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文中尖锐的指出《海》剧是一株“毒草”。
如今很多国人在看到教科书上看到这一段文革序幕时，很难想象一出京剧的写就与排演竟能牵累出中国历史上最为骇人的十年动荡。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明确表态：“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同时，毛又在上海说，吴晗发表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管不问。1968年3月，吴晗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吴晗于关押中死亡，距姚文元的檄文刊发不满三年。
如果把时间倒回到1920年代，无人能够想象在史学界颇有建树的吴晗会以这种下场落幕。作为吴的恩师，《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记录了1961年胡适对吴晗的一段回忆：“当年吴晗考取中国公学的时候……我很鼓励他……他很穷，我写信给蒋庭做随时补助他几十块钱。抗战期间，政府没有顾到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他实在太穷了，太苦了，才给（同）闻一多一样的到那边去了。”
一、吴晗：学生无枪械 读书救国不起作用
吴晗在学术上能有所成就，这与胡适和傅斯年的栽培密不可分，但这并非本文所要表述的重点，在此略过。
1931年，吴晗考入学清华大学，此时中日战争的阴霾日益加剧，吴晗虽在治学之路上虽有建树，却无法对时局视而不见。
九？一八事变后四个月，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吴晗给他的恩师胡适写了一封信，这是在他们往来十几封信中唯一谈政治的，信一开头就说：“有一疑难问题，数月来亘亘于胸，未能解决，盼望先生指示一条出路！”什么问题呢？吴晗信中说：“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
显然，吴晗对政府失去了信心，不抱有任何希望。但是，出路何在？他感到仿徨，他希望胡适能给他“指示一个出路”。
胡适主张“科学救国”，反对爱国青年学生到街上去散发传单，喊打倒之类的举动，胡适能给吴晗“指示”的当然也是这样一条道路。不过，吴晗对胡适的“读书救国”并不完全赞同，在同一封信中，他继续写道，学生离开书桌去发传单，喊打倒是无聊的，那么，学生“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如果这些举动都不行，“学生一无可杀人的枪械，二无可凭藉的势位，三无可号召的群众，空口说救国夕是否有用？”
在这里，吴晗至少是把“读书救国”看成不过是空口说救国而已。他信中说的“争人格”，实际上是说人要有民族骨气，不能甘心当亡国奴，而“为国家争光荣”，显然吴晗这些言论也绝不是来源于胡适的思想体系。
吴晗在信中说，他曾力图按胡适开的“读书救国”的药方来消除内心的痛苦，但几经实验也无济于事。
从这封信看，吴晗想的和胡适想的并不一致，胡适的一些治学之道吴晗是由衷地接受的，胡适的不让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吴晗就不以为然了。至于胡适当时反对共产党的主张，反对马列主义的行为，吴晗似乎并不清楚的。相反，在信最后吴晗还嘱咐胡适：“这苦痛不能向有党籍的人吐露，也不能告诉根本没有主张的人，生在过去，备受先生的训一了悔指导，盼望此时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胡适收到吴晗的信后，到底给吴晗作了什么“指示”，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四个月后，即一九三二年六月，胡适发表了《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重新提出“科学救国”的道路。他说：“法国的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和实验室，他绝不想他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因此，他要青年学生不论研究什么问题，都要“有点信心”。胡适当时给吴晗的回答，大约也只能是这么一些内容。
二、漂泊西南 吴晗开始直接参与政治运动
吴晗政治上的逆转发生在昆明，这与他的社会交往圈子的变化关系重大。1937年，吴晗赴昆明云南大学任教（1940年入西南联大任教），赏识他的前辈学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们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联大，具有留学背景的教授占绝对多数，几乎垄断了为数不多的各种教育、学术资源，像吴晗那样既年轻、又“土生土长”的教授，并没有太多的朋友和声望。这些留洋的教授们通过各种联系纽带走到一起，形成一个个的交往圈子，相互扶持，而吴晗无论是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还是生活趣味上，与那些留洋教授的生活圈子是隔膜的。在昆明，生活的窘迫、政治的腐败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迷茫和忧虑，压得吴晗喘不过气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开始走进共产党在昆明的统战关系网络，他的妻子袁震是牵针引线之人。
1943年初，李文宜（与袁震、袁溥之同学，一起入党）夫妇接受董必武指派来昆明开展统战工作。李文宜拜访老同学袁震时与吴晗相识，又介绍吴晗与丈夫周新民（共产党员、
民盟盟员）认识。不久华岗（时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亦受董必武指派来昆明。在李文宜夫妇的介绍下，吴晗与华岗见面，交谈很是投机。
由于袁震的关系，吴晗与周新民、华岗等共产党人来往日益频繁，周新民等人不仅帮助吴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如帮助袁震聘请医生治病），还经常谈论时局、国共斗争、国家前途等这些吴晗颇感困扰的问题。费孝通说，吴晗和袁震是“妇唱夫和”。他深信正是通过袁震，吴晗才对华岗和周新民谈及的政治活动产生了兴趣，并开始主动而频繁地参加民主运动。
吴晗在西南联大任教三年之久，熟悉民盟教授。因此，在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中，吴晗无形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在西南联大，吴晗经常与民盟教授们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也保持着密切往来。
在生活往来中，他们除了慨叹日益艰难的生活，也讨论抗日时局，批判国民党的腐败，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在许多社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吴晗妹妹回忆：大哥与闻先生住在昆明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时，门户相对，隔窗相望。他们经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闻先生曾书赠大哥一条用钟鼎文写的横幅：“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这样，曾经承受道德焦虑和社会认同困扰、到昆明后又倍感孤独无依的吴晗，在与共产党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社会和国家问题上，有了明确的方向和越来越清晰的认识。而周新民、华岗等共产党人，由于袁震的关系，也对吴晗寄予了特别的信任，希望他充任共产党与民主教授之间的沟通渠道。
