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国藩治家思想的样本
曾国藩诞辰210周年纪念活动在双峰举行，借此机会我们来谈谈曾国藩的家文化。
大家都注意到曾家后人现象。如果从曾国藩辞世算起，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曾氏家族贤才辈出，家道长盛。子孙先后出过外交家、数学家、翰林、诗人、画家、教育家、考古学家、化学家、女革命家、中科院院士等名人。不完全统计，如今生活工作在世界各地的曾氏后裔有240余人。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这种社会还是那种社会，困境还是逆境，皆能利国利民，成人成才，难能可贵。这一段历史时期，正值中西文明碰撞，社会变革转型，内忧外患交加，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沉渣泛起，无数负面人物堕入历史尘埃。与世人相比，曾国藩的家文化，家教、家风、家训，无疑是有效的，成功的。
纵观曾国藩一生，人们发现他特别关心家人，特别重视家庭建设，他用毕生精力探索家族长盛不衰的道路。他严于律己、追比圣贤，为家人做出了榜样；无论多忙多累，坚持亲自教育子弟，在外做官期间和征战间隙书写了335封家书，殷殷期望、谆谆嘱咐。对于治家的规律，他孜孜以求。我们知道的就有“八字决”、“三原则”、“六字真言”、“十六字家训”、“修身十二款”、“三十六字诀”等等体会。他为什么不停的追求治家之道呢？他说，人的本性是“好逸而恶劳”，“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他深知“富不过三代”是大家族的咒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官宦人家的宿命。
曾国藩于1872年3月12日去世，他去世之前，留了一封遗嘱，这是他给后代最后的教诲，也是他一生修身齐家思想的精华，做人和教子智慧的结晶。在这篇遗嘱里，他讲到，我做官三十多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心里伤感和惶恐，“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他说的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这是自谦，士大夫要“立德、立功、立言”，他认为自己做官还可以，其他两条还不够。他说到了这个年纪，内心非常不安，有几句话要跟孩子们说，“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他的这个遗训，话说得很重。以前他把这四句话叫做“日课四条”，一直坚持去做。几十年了，在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又把这四句话，作为“数十年人世之得”，传与子孙，说明这四条是他亲身体会，并非抄袭借鉴；也说明这四条数十年未改，并非一时所得。他相信，这四条可以使“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可见这是他做人成功的“真经”，教子育人的“密码”。
几十年探索，几十年总结，他为什么最后把全部经验归纳于这“日课四条”，值得我们深刻思考。近两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曾氏家族的文化基因，曾国藩修身齐家成功的秘密，曾国藩的育人密码。其实，事情并不复杂，也不是曾国藩有什么魔力，而是这四条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其中深刻的内涵和深厚的力量来源于数千年古老文明。
二、“日课四条”的思想探源
１、“一曰慎独则心安”。“慎独”，从字面上意义上讲，说的是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不欺暗室，不负神明。“慎独”出自《大学》：“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是说人要正心诚意、表里如一，就必须慎独。《中庸》里面也讲了这个话：“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
曾国藩在这篇遗训中指出，“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莫善于寡欲”。他说，你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又不能努力为善去恶，就是自欺。如果自欺，就无法面对天地神明，难于安身立命。为了防止自欺，他反复强调，“人欲”与“天理”是对立的，要通过“慎独”，“力去人欲以存天理”，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守身之先务也。”他讲的“慎独”是基于信仰的自觉，是源于士大夫道德的认同。
曾国藩如此看重“慎独”，与他理学家的身份和信仰有关系。宋明理学产生的第一个大背景是将近1000年的战乱，从东汉末年一直到宋朝初年，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除了唐朝前期一百多年安定一点，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乱的，人欲横流，争权夺利。黄宗羲说周敦颐开创理学是“破千年之暗”。理学让儒家文化从千年的黑暗中走了出来，带来了中华民族的理性之光。这个理性之光在哪儿呢？“存天理，去人欲”，儒家文化需要成为一种有约束力、吸引力的道德宗教哲学。人性源于天道，人要服从天理。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欲望，士大夫要有主体意识，担当意识。你不这样，天理不容，国也好，家也好，人也好，都没有出路。
