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尝试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出发来建构自己的批判理论。本文以马尔库塞的“爱欲”概念为核心，梳理了他从推崇理性到寄希望于爱欲的思想转变，分析了爱欲在马尔库塞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重建非压抑性社会时起到的理论支持作用，突出了爱欲思想在马尔库塞整个思想体系中承前启后的地位。
关 键 词：马尔库塞 爱欲 理性 非压抑性社会
对西方世界来说，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希望与绝望交杂的时代。一方面，社会从“二战”的浩劫中逐步复苏并陆续步入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科学技术与组织方式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消费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的悲观情绪也在社会中弥散传播。刚刚经历了战争摧残的人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冷战的威胁，共产主义运动日益被消费资本主义所提供的舒适生活条件所吞噬。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在思想层面上反思甚至质疑作为西方社会根基的理性主义，特别是《存在与虚无》、《启蒙辩证法》等著作的相继问世也助长了这股悲观情绪的蔓延。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希望用爱欲回应上述两种倾向。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制：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和组织方式从各个方面控制和改造着人的本能；爱欲，即人的生命本能的实现，因而受到阻碍。更重要的是，马尔库塞试图通过爱欲勾勒出一幅尚可期许的未来文明图景。在那里，既有的社会统治关系被非压抑性的爱欲关系所超越，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也不再依靠外在强制力量而是源自人的本能(Marcuse，1974)。
一、马尔库塞的爱欲观及其思想渊源
20世纪20年代，始于卢卡奇、柯尔施等人，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股重新解读马克思理论的思潮。他们通过反对第二国际和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引向物质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做法，努力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寻找办法来解救濒临僵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当时的马尔库塞仍师从于海德格尔，他选择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的进路。通过比较，他欣喜地发现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核心问题是同构的——前者追问的是：人如何在一个充满“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的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本质，即“本真性”(authenticity)；后者关心的是：人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摆脱剥削和异化并实现自身解放。不同之处在于，海德格尔的表述带有无法克服的形而上学血统，它无法超越传统哲学拘泥于观念层面和非历史的局限；相反，马克思用理论解释并观照具体现实，让抽象概念得以转化为实践行动。受此启发，马尔库塞在该阶段致力于实现现象学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他一边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现象学，为人的存在和本质奠定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实践基础；一边又通过存在主义来把握人的生存状况和主体性等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面向，依靠现象学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总体性意义，揭示历史结构中的“本质”(Kellner，1984)。
此外，海德格尔对古希腊哲学抱有执着的救赎情怀也深深影响到马尔库塞。例如学界通常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理论正是源自海德格尔对古希腊“技艺”(techné)的探讨。即便是宣称与存在主义决裂后，马尔库塞仍不时地流露出回归古典哲学的取向。这也构成他“爱欲”概念的第一个思想来源，柏拉图。
