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构成了享乐主义消费社会的核心这一提法听起来是有道理的。
——安东尼·吉登斯[1]
一
中国社会变革以来，观念的变化，最前列之一者，是性观念。这件事可以从几方面进行观察和判断：其一，夫妻之间的性已经进入性享受（追求性高潮）阶段，越来越多人会因为缺乏性满足而离婚，或者寻找婚外恋，嫖娼，为了克服枯燥、单调或寻找新鲜感，一夜情、一夜性（约炮）和换妻、小三等状态在某些人的圈子成为了生活结构的辅助形式；其二，性交易已经成为虽隐蔽但较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其三，失婚、独身人士并不守身如玉，人们渐渐具有这样的共识：享受性是深入人心的自然权利；其四，性媒体触目皆是，互联网上性是最有传播影响力的；其五，同性恋走出了公众视野。等等。
性观念最主要的观察坐标是女性。在1983年流氓罪要判死刑，到2013年车展上的车模可以衣不蔽体。多少年轻女性争先恐后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网络上争夺眼球和职业上位的利器工具，堂皇而妖孽地献身，为潜规则买单。潘绥铭说，性革命在中国已经成功，性的精神禁欲主义已然逝去，而性的时尚则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主要敌人：日常生活中铺天盖地对于性方面的流行文化与时髦表现的描述、推崇与引导，正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个人。（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爱思想2015-2-10）——本文立论就基于今天性社会学观察下的事实：性本身成为了目标，性“去意义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性”的时代。
但是，中国现象总是很矛盾且分裂的，因为表里不一的结果：道德和政治表述方面的保守僵化与实际行为方面的灵活无序并行不悖，这既是社会政治的本色，也是国民性的惯例表征。性观念表现在行为上十分潜规则，但在舆论上却依然显得道学化。一些人早已经把色性视为饮食冷暖一样稀松平常，但依然有很多人对性忌讳如魔，用“道貌岸然”来概括中国人始终不会过时。公共媒体依然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老调子，是习见为常路径依赖的强大惯性。
2014年9月17日，共识网转载了一篇几个财经新媒体记者的道德文章。这是一篇颇有代表性的、带有社会学判断而倾向性过度的锐文。现在时的媒体人已经学会了富于煽动性的暧昧手法，欲擒故纵，善于在宏大叙事和质疑性问题之间走私自己的主观性结论，不无哗众取宠的效果。当然，在中国，利用道德心理学的潜意识影响力，总是屡试不爽的。该文最大的问题是违背了就事论事的行规，化身为道德审判官，夸张地对几个男人的婚外情欲行为进行了道德化的定性和对一个阶层群体存在状态的概括性批判：
“其实，三个中年男人（引者注：指王全安、金岩石和严介和）丑态的背后是一群中年男人的危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属于收入颇丰的“中产”及其以上阶层，所以他们绝对有条件衣着光鲜，整洁大方。但这无助于漂白他们的迷失和无所适从。危机背后，是一群该死的成功者的浮世绘，一群“穷途末路”的中年男人。那些“正襟危坐”的中年男人，有“衣冠楚楚”的商人，有在体制内长期生存造就出的谄媚面孔和鄙俗灵魂的人，有社会和教育塑造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记者这样情绪化的表达，例如“丑态”、“危机”、“迷失”、“无所适从”、“该死”、“穷途末路”、“谄媚面孔”、“鄙俗灵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概念和用语，不但是非理性的、主观的、武断的、上纲上线的，而且是扩大事实目标而牵涉人身攻击，无意识地代表了全社会强大传统的道德观。当然因为有着社会多数人未经反思的“道德共识”，才会这样举一反三地否定了当事人以至整个阶层人群的全部价值。——像这类由此及彼、从个案概括出普遍性结论的推理方式，是中国式逻辑和整体主义道德政治的惯例。
其实这几个记者自己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言论的过度，所以赶紧通过略微的反思缓和自己过激的言辞，今日年轻的媒体知识人毕竟读过一些名著，联想某些思想家的观点，对于增加自己意见的高端装饰成分，不是难事，但是掩盖不住他们内在意识形态和陈腐思想的底子本色：“说这群‘穷途末路’的中年男人是‘丑陋’的，社会认同吗?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说：‘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观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2]