第二个背景就是佛家和道家文化的蔓延，传统儒学地位受到挑战，正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宋初理学家们不得不汲取佛道思想精华，使儒学与时俱进。理学从哪里开始？从“慎独”开始。周敦颐的方法是静修。他说，“无欲故静，立人极焉。”吸收佛家道家修行修身的理念，慎独概念的内涵外延也扩大了，在儒学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倡导慎独的《中庸》、《大学》的地位也提高了。“慎独”，“吾日三省吾身”，成为圣贤、君子的第一要务。理学家希望，从皇帝开始，“格君心之非”，给皇帝上课，朝堂开讲“筵经”；从士大夫做起，学习圣贤，争做圣贤，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从慎独开始，从“正心诚意”开始。“慎独”是理学大厦的基石，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曾国藩笃信理学，是理学的实行者，所以他把慎独放在第一位，是对孔孟之道的继承，对程朱理学的信仰。
这篇遗训的主旨是讲做什么人，如何做人？他要求自己做“圣人”，在日记中写道“不为圣人便为禽兽”，半生如履薄冰，苦心修行，终成大器。对孩子的期待也超出了那个时代的世俗眼光，他写信给儿子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曾国藩说，“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他说小人和君子都可能独处，区别是小人在独处中产生了妄念，君子在独处中积累了诚心。人的一生，独处的时间是蛮多的，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能做到“慎独”。
他说“慎独则心安”，他在日记里还说过“慎独则心泰”，“安”也好，“泰”也好，说的都是人生存发展的心理基础，有一句俗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如果你一生走正道，能够慎独，那么你的内心一定是安宁的，这是身体健康的根本。一个人心里不安，怕这怕那，他就会百病丛生。把道德自律与心神安宁结合起来，把修行与养生联系起来，把人生与自然统一起来，这是天人合一的逻辑。
２、“二曰主敬则身强”。“主敬”指的是对待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诚实、严肃、庄重的态度，是理学家道德修养的方法。“敬”字源自《周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直”是指人品纯正，“义”是说做事合理。《论语》里讲，“居处恭，执事敬。”多指祭祀时对神明，对“天”的心态。
“敬”对于“礼”具有重要意义。“礼”指社会秩序、纲纪，讲的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政治秩序。“礼”与“仁”一起，构成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礼记》开篇就说：“毋不敬”，郑玄解释说，“礼主于敬”，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敬”与“礼”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礼”以“敬”为主旨，“敬”是“礼”的内涵。“礼”施行于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施行“礼”的过程中要真诚，要有真实情感。“敬”强调的是人们对于敬的对象的尊重，特别是内在的精神感通。只有“敬”，“礼”才能与人沟通，与对象相通，才能在精神上通于民，通于天，通于万物，“礼”才不至于流于形式。
“敬”与“诚”也是相关的概念。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认为“诚”是宇宙的本体，是世界的客观规律。那么“诚”与“敬”是什么关系呢？《周易》主张“主敬存诚”，程颢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诚”与“敬”是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如何能达到“诚”的境界？程颐说“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却须敬而后能诚。”心诚的时候可以做到敬，如果心不诚，要先做到敬，然后才能做到诚。就是说“敬”和“诚”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做到了“敬”，自然就有诚心，“敬”是达到“诚”的路径。在朱熹看来“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朱熹还把“涵养主敬”与“格物穷理”联系起来，主敬才能格物，这个“敬”是达到与万物一体的路径，精神升华主要思路。
朱熹说，“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曾国藩说，“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 庄敬使人身心强健，安逸放肆让人身心吃亏，也是讲修心与修身的关系。庄重持敬不但对别人表达了诚心，而且也增强了自身的独立性和人格力量，正所谓“庄敬自强”。