柏拉图的爱欲思想集中体现于《会饮篇》里苏格拉底与六位友人的对话之中。苏格拉底声称，从女教师狄欧蒂玛那里得到启发，他认为爱欲所欲求的是对“善”(the good)的永恒拥有(柏拉图，2013)。爱欲的前提是“缺失”，爱欲的对象不是已拥有的东西，它高于爱欲者。只有这样，爱欲者才能仰赖爱欲的结合从爱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到一切美的形体，到美的行动，再到美的知识，最后到美本身(beauty itself)的知识(柏拉图，2013)。①在整个过程中，每一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超越，它使爱欲者进阶式地摆脱对某人或某物的依恋，最后达至不朽的真理，实现真正的自由。所以，爱欲的完整过程正是柏拉图理念论的表征：美本身意味着普遍的共相，爱欲的最高阶段就是对完美理念的认识。爱欲具有理性和伦理的双重意义——爱欲既推动着感觉和意见向真理和知识的上升运动，又引导着人们克服可朽的肉体，通往永恒的善。
依照芬博格的说法，马尔库塞毕生的学术抱负都可概括为“在历史中恢复人的本质”。为此，他不惜追溯至辩证法的源头，即柏拉图关于爱欲与逻各斯的辩证关系的讨论。唯有这样，才能避免因本质的本体论解释而倒退至先验的形而上学，也能防止因完全拒绝本质而沦为相对经验主义(芬博格，2010)。在对爱欲和逻各斯的关系进行历史考察时，马尔库塞发现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以降，逻各斯就渐渐演变为形式化的理性，并与统治逻辑和生产目的产生联系，继而形成对爱欲的压制以及对本质的遮蔽。不过，爱欲并未束手就擒，借助弗洛伊德的“文明辩证法”，爱欲恢复了其在文明进程中应有的地位，这让马尔库塞看到了另外一种历史选择的可能。
弗洛伊德对爱欲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柏拉图的爱欲观。他在《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一文中参照柏拉图的爱欲概念，将力比多(libido)定义为“与包含在‘爱’这个名词下的所有东西有关的本能的能量”。爱欲与力比多在“起源、作用和与性爱的关系方面”都完全一致(弗洛伊德，2012)。故而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爱欲”和“性欲”(sexuality)大多时候被视为同义词。然而，弗洛伊德并不认同柏拉图形而上学的部分，他强调爱欲根植于人的无意识本能，“它包括不受约束的性本能本身和目标受约束的本能冲动或发源于性本能的带升华性质的冲动，而且还包括了自我保存本能”(弗洛伊德，2012)。它追求的是目标的满足，遵从的是快乐原则，这与柏拉图的说法大相径庭。
弗洛伊德将爱欲等同于“生命体不断融进更大的统一体的努力过程”，即一种寻求结合的“生命本能”，“生命在此过程中得以延长并被导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转引自Marcuse，1974)。爱欲因而也是构成文明的基础。但同时他还发现另一个相反的本能——它的目标是通过破坏，使有机的生命回归到无机的状态，弗洛伊德称其为“死亡本能”。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这两种本能之间永恒斗争的过程，这让“人类从家庭到社会领域中的那种依恋关系都蒙上了一层阴暗的色彩”(艾布拉姆森，1987)。
马尔库塞基本上接受了弗洛伊德对爱欲的解释。他认为爱欲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统治形式的结合方式：爱欲追求的是与统治逻辑相对的满足逻辑，人类实现自由和幸福的希望就寄于这种生命本能中。但马尔库塞仍需解决弗洛伊德理论中本能与文明的对立关系，才能建立非压抑的社会秩序并实现人的本质。马尔库塞的另一异议之处在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没有严格区分性本能和生命本能、性欲与爱欲的概念，这种混用掩盖了弗洛伊德与柏拉图的关系，并容易造成人们对其理论的“泛性论”误读。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特别指出，爱欲是性欲在量和质这两个方面的扩展，性欲只有通过非压抑的自我升华才能成为爱欲(Marcuse，1974)。
二、初探：理性的社会
在正式讨论马尔库塞如何用爱欲来建构非压抑性社会之前，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由推崇理性到转投爱欲的思想历程。
马尔库塞在1937年的文章《哲学与批判理论》中就曾表露出对理性颇具暧昧的态度：在传统哲学观念论中，理性引领着哲学思想去探求存在的本质并达至最终的潜能，它是判定既有现实是否合理的“批判的法庭”，可以否定任何不合理的现实(马尔库塞，1989)。尽管理性在黑格尔那里实现了自我复归，但观念论固有的内在局限将理性及其运动都限定于思想层面，理性的否定性无法改变既有社会现实中的不合理条件，所以观念论的实质是抽象的资产阶级哲学，它注定要被以实践为核心的批判理论所取代。不过，即使批判理论揭示了理性主义的非现实性，理性也并未因此被舍弃——批判理论仍然尝试将理性的否定性与实践相结合，以此根除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合理的组织形式，让人的潜能在合理的社会条件下自由发展。