这篇文章的女性主义色彩溢于言表。作为媒体，站在某一性别立场运用道德批判武器大作文章，道德过度会有煽动公众非理性情绪的嫌疑。“艳遇”和“嫖娼”总是被大张挞伐追究罪错，以公权力的审视侵入私域，然而最过度的攻击性概念还是“穷途末路的中年男人”的说法，至少，这是自以为是的性别和年龄攻击，毫无事实根据。
这两年来在私淫问题上中枪的名人们是时代的牺牲品，不无无辜担当社会罪过之嫌。薛蛮子、黄海波、王全安、金岩石和严介和等人的事情都属于私人情欲问题，不值得拿全社会的道德衰落和坏社会状况让他们做负罪的挡箭牌。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劝喻值得重温：“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指行淫的妇人）。”法利赛人还算诚实、懂得自省，于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耶稣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新约-约翰福音》8）
冷静反思一下，发现我们在性的问题上，行为上做的和道德上的态度，处在严重冲突的状态。公域情欲做得很疯狂，连带私域情欲也被道德过度猛烈批判，分不清公域私域，也不能实事求是，严于表演式的批判，“道德声讨依旧，人格行为下流”。越是善于表态，就越是可以掩盖自己的劣品。愈是这样分裂，社会愈加虚伪。利用公权力道貌岸然，偷偷摸摸的多，把私域情欲与公域情欲混为一谈，对公域情欲不能监督的，转向私域情欲发泄，以满足偷窥和嫉妒的渴望。
这是一个性越来越平等的世界。指斥“中年男人穷途末路”的记者们不妨向社会学家潘绥铭学习，亲身深入性交易现场去亲密接触那些性工作者，不妨在每一个网站上仔细浏览种种海量色情图片和视频：无数年轻女性无论贫富艳媸雅俗，都非常大方地开放胸怀张开大腿以展示自己身体的每一个敏感部位和诱惑性姿态为荣，正如无数女性为了达到其他目的，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买春与卖春并没有高尚与鄙俗之别。——莫非这是年轻女性的穷途末路么？
2013年中国国情报告显示：中国40%女性有出轨婚外性行为，36至40岁是女性婚外情高峰期，民政统计数据显示每天五千家庭解体。（来自新华网发展论坛）——吉登斯说：今日“妇女已特别赢得了性自由，不管这种性自由仍然多么不全面，但与几十年前的情况相比已是非同寻常了。不管还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和扭曲，但已出现远较开放的关于性的对话了，实际上整个人口都卷入了这种对话，这是前几代人所无法想象的。”[3]
一个继续道德过度的社会，对付不了一个越来越人性化而残酷真实的中国；一个继续感情用事的公众，无法承受一个人人追求自我权利、独立自由和所有人共同分享权力和财富的现代中国。——性的问题只是非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弗洛伊德指出：“要想控制性本能这样强烈的冲动，恐怕把一个人所有精力都耗尽，也难以办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经由升华作用，使自己的性力离开性对象，转而投入更高级的文化活动，至于其他的人，则要么是犯罪，要么是陷入心理症。”[4]
二
对于媒体而言，尤其要慎重：不要用道德化的方式面向社会，就事论事是媒体最基本的规则。媒体要成为“公共理性”的平台，除了严谨追求事实真相和深度报道之外，特别要允许不同的意见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个性显现于公共社会面前。慎于表达媒体工作者的主观意见，不应以道德名义侵害群己权界，更不应进行道德过度的洗脑。
当我们对人性、对现代文明越是广泛深刻地研究了解，当我们对情欲世界的真实复杂状况、对爱情心理学和性学了解越多——我们一定会很谨慎地避免用道德学的观念来看待具体的人和问题。
对于王全安的故事，一种典型的大惑不解正是代表了许多人在人性常识方面的幼稚性：“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有个明星老婆，为什么还要嫖妓？800块钱的小姐有张雨绮漂亮、有魅力、有气质吗？那王全安看上了小姐什么？床上工夫？还玩3P，口味够重的。”——如此之类的意见显然不懂得传统中国文人青楼文化，不知道浪漫的风骚与艳情只发生在与歌妓的故事里。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最能表达人性的本色。谁是清纯高尚的？
