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余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屡有变化。特别是近30年来，与过去溢美之词相反，出现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的偏向，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有论者甚至否定金田起义的正义性，从源头上否定太平天国。这是由多种因素叠加形成的，包括党情、国情的变化，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变化，历史理论研究的弱化；尤其是太平天国研究由盛转衰，使学界无法及时、积极地作出回应。因此，学界要避免太平天国研究从显学沦为绝学；要以科学态度研究和看待太平天国，摆脱神化或“妖魔化”的简单化模式。
关键词：洪秀全 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 曾国藩 湘军
2021年是金田起义170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于20世纪50年代，镶嵌于其基座的十幅汉白玉浮雕按时序以八大事件为题材，勾勒出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的主线，其第二块浮雕为“金田起义”。这代表了国家对太平天国的定位和评价。太平天国研究在新中国成为一门显学，取得巨大成绩，但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在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简单化、公式化、教条化倾向，一味美化太平天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后，学界出现不同声音，有学者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这种声音日渐增多，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关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评价如此大起大落，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和人物研究中绝无仅有。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学界以往曾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解析。随着时下太平天国研究日趋寥落，相关思考和研究亟待加强。笔者尝试结合太平天国史学史和有关史实，对相关历史思潮、社会思潮的演变及最新动态进行梳理评析，谈点一得之见。
一、金田起义之真相
清政府指斥洪秀全等人“金田倡乱”。太平天国刊刻的书籍中提出并广泛使用了“金田起义”这一概念。《太平救世歌》《建天京于金陵论》《天情道理书》《行军总要》等书均采用这一概念，如《太平救世歌》有云：“故自扶真主金田起义以来，万民响应，四方乐从。”据时人记述，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在此建都后，不时搭台聚众“讲道理”，通常会讲到金田起义等开国史：“我辈金田起义始，谈何容易乃至斯。寒暑酷烈，山川险峨，千辛万苦成帝基。尔辈生逢太平日，举足便上天堂梯；夫死自有夫，妻死自有妻，无怨无恶无悲啼；妖魔扫尽享天福，自有天父天兄为提携。”新中国沿用“金田起义”概念，肯定洪秀全等人起兵造反的正义性。
然而，近几十年来，不断出现否定金田起义的声音，认为洪秀全是“野心家”，聚众造反不是举义旗、起义兵，纯属发泄私愤。上海某大学中文系潘旭澜教授写了本随笔《太平杂说》，其中《科举怪胎》一文说，洪秀全1837年（道光十七年）第三次科考落榜，“已在内心深处做了造反的准备”；1843年第四次落榜，“失意的老童生洪火秀，就成了激烈的造反领袖洪秀全”，“十七年里四次挫折，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使他仇恨的不是科举制度，而是他的落榜”。此说得到不少人附和，至今仍有人指斥洪秀全是“骗子”、彻头彻尾利欲熏心的“政治野心家”。这是釜底抽薪，从源头上否定了太平天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洪秀全在第四次科考落榜后，受基督教布道手册《劝世良言》影响，从此断了科举仕进念头，转而皈依上帝，毅然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这与“泄愤”说、“野心”说立论相反而预设前提一致，均认为洪秀全在对科考绝望后便确立了反清政治立场。但核诸史实可发现，此说并不能成立。
1837年落榜的确对洪秀全刺激很大，他为此卧病月余，梦中产生升天幻象。病愈后，其生活恢复原貌，继续当乡村塾师，同时仍心系功名。倘若洪秀全确实“已在内心深处做了造反的准备”，他断然不会六年后又去参加科考。1843年第四次落榜使31岁的洪秀全感到绝望，但并没有因此而决意反清。他撤去书塾中孔子牌位，转而皈依上帝，这在时人眼里是“从番”、离经叛道，但本身并不具有政治内涵。事实上，洪秀全的上帝信仰全属无师自通，他所理解的上帝信仰是个混合体，对儒家孔学和正统基督教而言都是“异端”：有西方基督教元素（如上帝六日创世、洪水泛滥与挪亚方舟），有中国先秦儒家典籍中“上帝”“天”的特征（如洪氏一再强调“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并掺杂着洪氏的心理暗示（发觉《劝世良言》内容与其病中升天梦境相吻合，进而认为自己与上帝关系特殊，乃至后来自称是上帝次子、耶稣胞弟）。洪秀全在家乡广东花县积极宣传上帝信仰，复与冯云山等结伴出游布道，先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后长途跋涉至广西浔州府，落脚贵县赐谷村表兄家发展信徒。他劝人独尊上帝、不拜偶像，虽惊世骇俗，但并无挑战现实政治秩序的意图和举动。同期，他撰写了不少宗教宣传品，留传至今的有《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其基调与《劝世良言》相同，主要劝人拜上帝、做正人、行善事，弃邪从正。如《原道救世歌》举例说：“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总之贫富天排定，从吾所好自徜徉。孔颜疏水箪瓢乐，知命安贫意气扬。”苦口婆心劝人知命安贫，哪有丝毫鼓动造反的影子？1847年春，洪秀全专程来到省城广州，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J. Roberts）接受正规的基督教启蒙教育，每天在教堂《圣经》班听讲两小时。他一心想加入教会，但功亏一篑，因提出入教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而被视为动机不纯，导致受洗一事搁置。洪秀全在广州前后盘桓三个多月，因入教受阻，这才改赴广西与冯云山会合。总之，确凿事实证明，洪秀全在连番落榜后并没有变成“激烈的造反领袖”。