随着纳粹主义的兴起与“二战”的爆发，西方世界陷入对理性主义的深刻反思、质疑和批判之中，而作为理性观念论集大成者的黑格尔也难免成为众矢之的。此时的马尔库塞仍对理性保持着乐观态度，他希望通过阐述理性与社会革命的内在联系来拯救黑格尔的哲学。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马尔库塞强调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否定性哲学，它的进步性源于理性固有的批判倾向，因为“理性对现实拥有最终权力”(Marcuse，1955)，理性的自我实现就是不断否定不合理现实的过程。马克思利用这种否定性创立了历史辩证法，他用无产阶级代替了抽象理性，并将其作为批判的主体，所谓历史就是无产阶级从否定劳动分工(异化劳动)到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废除自身并实现人的本质的解放这一革命过程。马尔库塞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才是黑格尔哲学的正统继承，相反，实证主义对既有社会秩序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从而形成了与纳粹思想灾难性的联系。可见，马尔库塞至此仍然希望以理性的批判向度来否定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他反对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传统哲学对理性的限制，这种哲学是抽象的资产阶级哲学，它终将被批判理论所超越。
马尔库塞思想上的真正转变发生在1944年《启蒙辩证法》出版之后。该书揭示了启蒙与神化的内在联系——“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启蒙的理性并没有真正超越神话的等级制度，也从未逃出必然性的支配，“理性的指令就是一个概念等级结构的指针”(霍克海默、阿多诺，2014)。理性主义原则将人和自然一起导入了统治结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对理性和启蒙的颠覆性批判，为批判理论奠定了总体基调并影响着同时代的批判理论学者，马尔库塞便是其中之一。
在之后的作品中，如《单向度的人》、《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等，马尔库塞结合存在主义与现象学中有关技术的讨论，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他采取与《启蒙辩证法》相似的批判结构，注重理性给人和自然带来的压制，并指出正是在形式逻辑的支配下，理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结构才能联系起来。
自亚里士多德开创形式逻辑以来，理性就在形式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式理性唯一的任务就是忽略对象性的内容，以便将人和自然抽象为可计算的符号单位，使其服从形式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的普遍规则。理性与康德所谓的“知性”(understanding)完成了同一，科学技术成为理性最有力的代言——它竭力排斥价值和目的而只关注达成目的的手段和技术，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原则。然而这种“价值中立”始终是虚假的，统治和意识形态是技术与生俱来的属性，技术并非只是被应用于统治，技术自身就依赖于“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马尔库塞，1989)。技术理性逐渐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神话”，它支配着人、自然和社会。同时，技术理性的盛行也诠释了霍克海默所谓的“主观理性”战胜“客观理性”的过程——技术理性以及由技术理性构造的客观世界将价值逼退至纯粹主观的领域，认识论和伦理彻底分裂(Marcuse，2007)。失去价值向度的技术理性更易沦为主观意愿的工具，即被用来维护个人利益或特定团体的统治。另外，技术理性的中立性实则为一种无批判的肯定性：在量化方法论的统领下，任何问题都可以转化为技术问题，对生产率的追求可以消解一切实质性对立，使问题在既有社会结构内得到解决。这种无反思、无批判的肯定性思维拒绝了任何可能的“历史替代性选择”，它不仅顺应并维护着社会统治，甚至还是极权主义滋生的思想温床。马尔库塞特别指出，流行于英美社会的实证主义就属于这种肯定性思维，它在社会现实和统治权威的既有范围内进行技术性量化分析，导致思想和现实的同一。②
经过《启蒙辩证法》的洗礼后，法兰克福学派普遍弥漫着对理性的悲观情绪。在涉及批判基础的主题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显得过于谨慎，这使他们在进行否定性批判时酣畅淋漓，却在否定过后如何重建的问题上分歧不断。反观马尔库塞的解读却带着一丝乐观，他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否定视作实现人类社会最终解放的第一步。只是这种解放不再单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它的根本在于消除技术理性带来的压抑性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爱欲与文明》看作《启蒙辩证法》的补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认为，“自然中积极的方面——从神话直到启蒙和理性时代——最终依赖于对公正、善良和真实产生的一种自发的、在那种程度上称之为天然的感觉”(魏格豪斯，2010)。马尔库塞确证恢复这种“天然的感觉”正是人类通往自由的关键所在，所以他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出发，试图为社会批判奠定一个人类学和生物学的基础，以此弥合否定性批判与批判性建构之间的鸿沟(魏格豪斯，2010)。
