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风（1910～1959），东北辽阳人，又名邹素寒，陈蜕，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也是流亡到内地的东北大学的学运领袖，“一二•九”运动时，是示威游行队伍的“总纠察”。在北平学联期间，他受地下党委托，曾三次见到鲁迅先生，《鲁迅日记》也多次提到陈蜕这个名字。 后来他之所以改名邹鲁风，一是因为抗战期间，他一直在山东坚持打游击，山东简称鲁，改这名字，是为纪念那一段经历；第二，更主要的是感念鲁迅先生他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所予以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决心毕生学习鲁迅先生，处处以鲁迅之风自励。建国以后，邹鲁风调到高等教育战线工作，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
1959年10月26日，邹鲁风在“反右倾”运动中，因“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一案，被逼自杀，年仅49岁。
“两校调查组”的由来
1958年8月29日，面对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的热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11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以北大、人大两校党委调集两校师生300人（一说是168人）组成“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赴河北省藁城县、河南省信阳县、鲁山县进行调查，这一调查组的总负责人是邹鲁风。
调查组出发之前，两校党委召开大会，两校的党委书记胡锡奎、陆平都出席欢送。在此之前，毛泽东“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正在遍地开花地变成现实，全国上下的浮夸风、共产风和公共食堂化已经显现出恶果，农村生产力遭受到极大破坏。所以，此行如何调查，该说好说坏？曾有人为邹鲁风捏了一把汗，而邹鲁风却说：“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我们自然要讲真话，把我们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党。”当时，邹鲁风还提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等，显然他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极左”口号是有所怀疑的。
调查组所了解的真实情况
学者汪子嵩当时是“两校调查组”成员，在河北藁城组参加调查。前两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长信中，详细谈及了自己所经历的“两校调查组”的来龙去脉。他回忆：当年盛行的“浮夸风”、“穷过渡”、“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已经推向全国，甚至推向极致。
“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因为如果“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
调查组还发现，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时任意调用各家的锅盘碗碟、树木板材，连生活用具都被无偿取走了。干群关系日益紧张，领导上还在一味推行“大跃进”。他们看到刚种下的小麦，因为密植，撒的种子过多，长出的麦苗软弱无力。还有一片领导干部的“试验田”，上面搭着架子装电灯电线，每晚用强烈的灯光照射，说是可以促使农作物茁壮成长。
等到了1959年春节过后，藁城调查组发现：这里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了，汪子嵩回忆，“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了，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掺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抠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不久，邹鲁风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在藁城，他听了调查组汇报后，认为问题严重而迫切，随即要求大家将调查的资料予以搜集整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成专题的调查报告，上报给有关方面。在那些日子里，有人说邹鲁风“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仿佛就像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田家英等人的心情一样。
形势突变，风向掉头
这年夏天，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全部结束。调查组回到学校后，开始紧张地写调查报告，最后整理成《问题汇编》。邹鲁风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邀请人大、北大两校党委的负责人来听取调查组汇报，地址在北大的临湖轩。
年届九旬的汪子嵩回忆说：“他告诉我们，在北京时曾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陆平）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了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然而，正在此时，庐山会议召开，不久传来了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公报。于是形势突然逆转，风向马上掉头，此后便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
据统计，在这次运动中，全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党员和干部有300多万人，受到处分的普通党员和群众达807万人。“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就是北京市委于当年政治形势下抛出来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在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中，把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有人跟着揭发说，调查组所写的《问题汇编》暴露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其矛头所向，直指调查组的总负责人、当时的北大副校长和第一副书记邹鲁风。邹鲁风还被揭发出曾经说过：“党的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吃饭不要钱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办钢铁赔钱”，“干部浮夸，强迫命令严重”，“1958年的缺点很大，伤了元气，教训惨痛”等等攻击“三面红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语言。
对邹鲁风的批判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的，现场还有大喇叭广播。批判会上，当年指派邹鲁风“挂帅”的人，声嘶力竭地指责考察队“全军覆没”，是“北大的奇耻大辱”。