洪秀全的思想是渐变而不是骤变，其转折点在二次入桂。广西是道光末年华南社会问题最复杂、社会矛盾最尖锐的一个省份，山多地少，耕作粗放，素称“地瘠民贫”，财政不能自给，需清廷拨款或外省接济。随着耕地开发接近极限而人口仍持续增加，地少人多问题日趋突出。据统计，清顺治年间广西全省人均耕地约14亩，乾隆后期锐减至1.5亩左右，到咸丰元年（1851）已不及1.2亩，低于全国1.78亩的人均耕地数。为扩大耕地，人们开垦河滩、砍伐森林，使生态环境越发脆弱，水旱灾害频发。例如，道光初年，宜北县连续两年干旱，五谷无收，人民饿殍。道光十四年（1834）起，宾州在五年内迭遭蝗灾、地震、旱灾和水灾，哀鸿遍野。这是天灾，更是人祸，与官府不关心民瘼有直接关联。广西吏治腐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官员不作为。广西穷，县的辖境大、官员少，且官员队伍不稳定，外省人一般不愿到所谓“瘴乡”做官，来了也想调走。广西巡抚邹鸣鹤在1851年9月8日奏报说，广西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渐甚久”。二是官员贪墨成风，残民以逞。以贵县为例，“清道光间，吏治日偷，闾阎疲弊。知县杨曾惠恬嬉贪黩，又复久于其任”。官府横征暴敛加之土地兼并，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游民、流民。此外，广西还存在民族问题（汉、壮、瑶、苗等共同开发广西，同时也存在利益冲突）、土客问题（土著与客家人之间大规模械斗）。广西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官府控制力弱，却集民生、民族、土客三大问题于一身，这在南方各省极为罕见。围绕耕地的争夺是民族、土客纷争的焦点。因此，民族问题、土客问题说到底也是民生问题，是其特殊表现形式。民不堪命，必然铤而走险，主要表现为民间秘密拜会结盟现象屡禁不止，天地会迅速滋蔓，啸聚山林行劫掳掠者增多，社会秩序大乱。洪秀全1847年夏二次入桂期间便在途中遇劫。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导致民变蜂起。同年秋，湖南新宁县瑶民雷再浩聚众起事，在湘桂边境与清军交战两月。次年春，壮民陈亚贵在广西武宣县率众起事，联合天地会首领覃香晚攻打修仁、荔浦县城。以此为标志，广西下层民众从原先的打家劫舍向攻城劫狱过渡。全省天地会起事此起彼伏，纷纷打出“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官留民”等旗号。反清武装多达数十支，人数从数百到数千人不等，“有自行旋起旋散者，有兵勇击败而散、兵勇撤而复起者，有此股甫经扑灭、彼股又另起事者，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正是在此形势刺激下，洪秀全萌生反清之意，断然表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
现今教科书及相关工具书有种流行说法，说林则徐奉旨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太平天国大辞典》“林则徐”词条即云：“1850年10月中旬，咸丰帝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驰往广西弹压洪秀全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太平杂说》沿袭此说并加以铺陈，说林则徐“受命去消弭洪秀全等人的造反”；为其在赴任途中病逝扼腕，认为“如果老天爷给林则徐以必要的时间，太平军公开造反就不一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较快被瓦解或击败”。这纯属误解。此时，把广西官府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是天地会武装，金田村根本不在清政府视野之内。洪秀全等人为避免过早惊动官府，刻意保持低调。金田团营进入高潮时，萧朝贵特意以天兄下凡名义叮嘱洪秀全：“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无论是林则徐，还是其继任者、前两江总督李星沅，其目标都是天地会。1850年12月8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报：“查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这是清方文书中首次提到金田村。1851年1月21日，即起义群众在金田庆贺洪秀全38岁生日、正式誓师起义十天后，李星沅奏称：“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近日恃众抗拒，水陆鸱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文中“上帝会”写作“尚弟会”。清政府直到此时才明白，金田村会众“实为群盗之尤”，是比天地会威胁更大、更难对付的对手。
金田起义前夕，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天地会暴动此起彼伏，先后攻破14座城池，全省已成一片“火海”，社会近乎解体。官、绅、民均感到朝不谋夕，即所谓“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这在南方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在籍翰林院侍讲、奉旨协办全省团练事务的龙启瑞叹曰：“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非得良药重剂，内扶元气，外拔毒根，则因循敷衍，断难痊愈，终必有溃烂不可收之一日。”广西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策源地，其根源在于它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清政府统治力量最薄弱的一个省份。
关于广西民变蜂起的局面，鸿胪寺卿吕贤基分析说：“今日胁从之民，皆前日之赤子也，其势迫于无可奈何，遂苟且以延残喘耳。”钦差大臣赛尚阿在密访广西官习民情后亦云：“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奴才日接呈词数十张，多系控告书差家丁舞弊者。……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二人均承认官逼民反这一事实。忠王李秀成就此回忆说：“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一个“逼”字，勾勒得十分传神。
总之，广西局面失控、金田起义爆发绝不是洪秀全蓄意“煽动”的结果，而是官逼民反，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根源。正如罗尔纲所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没有洪秀全、冯云山，肯定同样要发生大革命。但如果不是洪秀全、冯云山领导这次革命，可能不是这个面貌。金田起义的正义性不容否定。
二、百余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
