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神奇与腐朽之间

一部“舌尖上的中国”一时风靡大江南北，的确不是偶然的。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世界上没有那个民族将吃至于如此高的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而且正在发扬光大。

真理与谬误之间只差一步。神奇与腐朽之间也只差一步。

因此，中国文化总是轻而易举地将神奇化为腐朽，而且往往将神奇化为腐朽之后才善罢甘休。比如，中国的饮食。

中西文化的差别突出地表现在怎样对待吃饭。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中国人的回答活着是为了吃。西方文化可能反过来回答，吃是为了活着。

“民以食为天”，几乎是中国的信仰。《圣经》里说“人活着不单靠面包”，与人的精神以及信仰相比将吃降到次要地位。

中国的文化将吃饭问题视为头等重要的事，这种看重吃就是源于饥饿太多了吧。在饥饿中挣扎的人，想的最多的除了吃还会有什么呢?我们中国人的生存要求永远都没有超出物质的层面，只要有一口吃的就知足常乐了。当奴才就当奴才，当屁民就当屁民，没有自由就没有自由，自由民主那牢什子能当饭吃么?在我们的历史中，总是“饿殍遍野”“人相食”，而后才会揭竿而起天下大乱，百姓只要有一口吃的，皇上老儿的天下就会平安无事。没有哪一次农民战争是为了自由和民主，更谈不上为了改革社会弊端。什么文艺复兴，自由民主，科学文明，都被一个吃代替了。“杀进东京去，夺了鸟位”，而后就是海吃海喝。“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就是揭竿而起的目的。

就算是一旦吃饱了，还是要在吃上做文章，因为饥饿的缘故，吃已经成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和一种情结。因此吃饱之后更吃的更奢侈、更糜费、更离奇。能吃上鱼翅、燕窝、熊掌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一头驴只吃驴唇，鸡鸭只吃掌心那一点，二十多只羊只要羊脸的两片肉，其余“皆非贵人可食”而扔掉。慈禧太后每顿饭要有一百零八道菜。吃什么和怎样吃在我们的社会中往往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标志。

我们的烹调技术也是世界上最为烦琐复杂的，厨师的技艺包括各种功夫，甚至可以在肚子上切肉;头顶上削面;拉出的面条可以点火燃烧;水豆腐可以切的细如发丝;的确叹为观止，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腐朽的彻底。将厨艺变为杂技表演，而且是腐朽的表演。

除了表演，就是什么都吃，吃的残忍至极。据说广东人有一种菜名字是“三叫”;取刚出生的小老鼠，活的。端上桌来，筷子一夹，一叫;蘸上酱料，二叫;放入嘴中，三叫。还要吃活的猴脑，活驴，鸡鸭要在杀之后十几分钟之内上桌等等等等，是神奇也是腐朽。看看这些吃法，就知道这个民族的残忍。中国的饮食举世闻名，但也举世腐朽。

最令人感到不解和痛心的是“千里做官，为了吃穿”。将做官降低到只为吃穿的程度，可想而知社会的腐败会是什么样子。难怪我们有“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的传统。因此，无论在我们的历史中，还是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和官场上，到处充满了咀嚼声。“食色，性也。”圣人都这么说，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在圣贤语录中找到了大吃特吃的理论依据。我们中国人的消化系统似乎特别发达，惟有在吃上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是举世无双的。不然中国的烹饪技艺怎么能是世界一流的呢?华人出国谋生首先想到的就是开中餐馆，事实上中餐馆也开到了全世界。因为终于有一天，我们反腐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三番五次规定官员如何吃饭。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之一，以中国人的聪明和才智，以中国人的吃什么和怎样吃的花样百出，难道能规定住官员怎样吃饭吗?

据说吃是本能，怎样吃就是文化。一挨上文化的边，我们就会不由得兴奋起来。因为我们找到了吃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既然是文化，我们就可以大吃而特吃，吃得酣畅淋漓，吃得花样翻新，吃得希奇古怪，吃得脑满肠肥，吃得怨声载道，吃得改朝换代。在我们眼里这些都是文化。怎样吃是文化，当然不错，但是文化只是吃的时候，还是文化吗?

上小学时，有一次老师眉飞色舞的大讲了一番共产主义的美好，最后问我们什么是共产主义，一位同学兴奋地说，就是天天能吃上糖饼和炒鸡蛋。如果这是因为当时的饥饿和小孩的天真的话，后来的成人也并不比他强多少。上大学时，有一位政治系的教授在讲到共产主义时说，就是开着小汽车去吃牛肉面。这种用吃来描绘共产主义好像并不是我们的土特产，舶来品就叫做，土豆烧牛肉。反正在我们眼里，社会进步的标准就是吃什么和怎样吃。我们的历史是吃的历史，我们也用吃什么和怎么吃来衡量社会形态。人的其他需求在咀嚼声中都忽略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