三、非压抑性社会的可能
其实早在学术生涯初期，马尔库塞就表露出对心理学的兴趣，并着手研读弗洛伊德的作品。但碍于当时社会对心理分析的敌视③，以及自己在理论积累上的欠缺，他并未把心理学纳入解释范畴。直到1933年，他正式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情况才得到改观。
当时的社会研究所急于为身陷危机的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活力，包括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在内的主要成员都把目光投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尝试把批判理论与精神分析相结合，并将其成果积极运用于有关权威关系的经验研究。
就马尔库塞而言，尽管心理学的启迪在其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如《文化的肯定性质》和《论快乐主义》等中初露端倪，但这项工作直至20世纪50年代才有了体系性的成果。1955年，《爱欲与文明》的问世标志着马尔库塞中期理论的成熟，他在该书及其后续作品中围绕“爱欲”(eros)确定了其批判理论的方向。
马尔库塞指出“弗洛伊德主要关注的是本能的变迁，他由此在属系和个体中最隐秘的层面发现了社会”(Marcuse，1974)。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将人的本能固定于必然的生物结构，但恰好是这种非历史的生物性揭示了本能与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辩证关系，即文明对本能的压抑以及本能对文明的反抗。本能拥有自身的逻辑，即“满足”，这使它不会轻易屈从于既有秩序，本能因而不停地对社会的统治逻辑形成威胁和挑战，这构成了本能的否定倾向，它为革命和解放创造出必然条件。④然而，弗洛伊德的理论使本能和文明处于对立的关系，这是马尔库塞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论述人类文明的历史时，弗洛伊德面对的是与霍布斯和卢梭类似的问题，即个人如何从只受本能内驱力支配的个体转变成能够与他人共同生存甚至协作的集体。弗洛伊德给出的回答是一个充满张力的二重结构。
根据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对“文明”所下的定义，文明既容纳了人类从自然中攫取生存必需品的知识和能力，也包含了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规范(弗洛伊德，2003)。文明诞生之际，人类即迈出了从原始个体进入社会关系的决定性步伐。但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本能满足倾向时刻破坏着文明和社会的根基，因此在个人本能的满足和集体的维护与延续之间寻找一个“权宜之计”，成为人类斗争的中心问题(弗洛伊德，2003)。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现实中，人类才不得不一边学会在需要和满足之间设置迂回，来为理性的思考和权衡提供时间和空间，用现实原则的要求修正快乐原则，一边接受文明对本能的压抑。
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的冲突是弗洛伊德晚期思想的核心，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对两者都实行了无差别的压抑。一方面，随着人类结合的形式从家庭扩展到更大的共同体，爱欲(尤其是性本能)的自私性、排他性和难以驾驭等特点开始与新的集体组织逻辑相对立，曾经使人与人的结合成为可能的爱欲开始威胁一般社会准则。文明必须利用各种禁忌对爱欲实施压制，如乱伦禁忌、同性恋禁忌和一夫一妻制等，目的是把爱欲限于人类生殖的功能领域从而使其成为维护与延续社会的手段。另一方面，构成文明最大阻碍的是代表着死亡本能的攻击本能。对人而言“邻居不仅是潜在的帮助者或性对象，而且容易激发他们在他身上满足进攻性欲望……‘人对人是狼’”(弗洛伊德，2003)。所以文明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来消除这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这就是“负罪感”。负罪感始于俄狄浦斯情结，它的效力根植于个人对外部权威(父亲以及代替父亲的权威机构)和内部权威(超我)的恐惧，它无时无刻地不在对个人的行为甚至意图进行审查，使人陷入了永久的悔恨、焦虑以及自我惩罚之中。