3、“三曰求仁则人悦”。“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儒家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仁”是一种来自内心、产生于情感的自觉要求，孔子说，“仁者爱人”。这种爱从爱亲人开始，所以孝悌是“仁之本”；其次，是广泛地爱他人，表现为“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次，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把个人修养与社会规范结合起来，成为普遍道德。“慎独”和“主敬”就能达到“仁”的境界。
到了宋明理学，“仁”不仅在道德中居于统帅地位，而且具有道德论和宇宙论双重意义，成为社会和宇宙的大本大源。程颢说，三纲五常里面的“仁义礼智信”，“仁”是统领和贯穿“义礼智信”的，他说“义、礼、智、信皆仁也”。曾国藩在这篇遗训中说，“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怎样才能求“仁”呢？他说，“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他十分崇尚张载，“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在他眼里，不仁之人，不仅是“悖德”，简直就是“盗贼”。
他说，能够帮助别人，得到别人的赞许，会感到身心愉悦。这是一种仁爱带来的人生境界。理学家们的理想世界，天地之间充满仁爱，理学的“天道”， 就是“民胞物与”，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美好理想
4、习劳则神钦。“习”是学习和练习，“劳”就是劳动。如果你经常保持学习和勤劳，神明都会钦佩你，都会敬重你。曾国藩一生刻苦勤勉。他在这份遗嘱中写道，“时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二月初四去世，二月初一还在写日记，反省自我的过失。二月初二照常工作，二月初三依旧在清理文件。临死的头一天夜里还在读理学中卷。出身农家子弟的曾国藩，勤劳节俭，耕读传家，积淀成习，让家人后人感恩知足，以他为榜样，所以他才家道长盛。
曾国藩讲，疲劳可以练筋骨。他认为这些孩子不但筋骨不强，聪明也不够，意志更弱。他立下家规，家中男丁要闻鸡起舞，学习操练技术，磨练筋骨，家里的妇女也要做家务劳动。他看重节俭，他认为财产权力靠不住，只有勤俭美德才是长盛不衰。他说，大贵亦靠不住，唯“勤俭”二字可以持久。
曾国藩自己以读书为立身修身之本，也非常重视子弟的读书学习，他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他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讲的是，读书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功。曾国藩不仅重视读书，还喜欢读书。他说，余性喜读书。他读书非常刻苦，在京中做官时，给自己规定了每天13条律令，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廿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每日共可看书八十页，皆过笔圈点”所以，他通过读书就把儒家文化和程朱理学的各项基本要求铭记在心，对照实行。他的刻苦“习劳”确实让人神钦佩。广博深厚的学问给了他事业人生以宏大的格局。
三、曾国藩遗训的思考
１、“日课四条”的特点。曾国藩的这篇遗训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字之一，集中讲他一生如何做人的体会和对子弟、后代的希望，基于孔孟，深入程朱，返本开新、经世致用，份量相当厚重。这篇遗训阐述上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继承性。此文的学术基础是儒学，重点是程朱理学。1500多字的短文，孔孟、子思，程朱、张载的直接引文十数处，其中最重要和份量最大的是程朱语录，所以说其立论的基础是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概念体系和逻辑关系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贯穿传统哲学，是儒家学说和理学大本大源的思想，既深植于古老文明之深处，又追随着历史的脚步。
第二、普遍性。我们对传统文化有精华和糟粕之分。慎独、主敬、求仁和习劳，这四条毫无疑问是精华。无论用古今中外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标准衡量，都是正确的、智慧的、实用的、宝贵的。因为“日课四条”讲的是做人的基本价值要求、人格人性、教养修养、人际关系、社会责任，实在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人，特别是精英阶层的人，都不可或缺。当然不是说这四条没有局限，也不是说不需要借助其他文明加以完善。
第三、哲理性。这四条为什么有那么强的整体性、概括性？是因为他的系统性，价值观、功夫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贯穿其中，特别是提炼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讲“慎独”联系到“善恶”，讲“主敬”联系到“诚”和“礼”，讲“求仁”，联系到“民胞物与”，讲“习劳”联系到“人神”，全文以儒家核心观念“仁”和“礼”统帅，以“天人合一”、“人我和一”、“知行合一”、“身心合一”的哲学贯穿其中。只有哲学才有这种概括能力，曾国藩学养深厚，几十年思考，反复琢磨而成。
第四、实践性。他的领悟不仅结合修身实践和事功经验，而且贯穿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方法，把道德与修为结合起来，把做人与做事结合起来，把养心与养身结合起来，把付出与收获结合起来，通篇都在讲“体”，又通篇都在讲“用”，“学”与“用”紧密结合，体现了他“经世理学”的长处，让人在其中安身立命，成人成己，成己成物。
