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前夕，我考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学习经济学。因为新中国的建设需要，1952年提前毕业了。当时，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东北是重点。我们学校不少人不愿意离开上海，我却特别愿意离开上海，主要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因而，我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从1952年参加工作到1982年，我在机械工业系统整整干了30年，先是在东北工业部机械局、一机部研究室；后来去了农机部，农机部跟一机部合并后，我又回到了一机部。1980年2月，薄一波组建机械工业委员会，我到了国家机械委。这30年，我主要是在机械系统内部转。因此，对计划体制下机械工业的运行情况感触太深了！

一、国家体改委的成立背景

1982年3月2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机构改革方案，建议撤销国家机械委，成立国家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兼主任。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二次常委会通过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同意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时，中央决定，由原国家机械委主任薄一波负责国家体改委的组建工作。这样，我们机械委的一批人就跟着薄老到了国家体改委。

新组建的国家体改委，主要由三部分人员构成：一部分是原国务院体改办的人员，一部分是原国家机械委的人员，再有就是从国务院各部委抽调的人员。这里，我想讲一下国务院体改办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成立国家体改委的历史线索。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1979年3月，在陈云、李先念的建议下，进行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统筹调整工作。财经委员会的主任是陈云，副主任是李先念，姚依林是秘书长。6月，在姚依林的主持下，在全国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主要是为经济改革和经济调整提供决策参考。为此，在财经委员会下面成立了4个小组：第一组研究经济体制问题，张劲夫、房维中负责；第二组研究经济结构问题，马洪、孙友余负责；第三组研究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问题，汪道涵负责；第四组是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组，于光远负责。可以说，这里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是国家体改委最早的雏形。

7月2日，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正式成立，张劲夫任组长，薛暮桥、房维中、廖季立、刘明夫任副组长。经过酝酿，大家商定：这次调查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进行根本改革。但是，要先解决3年调整期间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在工作步骤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7月，组织力量，讨论酝酿，拟出调查研究提纲；8月，调查研究；9月，反复讨论，提出小改的配套方案；11月提交全国计划会议。第二阶段：明年春节以前，集中力量，研究大的改革方案。

1980年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赵紫阳从四川省委书记任上调至中央。3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撤销原国务院财经委员会。

4月初，赵紫阳到北京主持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4月25-26日，他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原国务院财经委体制小组薛暮桥、刘明夫、廖季立汇报，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由于体制小组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调研工作，对经济体制有了较深入的认识，赵紫阳对这个小组的工作很重视。他说：“体制小组将从事大改的工作，和指导现行的改革试点工作结合起来，负责起草文件，做仲裁机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5月8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由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兼任。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下，体改办负责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协调各方面的改革。新组建的国务院体改办，人员主要来自原国务院财经委下设的体制改革研究小组。

9月，在中央召开的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国务院体改办提交了我国第一份改革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开明宗义：“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在当时计划体制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敢于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的概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81年6月，国务院体改办提出了《关于调整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文件指出：调整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结构合理化和提高经济效益来进行。“六五”期间的改革大体上分两个阶段，不同阶段突出不同的重点：1981年至1983年，在巩固、完善扩大企业自主权等已有改革的基础上，抓好工业结构改组，逐个地组织供产销结合的联营，发展集体个体经济，结合物价调整和税制改革等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搞好流通体制的改革，并选择一、两个中等城市进行综合改革的试点；1984年至1985年，在继续完善上述改革的同时，扩大试点范围和推行某些方面（例如劳动工资和物价管理等）的改革，并做好全面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文件还强调：（调整）不是不要改革，许多改革还要积极进行，特别是方向对头、行之有效的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

