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多年前的1923年9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吕思勉(1884—1957)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这也是自“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运动之后，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所以在当时影响很大，并一再重印，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很大的一部通史。意想不到的是，因为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介问题，竟引发一场有人状告作者“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的政治波澜。
对于这件涉及个人声誉的大事，在去年出版的一部厚厚的《吕思勉自述》中，只看到蜻蜓点水般地几句话：“此书在当时，有一部分有参考之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此书曾为龚德柏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实，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查考状告吕思勉的龚德柏(1891—1980)此人，是现代一个著名报人，他曾与新闻界大佬成舍我合办《世界晚报》, 后兼《世界日报》总编辑，并自己创办《救国日报》等报刊。龚为人偏激，文风泼辣、针砭时弊，横扫一切，并因此屡屡锒铛入狱，有人统计过他在报业生涯中，曾先后蹲过十四次牢狱，故新闻界称其为“龚大炮”、“湖南怪物”，连李敖都对他推崇备至，称赞他“勇气之大，笔锋之锐，报人罕见”。
“九·一八”事变后，四十岁的龚德柏曾出版《征倭论》一书，主张对日长期作战，轰动一时，此书畅销达10万册。到了台湾岛后，龚因口无遮拦，竟被蒋介石关押了七年，但还是没有改变着他的“大炮”秉性，出来后依旧詈言叫骂不休，揭露国民党政权非人的黑狱待遇。在对外关系上，龚德柏是主战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之所以要控之有司，与吕思勉打官司，就是认为岳飞是民族精神、是国魂，是民间的“岳王”，你“诋毁岳飞”，就等同于“危害民国”。
在当时，龚德柏控告吕思勉破坏国家偶像一案、与同年有人状告商务印书馆出版顾颉刚质疑“禅让制”的《古史辨》一书是“非圣无法”和“破坏国家团结”一案，成为民国时期因为史学问题而引发的两大诉讼案。
作为与陈垣、陈寅恪、钱穆齐名，在学界并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的吕思勉，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以正史史料为宗，自述中说很多史书他都是三四遍的精心通读。尽管如此，吕思勉十分注重个人的独立思考，主张“治学要根据自己研究的心得，不要妄从一般人和什么权威的说法”。但他究竟在书中说了些什么，才让龚德柏大为光火、要对他提起诉讼、对簿公堂呢?
《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作者两部通史的第一部，在提到“和议的成就与军阀的剪除”一节时，引证前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记述，认为南宋的国力、将帅、军队、战况和我们常看的小说、戏剧中所讲的完全是两回事，如民族英雄岳飞、韩世忠所统率的军队并不很强大，也并非百战百胜，而是败多胜少，而且将骄兵惰，军纪不好，朝廷难以节制。在谈到老百姓眼中的千古罪人秦桧时，作者为之回护说，“和议在当时，本是件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的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权，是他手段过人之处。”
读历史，虽是孱弱无能、纳贡称臣、南渡偏安的南宋政权，居然通过和议能勉强维持一百多年的国祚，已属不易，而历史上也有不少史家如钱大昕、赵翼等人对秦桧都有肯定的议论，皆与后人吕思勉的观点同气相求、基本一致。如近人胡适所讲，“中国历史上那些为数不多的成功议和的政治家仍被视为叛徒，其中最著名的秦桧，他与金人和谈成功，给国家带来一百年的和平。……七百五十年来，秦桧从来没有得到原谅。”还有学者指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政治的定见与道德毅力也!”
纵观八百多年来岳飞与秦桧的忠奸形象、正如杭州岳王庙的凛凛座像与秦桧夫妇的跪像一样，早已在国人心中扎根、固化，容不得半点瑕疵与质疑。如学者胡文辉所讲，“由于世俗多受戏曲小说的潜移默化，加以近代以来外患深重，国人激于仇恨，多持民族主义的御敌高调，故论史亦主战诋和，岳飞、秦桧遂成正邪的标签，而吕氏诸人的低调持平之论，乃觉得惊世骇俗。”基于这种原因，仅仅是因为学术研究的见解分歧和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不同，龚德柏就能和政治思想与国家安全挂钩，去控告吕思勉与商务印书馆“诋毁岳飞、危害民国”。
此案虽然最终以法院不予起诉而不了了之，但延宕十二年后，到了1935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又勒令出版社修改书中与岳飞、秦桧相关的内容，南京市更是查禁此书，而南京政府教育部一度也想让吕先生停止授课，后来没了下文。直到1952年，年近七旬的吕思勉在写自述材料《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学习总结》时，仍不免心有余悸地说“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一个历史研究中的见解与观点，成了悬在历史学家头上一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网上有消息称，关于当年龚德柏诉讼《白话本国史》一案，吕思勉先生曾保留有一大包全套的资料，决不是自述中的那寥寥数言。九十年前的讼案资料至今果在否?倘若能像吕本人的其它著作一样编辑出版的话，那对今天仍具有“龚大炮”式的遗风流韵、动辄将学术问题上纲上线、欲陷人于罪的一些人来说，倒不失是一帖清醒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