关于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评价，百余年来屡有变化，其起伏之大着实出人意表。
太平天国败亡后，清政府从宣扬“皇清武功”角度刊行《钦定剿平粤匪方略》《湘军志》等著述，斥洪秀全等人为“匪”“贼”“逆”，竭尽攻击诬蔑之能事，民间正面谈论太平天国成为一大禁忌。
辛亥革命前夕，这一禁区终被打破，革命党人在海外刊印《太平天国战史》等书籍，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借此宣传反清思想。孙中山自命为“洪秀全第二”，在其著述中使用“广西金田村起义”“金田军起义”“广西起义”等概念。他赞许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正面评价金田起义，替太平天国正名，这是孙中山的贡献。不过，他认为太平天国纯为民族革命，仅看到历史表象，未能对洪秀全反满的实质作出正确解释。
进入民国后，洪秀全等人被正式尊崇为民族革命的先驱。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采纳学者罗邕提议，针对一些报刊及新修县志仍轻蔑太平军的现象，明确宣布“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等名称，以保民族革命之光荣”。蒋介石为罗邕、沈祖基编辑的《太平天国诗文钞》作序曰：“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纪念焉。”学界普遍沿用“金田起义”概念，但对太平天国的具体评价仍存有分歧，褒贬不一。有学者零星受唯物史观影响，对民族革命说提出质疑。例如，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朱谦之著《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认为“太平天国自始至终只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不过，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遭排斥和禁锢，上述新观点并未引起重视。相反，罗尔纲遭其师胡适面斥，说他带有主观，没有写太平天国的破坏性，是“学时髦”。萧一山、简又文同为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代学者，均持民族革命说。简又文明确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这段历史。在他看来，“一般地言之，马克斯的唯物史观，经济定命论，或经济史观，实为不健全的学理，尤其不能施用于太平天国史之解释”。他认为太平军与湘军之战是“农民打农民”，并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论：“以余观之，在吾国全部历史中，若连内乱外患合计，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但他在1943年撰成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中，仍赞许太平军伸张民族大义，扉页赫然题曰“谨献此书于为国族生存而抗战的全体忠勇将士”。总体上说，民国时期对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认识已有民族革命与农民革命之分歧，但仍以“民族革命”说占主流，与辛亥革命时期并无实质性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研究迎来重大转折，唯物史观居于指导地位。范文澜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始人，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1946年在延安初版，到1954年8月已刊印第九版，畅销一时。该书第三章以“太平天国革命”为题，否定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一说，明确指出：“太平革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自从太平革命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陈胜、吴广以下数千百次的旧式农民起义，面目为之大变。”1951年1月11日为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胡绳撰写的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开篇即云：“整整一百年前，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紫荆山前金田村爆发了。”文章高度颂扬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光辉业绩，指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胡绳随后论及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力主“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提出“三次革命高潮”说，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其特征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展开为巨大的爆发”。以上论述奠定了新中国评价太平天国的基调，澄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与此相呼应，1950年12月，太平天国纪念馆（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开始在南京筹建。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2年开工。这些都具有导向意义，明确反映了新中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和定位。