当时，我在国家机械委研究室工作。尽管我没有直接参加国务院体改办组织的活动，但在薄老和吕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积极推进机械行业的调整和改革。在这期间，针对当时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我写了《大量进口设备严重打击了我国机械工业》的文章，发表在国家机械委《机械工业动态》1980年第3号上。在这篇文章中，我讲了四点意见：第一，成套设备进口猛增，影响了我国设备自给率。第二，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的大量进口，冲击了国内机械工业。第三，重复引进多头对外，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第四，利用外资，成本高、代价大。为此，我提出几条措施：1.迅速颁发关于严格控制进口设备的通知，国家机械委已报送国务院的审批，希望国务院早日批下来，以严格限制设备进口。2.重新审查技术引进设备进口的项目。3.要打破部门界限，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谈判，统一对外，共同使用引进的技术。4.改进设备进口制度。重大项目应该由国内负责总体设计，重大设备要由国内制造部门担任总交货人，使国内掌握主动权。5.建议制定限制整机进口的海关法，提高整机的进口税率，降低零部件进口税率。6.对于记账外汇顺差，应力争进口国内适销对路、价格合理的商品，国内能生产的设备，建议不再进口，以保护民族工业。

薄老看了我的报告，1981年1月8日批给耀邦、紫阳、万里同志。薄老写了一段很长的话，他说：“此件可一阅：（一）可以看出我国进口成套设备损害国家利益，造成困难的一般情况。（二）进口某些单机，特别像汽车、电子计算机、电视机等（这是我们最有希望发展的两大拳头产品，世界各先进工业国家也是瞄准这两项）如何打击了国内产品。（三）我们还不会使用国际贷款，例如用日本协力基金，利息低，还本期长，但规定50%以上要买日本货（而这些货我们工厂有过剩力量），结果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后面提出几条办法正在报国务院批示中。机械工业委员会力争在限制进口，扩大自己生产上，多做些工作。” 1月13日，耀邦同志批示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赞成速即重新审查进口清单，凡能砍去的一律杀毋赦。譬如汽车，我主张从此斩尽杀绝。但要办到这一点，谁能充当立刀横马的大将军？！”

1981年初，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跳出小生产的圈子才能搞好调整》，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677期上。我的基本看法是：第一，为了发展自行车等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从机械行业中划出一部分厂子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只走这步棋是不够的。整个经济结构要进行调整，要从生产资料出发的经济结构转到从消费品出发的经济结构，只靠一个部门的努力是不能实现的。第二，把工业划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本来不很科学，把机械工业作为重工业，把自行车作为轻工业，世界各国没有这个分法。我提出，今后我们机械工业不仅要重视生产资料的生产，更是重视消费资料的生产。要走出一条花钱很少、经济效益很高的新路子，关键在于打破部门和地区所有制的界线，跳出小生产的圈子，实行社会化、专业化大生产。通过调整和改革，要把全能性的组织结构改变为专业化的组织结构。3月38日，耀邦同志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意见似乎有道理。”吕东把这篇文章和耀邦的批示报给了薄老，吕东说：“尚全同志写这篇文章以前跟我谈过，我赞成他发表这个意见，并把耀邦同志批示送上。”薄老管机械工业，很重视这个事。

还有一篇文章是《设备更新是一个重要战略任务》，刊登在1981年11月22日新华社《动态清样》上。我讲了几个观点：一个是设备更新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我认为，设备更新是使国民经济转入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设备更新可以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积蓄力量，设备更新可以更好地利用我国的资源。第二个是怎么样解决设备更新的资金问题。一是在提高设备利用率的基础上，提高折旧率，缩短折旧年限；二是基本折旧基金应保证设备的更新，不得挪用；三是基本折旧基金的80%留给企业支配，用于设备更新改造。第三个是正确理解“修旧利废”。对机械设备必须适时进行更新，不能无止境地“修旧利废”。第四个是当务之急是抓好节能设备的更新。12月2日，薄老批示：“紫阳、万里，依林，宝华同志阅示。这个问题机械委议论很久，现在由高尚全同志写出建议，很可一读。这个问题涉及面广，主要是纳入计划问题。建议由依林同志牵头（或者由上次会议指定以依林同志为召集人的小组）约集有关方面议一下，落实。”后来，赵紫阳批了：“一些好的意见，可以吸收到正在起草的技术改造文件之中。”万里、姚依林都看了这篇文章。