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同年秋，民盟昆明支部在华岗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成立“西南文化研究会”。这是一个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教授（民盟盟员）为主体的学术团体，研究会每周举行一次座谈会，学术研究与政治讨论交替进行，与会者还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这些教授们通过座谈、学习、争辩、协商，彼此间消除了成见，加深了了解，逐渐生成崭新的认同标准，即政治上的觉悟或政治态度。
加入民盟后的吴晗，迅速融入角色，充当了中共和自由知识分子中间的“桥梁”，团结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钱端升、张奚若、向达、费青等人，“争取他们参加签名，作公开讲演，送给他们书报刊物。”
这样，在离开北平后，吴晗建构起崭新的社会交往网络。
通过袁震的关系，在中共代表华岗、李文宜夫妇的协调下，形成了一个以“西南文化研究会”为沟通渠道，以民盟为组织依托，以吴晗为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沟通桥梁，以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楚图南、闻家驷、潘大逵、尚钺等民盟盟员为主体，以张奚若、向达、费青、钱端升、朱自清等同情民主运动的教授及以“民青”为外围支持性力量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种社会交往、互动中，吴晗社会、国家命运等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日益远离了胡适提倡的学术救国、教育救国道路，从书斋里的学者慢慢转变为一个街头的革命斗士。
1946年8月，吴晗回到阔别九年的北平，任教于清华历史系。此时，胡适已从美返国，准备就任北大校长。师生二人分别近十年，已是物是人非，胡适成为坚定的反共人士，吴晗则与国民党不共戴天。政治上的分歧不仅让二人未能再续师生情缘，进而反目、彻底断绝往来。
吴晗在清华的工作环境没有多少改善，反而因其政治色彩备受同事的冷落。在清华，以吴景超、刘大中为首的教授创办了《新路》周刊，成员均为留学国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且大多留学伦敦大学。潘光旦、费孝通均为其中的重要成员，而吴晗则被排除在外。
其实，深陷政治斗争漩涡的吴晗也时常兴起重返学术的念头，但他已经远离了胡适派学人群的学术网络，以吴景超为首的清华派学人网络也拒斥他加入。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青年学生和同事倾向于将他看作“街头上的民主斗士”，而非“书斋里的明史专家”；另一方面，吴晗与民主革命界绵密的关系网络也容不得他轻易离去，在民盟北平市支部的干部推选会议上，吴晗被选为主任委员。回北平后的吴晗，其生活仍然被民主运动所填满并逐渐成为革命民主人士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人物。
1946年胡适由美返国后不久，得知吴晗已走出书斋，并在北平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对此，“他曾和人谈起，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无可讳言，胡适对吴晗后来所选择的道路的确感到失望。因为按照胡适的看法，吴晗与其他进步青年不同，他不仅具备了学术研究的条件，而且已经跨进学术殿堂，如果在明史研究上，持之以恒，深人下去，其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必将超过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基于这种思维形式，胡适才以惋惜的心情，坦率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纵观吴晗一生，他究竟应当继续治学还是投身革命，胡适的“走错了路”一语成谶，不同的价值判断造成了吴晗与胡适，吴晗与傅斯年交往的断绝，吴晗亦因此没有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多成就，这都是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留下的遗憾。
三、建国后积极参与政治 1969年吴晗死于狱中
作为北京市副市长，1966年之前的吴晗仍然断断续续的与学术界发生着某些关系。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载了吴晗与梁思成夫妇的一段公案：
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林徽因也说，“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
这时吴晗拍案而起，横眉冷对：“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据理力辩，吴晗便道“你想把新中国的首都变成封建主义的纪念馆！”
1957年在批判“章罗联盟”的大会上，吴晗取出1948年秋秘藏下来的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交给了党的领导，罗隆基在信中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并最终导致罗隆基淡出政坛。
同时，吴晗还揭发章伯钧，“在195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作为民盟中央领导的章伯钧，对作为民盟北京市领导吴晗所说应该是民盟中央与民盟北京市委的关系问题。当时两者的关系颇有龃龉，章的话颇有和解之意，与反对共产党领导并没有什么关系。
反右开始不久，吴晗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所谓‘章罗联盟’。吴晗声称：“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他的发言博得了“长时间的鼓掌”。
积极参与政治的吴晗在学术研究中颇为重视毛泽东的意见。1943年吴晗写了《由僧钵到皇权》一书，走的是“影射史学”的路子，用以影射蒋介石的文字狱；而到了六十年代改写为《朱元璋传》又变成了“命题史学”。他在不少公开场合大谈“红太阳”如何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见，并且删去朱元璋文字狱的残酷事例，以达到迎合上意的目的。同时又以明史专家的身份，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也把彭德怀说成是“假海瑞”。
恰是在这真假海瑞之间，吴晗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姚文元在他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用较大篇幅针对吴晗采用史料的标准和改编提出了极大质疑，不由得令人想起前文提及的1937年罗尔纲著述太平天国时受到胡适的教训——“时髦”的吴晗，就这样“莫须有”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结语：
1968年3月，吴晗被公安部逮捕。
1969年10月11日，吴晗死在关押中。
吴晗的妻子——引领吴晗弃学从政的袁震也被关进“劳改队”，于1969年3月18日去世。袁震临终前，对看管人员的要求只有两个，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吴晗一眼，可惜都没能实现。
吴晗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使他对胡适的“读书救国”论颇为怀疑，抗战中积极投身政治，然而，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吴晗再也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最终落下“尔曹身与名俱灭”的结局。
来源: 腾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