弗洛伊德曾经研究过“心理性阳痿”的问题，他指出：现代世界里男人的情爱行为中，大都沾染了深厚的心理性阳痿的色彩，世界上还没有人能把情和欲完美地结合为一体。一个人只有当其全心全意地纵情享乐时，其性欲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男人在他所爱的女人面前，例如在他那受过良好教养的妻子面前，其性行为总是受到抑压，不敢那样放荡。只有在面对较低级的性对象时，例如在一个行为放荡的不道德的女人面前，他才不会产生道德的焦虑，才能自如地纵欲。他不愿向他敬重的女人求得不合惯例的或反常的性满足，又加上对方对他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就无法对他提出批评。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男人，往往去找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做其永久的情妇，这样才能达到心理上完全的性满足。[5]
有一种类型的男人，“凡纯洁善良的女子，对他们均没有爱情的魅力，情爱的诱惑力永远来自那些贞操可疑、性生活不太检点的女子。”她或者是妖艳而稍有艳闻的有夫之妇，或者是情夫众多，有如妓女的“大众情人”，这一类男人要的就是这种味道，这叫“非野鸡不爱”或“青楼之恋”。[6]
原型心理学创始人荣格说：“性，根据其定义，是你跟配偶之外的人发生的事情…如果是夫妻间的事，神秘感就会消失。性是神秘的、有魔力的、含着禁忌的味道。”[7]
凡过来人会承认一种传统观念：“结婚的主要原因是，男女双方以互尽义务的方法（即债权债务的方法）来解决人类性冲动的问题。显然，在这种道德风气中，债权债务关系与情感的狂热享乐及性欲无关。这个词的法律特征证实了这种交易的极限。其目的在于对欲望进行抑制，而不是助长或使其更加持久。”[8]中国传统所谓夫妇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和非礼勿视的道德说法，表明夫妻之间更多的是家人的伦理之爱，而默许男人婚外与歌妓寻欢作乐谈情说爱的潜规则，中国古代最好的抒情诗词，包括唐代文人唱和的脍炙人口的杰作，宋人缠绵旖旎的婉约词，几乎都是在青楼文化之风骚与艳情状态下产生的。
即使今日现代社会女性的性观念解放，夫妻生活已经以性满足为主要目的，但是传统的惯性还是无法抗拒，何况家庭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状态，除了性，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自然会减弱尽情享受性爱情欲的纯粹关系，渐渐演化为家人谨慎之爱的维系。吉登斯特别强调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的“纯粹关系”和“亲密关系”，这是一种理想境界。吉登斯指出现代有两种婚姻状态：一种是同伴式的婚姻。配偶间的性交程度很低，但在关系中却牢牢地嵌入了平等和相互同情，是以友谊模式建立起来的。另一种形式是把婚姻作为配偶双方的基地，他们相互之间只有些微弱的情感投入，配偶双方把婚姻视作相对稳定的环境，他们从这里出发面对更广阔的世界。[9]——面对更广阔的世界，也包括性爱情欲的猎寻满足。应该想象得到，和性工作者在一起，没有其他的社会责任和压力，只有性和情欲的尽情挥洒。这是许多人前赴后继趋之若骛乐此不疲的真正原因，无论男女。
当代整个世界在物质主义和全球化浪潮之下，迅速成为一个享乐主义和平面化的天下，人也几乎很少例外地变成了单质的、新感性的、娱乐至死的动物。人们不仅追求天下美食享受，也包括随处寻求性高潮的疯狂；不再文质彬彬矜持斯文的，当然也包括很多很多的女性。吉登斯说：“性构成了享乐主义消费社会的核心这一提法听起来是有道理的。”[10]面对专家陈述，道貌岸然的道学家和许多女性都会感到不知所措。
“大城市的生活变得愈来愈纷繁紧张了，那衰竭的神经全靠强烈的刺激和纵情狂欢，才能振作一点，而每当这样做过之后，又变得更加衰竭和劳累。”[11]对此，社会学大师吉登斯有更深入的发展论述：“现代文明是压抑的，这毫无疑问；但是，把性表达从其束缚中发放出来会产生一种影响深远的解放。”[12]——在迅疾都市化、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比我们这里描述的性开放程度甚于一百倍的，大有存在，媒体的道德批判无非是为稻粱谋的平庸之恶与习惯意识表态而已。
