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吉字营区区之众围城数年并最终将南京这个太平天国的所谓首都一举攻陷的曾家老九曾国荃是一豪杰，抬棺西征遍插扬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左宗棠左季高是一英雄，那么，文正公曾国藩在人们心目中的形像则主要是一圣贤。这不仅因为他的《讨粤匪檄》从道统立论，指斥洪、杨长毛行天父天兄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也因为他作为所谓理学名臣,以正心诚意功夫行修齐治平事业，在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均创下远过常人的成就。一般而言，豪杰者气势雄浑，英雄者文武秀异。那么圣贤呢？是禀性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的既仁且智？抑或格物穷理变化气质然后粹然纯儒？《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里的文字在既使这种印像得到某种程度证实的同时，又使循此而展开的思考不免有些惶惑：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曾国藩这样的圣贤？

与曾老九、左季高立身行事元气淋漓一气呵成的流畅相对照，曾氏的规行矩步遇事瞻循多少给人一种拘谨滞涩甚至矛盾虚伪的感觉。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曾老九富贵还乡将沿途药房高丽参收购一空“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之”的憨戆、自恃功勋盖世不满晋抚之授而借病拒诏的率性、履鄂抚之新不足半年即严词参劾党羽甚众且为满籍身份的湖广总督官文的执拗（当年胡林翼“怄气十倍”最终也不得不以容忍妥协收场）、以及后来将秉笔直书颇得士林嘉评的王闿运所撰《湘军志》毁版而另聘才具德行均难孚众望的王定安再作《湘军记》以自我粉饰的蛮横。

至于“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的左宗棠，更有惊动天听并颇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殴樊案。官居二品的永州总兵樊燮到湖南巡抚衙门公干，身为师爷的左氏其时深为湘抚骆秉章所倚重，故与其并肩坐听樊的汇报。看到见面和告辞都不与自己打声招呼，憋着一肚子无名火的“今亮”左宗棠在樊燮退至门口时大声将其唤回，故意刁难了几个问题，樊答不上，于是这位左师爷雷霆大发，抬脚便踢：“王八蛋，滚出去！”小小幕府师爷竟敢打骂二品武官，朝廷尊严何在？皇帝接到参折后，朱笔一挥：若查实无误，就地处决！就在左师爷命悬一线之际，胡林翼、郭嵩焘等一干在朝士大夫基于对其脾性和才具的赏识而为之上下奔走纾祸。潘祖荫一段乍看不无夸张细想却又合情合理的文字使得当初龙颜大怒的咸丰也不禁为之一震：“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就此逃过一劫的左宗棠本人当然是这一保折最直接的受惠者，但现在如果有谁要再在后面加上作者潘祖荫和大清江山，应该也不能说是特别过分。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能是非常佩服的，但对他的性格却很不以为然。左对曾又如何？史称“中兴诸将帅……皆尊事国籓。宗棠独与抗行，不少屈，趣舍时合时不合。”个中原因一言难尽，我觉得有一点似乎应该可以肯定，就是左觉得曾的性格太缺少魅力。孟子曾用“以志帅气”来描述他所谓的理想人格。这里的“志”主要是指理念目标和意志能力，“气”主要是指情感或情感需要，所以，转换成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理论，“以志帅气”就是强调“超我”对“本我”的控制性。宋儒讲的“变化气质”，则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另一表述形式。《清史稿》称，曾国荃“少负奇气”；左宗棠“喜为壮语惊众，…刚峻自天性。值军机、译署，同列颇厌苦之。”而曾国藩，则是“以学问自敛抑”；“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由此，我们可以根据“以志帅气”和“志以气立”的框架，把英雄、豪杰与圣贤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人格类型。英雄、豪杰属于后者（英雄豪杰的细分兹不赘），圣贤则属于前者。

这样一种判断和区分可以从家书的材料和唐浩明的评点得到支持。从事业的起点说，曾国荃是在功名不顺的曲折中选择了六兄温甫的路，在吉安府的危急中应黄冕之请，就地筹饷募兵驰援；可以说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左宗棠同样如此：他是激于旁人的“纸上谈兵”之讥而萌亲领一军之念；但当其欲借曾国藩之力开始这一冒险时，却被曾氏拒绝。也是闻颦鼓而思良将，在胡林翼的力荐下，朝廷很快任命已有东山之志的左氏以候补四品京官的身份募勇五千。波澜壮阔的左文襄传奇就此轰轰烈烈展开！而曾国藩之办团练则迥异于二人的偶然和激逼。他是在皈依倭仁、唐鉴诸理学大师并接受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后，不忍“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而思有以为之，是激于道义之感。这种区别的后面，则是人格类型和生命意识的差异。所谓生命意识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对（自然性的）生命自身和（文化性的）人生意义、人生目标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思和自觉。从家书中“师友夹持”、“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这样一些句子看，曾氏这一全新的生命意识之确立，当在进京不久的道光二十二三年期间。曾氏自字涤生，不仅意味着其早期浮生若梦观念的悄然淡出，也意味着其文化生命之自觉的赫然凸显。而与“国藩以学问自敛抑”相呼应的“国藩事功本于学问”之史臣论断，不仅道出了曾氏在事业根基上的特点，也进一步确证了其在人格结构上的特征。