我讲这段经历，是想说明在国家体改委成立之前，国务院体改办是指导全国改革的中枢机构；但不仅是国务院体改办，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探索如何在调整的背景下积极推进改革。可以说，人们已经认识到计划体制的弊端和低效率，对传统体制进行根本变革的态势已经呼之欲出。

二、参与改革的试点与协调工作

在国家体改委筹备期间，也就是1982年3月30日下午，赵紫阳在办公室召集薄一波、杜星垣、薛暮桥、马洪、安志文、周太和等开会，研究成立国家体改委的有关问题。他说：国家体改委要组织各经济研究机构、各经济管理单位有经验的干部来共同进行工作。体制改革归根到底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二是条条与块块，即管理经济的部门原则和地区原则的关系问题。其他问题都可围绕这两个问题来研究。第一个问题更带根本性，条条、块块问题实际上也和计划与市场问题有联系。所以，在我国，体制改革问题归根结底是要搞好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改革的总体设计也不一定是最终目标。可以是分步骤地改革，同时要考虑同步配套。根据今天的调查研究和对过去的经验总结，搞出一个设想目标，也不一定是最终目标。同时，根据两年改革的结果，提出明年需要改些什么。

实际上，紫阳同志的这段讲话，把国家体改委的工作重心和职能交代清楚了。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计划与市场的问题。碍于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流观点，这里的潜台词是，要冲破传统体制条条与块块的羁绊，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体改委的职能主要是，通过调查研究，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分阶段提出改革的设想与规划。

4月27日，中央下发了国家体改委领导干部任职的通知：主任赵紫阳（兼），第一副主任薄一波，副主任杜星垣（兼）、周太和、安志文、童大林，顾问薛暮桥、马洪（兼），秘书长周太和（兼），副秘书长廖季立、董峰。同时，以国务院体改办的名义上报国务院，提出了体改委的机构设置：设立办公室、理论研究组、总体规划组、协调组、调查研究组，干部编制暂定100人。

体改委刚组建的时候，各个部门都叫负责人。我在调研组，傅丰祥是我们调研组的负责人。1983年4月才有了正式职务，傅丰祥是调研室主任，我是副主任。当年11月，我接替了傅丰祥，任调研室主任。

调研组，顾名思义，就是搞调查研究。在体改委成立之前的体改办时期，曾经选取两个中等城市搞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一个湖北的沙市，一个是江苏的常州。体改委成立后，继续推进试点城市的改革就成为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我去调研的城市是常州。

1982-1983年，我们协助常州市政府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从经济管理机构、计划管理、市管县、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外贸、科技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后来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普遍推行的做法，我们都率先在试点城市进行了实验。像企业改革中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厂长负责制；商品流通改革中的打破三级批发体制，推动厂商直接见面；财政改革中的递增包干，层层落实财政承包指标；金融改革中的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建立短期资金市场；住房制度改革中的补贴出售公有住房；机构改革中撤销工业管理局，组建工业公司等等。试点城市犹如改革的前沿阵地，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每一步改革所面临的体制性障碍，以及推进改革后带来的可喜变化，这些都为体改委制定全国的改革文件提供了重要经验。

那个时候，体改委几乎每年都要起草下一年度针对全国的改革指导性意见，提出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应该说，这些改革意见不是在办公室拍脑袋制定的，是根据基层改革试点中的重要经验有针对性提出的。为了保证文件制定的措施得以贯彻，我们还要征求相关部委的意见。这也是体改委的一个重要职能，即要进行综合协调工作。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体改委建立了联络员会议的形式。伴随着体改委的成立，在国务院各个部委下面相继成立了负责改革的司局，这些司局领导就成为体改委联络员会议的主要成员。我们制定的改革文件，要拿到联络员会议上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在会上，如果某项改革措施触及了某个部门利益，往往都会争论得很激烈，我们要做大量的解释和说服工作。直到文件讨论通过后，才提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因此，联络员会议是体改委进行综合协调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三、参与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4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经济工作的中心逐步从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党中央、国务院针对改革的进程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改革范围进一步扩大，改革形势酝酿着一次战略性的整体突破。

