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企业自主权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1956年发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我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当时用了一定的自主权，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点保守了。企业应该要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在当时提出一定的自主权，也是非常不容易。当时为什么考虑要写这个文章呢?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病不是现在才暴露出来，在1956年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因为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的体制，是审批经济，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政府审批才能干，没有政府审批你就不能干。当时有几个案例，我记得非常深刻。
一个案例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叫沈阳变压器厂，一个叫沈阳冶炼厂，这两个都是政府行政主导，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由于行政主导，没有市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就是这种体制，企业没有自主权。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个案例，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鼓风机，当时还没有空调，企业因为没有权买鼓风机需要打报告申请。经过7个部门审批，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这是我经历过的两个故事，觉得不改革不行了。
我经常会思考一些问题，一机部开会的时候问了一机部招待所，我说你们今天住了多少人，他说住了1400多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因为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任务了要找部里，没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没有电了要找部里，什么都要找部里。企业那个时候就要“跑部钱进”，部里谁管呢?部长那么忙不可能管。我在文章里面写是“小二当家”，管事的是小二，科里没几个人要管全国，怎么管的过来呢，管不过来。这样子引起我写了一个调研报告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文章提出：“中央集权过多了，企业自主权过小有什么弊病呢?第一，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第二，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第三，助长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
当时从实际出发，有感而发。我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出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转播，当时我正好跟一机部的副部长、后来当了上海的市长的汪道涵同志一起出差到沈阳。早上听广播，他说，“小高广播里面有你的文章了”，他表示赞赏的口气来说的。当时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政府就得统管。文化大革命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企业有了自主权还了得吗，社会主义企业就应该是政府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企业要自主权就变成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这个故事反映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于1956年就暴露出来了。大家记得毛主席在《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要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一切统一到中央，把企业卡的死死的，不是好办法。我想这个故事对我国改革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二、广东人吃鱼的故事
大家知道广东人爱吃鱼，但是搞了计划经济就很少吃鱼了，为什么吃?因为计划经济是统治经济，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了，因此鱼就少了，价格就贵了。广东吃不到鱼了，后来价格逐步放开了，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竞争以后，因此鱼多起来了，鱼价也就下降了。
广东人吃鱼的例子说明，不搞商品经济是不行的。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经济比较有活力，哪个地方老百姓口袋里钱多了。所以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我主张要把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中，但是，有的同志不赞成，主要担心是把社会主义混同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不同意写商品经济，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认为，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有商品经济。但是在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当时我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调研组的组长兼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的所长，官不大，人家反对的官比我大，我没办法，就找了负责体改研究会的童大林同志，我说建议体改研究会和研究所开个会，讨论该不该搞商品经济。他说好，我们就在1984年9月初在西苑大旅社(现在叫西苑饭店)开研讨会。童大林、董辅礽、蒋一苇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首先讲：“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突破。”大家思想比较活跃，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的阶段。我们也讨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也不合适。当时为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市场调节为辅作为一个方法，一个制度一个方法，两个结合起来，不对称。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与市场，对称起来。
我把大家讨论的结果反映给中央决策者，报告的主要内容：
第一，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绝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第三，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这个报告引起中央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智慧，和中国社科院更各方面的努力，商品经济的概念被吸收进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中。1984 年10 月20 日，在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高度赞扬《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
三、关于匈、南改革考察的故事
当时为什么要去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因为第一，要为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做准备，这是主要目的。同时，考虑到匈牙利、南斯拉夫是首先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去的人很多，中央派人去考察，地方也派人，企业也派人，学术机关也派人，匈牙利是一个小国，看见中国人来那么多，他们说：“我们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因为重复考察，提问的问题差不多，考察结果本单位汇报一下，就把材料放到抽屉里了。当时我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我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不能这样重复考察。经国务院批准，就带了18个人的代表团去深入匈、南考察，代表团成员都是精明能干的年青人，包括马凯、杜鹰、李剑阁、刘泽鹏，这几个人后来当了部级领导，后来马凯升为国务院副总理。