在此背景下，太平天国研究在新中国受到空前重视。中国史学会在组织、统筹研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建树之一是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计8册约200万字，分太平天国史料、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专载四部分编排，1952年出版。这种大规模搜集、整理、编纂资料工作在民国时期是无法展开的，为太平天国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史学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考察清朝道咸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围绕太平天国性质展开热烈讨论，内容涉及太平天国的起因、动力、纲领、任务等，涵盖诸多问题，包括金田起义的源起，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土地制度、土地关系和工商政策，政治制度及乡官的阶级成分，《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及相关人物评价，太平天国的军事战略、对外观念和文化政策，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业绩，与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两广天地会、上海小刀会、淮河流域捻军以及贵州苗民、云南回民起事等）的关系等。太平天国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过民国时期，客观上大大推进了研究。
作为研究热点，太平天国史在社会上备受关注，乃至吸引部分群众参与研究。浙江某中学教师吴良祚依据《天父诗》研究洪秀全的宫廷生活，撰成《关于〈天父诗〉》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成为自学成才的一个范例。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太平天国研究空前活跃，其队伍之壮大、成果之丰富、研究之深入，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研究中首屈一指；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被誉为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此外，日本及我国港台地区均有学者专治太平天国史，简又文在香港先后推出《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太平天国全史》两部多卷本专著。同期太平天国研究在欧美也达到高潮，陆续有多种专著问世；太平天国与美国内战、法国大革命构成历史专业博士论文的三个热门选题。太平天国研究由此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
新中国的太平天国研究取得骄人成绩，主要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进而打开了研究新天地。但研究中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简单化、教条化倾向，一味美化太平天国，说了一些过头话，认为太平天国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口号便是一例。再如，唯物史观为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科学遵循，打破了过去将整理、考订史料等同于历史研究的局限，但学界也存在对史料作简单化处理的缺陷：凡正面记述太平天国的文字便视为真实史料，甚或随意编造民间传说或史料；反之则当作“地主阶级的污蔑”而加以排斥。《苏南日报》1951年7月29日刊登一首太平天国时期的民歌：“毛竹笋，两头黄，农民领袖李忠王。地主见了他像见阎王，农民见了他赛过亲娘。”试问，当时的老百姓怎会产生“地主”“农民”之类的阶级概念？该民歌显然是伪造的，却被研究者一再引用，以论证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围绕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所写供词的评价问题则掀起波澜。1964年，戚本禹借此大做文章，指斥忠王不“忠”，号召揪“叛徒”、彰“气节”。有学者认为李秀成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大帽子，视作“站错了立场”，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批判李秀成，意在为后来借“叛徒”罪名打倒党内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制造舆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影射史学泛滥成灾，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杨秀清被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叛徒”，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极“左”思潮泛滥给研究造成极大混乱和危害，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给太平天国研究注入蓬勃活力。以对外开放为契机，中外学术交流日益紧密。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研究视野的拓展、新研究领域的开拓、新史料的大量发现和整理出版，都与这种交流、对话有关，极大促进了学术发展。最重大的变化则是学界解放思想，努力消除“左”的影响，纠正过去一味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戴逸1979年5月为《太平天国史论文选》撰写的“前言”指出：“目前，‘四人帮’的流毒正在进一步肃清，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已初步活跃起来，各项工作有所进展，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正在进行讨论。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生动活泼、民主讨论的好风气正在逐步形成。”例如，王庆成对太平天国倡导“四大平等”这一传统主流观点提出质疑。他通过考订史实，仔细梳理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脉络，认为《原道救世歌》等诗文根本不含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思想，“如果相信洪秀全已经提出了这种平等思想，并且竟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那我们就无法解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历史，也不能解释太平天国迄今的一百多年历史”。该观点随后被几种较重要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所采用。随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走上正轨，大多数学者都能够本着实事求是态度，不再为尊者讳，力求客观公正地研究这段历史，包括对太平天国的消极面、阴暗面进行剖析，从而大大推进了研究、深化了认识。
然而，有人无视这一事实，以“还原历史真相”名义大搞“翻案”，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走向另一个极端，明显矫枉过正。
