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末期到上个世纪初，我们在西方的船舰枪炮之下，一败再败，屈辱之至。西方的科学技术，被我们称为“奇技淫巧”，也成为我们民族最大的恐怖。这种恐怖在“西学为用”和“以夷制夷”思想的指导下，又变为我们最大的迷信。这是因为我们以血的教训换来的认识;科学是现代化的图腾。
其实这只是表面，我们失败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和人文条件。我们只看到了社会体制和人文环境结出的科学技术和枪炮军舰的果实。我们也目光短浅地只要这一果实，而不要产生这一果实的土壤。
我们太需要科学技术来使我们迅速富强，洗掉耻辱。于是在科学技术面前我们几乎是五体投地，对科学的迷信几乎是全民的梦魇。我们的落后，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的落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当务之急。至于我们的文化是举世无二的，优秀灿烂的，当然要“中学为体”。清末“西学为用”“以夷制夷” 一时成为举国上下之共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成为最得人心的兴国之策。我们只看到西方科学技术的结果和具体应用，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待科学的实用原则，这种原则影响至今。至于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西方兴起发展，为什么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环境下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体系，我们并不去深究，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忽视了产生科学技术的社会机制、科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科学探讨的独立与自由。我们将科学与西方的社会文明剥离开来，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两个个体，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将他们视做截然不同的两个独立的部分。反正科学技术成果是可以“拿来”的，只要能拿来被我们使用就是目的。
首先，在我们的认识里，科学仅仅是物质的，科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只有实用价值。这是迷信科学导致的正常结论。这一点与我们的唯物主义思想相吻合，也与我们民族缺乏形而上精神和对偶像的崇拜有关。更主要的是，我们民族历来就缺少纯粹的理性思维和对形而上的探讨。在先秦时期，这种探讨就终止了。《荀子·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在这种实用精神指导下，我们民族的形而上的纯粹理性探索彻底消失了。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成为我们民族对待科学乃至一切事物的原则。
我们的哲学过分强调学以致用。因此，从近代以来我们就将科学只看作物质的、实用的工具。我们认为科学无所不能，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科学可以使船坚炮利，可以使卫星上天，可以使原子弹爆炸，可以使我们国家繁荣富强，不再受西方列强的欺凌。
延续至今，“科教兴国”，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喊得很响亮的口号。可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无论我们的科学研究还是教育都是极端违背科学精神的。
对科学的迷信，以及科学沙文主义也许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大误区。
科学精神是纯粹理性的、独立的和自由的。柏拉图说：“数学应该用于追求知识，而不该用于贸易。”就是阿基米德对实用发明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也认为：“任何与日常生活有联系的技艺都是粗俗的。”对西方科学家来说，维护科学的纯粹性和独立性比什么都重要，科学探讨就是为了知。科学与艺术一样是超出功利目的的，而科学的实用价值只是科学的副产品。这种科学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在中国从来就是缺席的。不但如此，我们的专制文化传统，从一开始就拒绝这种科学的纯粹性、独立性和自由性。
今天，我们把科学看成是纯物质的、纯机械的，纯实验的，并且将这种意识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社会意识和人生观中。在这种观念之下，我们仅仅将科学看成是有实用价值的工具，它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有火炮战舰，可以有卫星导弹，还可以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益，带来更多的利润，仅此而已。我们对科学的认识不能不说是十分狭隘的。
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科学技术利大于弊”一项，中国公众的认可率为71.3%，美国只有47%①。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公众对科学的认识更为积极，对科学技术的期望值也更高，这一数字符合我们对科学的崇拜。但是在“我们过分依靠科学而忽视信仰”一项，美国公众的认可率为51%，中国只有23.8%②。这一数字是让人迷惑不解的，也是矛盾的。因为从我们的现实来说，将信仰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但结果却恰恰相反，中国民众与美国民众相比，对信仰的缺失是不言而愈的，美国公众更看重信仰。我们的公众过分物质化，也就是过分唯物主义化，将信仰这种看不见的唯心的东西几乎清除出我们的意识，或者说我们信仰的就是科学本身。“认为科学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一项，我们只有12%的人反对，21.8%的人有些反对。也就是说，我国差不多有80%的人认为有了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③。