我们重点考察了匈牙利、南斯拉夫两国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摩擦、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分别与两国领导人、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著名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企业各界人员座谈100多次，形成座谈纪要30多万字。
我国驻匈、南使馆对这次考察十分支持，会见有关国家领导人都由大使馆陪同，代表团吃、住基本上在使馆，每天夜里我们聚集在一起，交流考察情况，重要信息在当晚通过使馆密电发回中央有关部门领导。马凯副总理在我从事经济工作六十周年贺词中说：“记得1986年我随您作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对匈牙利、南斯拉夫为期40天的考察，这是一次探索改革之旅、解放思想之旅。大家夜以继日地看、问，热烈深入地讨论，至今历历在目。”
考察结果，形成了《关于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报告》。并汇集成书：《艰难的改革探索》。考察报告主要内容分三部分：对改革的基本认识;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几点值得借鉴的经验。1986年6月26日我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了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这次考察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重视和肯定。
四、关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故事
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我负责《决定》中市场体系部分的起草工作。解放以后不提资本了，更不能提资本市场，只能提资金，资金怎么应用，为什么?提资本好像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了，所以回避资本两个字，更要回避资本市场。1985年，我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联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问题”，主要观点，一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出资本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国家资金怎么转为国家的资本，通过资本运作来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在《决定》草稿中，只提出“劳动就业市场”，提劳动力市场阻力很大。有的人说不能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只能提劳动就业市场。我说这个不行的，劳动力市场肯定要提，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要素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搞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建立起来。但是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因此《决定》修改稿上仍写着“劳动就业市场”。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修改稿，温家宝组长作了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有个别政治局委员参加，起草小组组长、下设的分组组长也列席了会议，我作为市场体系分组组长，也有幸列席了会议。
中央常委会讨论的问题，政治局委员一般也不发言。本来这样的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是我当时憋不住了，因为如果我不站出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出不来，一定是原稿上的“劳动就业市场”。所以在我鼓足勇气举手发了言，一下子一二三四五，讲了五条理由。一是劳动力市场是劳动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过去为什么做茶叶蛋的跟造导弹的收入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市场来评价。每个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它的收入应当有差别，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能够体现出来。
二是，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缺失了劳动力市场，市场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三是，劳动力市场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四是，现在劳动就业压力那么大，靠政府来分配劳动力资源效果是不会好的。所以一定要靠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五是，确立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可以得到市场的尊重，劳动力有自主权了，所以不会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我又说李光耀对我们中国改革是肯定的，但是有一条他说你们的汽车司机态度欠佳。
为什么呢?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会给仆人服务呢?我讲了五条意见以后，总书记问了你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我说只要中央提出来肯定能接受。会后温家宝总理找我，他说你把材料给我，我转给总书记。总书记看了以后批示：“复制请常委同志参阅”。常委没有意见了，就这样劳动力市场就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五、关于一般和特殊关系的故事
为什么要讲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为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里面提出来，我们的改革目标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必须要有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种不同理解。第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另一种理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不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在1993年11月《人民出版社》为我出的《中国经济的创新——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是这样写的：“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市场经济，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国际化这个客观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的形式和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市场经济是一般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就不一样了。一般规律是人类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共同价值、理念和经验，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所以这个一般我们必须要重视，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社会主义是特殊。我们必须要在把一般的规律学习好，掌握好。同时在一般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特点和条件来运用好，把一般与特殊要结合起来。不能因为特殊来否定一般，也不能重视一般排斥特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时隔22年了，我至今仍坚持这个观点，最近在学习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问题时，我认为，法治、宪政也是一般规律。既然是一般规律，我们必须要重视它，必须要借鉴好，不能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为一般规律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必须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特殊，不能把一般与特殊对立起来。
