此而积累起来的英雄政治作为，会被后来试图篡夺大权的江青及其附庸势力视为“眼中钉”。1969年，吴晗与袁震双双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此前他们曾经历过一段漫长的苦难与煎熬，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人格。就此而言，最值得一提的事情之一乃是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及学生都在发表批胡文章，然而吴晗硬是一篇文章也没写。吴晗怎能否定自己的经历与德性来批判自己的恩师！
从离开家乡义乌，到结识胡适与袁震，再到走近闻一多、李公朴和共产党人，吴晗的一生真可谓变故甚多，但透过这些外在的变化，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不变的吴晗。如曾多次被吴晗无私援助过的朋友罗尔纲所言：“前几年我读过许多悼念和回忆吴晗的文章，说他肝胆照人，才华焕发，我完全同意。但我感到还要再加‘豪放不羁，忠厚诚笃’八个字，才能把他的个性刻画得全面些。肝胆照人，才华焕发，豪放不羁是一种类型的人，忠厚诚笃又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两者类型的人物历史上都有，而以一人之身兼有这两种类型的性格，在历史人物中却是少见。”[6]
很明显，吴晗就是那种“少见”的人。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与其说他的“少见”是来自于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熏陶，还不如说是来自于他所研究的中国历史人物。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一路走下来，在人格上比他所研究的中国历史人物表现得还要卓越。而倘若把吴晗与袁震放在一起考察，也可以发现，他们的完美爱情同样胜过钱谦益和柳如是之间的那段已被无数人表彰过的晚明姻缘。?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注释：
[1][5]谢泳：《吴晗的悲剧》，载《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28-30页。
[2]吴晗：《投枪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43页。
[3]吴晗：《学习集》，北京出版社，1963年，第125页。
[4]吴晗：《投枪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前言，第1页。
[6]罗尔纲：《怀吴晗》，载苏双碧等《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序二，1998年。
（原刊于《教育參考》200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