我们对科学的迷信，是我们在近代历次对外战争中的失败总结出的强国之策，是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权宜之计。我们拒绝孕育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西方文化和社会体制，但是科学技术成果除外。我们只是直观的认识到科学的实用价值，我们从来没有具备科学精神，没有认识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内在实质。正因为我们缺少纯粹理性思维和独立自由的精神，所以我们也不具备将任何科学研究成果拿来运用的能力。过程与目的的一致性在这里显现出来。清末的北洋水师是当时亚洲最强大最先进的，但我们得到的是惨痛的失败。从一开始，无论科学技术的引进，还是现代教育体系的引进，只要到了我们手里就会走了样，我们都以“中学为体”的原则，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将其“中国特色”，变得不伦不类。
1985年，我国高考语文卷中有这么一段话：“一切科学研究，就其来源说是实践，就其功能来说是指导实践。如果科学研究离开了指导实践，它还有什么用呢?”这种振振有辞的论点，是我们对科学的全部认识。
这就难免使我们显得急功近利，心气浮躁，一意追求科学的实用性，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我们迷信科学，但我们从来没有信仰科学。
其次，我们将科学与人本对立，人不是科学的主宰，而是科学的奴隶。这是对科学迷信的极端结果。我们一再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口号是十分经不起推敲的;所谓知识，就是科学知识;知识怎么尊重?好象没人去追究。所谓人才，顾名思义，就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尊重人才也只是尊重他掌握的科学技术。在这个口号里是看不见人的，我们尊重的惟独没有人。我们对人才的理解是狭隘的，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同样狭隘。什么样的人才是人才呢?只有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才是人才。怎样评价他掌握的科学技术呢?我们最直观的做法就是就看他的学历是什么;研究生肯定比大学生是人才，博士生又比硕士生是人才，留学外国的，肯定比国内的是人才。在我们的概念里，农民将地种好不是人才，工人做好工也不是人才，教师教好书不是人才。我们轻蔑劳动，迷信科学。我们将知识和人才简单地与文凭以及是否留学等同起来。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又将知识和人才同发表的论文数量简单地相等同，质量如何另当别论。以至于，现在科研风气浮躁，急功近利，粗制滥造，造假成风。实际上我们即没有尊重知识，也没有尊重人才。
一方面，我们迷信科学，另一方面，我们的科学教育体制严重地违背科学规律。
我们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可能是最不科学的。科学探讨和研究的前提是独立和自由，但在我们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里，是以行政为中心，计划科研，政绩科研，形象科研，造假科研，几乎成为普遍的潜规则。而且权威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如同衙门;这些可以说毫无科学精神。当我们以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以强大的行政手段指导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时，最不科学的荒唐事就出现了。要求人们每年发表多少论文，还要发表在核心期刊，或者是哪一级的期刊上;而核心期刊和什么级别的期刊的划定又莫名其妙，毫无章法，不是以科学为依据，而是以行政级别为依据。从申报课题到研究过程再到科研鉴定，几乎如同儿戏，然后就是“填补了什么空白”。我们用近乎玩笑的手法制造着成批的科研成果，填补着无数的空白，可这些所谓的成果和论文，除了解决几个教授研究员的职称以外，几乎毫无用处。
我们迷信科学，但我们对待科学的不科学态度也是荒唐绝伦的。
再次，由于我们对科学的迷信，导致将科学伦为一种类似廉价广告的地步，科学术语和名词漫天飞，实际上我们全民的科学知识极度匮乏。我们的公众对一些科学现象的无知与科学术语的滥用却是一样突出。调查显示，我国只有38.3%的人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67.9%人不知道DNA是怎么回事，65.7%的人不知道因特网是什么④。但是我们的媒体和广告上充斥着纳米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等尖端科学技术术语，说的和听的都未必理解这些术语，但这些术语可以迷惑公众，同时也迷惑了自己。越是听不明白的，才越是科学的，神秘的，无所不能的。
无疑，科学有实用的功能，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功能，但这不是科学的真正内涵。可以说科学的实用功能，只是科学的副产品。科学精神就是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它是伴随着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产生的。科学精神是超越实用目的的，科学是为了探求未知世界，解答为什么的，科学是一种信仰，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仰。在这个信仰之上，才可以具备科学精神，才可以不将科学仅仅当作实用的工具来对待。
我们缺少科学精神，少了科学的自由意志和善恶的责任感，必然导致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物质世界的严重冲突。我们被科学所左右，而不是我们把握科学。
注释：①《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5月版。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