为了建设法治中国，为了体现对《宪法》的尊重，体现《宪法》的权威，我国要实行《宪法》宣誓制度，这也是根据一般来的。世界上90多个国家都规定公职人员任职要对《宪法》进行宣誓。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问一下是不是三个有利于，而不是首先先问一下姓“资”还是姓“社”。
一般规律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饿了要吃饭，这就是一般规律。只是外国人吃西餐，中国人吃中餐，武汉人爱吃热干面，北京人爱吃炸酱面，这就是不同地区的特点，但是这是一个一般规律上的特色，你不能把特色否定一般。简单的例子也可以说明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你饿了要吃饭，这是一般规律，至于你吃西餐吃中餐，吃炸酱面吃热干面，这是特殊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呢，因为权力如果没有制衡必然腐败，权力越大腐败越多，这是长期积累的一般规律。权力为什么腐败，因为权力没制衡，所以要提出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六、关于自由和人权的故事
1997年，我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时，我是负责所有制部分。有的同志负责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我们起草小组可以互相提意见，我看到这部分没有写自由，也没有写人权，我说为什么没有呢?他们回答说没地方了。我说我不相信，所以在起草小组大会上我就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当时讲了三条理由：
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人权，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宪法》上提出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
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
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同志的赞同。所以在十五大报告中家宝同志亲自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后来温总理在两会回答记者的时候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后来把“人权”都进了《宪法》。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写进去了，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七、关于华为创新的故事
我在参加15大报告起草时，有人向中央写信说，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主要理由是，华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业，而且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我认为，这是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主动要求到深圳实地作了调研。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他说：“我陪你一起去作调研”。经我们调研，华为公司1987年成立于深圳时，创始人任正非只有2.1万人民币原始资本起步，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华为已成为立足于世界的领先企业。虽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她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这样好的企业，应该作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现在，华为公司已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中285的知名企业，不久前，世界最大的品牌咨询公司Jnterbrand发布的“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华为成为首次上榜的中国品牌，排名第94位。2014年销售收入达46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供应商，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华为的秘密：为何整个世界都怕它?》引起了我对华为的思考。华为公司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通讯设备产业的领先企业?靠的是什么?我考虑有以下几点：
一靠“领头羊”的引领。“领头羊”是谁?就是创始人任正非。他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74年为建设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总厂，应征入伍加入承担该工程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曾因作出重大贡献而参加全国科学大会，1983年复员转业到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于1987年辞职创立了华为公司。任正非为人低调，实干兴业，内心没有“安然感”，他认为“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任正非是一个自我否定并把自我否定作为一种领导者关键气质的人。时刻考虑的是“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种危机感，促成了华为的核心竞争力。任正非认为华为有今天是因为“15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和牵引”，而他不过是“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二靠体制机制。审批经济是出不了华为这样的企业。华为是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改革为华为创造了宽松的体制环境，华为在20多年中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是因为有了比较充分的自主决策权，所以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拼搏，在竞争中知道了什么是世界先进，在竞争中学会了竞争的规则，在竞争中学会了如何赢得胜利。华为坚持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有好的机制，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华为实行了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制度，98.6%的股份为员工所有，而创始人任正非只占1.4%的股份。这叫什么所有制的企业?按照十五大报告所说，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新型集体经济，这样的企业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实行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机制，形成了“生命共同体”就是把企业的发展和员工和客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创造了无穷的潜力。
三靠国际视野和国际战略。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占到总销售的70%以上，华为的电信网络设备、IT设备和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终端已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全球1/3的人口。华为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典范。
四靠创新驱动力和巨额研发投入。华为的激励机制，引发了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华为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研究，在15万员工中超过45%的员工从事创新研究与开发。华为在170多个个标准组织和开源组织中担任核心职位，已累计获得专利授权36511件。华为对电信基础网络、云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的创新使公司处于行业前沿，引领行业的发展。
八、关于“陈卖光”的故事