综上所述，按照弗洛伊德带有悲观论调的思想，压抑是文明与生俱来的属性，对本能的压抑是社会建构的必要条件，但它造成个人本能欲求的不满；文明的代价是丧失快乐，这是人类难以在文明中实现幸福的原因，也是整个人类不幸的起点。马尔库塞对此给出了相反的看法，他指出非压抑性文明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要证明这一点，必须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不过，马尔库塞绝不是一位崇尚前文明自然生活的浪漫主义者，这使他赞同弗洛伊德理论中相对保守的部分，即在自然资源和物质“缺乏”的事实下，为了实现个人的自我保存和社会的延续，文明对本能的压抑是必要的；为了克服缺乏的事实，个人必须接受现实原则的要求，从事必要的工作。马尔库塞随之转向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历史辩证法，其切入点便是异化劳动。
值得一提的是，卢卡奇曾是马尔库塞在这条道路上的重要导师，他在黑格尔—马克思传统下对人的主体性和意识等问题的讨论始终启迪着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论阐释。1932年问世的《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确证了马尔库塞的诸多观点，这鼓舞他在已有道路上更加坚定地前行，也让他把论述核心锚定在“异化劳动”上。
在《爱欲与文明》之前，马尔库塞就从劳动本体论出发，探寻异化劳动与压抑之间的关系。简言概之，劳动者在异化劳动中不仅失去了劳动对象，甚至被排除于劳动过程之外，劳动由实现人之本质的方式沦为人维持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劳动对象、劳动过程以及劳动者自身的部分本质都裂变为外在强制，因而给人以强烈的异己感和压抑感。
弗洛伊德对马尔库塞的启发在于，把心理分析中位于无意识层面的压抑回落到具体的生产组织形式中，以此为压抑的消除找到现实的突破口。他指出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虽具备历史性，但仍未把文明与本能的关系放入真实的历史条件中予以考察，这使他混淆了压抑的社会历史条件与人类固有的生物条件。例如，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忽视了“缺乏的事实”与“对缺乏采取特定形式的组织所产生的后果以及由该组织强加的特定存在态度的后果”(Marcuse，1974)之间的区别，而正是这个致命的错误把人类引向异化的深渊。
“缺乏的事实”意味着人在面对一个外在于自己的物质世界时，迫于“自我保存”的压力而不得不接受现实原则的约束，去从事负担性工作。尽管劳动使人失去了在快乐原则下随心所欲的自在状态，但它也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说，作为文明的代价只会给人带来痛苦和压抑。这里需要借助马尔库塞早期的劳动本体论分析来窥探自由劳动的模样。受《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示，马尔库塞认为真正的劳动能够呈现出非异化的形态，即劳动的“对象化”(objectification)。在对象化劳动中，人自为地与劳动对象发生关系，“把自己的本质当作某种对象性的东西加以实现”，同时将对象的本质囊括进实践，使其从单纯的对象性的对象演变为对象化的本质(马尔库塞，1983a)。正是因为本质的实现，对象化劳动能让人体验到更高层次的快乐与满足。由此可知，马尔库塞并未要求完全消除由“缺乏的事实”造成的“基本压抑”(basic repression)，而是把它当作通往自由王国的必要条件。他借用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突出了劳动从“对人之自在状态的否定”到“对劳动自身自为状态的否定”这一过程。与其说劳动导致了基本压抑，不如说劳动是一种“否定性的承担”。
相比之下，后者的问题更为严重。将其放入文明的历史中就会发现，它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工作组织形式和物质分配形式。然而，不论这些形式显得多么合理或对社会显得多么必要，它们始终不是源自人类本能，其实施和持续必须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特定团体的外在强制，并相应地成为该团体维持自身利益的限制性手段。由此带来的压抑便超出了维持文明的必要界限，愈来愈变为一种多余的压抑，可将其称为“剩余压抑”(surplus repression)。与之相伴的是，在本能结构中造成压抑的现实原则亦根据这种生产方式与统治形式而被强化为“履行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
在马尔库塞看来，履行原则和异化劳动是造成压抑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异化劳动必须依靠履行原则的主导逻辑来实现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履行原则的目的永远是“更高的生产率”，而社会化的劳动分工是实现该目标的有效保障。为了将人改造为劳动分工体系下的生产工具，履行原则会调动一切手段压抑人的本能，确保个人严格高效地履行各自的功能性角色。它不仅通过控制爱欲，对人的肉体实行极为严苛的禁欲管制(如在时间上对快乐进行分隔，在空间上将性欲集中于生殖，旨在排除一切无助于或有碍于提高生产的因素)，它还尽可能防止死亡本能对生产的攻击。可吊诡的是，被暂时压抑的死亡本能又在异化的生产方式中卷土重来，报复性地破坏着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履行原则需要异化劳动来维持自身合法性。马尔库塞用下面这段话准确表述了这一状况：