1989年，冯友兰就新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接受采访，将否定太平天国、给曾国藩翻案作为该书的特点加以介绍。在他看来，洪秀全向西方学习的是基督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属新瓶装旧酒，“那不仅没有什么意义，简直是一个笑话了”；而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战争建立在人权之上，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这是曾国藩的大功。2000年，潘旭澜出版《太平杂说》，谴责洪秀全因科场失意而蓄意造反，是“野心家”“邪教主”“暴君”“淫棍”“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痛斥太平天国是“‘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宣称“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来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
冯友兰对太平天国没有研究，难免立论粗率，断言太平天国宗教即西方基督教便是一例。因此，他的观点虽引起关注，但附和者寥寥，且遭到历史学者质疑。时隔11年，《太平杂说》问世。该书不是研究专著，潘旭澜也承认该书是“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但他却声称该书的“每篇文章，每一个见解，都是史实的自然而然的解读和生发”，揭开了“被冷藏的真相”。一些读者也信以为真，以为该书揭示了真相，说出了真话。事实上，潘旭澜所读史料有限，对学术史及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缺乏了解，书中史实错讹之处比比皆是。譬如，说洪秀全早期诗文借上帝名义鼓动造反，洪宣娇是洪秀全干妹、奉命嫁给萧朝贵搞“政治联姻”，洪秀全因湘军攻城甚急而服毒自杀；甚至把野史传说当作信史，说洪宣娇是杨秀清姘妇，陈玉成是洪仁玕亲戚。该书提出的所谓新见解，与史学界在新时期正本清源取得的新突破新进展根本无法比拟，遑论仅读一点史料就下很大结论，不免牵强。至于说太平天国造成“大破坏”“大灾难”，清政府及民国时期的简又文等人早就说过了，了无新意。区别在于，简又文等学者虽有批评和责难，但总体上仍对太平天国持肯定态度。潘氏彻底否定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还不如民国学者客观，在历史观上已倒退到晚清时期。然而，该书却得以堂而皇之出版，书中辑录的35篇文章此前已在各地报刊公开发表。这说明其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决绝态度有人喝彩，获得认同。有学者赞赏潘旭澜的胆识和“启蒙精神”，认为其文字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某中文系教授还以此讥讽正统史学家显得“怯懦和虚伪”。
这股声浪确实冲击到史学界。上海某高校历史系教授撰文，赞许潘旭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太平天国史所作的新解，称“读后感到耳目一新、心智开张”，尽管他表示并不完全赞同书中的观点。《太平天国大辞典》主编之一史式发表《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为金田起义150周年而作》一文，虽沿用“金田起义”概念，但却推翻自己过去的观点，对太平天国作了颠覆性评价。他套用当时揭批“法轮功”的“邪教”定义与太平天国比对，称“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指斥洪秀全“依靠邪教以策动起事”，且始终拒绝抛弃邪教，“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和慈禧太后的态度是惊人的一致——宁肯亡国，不愿变法！”而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跟风，且纷纷撰文表态，对此类观点提出质疑。李文海指出，不能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看作“邪教”，“如果我们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对民间宗教一概以‘邪教’目之，通过民间教门组织的反封建斗争一概视作是邪恶的、祸国殃民的作乱，那末，整个封建时代的反封建斗争便被一笔抹煞了，这岂不是重新陷入了历史的大颠倒？”章开沅认为，“太平天国从总体来说仍属‘官逼民反’，实乃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相激化的结果。民众奋起反抗清朝的暴虐统治，仅此一点即可肯定其为‘是’。……总之，对于太平天国的功过应作实事求是的客观陈述，既不必溢美，更不宜苛求”。
但社会上否定太平天国的声音不减反增。2009年，香港凤凰卫视推出十集纪录片《太平天国》，调门与《太平杂说》相近，开头就说那些对太平天国的正面评价“有可能是一个谎言”。该片制作时采访了一些内地学者，但剪辑时掐头去尾，有意只选取那些批评太平天国的言辞。近十年来，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关于纪录片《太平天国》的观后感，网络上满是贬斥太平天国的帖子，诸如“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太平天国，原来并非教科书宣扬的反帝反封建，它带来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它的建设性。”“一段鸡飞狗跳不乏悲壮却是严重倒退的历史。”“彻头彻尾的流氓政权，农民政权的局限性昭然而揭。”“现在社会的主流论调，似乎是把‘太平天国’看成一个疯狂搞破坏的土匪团伙，无疑，太平天国在当时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有网友颇感困惑：“在我的记忆中，我上学时的历史课本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非常正面，将其描绘成一场既壮烈又令人惋惜的革命运动……而在我长大之后，太平天国却变成另一副面孔，愚昧、残暴、灭绝人性成了其代名词，而那些镇压太平天国的清朝官员特别是曾国藩，却逐渐成为世人歌颂的对象。对于那个时代和那些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曾国藩文集》等在坊间成为畅销书，曾氏被称为“千古第一完人”，说他“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相反，一谈起太平天国，不少人会一脸不屑：我对太平天国没好印象，没干啥好事，除了破坏还是破坏。总之，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这股风还影响到党政干部，包括个别高级干部。近有署名文章直截了当地称颂曾国藩和湘军，赞许曾国藩等湘军将帅是湖南近代涌现出的“英才豪杰”，“功业鼎盛，无出其右”。曾氏之“功业”何在？该文的解释是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称曾氏是中兴名臣，有“个人精神追求”，“肩负统治王朝振兴的使命”，“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说湘军“纵横天下”，“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武装，成为近代中国军事精神的写照”。该文以阐述革命理想为题，却赫然使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类的表述，对太平天国对立面大加称颂。这实在令人费解，故该文发表后引起哗然，读者大感惊讶和疑惑。