２、传统齐家文化在历史转变中的作用。这四条是曾国藩一生经验的总结，他在遗训中，努力回答他那个时代如何修身齐家的问题。他那个时代，西学之风强劲，他又处在风口浪尖之上，但是在他教育后代的嘱托里，并没有谈到对西洋文化的看法，因为他相信传统文化可以让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建功立业，可以让他的家族长盛不衰。从他家族后裔的案例来看，他的齐家文化，包括本人示范作用、家庭教育、家风家训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千年大变局包括了思想的巨变，当时人们说，出现了“学问饥荒”、“宗教饥渴”。是什么思想支撑着晚清、民初的知识分子在“救亡”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艰苦卓绝的奋斗呢？我们只能说是儒家的思想，理学士大夫的风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包括曾国藩的后人，正是这些从旧家庭、旧文化中走出来的人们，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他们因为朝廷腐败僵化、中国落后挨打而否定传统，又因为受传统文化教育而反传统。可以说，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起着双重作用，既有维护旧制度的一面，又有激发爱国救亡思想的一面，后面这一面，就是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历史作用的思想观念，其中包括“日课四条”的思想。
齐家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大学》中讲的“修齐治平”。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细胞，也是连接个人与国家的中间环节，由于中国宗法社会中家庭家族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处理好个人与家庭，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十分重要，甚至于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和国家的安危，有人说日本的儒家文化是“忠”本位文化，中国的儒家文化是“孝”本位文化。中国人首先属于“家”，其次才属于“国”。做好自己，治理好家庭，才能保卫国家。这里有一个关键人物，家文化的主体，就是那个“士大夫”，他在家是“孝子”，出门是“忠臣”。理学强调的就是让他“修身齐家”。这里有两点要注意，第一，在传统社会，“礼不下庶人”，“修齐治平”主要是对士大夫讲的。第二、家运有时和国运不同步，常常会出现时间差，国家衰落危难之际，有些家庭得以保全。还有的时候，家族膨胀，夺取政权，家取代了国。所以家族、朋党势力的限制，是王朝始终不变的焦虑，所以家和国，既依存又矛盾，所以在近代转型中，有些传统家庭保留了传统家，因而保留了相对独立性，后人得到较为优越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曾家就其中一例。家庭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机制。
３、齐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世界进入21世纪，全球化、市场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况下，理学还有没有用？
“日课四条”讲的是士大夫如何律己。我们今天政治建设最大最难的问题“吏治”。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最大的威胁来源于君王与官吏的自私自利、贪污腐败，来源于君王和官吏的平庸无能，也就是来源于价值系统、良知系统、制约机制、管理能力的好坏高低。治国的核心问题是“治吏”，“治吏”的核心是“治心”，“治心”的途径是“修身”，这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管理和治理精英是一切社会的根本任务，尽管人们都知道，法律、他律的制度是理智的根本，但是在传统文化深厚的中国社会，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中，中国传统的理学思想就是对“吏治”开具的药方，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如何拾起历史上那些宝贵的思想碎片。随着时代剧烈变化，理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历史深处的思想碎片。整体肯定甚至恢复理学思想体系，不仅没有可能，而且没有必要。但是理学中那些千年凝聚的思想精华，高尚境界，智慧火花不应该被忘却和遗失，例如做人要做“读书明理之君子”的思想；例如慎独克己、管控欲望的思想；例如诚实主敬、仁民爱物的思想；例如习劳节俭、知行合一的思想；例如修身齐家、建设家庭文明的思想；例如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例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平等思想，例如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生态平衡的思想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