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欧阳斌来电，命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曾国藩与湖湘文化》写一篇序。我没加思索就欣然答应了。因为拖拉是几乎所有写稿人的通病，加之我最近手边急于处理的事情太多，故而交稿迟迟。在此前不久的一个饭局上我还受到他“爱摆架子”的批评，但我最终还是在老友能容忍的时间内完成了这篇小序。

我欣然应允写这篇序，首先是由于我对“曾国藩与湖湘文化”这个问题的浓厚兴趣。这些年来，学术界写某某湖南名人与湖湘文化文章、书籍多了起来，包括我自己也出版了一本《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的书，但是，我一直对“曾国藩与湖湘文化”的问题有着特别的关注与期待。曾国藩是一个对晚清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范与楷模。而且，我一直认为，曾国藩与湖湘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曾国藩是在湖湘文化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湖湘文化影响和塑造了他的精神人格。湖湘文化传统本来就既有“道南正脉”的理学正统意识，又有山国之人“气质刚劲”，曾国藩的人格精神正深刻体现了这种思想文化与心理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交融一体的特质。另一方面，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振兴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晚清以后湖南的历史地位迅速提升，甚至出现了“湖南素以名誉高天下”（蔡锷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杨度语）的自我期许，其原因即在于曾国藩参与建构的近代湖湘文化精神。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对此高度赞誉并称之为“湖南人底精神”。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指挥者，就被陈独秀称赞“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事实上，他身上所充分表现的这种人格精神的特质，激励了以后一代又一代的湖湘知识群体迅速崛起于近代中国。我们看到，他那种融书生的文化理念与山民的强悍血性、内在的圣贤气象与外在的豪杰气质为一体的“湖南人底精神”，推动了近现代湖湘文化的发展与崛起。

我欣然应允写这篇序的第二个原因，是希望借机向读者推荐一下这本《曾国藩与湖湘文化》。这部不太厚的著作首先为我们揭示了曾国藩与湖湘文化之间的这种深刻联系。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细致的描述、清晰的分析，对曾国藩与湖湘文化的内在关系作了十分深入的阐发。我们读此书时可以发现，曾国藩确实继承了周敦颐、张栻、朱熹、王船山、陶澍、魏源、贺长龄以来的湖湘学统，特别是汲取了其中的理学传统和经世传统。应该说他对湖湘学统精髓的吸收奠定了他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的思想基础。我特别喜欢书中所总结的“曾国藩文化性格特征”，曾氏所追求的明强、拙浑、坚忍、平实、敬恕、勤恒、俭廉、谦谨的文化性格，正是湖湘文化传统中最有光彩、最具特色的部分。曾国藩身上这种道学理念与刚劲气质的结合，也是陈独秀所甚为推崇的“湖南人底精神”的表现。除了关于曾国藩与湖湘文化联系的历史思考，我相信更多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副编“曾国藩人生感悟现代解读”有强烈兴趣。曾国藩的丰富阅历与勤于思考，使得他对人生有深刻的感悟并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个由湖湘文化精髓或中国传统核心文化所塑造出来的曾国藩的精神世界、文化性格对今天这个强势凌厉的商业文化时代尤有重大意义。欧阳斌以自己的体验与理解去重新解读曾国藩的人生感悟，通过对曾氏的生命情怀、修性处世、习文读书、养生健身的思想作出了现代人的解读，对充满精神饥渴的现代人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当然，我之所以欣然应允这个序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和本书作者欧阳斌的私人友情。我们是少年时代就相处甚密的朋友。记得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资水之畔，我们正处求知欲极强、但又苦于文化极其贫困的文革时代，喜爱读书的我们因性情相投而成为少年好友。一晃眼，我们之间的情谊就跨越了近四十年之久。四十年，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发生了惊人的巨变，同样，我们也在这历史巨变中慢慢长大成人，迄今早过了知天命之年。值得我们高兴的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友谊更加深厚。如果说少年时代我们成为好友与我们共同的血气方刚与求知欲望有关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密切交流则包含着更多的是相同的文化旨趣与互补的人生阅历。这本即将出版的《曾国藩与湖湘文化》一书就是我们共同文化旨趣的证明。这样长久的深厚友情，这样相同的文化旨趣，我能不为这部《曾国藩与湖湘文化》写几句话吗？

正在小序写作中，手机短信收到欧阳斌的一首“庚寅谷雨红雨湖畔口占”，甚有同感，录之于下，正好为这篇小序收尾：

梦醒恍觉万物空，忽闻春鸟啼葱茏。

寒来暑往多少事，尽在江南烟雨中。

这几天正值春寒料峭、谷雨纷飞的时节，我们回忆起寒来暑往的时空变幻，品尝着冷暖交替的忧乐人生，因此我们常常会生出“梦醒恍觉万物空”的伤感与喟叹，但是，我们亦不缺少“尽在江南烟雨中”的豁达与卓迈。

而且，我们都相信，由湖湘文化精髓所塑造出来的曾国藩的精神人格，仍是我们效法的典范。

庚寅谷雨后

（《曾国藩与湖湘文化》，岳麓书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