最终，在充分发展的履行原则之下，服从通过社会劳动分工而得以实现(尽管人力和物力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社会呈现为一个持恒的且不断扩张的“有用的履行体系”(system of useful performances)；功能和关系的等级制会假设一个客观理性的形式：法律和秩序等同于社会本身的生命。在该过程中，压抑也被非人化(depersonalized)：对快乐的约束和规训现在成了社会劳动分工的功能(以及“自然的”结果)。(Marcuse，1974)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剩余压抑没有本能必然性的基础，它如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一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统治形式的产物，可以而且应当予以废除。除此之外，随着发达工业社会的兴起，人类在物质方面和技术方面的进步逐渐缩小了缺乏和本能需要之间固有的距离，并且大大降低了必要工作所需的时间和强度，不仅剩余压抑和履行原则越发显得多余和不合理，就连基本压抑也有了得以缓解的希望。这就是建立非压抑性社会的物质基础。
四、非压抑性社会：爱欲的社会
在证明了非压抑性社会可以存在之后，马尔库塞开始以爱欲为基础来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并尝试用爱欲建构一个非压抑性社会。
首先，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曾把加尔文教派的入世禁欲主义倾向解释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心理驱力，马尔库塞集中批判了该观点。在他看来，正是仰赖禁欲主义——特别是对性本能的压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统治秩序才得以维持。在这种压抑性社会秩序中，性欲被视为具有破坏性的本能力量而受到严酷的遏制和驯化：前面提到的履行原则对人的肉体进行了生产性再组织，通过将性欲局限于生殖的方法，一方面使性行为承担繁殖生产力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让其他身体部分更专注于生产劳动。个人不再作为上帝的工具而工作，而是沦为生产的工具而劳动。此外，禁欲主义利用道德伦理的力量将性欲限制在私密的空间，这使性欲拥有私有财产的性质。性欲的满足和私有财产的占有都是追求“片面的享受”(马尔库塞，1983a)，就像放弃本质占有的私有财产将人导向异化一样，丧失社会性的性欲升华不但不会带来爱欲的幸福感，还更容易使人陷入“孤立的神经症”(Marcuse，1974)。
马尔库塞借用弗洛伊德的“升华”(sublimation)概念，将以上过程描述为“性欲的压抑性升华”。之所以是压抑性的升华，是因为性欲向爱欲的真正升华，即“性欲的爱欲化”被禁欲主义所阻断。马尔库塞构想在非压抑性社会中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对性欲的禁忌有所放松，这使得性欲从生殖器向整个肉体充分“扩展”。人的身体恢复了贯注性欲和享受快乐的能力。这就是性欲在量和质这两个方面向生命本能的升华(Marcuse，1974)。有了这个基础，爱欲才能在个人关系层面上继续扩张并最终形成非压抑性的社会秩序，以便个人从异化劳动和既有统治中解脱出来。马尔库塞认为，“性本能能够通过自身的动力，在变化了的存在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在成熟的个体之间产生持续的爱欲关系，唯有以此为条件，非压抑性秩序才得以成为可能”(Marcuse，1974)。
其次，自20世纪3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围绕权威与家庭的关系开展了大规模的经验研究，弗洛姆、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都根据经验材料讨论了权威主义国家兴起的结构性因素以及社会(心理)因素，这对马尔库塞后期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影响。
马尔库塞认为，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个人的社会化最初发生在家庭之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通过俄狄浦斯情结发展而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组织化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生产、管理和教育机构取代了家庭中父亲的地位，它们是新的社会权威，也是“超我”的新来源。这些机构执行的是履行原则，它们不仅对本能(包括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及其满足实施全面和系统的压制，并努力将个人培训为理性的、顺从的以及具备技术的生产力要素。同时，由于失去家庭作为调和性中介，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制度的普遍管控。这种控制使其被强制地隐蔽于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中，个人更容易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接受它对私密空间甚至心灵空间的操纵。故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规则、道德法则和有益的生产率法规都合并为一个有效的整体”(马尔库塞，1989)。在这种整体性组织下，社会统治无孔不入并且更具压抑性，个人远未实现自由和幸福，反而愈加身陷于异化。
