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台湾有一些朋友说余英时先生出版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我也比较关注这本书，书里提到文化重建的问题，这个思路和我的比较一致。另外，在这本书中把他当年在《犹记风吹水上鳞》中表达的观点，做了一个学术上的论证，做了一个正面的注释。我认为，他的这些具体研究确实证明了他强调钱穆与牟宗三一系在儒学理解和学术进路上的歧异是有道理的、有意义的。从熊十力先生以来的新儒家将儒学哲学化、道学化，这在今天来看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意义上，偏颇都十分明显了。所以，余英时的这个路子确确实实大有彰显、宣传的必要。 这里着重谈余英时的近著与儒学研究新范式的问题。我觉得在这部作品里，他对新的儒学研究范式做了一个简要的勾画。所谓范式，按照科学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时间内，对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基本的预设达成的共识，余先生的作品对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新范式的成型，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和论证的意义。
第一，如何把握儒学的知识形态这样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他提出来了。因为在这之前，或者说五四以来，在所谓现代学术体制建构的过程中，儒学或经学，几乎是不加反思地被设定为哲学来学习、研究和评估。这是一种化约，将作为一种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化约为哲学；然后，从冯友兰等等到牟宗三，又将它从哲学化约为某一种哲学流派或哲学家，如新实在论和康德、黑格尔等等。虽然他们的初衷是想通过这一途径为儒学的知识合法性作论证，但在这样的取景器下，儒学的内在性和完整性已一步步丧失殆尽了。儒学的精神如何体会？儒学与生活的连接如何重建？
新儒家帮助我们从正面接近传统，我们当心存感念。但今天，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这一思考范式的缺陷却必须正视面对并寻求超越之道。儒学到底是什么？除了把它当成哲学以外还有别的理解，如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实际上我觉得儒学是一个多元共生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是统一于中国人的生活，与生活、生命直接相通。所以你排他性地说成宗教或者是哲学，在彰显一部分的时候肯定遮蔽了很多东西，并且将它逻辑化、知识化。譬如把它当作哲学，实际上是按照西方来说的。西方有希腊的传统和希伯来的传统，理性、科学、人文、经济、信仰等东西发展得都很充分，而儒学是一身二任，既有理性的东西，又有很多信仰的东西，如果只见一面，看不到另一面，从信息的把握来说就不全面，自然不能达成对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全面理解。在这样一个并不完整的平台去解读传统、去与西方文化比较对接，客观公正的研究都谈不上，就更不要说什么文化重建了。所以，全盘西化、西体中用什么的，直到现在还影响广泛，而文化保守主义者自己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也拿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方案方法。儒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把握定位问题，余英时提出来了。他是反对把儒学作为哲学来解读的，这些书是一个很大的论证，是比较有力的一个论证。事实上，论证儒学的合法性把孔子说成苏格拉底、朱子说成康德是没多少用的，应该有新的思路，应该从政治批判和建设、文化认同、身心安顿这些文化功能入手。
第二点，研究方法的问题。既然儒学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系统，用余英时自己的话说，即使叫知识，也是属于普特南说的所谓实践性知识，它不仅是一种反映，也是一种表达和塑造。因此，对它的研究方法自然要有所不同。在这方面，钱穆先生的作品我觉得是很好的典范。他是从民族生命活动来理解古圣先贤的，用我的话说，是从文化乃是民族意志的表达和塑造这样一种关系出发，从而将自己作为这一生命活动过程来作同情的理解。
余先生的这一文化意识不如钱先生来得纯粹明澈——这里不说；但这也使他更冷静冷峻，按照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进路，经史互发，在文本和语境的循环互动中寻求儒家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这样说？我想强调，“因史见道”，就意味着道乃是一种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东西，从而为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打开了广阔的理论空间。新范式，正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最近我写了几篇论述“即用见体”的文章，也是这一进路。
第三点，连续性概念和主体性意识。我不止一次的强调，张光直重要的不是巫术型概念，而是连续性概念，因为它是真正有内涵和解释力的。中国文化在地域和族群上均保持着连续性，相应的则是社会发展是连续的。譬如，动物有一种血缘的组织，人也是一样，从种族、氏族然后到宗族、家族；而西方，在希腊就有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余英时用它来论证中西历史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为摆脱西方中心论确立知识学基础。“中国文明体系独以长期的持续性显其特色”，“‘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终于会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之一”。大陆学界如李泽厚、陈来等都对巫术型兴致盎然，而对连续性毫无感觉，我觉得这是受汉家学家如顾立雅等影响的结果――汉学家的兴趣是西方中心论视域中的中西文化差异寻找。孔子自己明确说出自己与巫史是“同途而殊归者也”，你只关注“筮与数”的足迹，而无视于人家心中“德和义”的目标，那还叫文化研究么？还算得上“接着讲”么？没有人接着讲的文化就是博物馆文化就是化石文化。
主体性就不用多讲了。我理解，一是要确立中国文化相对西方文化的主体性――它是和东方的历史情景与民族生存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尊重其意义的内在性和结构的完整性；二是要树立自己对于中国文化和民族命运的责任感。在读过《飞弹下的民主》那样的文章之后，读到这样的书，我真有一种“复见君子”的惊喜和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