三、决不能把太平天国“妖魔化”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界虽对太平天国评价不一，对其性质有民族革命与农民革命之认识分歧，但都赓续辛亥革命时期的传统，对太平天国总体上持肯定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研究的最大变化是明确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澄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不料时至今日，那些诋毁和否定太平天国的陈词旧说摇身一变，居然又作为新成果、新观点炫人耳目且大受追捧。这着实令人嘘唏不已。
彻底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这不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混淆了是非曲直。
曾国藩确实才识过人，锐意改革，讲求忠义血性，给咸丰朝颓靡之官场带来生气，但他站在民众对立面，竭力维护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功过早有定论。曾氏声称“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镇压民变心狠手辣，故在民间落得“曾剃头”恶名。在清廷眼里，扑灭太平天国、使清政府躲过灭顶之灾是曾国藩等人的“功业”，故推许其为“中兴名臣”。然而，曾国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同时又给它埋下隐患，终究无法也无意从旧体制中突围，无法使清朝真正走向“中兴”。就连曾氏本人很快也感到渺茫。1867年夏，即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三年后，曾氏某夜与幕僚赵烈文秉烛交谈，为“民穷财尽，恐有异变”而忧心忡忡。赵烈文推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氏怆然表示，“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结果一语成谶，4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顷刻间土崩瓦解。以“洪秀全第二”自励的孙中山领导一个全新的运动，结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并亲手缔造了中华民国。
湘军系曾国藩本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的理念创建，战斗力远在八旗、绿营之上，成为太平军的劲敌。但湘军终究逃脱不了旧军队的宿命，军纪败坏，暮气日深。譬如，湘军攻陷天京后，肆意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以致“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赵烈文也认为“其乱如此，可为发指”。更关键的是，主帅自募人马、就地筹饷，颠覆了兵权归中央执掌的世兵制度，使湘军几乎成为曾国藩的私家军，开近代“兵为将有”之先例。袁世凯编练新军、拥兵自重，以及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湘军是始作俑者。正因为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及政治格局与湘军十分相似，清末乃至民国的当政者才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欲汲取其镇压民众反抗、维持统治的成功经验。说到底，湘军本质上是一支旧军队，根本代表不了“近代中国军事精神”。
对洪秀全、太平天国及曾国藩、湘军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或立场。蒋介石为表示恪守孙中山遗训，对太平天国大加褒扬，称洪秀全为“民族革命”先驱。但他骨子里更推崇曾国藩，主持黄埔军校时特意手订增补本《曾胡治兵语录》并作序，不吝称颂曾国藩，认为“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赞许曾氏之言“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围剿长征至大渡河畔的中央工农红军时，蒋介石扬言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井冈山时期，中共中央曾提议用太平军编制改造“朱毛红军”。在1949年6月末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谈到自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共列举4人，洪秀全排在第一位。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至今，其第二块浮雕为“金田起义”。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自鸦片战争起，为了改变被奴役、被欺凌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努力探寻救亡图存的出路，首先便列举了太平天国运动。这说明党和政府对太平天国始终持肯定态度，未曾改变。