4月27日，中央通知体改委，让我、杨启先和顾家麒参加文件起草小组。4月30日，起草小组成员到玉泉山5号楼集中，召开了一次会议，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5月10日，赵紫阳主持会议，讨论文件的起草思路，由田纪云重点汇报。田纪云说：上次三中全会主要是拨乱反正，推动农村的改革；这次三中全会，要成为城市改革的起点。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小组以半年为期，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6月9日，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文件中加快改革的一些意见。由胡启立重点汇报，胡启立说：我们的想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农村改革的新局面，十二届三中全会能否在城市改革方面打开新局面，再用五年、七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使城市经济改革有一个重大突破，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这个决定不是拿出一个完整的蓝图，而是既要总结过去改革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要指明今后改革的方向、路子，同时给予必要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胡耀邦、万里、田纪云也都先后发表意见。此后，中央又找了有关省市和部门领导进行了座谈和讨论。

在起草《决定》第五稿的时候，7月3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巨大的鼓舞作用。就搞这个文件，别的就不搞了。”会议决定，成立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进一步调整和充实了文件起草的力量。第五稿下发中央各个部门、各个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各个部门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说，国家体改委提出，文件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的。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的时候，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修改文件的过程中，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就是在文件中提不提商品经济？有人认为，不能提。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怎么提商品经济呀？如果提商品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了吗？我认为，应当提商品经济。我说，根据我的调查，哪个地方经济搞得活，老百姓比较富裕，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广东人爱吃鱼，可是搞计划经济没有鱼吃了，因为价格管死了。后来，逐步放开价格，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市场上鱼就多了，多了以后价格也下降了，老百姓就有鱼吃了。所以，搞商品经济没有错。原来有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当加上一句“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然而，我的观点在起草小组中通不过。我的力量不够，因为反对者的官都比我大，我当时是以体改所所长的身份参加的。没有办法，我就跟童大林同志商量，我说：“这个问题有争论，我希望以体改研究会的名义开一个研讨会，讨论商品经济问题。”安志文、童大林同志很赞成。

8月底，我们请了将近20人在西苑旅社开了一个研讨会，包括董辅礽、蒋一苇等人都参加了。我先介绍了一下情况。我说：“对于要不要提商品经济，现在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要突破，希望大家讨论一下。”会上，大家的意见很一致，都是赞成的，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同时，我们还讨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这是十二大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为主为辅问题，计划经济是制度和体制问题，市场调节是手段问题，这个提法不对称，不应该这么提。

9月7日，我把研讨会的意见报上去了，并向中央提出对经济体制改革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我的主要观点是：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理论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现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赵紫阳批示：“请起草小组参考。”他又说：“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我后来知道，在我提交这个意见之前，马洪提交了《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报告。提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论根据。并建议，把这一提法写进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去。

9月9日，赵紫阳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中3个问题的意见：第一是计划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是价格改革问题，国家定价的范围逐步缩小，放开的比重逐步扩大；国家规定的价格，通过调整，逐步向市场价格靠拢。第三是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都要逐步简政放权，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学会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表示完全同意。所以，这封信起了关键作用。最后在《决定》中写上了“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也就不提了。

实际上，在经济改革的决策过程中，始终存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传统观念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在国际上，这个问题也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我们中国更为突出。1984年，中央的改革《决定》把“商品经济”的概念提出来，是采取一种迂回的办法，为“商品经济”正名。10月20日，就在《决定》通过的当天，小平同志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邓小平说：“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异端’，现在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党的文件中写上“商品经济”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渐进的、逐步突破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是个新提法，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决定》同时还说，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计划经济的概念没有解决。《决定》里面除了“有计划”三个字的限制以外，还有劳动力不是商品，矿山等不是商品。这是胡乔木加上去的。当时，乔木正在天津，起草小组派我到天津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要限制什么不是商品。同时，人们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解也不同，有人在“有计划”上做文章，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我们则认为，重点应当放在“商品经济”上。商品经济就是要有通过商品来交换，要等价交换，要遵守价格规律。所以，争论并没有停止。

