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天下粮仓”和“天府之国”之美誉的四川，是传统的粮食生产基地，除去兵燹战乱外，很少发生大面积的饥馑。但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骇人听闻的浮夸风，强迫命令的高指标，主管臆断的高估产，杀鸡取卵的高征购，很快就给这块富庶的土地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读《远去的背影——李大章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当年四川省省长李大章的女儿李亚丹在长篇回忆文章中，详细叙述了她父亲（1900——1976）在这段狂热日子里的所经历的痛苦与无奈。回忆录说，自1959年春天开始，由于饥饿，四川当地就开始流行一种水肿病。现在看来，其实这不是病，而是因为人的极度营养不良造成的一种生理反应，医学上叫作“低蛋白血症引发的营养不良性水肿”。这种病症开始先从脚踝肿起，逐渐蔓延全身脏器，最后造成人的衰竭死亡。还有，这种病症是不需要吃药治疗的，只要吃饱饭，补充营养，很快就会康复。但当此之时，各级干部都被反右倾搞怕了，人人心有苦衷，面对着遍地水肿病人，一个个钳口结舌，没人敢说是饿肚子引起的。那时候的逻辑是，说营养不良，就是说缺粮；说缺粮就是说粮食没有大丰收；说没有大丰收就是污蔑大跃进，就是反党。有的领导干部居然还不顾事实，昧着良心说这种病是四川的地方病，历来就有，与缺粮无关。
当时作为省长的李大章对这种地方病的逻辑很不以为然，他去问医务人员这水肿病是什么原因，医生绕弯子说是“热量不够”，而热量来自食物，吃不上饭当然是热量不够了。这年7月，仁寿县的一个区有群众匿名反映，从 5月起社员就没有见到一点粮食了，靠着干莲花白叶子、干红苕和野菜过活，有的浑身都肿了，床都起不来，群众问基层干部是什么原因，他们说是盐吃多了，冷水喝多了。问他们向政府反映过没有，他们说不敢反映，反映了就会被拿来“推磨子”（是当年常见的一种对“阶级敌人”的体罚方式，数人围成圈，把一个人弄在中间反复推打）。结果到县里一调查，全县一千多个食堂停火，水肿病患者五六万，去询问省防疫站下来的医疗队造成水肿的真正病因，却支支吾吾地不敢讲，等到对他们拍桌子发火后，才说只要有几斤米几两油，这病就能治好的。当年四川省委规定农村人口每天必须保证老秤六两（不足今天的新秤四两）粮食，下去一看，根本没有落实，许多地方还把农民种的菜折成粮食，六斤菜算一斤粮食，而有的地方甚至连吃菜都成问题。李大章把这种现象叫省委办公厅转发，并请示几位书记讨论，以期引起重视。然而这种理性声音的太微弱，根本压不过战车狂奔的大跃进“主旋律”。
事实很简单，当年谁都知道水肿病是饿出来的病，并已经在全省呈现爆发之势，可还是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敢公开这样讲，有的领导不仅自己死活不承认，也不许别人说“皇帝没穿衣服”。大批医务人员被派到乡下巡回医疗，还要对社员编造各种各样、离奇荒唐的病因，但就是不能说是饿的。一些稀奇古怪的“土疗法”也应运而生，被派上了用场。简阳县的一位“土专家”推出所谓“蒸汽疗法”，跟今天的桑拿差不多，被吹得神乎其神。省委有的负责人还认为找到了一个不吃粮就能治疗浮肿病的新疗法，组织现场会来演示，不仅派出大学和医院的专家们去考察，还让省里的一位领导去总结经验，推广先进，但谁也不敢体验。于是，这位省里领导就亲自去蒸，并在1960年6月的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介绍经验，说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简阳县的水肿病人，包括不来月经和子宫脱垂的妇女（其实也是饿出来的妇科病），蒸一蒸全好了。他说，现在有人反对蒸汽疗法，说不科学，要蒸死人，还有人说蒸了死得快，我蒸了三次，晚上睡觉很好，我就懂得科学，我看这法子治浮肿病是百分之百的行。
对这种蒸汽疗法，李大章曾就此事问过专家，专家说营养性浮肿的病人身体本来就虚，蒸的时候再消耗大量热能，是很危险的。所以李大章采取的办法是搞一个肿病医院，把浮肿病人集中起来，每天保证供应一斤粮食，其中有半斤细粮，有人煮饭照料。后来四川省的各个公社都成立了这样的肿病医院。到1960年冬季，各地浮肿病、妇女病、儿童病的报告连绵不断，李大章主持起草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抢治肿病的通知》，这不仅是四川省委第一份关于抢救肿病的通知，也是第一次明确地将肿病与营养不良联系起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的。后来，随着经济生活的好转，这种病因简单的“浮肿病”也就不治而愈、无影无踪了。
在讲述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作者用的小标题是“讲真话不易”，认为中央提倡讲老实话，可四川的干部上上下下都不敢讲实话。为什么不敢讲真话？ 因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大搞反右倾运动，下面的干部人人自危，也都普遍学会了看人说话。干部们通常的办法就是向上级汇报时，揣着几个本本，拿哪个本本出来，是要视领导的好恶和脸色而定的。回忆中记载，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曾在饥荒重灾区梁平县代理过一段时间的领导工作，当时的县委书记领他去看了一个饿死人最严重的村子，他说：“看了难过啊，和我们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的那些村子情况相仿，屋门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和灰尘，后面的山坡上是一堆堆坟，村里村外看不到一个活人。”这些惨状让这位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兵痛心疾首，怒不可遏，就在七千人大会上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斥责四川省委不对中央讲实话，讲真话。书中说，就连周恩来总理，当时就曾经批评向他汇报情况的干部说，你们在主席那里尽说好的，到我这里尽讲困难，这样口径不一致很难办。假话泛滥所酿成的恶果，就是如书中所描述的那些惨不忍睹的人为灾难。
据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 》所记载的大跃进期间死亡人数，与1959年相比，1960年中国人口净减少了1000万。而在此之前，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每年都是增加的。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锐减，已经足够让人惊心动魄了，在这里面，也包含着几多四川父老乡亲的生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