金岩石本人的表白“每个男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艳遇的渴望”，不禁令人想起多年前成龙的名言：“我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这两句是大实话，除了女性容易对此激发起性别愤怒之外，男人们应当躬身自省，不要因为你未曾出轨，就以为你是圣人。至于有人由此得出“渣男”（品行不端，欺骗玩弄女性感情的男性）的说法，则未免显得过度幼稚了，不知秦汉，遑论魏晋！这是一个平权时代，“被欺骗玩弄”的，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子，“渣男”说法还是把女性放到弱势群体的位置，未必为女性主义者所接受。
如上所引，2013年中国国情报告显示：中国40%女性有出轨婚外性行为。针对“女人需要感情才能做爱，而男人不需要感情就可以有性”这样的性观念，性学家阿兰·埃希尔说：不一定。过去的女人确实会把感情和性联系起来。但我发现今天的女人不一样了。她们接受艶遇，在艶遇中绽放出极强的性活力，远超出跟配偶在一起的表现。因为在跟配偶做爱时，她们会关注配偶的反应，自己不能完全放松享受。有些男人确实不需要感情就可以性，他们担心：“让我老婆为我做这个，我会很尴尬。”这种男人在夫妻生活中缩手缩脚，在艶遇中才会自由奔放。[13]
针对“生理上，男人比女人更倾向于有多个伴侣”这一问题，专家的回答是：不一定。阿兰·埃希尔说：应该说BOTH！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从生理结构上来说，都有多伴侣倾向。不同在于，有的人感觉到了生理的需要但没有付诸实践，而有的人把冲动变成了现实。现在，年轻的伴侣要求彼此忠贞。忠贞使得人们不能得到性方面的全然满足，会有一定程度的沮丧，但这种沮丧对人的心理有益，它让人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受制于自己的欲望。忠贞的具体内容是由伴侣双方界定的，而且同一对伴侣在不同的年龄段，也可能给出不同的界定。米海依说：生理上，雄性动物确实是一雄多雌的。当然，从动物到人，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男人从生理上来说是一夫多妻的，但随着男人情感能力的发展，他们在性方面有了变化，倾向于一夫一妻？从我的患者的表现来说，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的态度还是不同的。有些男人会定期上网找性伙伴，纯粹是满足生理需要；而女人，她们其实是打着找艶遇的幌子，想发展出一段感情。[14]
社会未免夸大了对薛蛮子、金岩石和严介和这些中年男人私淫过错的道德追究，我们太多道德他律，而缺乏反思自律。多数人一般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在心理和思想上经常犯的幼稚病是：对自己从未经验过、或者不敢做、甚至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假如是不道德的，就认定我肯定不会做，我有免疫力，因为我认为这不是好事；假如是高大上的，就以为我也做得到，因为我向往。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本我和自我、超我时刻矛盾着，坏事不是不做，是还没有机会遇到，不是不会犯错，是没有出错的机会。一旦到了那个境遇，便把持不住。所以每一个人学会道德自律，特别是养成尊崇法治与制度规则的惯性，才是最重要的。——我绝无主张“堕落有理”和“比坏逻辑”的嫌疑，我只是说：每一个人的自律才是关键，道德不需要他律，社会丝毫不会因为有道德他律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社会。首先分清私淫与公权力的腐败之群己权界，约束好官员，尽可能减少潜规则，好制度才会生成。
人是以个别性格和独特性来判别的，最好尽量不要有一刀切的断定，无论男女，都会有复杂难言的状况。男人的劣根性可能更令另一半感到不平等。男人50岁后，就可能患上各种心血管疾病，这影响到男人的勃起能力。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50岁后的男人已经对性心生疲倦和厌烦，不再想继续夫妻之间早已平淡的性生活。可一旦换个伴侣，情况就变了……看看现实生活中，有多少老男人一旦遇见个小姑娘就性致盎然！[15]—— 懂得这个，你会理解和宽容私淫现象，然后特别赞成用铁一样的制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对于非理性这样的弱势地带你有什么办法减少人们出错的可能性呢？非常困难。只要没有出轨的机会，这个世界就会干净很多。但是既然今日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饱暖思淫欲，人们都会在灯红酒绿的场合迷失本性，男女没有例外，只要你有乱性的引子，故事总会按照预期的发生。那么全部杜绝一切娱乐如何？——所以有人主张回到毛时代。然而今日人性觉醒之后，还能再回到禁欲时代和蒙昧社会么？在智慧上走投无路的中国人，只好再一次回到祖宗法宝上：道德训导。主张做一个纯粹的人的毛自己尚且不能制约自己的下半身，我们种种凡夫俗子，能够超越人性和现代文明的命运么？