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篇。尽管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无力超越旧思想旧制度，但它的兴亡轨迹对后来者起到积极的激励和警示作用。以“洪秀全第二”自励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及扭转乾坤、发起工农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从正反两方面来反思这段历史，都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正义的事业，都把洪秀全等人视为先驱者，从中寻找到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源泉，并重视以太平天国败亡的惨痛教训作为殷鉴。孙中山叹曰：“嗟乎！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此曾国藩诸人所以得奏满清中兴之绩也。”可谓一语破的。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郑重地建议郭沫若写篇总结太平军历史的文章：“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总之，美化太平天国也好，丑化太平天国也罢，都不是科学、严肃的态度。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特别是近30年来，学界乃至社会上何以会兴起否定太平天国的思潮？笔者以为，这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存在模糊认识。中共十六大报告深刻阐释了党的历史方位和所处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有人作不恰当解读，提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一说，与“告别革命”说暗合。有人只关注建设与改革，片面强调发展与稳定，对革命史缺乏敬畏之心，片面渲染暴力斗争的“破坏性”。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学界，造成一些人思想混乱、认识模糊。事实上，党在执政后依然是革命党——党的革命精神始终没有丢，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况且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原本就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等于可以否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不等于可以否认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丢掉阶级分析方法和人民的立场，否则就会得出太平军与湘军之战是“农民打农民”、是“神权与人权之战”之类的荒唐结论。至于所谓太平天国“破坏”论，应在肯定金田起义正义性的前提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决不能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把战争造成破坏的责任全部扣在太平军头上。比较而论，太平军军纪即便在后期也优于清军，外人记载和时人笔记资料中对此有确切记载。
二是有人以反思历史之名指桑骂槐或借题发挥。这与国情的变化有关。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社会逐渐出现“四个多样化”，即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多样化。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想纷纭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随之增强，噪音杂音增多。有人对现实不满，但又不敢说得太直白，于是便借历史这杯陈酒来浇胸中块垒，借古讽今。如前引《太平杂说》一书有云：“一百五十年来，南京的大劫难有三次：第一次是洪秀全定‘都’于此，第二次是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和大屠杀，第三次是‘史无前例’的‘文革’。这三者之间，可以看出它们或潜或隐的历史联系。”如此生拉硬扯立论，令人诧异。该书收录两篇书评，《读〈太平杂说〉联想》一文赫然写道：“我想，多年来‘太平天国’这一南面称孤的短命政权（1851—1864）之所以不断美化和节节拔高，根源就在于历史不断的轮回，‘太平天国’的阴魂一再转世。回顾共和国走过的许多弯路，似乎都与‘太平天国’有肇出一元的奥妙。”那篇采访冯友兰的文章在结尾亦云：“冯先生否定太平天国，确是发人深思。从否定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不能不联想到‘文化革命’中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从否定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小农经济，不能不联想到‘大跃进’中的‘人民公社’。寓意深远，回味无穷。”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上，此类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天朝就是天国的另一个版本”云云。借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来歪曲历史、影射现实，诋毁、丑化中国共产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听之任之。倘若按照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逻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块浮雕“金田起义”就该被铲毁，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就得改写。这将在思想上造成怎样的震动和混乱？毛泽东主席起草、周恩来总理题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深刻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题和主线，一个字不必改，也不能改。
三是革命史研究范式被边缘化。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初流行革命史范式，即人们熟知的“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的研究框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因应时势变化，兴起现代化范式；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也达成共识，即从1919年五四运动顺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意味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丰富化，体现了史学界的开放心态。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摆脱积弱积贫状况，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取向。不过，随着研究范式转变，太平天国研究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更有甚者，有学者以改良替代或否定革命，甚至明确提出“告别革命”。