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台湾学者蔡登山《多少往事堪重数》一文，内中对黄浚（1891—1937，字秋岳，号哲维）所撰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推崇备至，认为是民国时期掌故笔记中第一流的翘楚之作。然而，学问归学问，气节归气节，尽管黄浚学富五车，文采斐然，但在国难当头之时，却上演了一出文人无行、身首异处的人生结局。

黄浚，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识字，七岁能诗，自幼就有“神童”之誉。他自1903年来到京师读书后，就沉迷于京剧之中，后来曾为梅兰芳办理过文案，也是属于布局筹划的“梅党”人物。梅兰芳舞台上的《霸王别姬》之所以精致出彩，就是倚仗着黄浚的细描摹写，才把虞姬的性格演得丝丝入微，动人心魄。可叹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这个大才子竟向敌方泄露重大军事情报，后以通谋敌国罪被判处了死刑。黄浚的罪行，说起来同样惊心动魄，那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前，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召开只有七人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研究对日战略，决定封堵长江最狭窄的江阴水面，让长江中上游的几十艘日本军舰无法逃跑并予以击沉。当军事行动正在布置之际，长江中上游南京、汉口等地驻防租界的三千多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七十多艘舰船以及三万左右的侨民，却在中国海军实施“封江”前迅速逃逸，致使这一军事行动落空。后经查实，此次重大行动的泄密者，正是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当时任会议记录的黄浚与其在外交部任职的长子黄晟。案发后，黄氏父子连同其他汉奸一共十八人被判处极刑。据说蒋介石对此案极为震怒，除十七人是被枪决的外，独黄浚一人是被砍了头的。这也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处决的首批汉奸。此后的9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区域的最高军事机关可以对9种行为予以严惩，也算是一种战时的紧急状态法。

著名的现代史学家、个人口述史学的开拓者郭廷以在其自己的口述自传中，也回忆到这段历史，他说“七七”事变后，全中国人都知道中日之战不可避免，但也知道我国能力太差，能拖一天就可以多准备一天。此年8月8日，在江西湖口的江面上，他就曾迎面看到一群日本船只飞驰而下，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人在撤离侨民，同时将在长江航行的日本船只撤出，原因是中国政府准备于江阴炮台封锁长江，而汉奸黄秋岳将这情报暗递给日本人，他们才仓皇撤离的。

但也有人对此案持有异议，如曹聚仁在《也谈黄秋岳》一文中就认为，他接触过参加这秘密会议之一的邵力子后，认为黄秋岳是无从得知此次军事会议的高度机密的。曹由此推测，“这是不是意味着面对一再失利的军事败绩，当局为了鼓舞军心民气，不得不拉个人出来‘祭刀’？”但后来从黄浚的银行账户上查获有来自日本汇入的巨额汇款，此案得以定谳。据黄浚供称，他是将情报夹带在自己的礼帽之中，借去饭馆吃饭的机会，让日本特务将衣帽架的上帽子用掉包方式拿走来提供机密情报的。还有一种说法，当年的日本特工，正是潜伏在南京的女间谍南造云子，她利用色相，俘获了最高统帅部掌管机要文件的黄浚。而在当年风月场上，黄本人也是以交际排场、挥霍无度出了名的。

在中国历史上，身为大奸而又富有文采的，不乏其人。如明代奸相严嵩，著有《钤山堂集》，人称为“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南明的阮大铖有《燕子笺》等剧曲，为当世所熟知。今人如康生，版本鉴赏及其书法艺术，亦独具一格。所以，连饱读诗书的陈寅恪读过《花随人圣 摭忆》后，也曾赋诗云“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为黄秋岳这“佳人”的人生悲剧付之一叹。由此可见，既然身为“佳人”，无论如何“世乱”，也是不能丧失民族气节、无品无行地去“作贼”的！

爱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远本色。词人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记载，黄浚、黄晟父子与其他汉奸共十八人是于此年8月26日晨被枪决的，但并没有提及是被砍头的。民谚有“杀人不过头点地”，死则死矣，难道还非得砍头不成？所以砍头一说，无从考证。夏承焘读黄诗，一方面觉得“诚极工，此人可惜可恨”；一方面又引用顾炎武的“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并拟将抄录的黄诗印为一册，定为《黄汉奸诗抄》，还把友人所收藏的秦桧墨迹冠其封面，要“骂此等人，使此等人遗臭千古”，“文人言行相背至此，真堪咬牙切齿也！”可惜这册《黄汉奸诗抄》，后来亦未见刊行于世。

黄浚被处决一年多后，另一位同样极具诗才，并著有《双照楼诗词稿》的中国政坛二号人物汪精卫竟潜逃投敌，成为千古唾骂的大汉奸，与他当年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豪言壮语，成了正反两面的鲜明对比。曾与汪精卫共同磨砺气节、一起创办 “进德会”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用了“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八个字，来痛斥汪的伪善与变节，被世人传诵一时。其实，把这句话放在黄秋岳身上，同样合适。不过，时光流逝八十多年后，《花随人圣庵摭忆》之所以还能流布至今，一印再印，依旧受到学人重视，倒也是一个不以人废言的历史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