三
本文探讨一些敏感话题，涉及性道德、群己权界和媒体的应然方式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关于婚外情欲的难题，完全是在迅疾变化的中国社会和性道德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和现代性与传统交集冲突的状态下，通过对性道德的反思，我们或许会明白政治学的私域与公域的根本问题。
我们不妨使用一对概念：私域情欲与公域情欲，来尝试区分情欲的群己权界问题。后者指有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包养情妇、嫖娼甚至强奸行为（例如大学教授对女学生的性讹诈），无疑的，这是值得全社会严厉监督和批判的恶性情节。至于前者，在私域情欲中可能包括“私淫现象”，包括婚外恋，一夜情，换妻，嫖娼等等淫逸情节。归根结底，这是私域行为，公共理性要求我们，对此谨慎、节制干预甚至缄默是必要的。我们相信当事人都是成年人，他们有权利保留自己的隐私，也有能力自己解决情欲危机，法治在，旁人介入、舆论沸腾，从本质上、从长远来看都是对法治不利的，也是非民主规则的。关键在于：只要私域情欲不妨碍公共社会的利益和秩序。——
只是中国社会习惯是一个乐意和擅长在道德律上恣肆干预私域权利和自由的国度。
中国社会一大难题是对于官员裤腰带的管束问题。逢腐必色，凡色必腐。李银河说：“中国文化最不容易接受这种观念，因为个人道德不仅被视为任职资格的必要条件，就像我们现在的做法那样，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一度被视为任职资格的充分条件，比如说汉代的举孝廉。在那个时候，只有道德模范才能做官，或者说成为道德模范之后就可以做官了。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在于，道德模范不一定有施政的才能，所以政绩不一定好，而且有时候会被逼成伪君子，比如汉代的举孝廉就有作弊的。要求所有的官员没有外遇，也会使他们活得过于压抑，因为社会学统计数据表明，外遇的发生率大约在40%上下，换言之，有40%的官员会受到搞外遇还是被撤职的内心折磨，结果或者变成伪君子（偷偷搞的），或者精神崩溃（忍着不搞的）。”[16]——李银河不避嫌疑地对腐败官员一视同仁，正是基于一种人性论的普适性原则，此亦公共理性的一种体现。官员也是人，假如他更喜欢下半身畅快的，就不做官员罢了，如果他更有英雄情结，就忍耐一下，下岗之后再来风骚与艳情。即使对于官员们，也不必讲什么道德，只要制度到位了，人就会明白道德。制度的底线就是道德的底线。
有几个富有争议的观念问题值得分析和思考：1、分清私域与公域，不得越界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分清私德和公德的合理使用范畴。2、每个人都有在合法范围内获得“情欲高潮”的权利，当在婚姻或伙伴关系中一方得不到此权利，他/她通过其他途径满足情欲高潮，道德可以讨论，法治不宜强制。至于独身者，通过与性工作者获得性欲满足，是其合法权利。3、当夫妻双方出现问题时，属于私域关系和情感纠葛，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合作解决，媒体不得作为多数权力的带引者制造道德舆论，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人，每一个私域关系都相当复杂，有其特立独行的惯例方式，他者不应以权威导师的资格以自己的道德规则强加于人。4、对“公权情欲”进行公共道德的批判是可以的，但是应当着重公共理性的批评，并且交由公共规则来制约，制度的治理比道德舆论的声讨要重要和有效，只有夸张的道德言论而无实际治理，是哗众取宠的表演。5、媒体严于律己的公共理性是第一位的，媒体不能够做道德过度的传声筒，更不能上纲上线、由一件事上升到对整体人格否定的非理性谴责，就事论事才是媒体的本分。
正如约翰·密尔所说：在个人独立于政府和社会的空间里，个人拥有绝对的独立性，任何权力都不能加以干涉，即使社会或是别人为了你好，这种干涉也是不可以的。“公众不干涉则已，一旦有所干涉，则往往错谬百出，且动辄干涉它所不应该干涉的事。”（《論自由》）