四、创建改革理论的研究队伍

1984年春，体改委酝酿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当时的考虑是，鉴于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体改委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对改革中的理论问题做出回答。同时，还应该培养一批年轻人，准备将来接我们的班。一开始，赵紫阳不大同意在体改委下面办研究所。他认为，全国有很多的研究机构，要研究什么问题，可以把他们找来开会，没有必要再办一个研究所。但是，体改委坚持。4月，经过体改委的努力，赵紫阳原则同意在体改委下面办研究所，体改委党组就让我来抓这件事。

当时，我们在海里（即中南海）工字楼办公，调研组有李峻、李越果等一些人，我让他们做一些具体的筹备工作，分配组的朱利有时也过来帮忙。在筹备的过程中，由于田纪云曾经说过，研究所不要在中南海办公，李峻他们就搬到了中南海对面的养蜂夹道，在高干俱乐部游泳池的顶层办公。那个时候，我正在玉泉山参加三中文件的起草工作，还有调研组的工作，平时不怎么过去，主要是李峻他们在那儿弄。

大概是9月份，我让李峻和李越果搞了一个组建研究所的方案。这个时候，陆续调进来一些人，像姜斯栋、赵榆江、刘力群、张维迎，开始时大概就这几个人。调张维迎来，还有点儿波折。他当时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我看到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为钱正名》。我觉得，这个青年人有想法，就想把他调来。当时，西北大学正在批判他的“为钱正名”，说他为投机倒把正名。我派李峻到西北大学去了解一下情况，认为张维迎的观点没有什么问题，就把他调过来了。姜斯栋是北大研究生毕业过来的，赵榆江是从外交协会调来的；徐景安当时在体改委规划组当处长，他是从委里调过来的。12月20日，体改委正式发了文件，宣布我当体改所所长，徐景安当副所长。这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就算正式成立了。

1985年初，体改所成立以后，需要人嘛，因此还在继续调人进来。像调刁新申来，就是我在海里跟她谈的话。在这之前，鲍彤通过李湘鲁找到陈一谘和王小强，和他们谈了办研究所的事情。这样，陈一谘和王小强就带着农村发展组一些人，像宋国青、白南风、杨冠三等到所里来了。同时，还有一些应届毕业的研究生，像张少杰、齐永贵他们也都来了。人多了，养蜂夹道的办公室挤不下了，体改所就搬到了陶然亭游泳池那个院。

体改所成立不久，就组织了一次很大的活动，即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调查。这次大调查是从2月开始的，一直到11月才结束。先后动员有关部委、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共计21个单位，参加调查的专业人员和在校研究生、进修生、大学生近400人。这次大调查，经过讨论方案、设计表格、试点调查、人员培训、全面调查、分组汇报、数据处理与材料分析、撰写报告等八个阶段，搜集整理的数据达1400万个，形成各类调查报告156篇，共计130余万字。

在这期间，5月份，我当了体改委的副主任。6月，陈一谘当了体改委委员。体改委党组就正式下文，免去我体改所所长的职务，任命陈一谘为所长。尽管我卸任了所长的职务，但在体改委党组分工中，仍然指派我分管体改所。体改所的重要活动，他们事先都要向我汇报，听取我的意见。

1986年5月，以体改所的名义，由我率团赴匈牙利、南斯拉夫进行考察。考察团的成员以中青年为主，除了体改所的人员外，还有当时中组部的副秘书长刘泽彭，国家体改委规划组副组长郑洪庆，北京市物价局的局长马凯。考察的重点是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匈、南两国面临的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以期为1987 年、1988年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提供借鉴经验。这次考察圆满完成了既定目标，受到国务院总理的高度重视，专门抽时间听取了我们的汇报。