事实上曾国藩对变化气质颇有心得。他以自身为例写信开示儿子纪泽：“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求变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这种改变既有性格上的，也有习惯上的，可说兼具社会和生物的双重属性。所以，如果“以志帅气”即是意味着某种文化理念对心理结构或行为模式的介入的话，那么，它的直接结果就是新的生命意识的诞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心理体验和行为的出现。拜“家书”“日记”保存完好之赐，曾氏这一心路旅程清晰可辨。曾有智者感慨：人禀五行之气，难得五性之全。由于生物性个体乃是历史情境中的有限存在，动静出处不可能与作为理想性、观念性的文化价值观念完全重合，故总不免在心理和行为诸层面表现出对规范的偏离。于是，人们在阅读其私人性的书信的时候，曾国藩的二重性格就在字里行间清晰地浮现出来：一方面爱民如子“居江南久，功德最盛”；另一方面又杀人如麻人称“曾剃头”。一方面声称不望富贵愿代代有秀才，另一方面又分别以甲科鼎盛为子侄乳名排行、以张升李升王升呼其门房司阍；一方面将湘军定位为勤王卫道之师，另一方面又下意识地将其视为私家产业；一方面总是提醒众兄弟谦抑退让，另一方面自己又时不时好勇斗狠犟倔逞强；一方面阐程朱之精蕴“为人威重”，另一方面却又慕庄陶之高淡神游物表；一方面以理学自负标榜民胞物与，另一方面却被指“横征暴敛、剖克民生、剥削元气”；一方面训导诸弟“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另一方面又处心积虑配合老九将克服金陵之功留在曾家……此外，还有矫情责梦、无情嫁女、绝情葬妾诸不尽人情的细节读之令人愕然不已！

评点者唐浩明对曾身上的文化负载既重视又推崇，在客观冷静地点出其人格二重性的同时，不禁感慨：“他这一辈子，实在活得太累！”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理解诠释这里的人性、文化及其相互间的紧张呢？

西谚云：虚伪是野蛮向文明表示敬意。这种幽默和睿智所调侃的应该是这样一种情形：文明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装潢，那些价值观念（文明）并没真正嵌入其内心，对行为发生实质性的影响作用。显然，曾国藩这里的情形与此不同。简单地将那些听来的确不太和谐的“双重变奏”理解为一种道德上的虚伪未免失之肤浅。以矫情责梦为例，其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日记记曰：“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这种矫情可以说是愚昧，却难说是虚伪。在我看来，体现在他身上的二重性，不应理解成某一行为与某一价值互相背离，而是崇高与庸俗两种行为同时并存。这两种行为，一种是基于“德性”发动，一种是基于“气性”发动。德性、气性和天理人欲一样，是理学家用语，相当于精神分析学说中的“超我”和“本我”。 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每个人的“自我”都是“超我”和“本我”的混合，因此，每个人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二重性特征。英雄、豪杰与圣贤，概莫能外。不同之处在于，作为所谓圣贤的曾文正与作为所谓豪杰的曾家老九和作为所谓英雄的左宗棠相比，其行为基于“德性”发动的比率远远高于其基于“气性”发动的比率。

文明的本质就是“化性起伪”。左宗棠亦有过这样的议论：“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既然曾国藩身上的二重性并不意味着人格的分裂，就像反映在他身上的人性的顽强、意志的薄弱并不意味着文化的错谬和理想的虚幻，那为什么人们又会对此特别难以接受？我想，除开前面述及的那种将其理解为虚伪的简单思维，很大程度还由于曾氏地位太高、风头太甚，由于性善论是深入人心的中国文化主流的人性学说（且来自曾所服膺的儒家）；这使人不禁由然而生出求全责备之心。性善论的理论之失是对人太乐观太宽容，而实践之祸则是对人太悲观太严苛。如果我们调动自己的社会阅历和内心体验，对人性作一冷静观照，同时注意拒斥克服曾氏是先天就高人一筹的圣贤的预设、暗示和期望，那么，一切都应该也能够变得心平气和起来。现代人的思维以理性为特征。就事论事，首先值得追问的应该是，曾氏基于“德性”发动的行为比率较他人为高究竟是好还是坏？是促进还是禁锢了其生命形态的发育成长？是帮助还是阻碍了其对人生目标的追求实现？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还是造成了损害？虽然资质不低，但曾氏论才，不如左宗棠高；论气，也不如曾国荃足，然而，其成就却较“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答案不言自明。

生命是一种意志，圣贤是一种事业。成为圣贤，就是追求“博施于民而济众”的事业；而追求“博施于民而济众”的事业，任性使气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梁启超居日本时，“读曾国藩家书，猛然自省：非学道之人，不足以成大事”。当然，灭人欲以存天理的矫枉过正也会物极而反。存在先于本质，气性先于德性。本质不离存在，德性也不离气性。学道全要英灵汉子。文化之树的生长，也必须将其慧根深植于生命的沃土，因为作为观念系统的文化并非封闭、自足，而须与生命互动。文化与生命的互动，一方面是理念对人性的升华，另一方面则是人性对理念的滋养。如果说作为理想人格的代称，圣贤意味着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能够追求的应该就是文化和生命之间具有张力的平衡了。事实上，你、我、他，都处于这一链条的某一环。“非曰能之，愿学焉！”一个灿烂的文化，必然是出自一个英雄、豪杰和圣贤辈出的民族。

在曾国藩、左宗棠和曾国荃之间，私心对左文襄公确实更有亲切感，但我的理智十分清楚，与英雄、豪杰相比，圣贤不是少一些东西，而是多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