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批评的苍白与虚弱，历来被文学领域所诟病。但学院批评从来没有缺席过，它的存在虽然不被文学创作所承认，可它的存在确是不容忽视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我国文学创作摆脱了以往的各种束缚，表现得自由、性急而浮躁，匆匆忙忙将西方上百年的文学发展思潮演示了一遍。当时的作家创作表现的如此浮躁和性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学院批评的苍白与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学院批评也从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但是当面对创作的繁荣与多样化，面对作家的盲从与急躁，学院批评却显得比作家更加茫然无措，普遍丧失了话语能力。渐渐地批评家们终于找到了一些类似于万能钥匙的简便的话语方式，似乎要一劳永逸；要么干脆就以十年为一个单位，划分作家群落和他们的创作；六十年代写作，七十年代写作，八十年代写作……，再过几年，想必九十年代写作又要登堂入室了。以次类推，可以永远以十年为单位批评下去。要么就以省份将作家军事集团化，一时间“晋军”“鲁军”“陕军”“湘军”“川军”等军种招摇过市，好象是军阀混战。而且，各种“军”之间的创作评论大同小异，人云亦云。除此之外，学院批评基本是自说自话，别人不知其所云，他们自己也未必明白其所云。难怪92.8%的作家认为，对于真正的写作状态，这样的研究与批评不能成立。

学院批评在历史上也曾表现得过于狰狞与恐怖。后来学院批评的话语方式又过于世俗、献媚和苍白。学院批评一直在为争得一席之地而努力，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席位。无论过去和现在，学院批评都没有得到创作的承认。这很难说是一个学术问题，只能说是一个伪学术问题。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以及对读书人的戕害和对思想文化发展的破坏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有明煌煌史书为证。科举制度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如此大规模的选拔考试，有如此严密的组织和程序，政府却始终没有建立与之相应的学校教育作为支持。教育与科考似乎是完全不搭界的两回事。这是因为，科举考试的目的就是选拔和被选拔；读书就是为了科考，科考就是为了被选拔。那么，能够达到科考目的的知识，也就是能够使你被选拔上的知识，才是知识，简单说就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其余的自然被排除在知识的殿堂之外，根本就不是知识，就是没有用的。所以在我国从根本上来说，就不可能诞生现代科学体系，因为那些东西不是科考的内容。读书人也只有迎合了主流意识的话语方式才能被选拔。那种自由与独立的话语方式，读书人不会也不感兴趣，因为无益于科考。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朝廷只要抓住科考这个龙头，就不用担心读书人不屈从于主流话语，不担心读书人不围着科考读书，并且服从于主流意识。建立学校制度，提高国民素质，政府要有巨大的财政投入，得不偿失，完全可以省略了。

因此，科举制度使读书人自觉地屈服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话语方式，否则就无法步入利益级层。科举制度极大地压缩了读书人的思想空间和人生发展的可能性，限制了知识分子的话语能力，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读书人也在科举制度之下从根本上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丧失了对社会的批评能力，也丧失了社会责任心。十年寒窗苦，读书作学问，只是为一朝选在帝王侧，为“帝王谋”。也因此做人上人，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因此，在封建历史时期，从主流社会的制度设计中得到最大利益是读书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话语标准。这种标准不以社会形态的改变而马上改变，它以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影响着今天的学术研究和学院批评。目前我们社会中名目繁多的各种考试充斥在所有的学术机构和大学内，不能从容地应付这些考试，就无从得到利益保证，甚至什么都不是。而这些考试除了浪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对学术研究几乎没有任何益处。唯一称得上学术研究的就是炮制文章，而这些文章是评定职称、获得学位的硬性要求，职称和学位又是利益大小的衡量标准。因此，这种学术研究就完全蜕变为利益符号，而几乎丧失了学术价值。文人们在努力制造大量文字垃圾，就是因为利益所在。

学院批评也就在这种制度设计和价值标准中左右摇摆。从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学院批评以其坚实的理论资本投入大批判运动，其引经据典，资料翔实，逻辑性强，论述有力，；其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其巨大的杀伤力，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学院批评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只不过学院批评与真正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毫不相干罢了。

当进入新时期以来，学院批评也没有缺席，只不过在新的历史时期，学院批评要适应新的利益准则，其批评姿势和话语体系又适时地做了调整；收起棍棒，刀枪入库，由兵器店改为帽子店；由大批判的话语方式变得一团和气，奉承吹捧，帽子漫天飞。将严肃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演变为廉价的广告活动。或者将明白通晓的理论与论证，变得云遮雾罩，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故作高深状。这种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带来的批评方式的巨大转变，学院批评都表现得如此自然大方，清晰流畅，毫无障碍，也是因为利益驱动。

学院批评无论过去的斗争批评，还是目前的广告批评，都是为了得到主流意识的承认，因而从主流制度设计中得到利益保障。学院批评与追求真理、探求理论问题从来就豪不相干。学院批评关心的是写出几篇四平八稳不得罪人的文章，赶快发表，用来评职称、晋级加薪。如果没有主流意识的承认，学院批评就什么都不是，也就没有职称，没有任何待遇和利益。制度设计根本就不用担心学院批评不这么做。所以，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

如果说学院批评确实缺席的话，那是在真理的探讨上。对作品和作家的创作状态、以及文学思潮进行适时的跟踪和矫正上，学院批评确实是缺席的。不过这种缺席也不是现在才缺席，而是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一席之地。如果哪天学院批评得到了一席之地，而且地位上升了，恐怕文学创作又要大难临头了。历史上这样的时候并不少见。学院批判在我们的文学活动中，遵循的不是理论原则，而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之下形成的潜规则。

从目前来看，学院批评缺席与否并不可能对文学的创作与繁荣起到什么作用，缺席也就缺席了。学院批评缺席毕竟是文学创作的损失，但现在缺席恐怕未必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