在一个政治自由和公共生活权利匮乏的国度，人们可能会忘记了私生活权的尊严。媒体往往聚集了群众或多数人的权力，借助道德过度的习惯势力，常常突破群己权界，侵入到私生活权的范围。“私法自治”是一个核心价值，私域自由与公域民主是互为因果的，没有私域自由还有公域民主吗？吉登斯深刻地指出：“在最广延的层面上，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各种民主可能性之间存有一种对称。”[17]
更多和更深刻地理解自我、人性和现代文明，或许我们会多一些宽容心，而少一点道德过度。
我们永远也领会不了人类——他所代表的含义：人类总是自相矛盾，突然由慈善变得极其残酷，由纯洁变得无比卑污，由迷人变得万分可恶。。。这种不和谐也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与家人在一起，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的天使，但当夜晚来临，他便沉溺于荒淫。。。对别人的无知或不接受是司空见惯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家庭的父亲在与他的女儿玩耍的时候，就会忘记他作为一个放荡成性的人出入的不良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他若回忆起他曾是个卑污的人，他会感到吃惊，这个人违背了他陪伴女儿时看到的一切温情的法则。[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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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0]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P22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
[2]小满 王雨晴 黄姜片：艳遇·嫖娼·性骚扰：“穷途末路”的中年男人？共识网2014-9-17,原载财经新媒体
[3]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P2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
[4]弗洛伊德：《性道德文明与现代人的不安》，见《性学与爱情心理学》，P204，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1
[5]弗洛伊德：《阳痿——情欲退化现象》，见《性学与爱情心理学》，P171，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1
[6]弗洛伊德：《性学与爱情心理学》，P157，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1
[7]转引自【英】维多利亚格丽芬：《情妇》，P37，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4
[8]菲利普·阿里耶斯：婚姻生活中的爱情，《西方人的性》，P1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
[9]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P1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
[11]弗洛伊德：《性道德文明与现代人的不安》，见《性学与爱情心理学》，P196，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1
[12]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P2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
[13][14] [15]《15个常见性观念，你能分辨真假吗？——对话性学家阿兰·埃希尔与米海依·博尼埃尔芭》，品读2014-9-17来源：心理月刊
[16]《通奸与任职资格》，李银河的博客，网易2014-10-31
[17]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P2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
[18]【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P11，商务印书馆，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