虽然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机构瓦解了传统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但社会的统治结构依然采取了父权制的形式，于是马尔库塞希望用一种全新的秩序来替代它。由此，他提出了以爱欲为基础的感性解放论。结合马克思在《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感觉的讨论，马尔库塞强调感性并非如康德所说的那样只有“被支配的接受性”，它能够用自己的原则对经验进行具体性综合，以不同于知性的方式建构世界。感性的解放能够重塑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和自然从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中解放(马尔库塞，1983b)出来。马尔库塞认为，发展一种“新感性”概念是感性解放论的关键：它表达着生命本能(爱欲)对攻击性和负罪感的超越，它培育出新的需要用以废除人类的不公与苦难(Marcuse，1969)。这种感性包含着美学与爱欲的向度，它用“满足逻辑”挑战“统治逻辑”，能够在实践层面推翻既有的社会结构，为非压抑性的人类世界指明最终的出路。
马尔库塞还专门指出爱欲本来就应该具备建构和维系社会的能力。在论述爱欲的解放时，马尔库塞特别突出了性欲向爱欲的升华，即性欲的社会性扩张绝不等同于赖希所谓的“性欲的释放”。赖希没有区分压抑和非压抑的条件，而误将性解放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压抑性社会中，性欲的集中释放很可能突变为性欲的“爆炸”而造成比死亡本能更大的破坏，并且性解放不仅无法冲破压抑，它还充当着维护既有统治的“安全阀”，即通过被统治认可的方式定期释放那些对统治构成威胁的性压力。
更重要的是，马尔库塞认为爱欲自身蕴含着特有的道德和伦理要求。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再次回到古典哲学：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爱欲与逻各斯的辩证关系表明，爱欲指向至善至美的真理，它是爱欲不可或缺的部分，对真理的爱欲激励着人们完成最高形式的结合，而真理也让爱欲具备客观的道德律和价值向度，这使得由确立爱欲的关系到建立爱欲的秩序成为可能。同时，鉴于爱欲只服从于它自身的和非异己的目的，爱欲的实现便是其自身的自由发展，通过爱欲形成的秩序也相应地具有自然性和非强制性。
不过马尔库塞也注意到柏拉图理念论中先天的缺陷，即理念和事物本身是相互分离的，这种先验性使古希腊哲学成为非历史的形而上学。他转而尝试将爱欲的价值向度融入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他在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中发现，爱欲并非要求一种无拘无束的满足逻辑，它会从内部为自己的满足设置一些障碍。这是爱欲自我限制的倾向，也是爱欲自身内在道德律的表现。但是这种道德不是依靠外部权威强加的，它不会带来压抑和苦难。所以，爱欲的道德要求不但不会否定快乐原则，反而能够通过为快乐的满足设置障碍，使快乐原则和满足逻辑具有理性的结构。而且，在性欲向爱欲升华的过程中，生命本能会自发地发展出感性秩序。这是因为性本能自身在非压抑性的环境中会表现出“保守的一面”，即通过将快乐原则扩展到意识领域，建立并维系一种扩大化的性欲关系秩序——感性秩序，最终形成一个充满爱欲的共同体(Marcuse，1974)。
最后，马尔库塞把实现这种非压抑性的爱欲社会的希望落在了现实中的“女性社会”上。马尔库塞给出的女性社会并不是原始母系社会，它是对上述压抑性父权统治的全面否定和超越。在女性社会中，本能结构将得到根本性的改造，作为爱欲表现的感性、包容性、非暴力性和非竞争性等女性气质被特别强调，它们是对抗男性气质并颠覆既有社会统治形式的本能动力。马尔库塞还补充到，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也赋予了她们解放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女性受到统治阶级和男性的双重剥削，她们的解放将是更彻底、更根本的解放；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尚未完全进入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体系，因而她们的异化程度不及男性，爱欲的本能被更完整地保留下来，由此来构建非压抑性的社会秩序也相对更易(Marcuse，1974)。
五、结论
马尔库塞在接受爱欲的思想之前是对建构一个理性社会抱有希望的，但是《启蒙辩证法》的问世改变了他对理性社会的看法，好在他的乐观态度使他没有放弃重建的希望。受弗洛伊德的启发，他在人的生物本能中寻求到批判和重建的依据。