其实，革命与现代化这两条线索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革命是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现代化则为中国革命酝酿了阶级基础、提供了物质条件。从主次关系而论，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即致力于反帝反封建，以扫清现代化的障碍。说到底，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这是无可置疑的。而太平天国是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篇，否定太平天国，就会动摇反帝反封建这条主线，动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四是历史理论研究的弱化。过去史学界重视探讨历史理论问题，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研讨便是其集中体现。太平天国研究早先也是如此，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展开的大讨论，80年代初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太平天国运动能否称为“革命”的讨论，缺陷是实证研究做得不够，拘泥概念之争，近乎“树在庙前还是庙在树后”之争。但随后走上另一个极端，史学界越来越关注个案研究、细节考订，小处着手与大处着眼结合得不好，研究呈现“碎片化”。“碎片化”原本算不上缺陷，求真求实毕竟是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但如果过于拘泥细枝末节研究，无视或忽视宏观的理论思考，则着实是一大缺陷。另一种情况是，即便关注理论，也主要关注外国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唯物史观被边缘化。再就是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变化，话语体系发生改变，唯物史观被进一步边缘化。其实，我们研究外国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本意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旨在推陈出新，致力于坚持、丰富和发展以唯物史观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有人妄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将血腥的帝国主义侵华史描述成温情脉脉的西方文明输入史，以及大肆丑化太平天国，其根源均在于背离了唯物史观。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前提，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区别于欧美国家历史研究的根本标志。
五是太平天国研究由盛转衰。否定太平天国的声音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时值太平天国研究趋于鼎盛，井喷式推出一大批总结性研究成果，较好地主导了学术话语权。令人沮丧的是，随后太平天国研究由盛转衰，无法积极回应不断上扬的否定太平天国的声音。
近30年来，因研究难度加大、学者研究兴趣转移，太平天国研究日趋冷落，学术活动渐归沉寂，研究成果、研究队伍急遽萎缩。随着罗尔纲、钟文典、张守常、郭毅生、祁龙威、王庆成等前辈学者相继谢世，研究队伍已然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者在鼎盛时期多达二百余人，而时下仍坚持从事该研究的专业学者甚为寥寥，堪称门可罗雀，已从一门显学几近沦为绝学，前景堪忧。而研究远未穷尽，以往粗放式、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较多，深耕式、开拓创新性的研究较少，仍留有很大研究空间。太平天国研究绝无可能恢复往日盛况，也无此必要，但其重要性不会因此丧失。研究晚清史或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是绕不开的话题，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的源头均可追溯到太平天国。美国哈佛大学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甚至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提出一个重要论点，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是鸦片战争这一外部事件，而是太平天国。总体上看，时下存在两种现象：重视社会史、现代化史、学术史等研究，政治史研究被淡化、边缘化；重视民国史研究，晚清史研究被淡化、边缘化。笔者以为，应“重回政治史”“重回晚清史”，对政治史研究、晚清史研究予以足够重视。其实，从专题研究角度讲，政治史是主干、主线，如胡绳的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通史通常是政治史，如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通纪》9卷、新近启动的《（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断代史13卷。即便是社会史、现代化史等研究，也要有政治史视野或思考，否则就会削弱研究的深度和价值。民国史与现实离得更近、联系更紧，研究受到重视在情理之中。不过，晚清历时71年，研究并未穷尽，仍有继续耕耘的必要。目前，尤需提倡将晚清史、民国史贯通起来研究，避免各守一摊，在研究上搞条块分割。坚持下去，假以时日，必有重要收获。
中国大陆是世界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心，但这一学术地位近些年明显弱化，有分量的新研究成果少了。而美国延续重视该研究的传统，接连推出新书，如裴士锋（Stephen R.Platt）著《天国之秋》、梅尔清（Tobie Meyer-Fong）著《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日本学者菊池秀明、仓田明子也各有新著出版。中国学者须奋发有为，保持中国大陆作为世界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心的地位，从而牢牢掌握学术话语权，积极引领学术发展方向。
总之，要以科学态度研究和看待太平天国，摆脱神化或“妖魔化”的简单化模式。要着力改变太平天国研究沦为冷门绝学的尴尬状况。真正有志于从事该研究的学者应耐得住寂寞，继续推进研究。研究越深入，认识也就越深化，进而有助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P186—P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