诸城是山东省的一个县城。在大跃进时期，建立了一批国有小企业，如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小纺织、小农药等“五小”企业。这类国有小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困难很多，亏损严重。时任县委书记陈光下决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办法，以解脱困难。但当时就有人起来反对，把陈光带上“陈卖光”的帽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92年我应山东省委书记，省长的邀请给省级和厅级干部作一次改革报告，我讲完后由一位同志起来提问：“诸城的改革议论纷纷，你认为诸城的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回答是，诸城的改革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只能按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我看到一个对300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偷国家工厂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择：(1)与小偷作斗争;(2)装作看不见的;(3)你偷我也偷。问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作斗争的只有14人;选择装作看不见的220人;选择你偷我也偷的66人。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所以有人说：“国外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从以上两个案例说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完全搞清楚，总认为，国有化才是社会主义。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并指出：“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海外皇家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资本要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动，这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应该是常态。但我们有的同志习惯于国有资本固化，一说要退出就认为这不是搞社会主义了。其实，原来国有资本是实物形态，现在变卖后成为货币形态，再投入到急需的领域，或投入到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这不是资本流失，而是合理流动，也是结构调整的需要。在流动中低价贱卖或权钱交易，不仅是流失，而且造成贪污浪费，在改革中，要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九、关于“三个民”的故事
什么叫“三个民”呢?就是民心、民生，民意。我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时候，我在起草小组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主要讲了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我不赞成把国有企业定位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执政基础，我当时讲了四条。如果这样定位，四种现象怎么解释?
第一，苏联垮台的时候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它没有私人经济。为什么垮了，强大的国有资本为什么没有支撑苏联共产党继续执政?
第二，二次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国有经济比重都是比较高的，30%到35%。但是没人说他们是搞社会主义。
第三，浙江的现象，浙江地处沿海，过去国有的投入很少，所以国有经济比例很低。但在改革开放中，激发了老百姓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所以财富增加了，老百姓富裕了，政府税收增加了。
第四，越南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要低的多，但是没有说越南是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四条是不好解释的。为此，我于2013年5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党的十八大的三点建议》，一、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党的执政基础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三、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三点建议中，重点是三个民。我说我们历史的经验也好，国际经验也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核心问题。为了得民心，必须要把民生搞上去，我们党为什么很注重民生问题呢?改革为了什么，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需要人民分享。民生问题要搞好。
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意要搞好。老百姓要有知情权，要有参与权，要有监督权，要有尊严。有了这“三个民”，共产党执政基础就牢固了。十八大召开前，我特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表达了这个看法。中央主要领导非常重视，及时作了批示。
十、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两次建议的故事
有人问我，你那么高龄了，对改革还操心干吗?我觉得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思考改革、参与改革这是我的责任，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过去中央做出的综合改革都是每十年一次，1984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0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三次改革的《决定》，我有幸都参加了。2003年到现在也是十年了，中央应当做出决定的时候，我给中央提出两次建议，第一次，于2013年5月份给中央提出《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
建议有三个内容：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二是，《决定》的主要内容。怎么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路线图。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建议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为了减少阻力，我提出来“三个率先”：第一个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建立这个制度。第二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的领导干部公示。第三率先公示不动产，因为动产你有多少存款、股票它是流动的，不动产你多少房子，一联网马上就显示出来。
三是，建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改革领导小组。过去中央起草三个改革文件都很好，但是落实不到位，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重要机构。2005年我曾向国务院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恢复体改委，第二国务院成立一个改革领导小组，第三要加强发改委改革的职能。这次为什么没提出国家要恢复体改委呢?因为现在改革是五位一体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就是恢复了体改委也不行，因此，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国务院总理任副组长。
第二次，7月份我向中央提出《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发挥智库的作用，建议中央选五个智库，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这样，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可以丰富中央文件的内容。二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建议中央设立一个网站，广大干部群众来参与，献计献策。同时，呈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30条建议供中央参考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我的两次建议，上报后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批示，并吸收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去，这是作为一个改革者梦寐以求的事情。
作者简介：高尚全，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5-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从1999年起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