对突然受到错误批判，毫无思想准备的邹鲁风难以承受，但虽然身处逆境，他首先考虑不是个人的委屈，而是为调查组的大批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感到不安，他说：“我相信调查组的工作没有错误，我们的工作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我个人没什么，我感到痛苦的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痛心的是党的是非被颠倒了，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1959年10月26日，传来邹鲁风在北大镜春园西面的湖中溺水死亡的消息。出事的那天清晨，有人曾看见他独自在通向湖面的那条小径上长时间地徘徊……
随即，有关方面宣布：两校调查组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而邹鲁风在党委批判后已经自杀叛党，被开除党籍。当时人大、北大两校的党委书记还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是“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原来调查组出发前，两校的党委还敲锣打鼓地开会欢送过，而到了此时，却被说成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了。
陆平对邹鲁风之死的态度
比自己大五岁的副校长邹鲁风自杀身亡后，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原北大国际政治系教师陈哲夫在《我在北大六十年》一书里，有着详尽的描述。
书中说当时对调查组展开大批判，是北京大学“反右倾”的重要任务，由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挂帅，被揭发的如“公社办得太大了，太早了”，“食堂办得有点冒进”、“干部作风粗暴”，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开始矛头只是指向汪子嵩等三个组长，后来有人提出：“能不能往上揭？”与会的党委书记陆平斩钉截铁地说：“揭！揭！”于是，矛头又指向了邹鲁风。到了10月27日，邹鲁风自杀的消息传来，陆平感到的却是愤怒，他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妈的，叛徒，拿纸笔过来，开除党籍！”一个工作人员拿过来了纸和笔，陆平就立即起草了开除邹鲁风党籍的决议。那时候，自杀是软弱的表现，是对革命、对党的叛变行为。陆平的所谓愤怒，只不过想表现一下他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
陈哲夫回忆，邹鲁风死后，家人要求在墓前立一个碑，竟不被批准。邹夫人（方志西）只好在一块砖上写着“邹鲁风之墓”的字样，放在墓前。而且当年这件事是保密的，在北大只有少数党内干部知道，众多的北大师生无从知晓邹鲁风死亡的消息。据说后来某系的一位教授因事到八宝山去，突然在一个墓前发现了一块写有“邹鲁风之墓”的砖头，十分惊奇，回到学校后询问，没听说副校长邹鲁风去世呀，怎么会有“邹鲁风之墓”呢，会不会有两个邹鲁风？一位北大的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就是这样悄悄地走了。
批判邹鲁风的时候，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曹靖华心酸地说，“鲁风一下子老了很多……”“一二•九”时期，他们是共风雨的同学兼知交，也是家里能经常谈心的常客，邹鲁风还是曹靖华入党介绍人之一（另一个为冯雪峰）。对于邹鲁风的死亡，曹靖华自是痛惜万分。
历史学家眼中“可悲的陆平”
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是1957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陆平比他晚来几个月。他在自己回忆录中，有一节“可敬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对陆平有过这样的评价：
有一位邹鲁风，1957年是人大副校长，1959年调任北大副校长，曾做过一次全校报告，就销声匿迹了。直到很晚，我才了解其内幕。原来陆平和邹鲁风为了配合“大跃进”，曾派法律系毕业班组织一个调查组，结果，调查报告的结论竟与彭德怀一致。“反右倾”开始，陆平就把调查组的“右倾”问题全盘诿诸邹鲁风，狠整的结果，邹鲁风终于自杀。……处在陆平的地位，他不往死里整邹鲁风，又如何得活？如果再提升一点，是可以称之为你死我活的定律。陆平狡猾地躲过了“反右倾”一劫，却难逃“文革”一劫，一个最标准的“反右派”、“反右倾”的“左派”，转瞬间又成了最标准的“右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亲历了极厉害的批斗。据说，他在“文革”后甚至不愿路过北大的校门，以免追忆自己当年不堪回首的痛楚。但他对自己当年伤害、整死了那么多无辜者，严重损害了数以万计的北大学生的学业，却并无追悔之意，从无致歉之语。
王曾瑜写道，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偶而谈及陆平，不约而同地极有恶感。记得大饥荒年代的夏季，我与化学系的一位同学在校园内正好与陆平相遇。他夹着一个当时显示高干身份的大黑公文皮包，短袖衫下，腹部丰厚的脂肪上下颤动，与广大学生们的饿瘦形象成了鲜明对照。我的同学用上海话说：“看见伊个肚皮就促气！”“文革”之初，听说陆平挨斗，北大人往往幸灾乐祸。一位化学系同学当时对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毕业证书上是陆平的名字，而不是马寅初的名字。
女儿陆莹的说法
而在亲人的描述中，陆平又是另一番形象。陆平的女儿、现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的陆莹在2010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及陆平到北大补划“右派”时，她说：
父亲去北大了后，要继续“反右倾”，父亲觉得“右派”都划完了，还要补“右派”，很为难。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意思，但当时党内一个高层说：“你要是认为北大没右倾，你就是第一个右倾。”我不能说这人是谁，因为他后来也很遭罪。“文革”期间有一次，父亲看见厕所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他，打得特别惨。所以父亲坚决不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带我去看过几个人，其中就有他。“文革”就是这样，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左得很，对老干部很厉害。后来自己也被打倒了，很惨。所以“文革”的事情特别难说。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一直沉默了36年，也不准我们写。他总说：“不能写，写了也没法发表。”又说：“让社会和历史去客观评价吧”。“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
陆莹在访谈中提到他父亲晚年私下里说过一句话：“我顶不住。”她认为父亲真的扛不住，那时候真的很难说话。是全党路线的“左”，大家都很“左”。陆平的“左”，也正源于此。所以，陆莹说“文革”后很多年父亲不能去北大，因为见到未名湖就难受，那是他挨打挨批斗的地方。
据中国人民大学所出版的人物传记载，到了1961年，“两校调查组”一案曾得到甄别平反，“文革”期间，又推翻了原先的甄别结论，让已经冤死的邹鲁风再次受到诬陷。等到“文革”结束、庐山会议一案得到彻底平反之后，才等到了如邹鲁风所讲的“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