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围绕异化劳动与压抑的关系，探讨了非压抑性社会的可能。经过分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可以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救出来，进而消除不必要的剩余压抑和履行原则，以此为基础来建构一个非压抑的新型社会。马尔库塞继而以爱欲为武器，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禁欲在本质上是一种压抑性升华，如果社会取消禁欲，性欲就会自我升华为爱欲。此外，马尔库塞一方面根据之前有关权威家庭的经验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结构仍是父权制的，要超越既有的压抑性社会制度就必须颠覆父权制的基础；另一方面，马尔库塞还分别在古典哲学和近代心理学中找到了建构爱欲的客观社会基础，即一套感性的秩序。结合之前的讨论，马尔库塞认为建构一个“女性社会”将是人类解放的最终出路。
综上所述，爱欲在马尔库塞的社会理论中处在承前启后的地位，他从理性手中接过否定既有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大旗，又为建构新的非压抑性社会秩序提供客观依据。他用爱欲告诉我们当下的压抑并非必然，当前的统治并非合法，除了资本主义社会外，人类尚有其他替代性的历史选择。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尔库塞爱欲解放思想的实践演练。当时，这些深感压抑的学生疯狂崇拜着马尔库塞的理论，并把他奉为“新左派之父”。受其感召，他们从课堂涌入大街小巷，喊出“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来表达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愤怒，同时用各种极端手段证明自己对个人权利的掌控。在反战运动(尤其是反对越战)、黑人民权革命、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同性恋平权运动、环保主义运动和争取堕胎合法化等抗争中都可窥见马尔库塞的思想威力。
只是随着新左派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式微，人们对马尔库塞的态度也趋于理智和冷静。关于马尔库塞所构想的这样一个充满爱欲的社会究竟能否实现，学术界的争论从未停止。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与马尔库塞的期望渐行渐远：即便在新自由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里，个人的自由空间仍在不断地遭到挤压和侵犯；即便在崇尚极度自主和自我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异化的程度也从未减轻；即便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在人工智能惊艳登场的时代，技术依旧与社会控制盘根错节。根据马尔库塞的理论，当今社会已经达到了解放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是什么让我们止步不前甚至逆行倒退？或许，重回经典才有助于我们反思这个问题。
尽管马尔库塞所允诺的非压抑性社会看似遥远，甚至有些难以想象，但我们依然无法彻底拒绝它的可能性，毕竟20世纪一次次热情洋溢乃至躁动狂暴的运动都显示出爱欲在实践中的力量。为生命欢呼、为爱呐喊，这也许才是马尔库塞通过他铿锵有力的文字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声音。
注释：
①柏拉图在此用“美本身”而不是“善”作为爱欲的最终对象，因为他将两者等同，施特劳斯把这种陈述称为“对哲学的诗艺呈现”(the poetic presentation of philosophy)。但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又将“善”置于“美”之上(施特劳斯，2012)。
②关于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以及对马尔库塞的回应，可参见马尔库塞和波普尔于1972年的争论(Marcuse & Popper，1985)。
③那时普遍的说法是，保守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互不相容。赖希曾在20世纪20～30年代尝试将两者结合，但遭到学术界“全面的嘲讽”，甚至被“共产党和精神分析运动”(Communist Party and Psychoanalysis)除名(杰伊，1996)。
④马尔库塞特地批判了以弗洛姆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他们抛弃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最有启发性的部分——通过把本能理论改造为人格理论，使本能融入社会结构，本能因此不再具有怀疑和否定既有社会现实的能力，精神分析理论丧失了批判的向度，所以修正主义难免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的精神“治疗”工具。关于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争论可参见：Rickert,John 1986,"The Fromm-Marcuse Debate Revisited",Theory and Society 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