从1986年到1987年初，体改所相继建立了宏观观测系统、企业追踪系统和社会调查系统。比较早地运用计算机处理技术，对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微观景气变化和社会舆情变化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做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应该说，在80年代，这样的研究还是比较超前的，与传统的经济理论从经典到注释的研究有很大不同，可以针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心理变化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为经济改革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活力。

还有一件事，就是1989年4月召开的京丰会议。当时，体改所和全国青联要开改革10周年中青年理论研讨会。为了召开这个会，刘延东还到我办公室来谈过。开始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开。因为在1988年底，体改委跟社科院、中宣部已经开过一次这样的会，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开一次。但体改所和全国青联的积极性都很高，我也就同意了。因此，这个会由我、刘延东和李援朝负责。我是作为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会长，刘延东代表全国青联，李援朝是团中央的。当时，把我们搞得很紧张。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都参加了这个会，像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四通公司的曹思源，还有陈子明他们一些人。他们在会上搞了一些挂牌讨论会，争论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比较担心了。为了不让事态继续扩大，就让周其仁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把一些比较冒的言论降降温。

在培养改革理论队伍方面，除了搞研究所以外，国家体改委还与中央党校合作，举办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开班期间，我和体改委的一些同志都去讲课，传达中央的改革精神，介绍全国的改革形势和各地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每一期研究班结业时，国务院总理在中南海或者人民大会堂与学员进行座谈，因为总理兼体改委的主任嘛。仅在80年代，就先后办了9期，每期4个多月，为全国的体改系统培养了大批从事改革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后来，人们说起这段往事，都戏称自己是黄埔几期的。

五、参与起草改革方案和规划

1986年1月25日，赵紫阳召开一个座谈会，讨论七五期间特别是七五前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和综合配套改革问题，体改委安志文和我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是因为，七五建议提出“要把改革放在首位”，所以，国务院也好，中央财经小组也好，都在考虑设计综合配套的改革方案。

3月15日，赵紫阳在听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汇报时说：“今年改革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明年、后年的改革做好准备。首先要研究明后年改革的步子究竟走多大，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个什么程度好，步子走大一点，比较有利，还是走小一点比较有利？大家可以酝酿研究一下。当然，这不能完全从我们的愿望出发，要看主客观的条件。”他还提出：“具体说来，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3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

3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决定成立国务院方案研究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明后两年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小组由田纪云负责，张劲夫、吕东、安志文等人参加，下设方案办公室，我任办公室主任，杨启先、傅丰祥任副主任。吴敬链也是副主任，是后来补充进来的。改革方案办公室集中了40个人，从体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社科院各个方面调人。一些年轻的业务骨干都在里面，周小川啊，郭树清啊，楼继伟啊，宫著铭啊，更年轻的像华生啊。为什么那么重视呢？组织那么多人？因为要搞综合配套改革的设计，仅靠某个部门是不行的。根据赵紫阳同志的讲话精神，4月8、9、10日，方案办公室用了3个半天，讨论明后两年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思路。4月16日，田纪云主持召开办公会议，研究改革的总体思想。

4月25日，方案办公室提出了明后两年改革配套的基本思路。在讨论中，对于明后两年的配套改革究竟达到什么目的，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比较乐观，认为由此就能够形成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宏观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为主，新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实现新体制占据主导地位。另一种看法比较谨慎，认为要使新体制占主导地位或者建立新体制框架，必须在三个方面有根本性的变化。第一，大部分工业企业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新体制必须具备的微观基础。第二，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初步发育的资金市场。第三，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明后两年改革的重点是价、税、财联动，在企业自负盈亏方面不会有根本的突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比例在全局上还不能做大的调整，资金市场还难以形成，计划体制改革的步伐也不会很大。因此，改革可使新体制在若干重要方面上升为主导地位，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扫清道路。

这两种思路有较多的差异，具体说，大概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明后年的改革中心是理顺生产资料价格，发挥商品市场功能。其他方面都要围绕这个中心，采取配合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调整产品税率，开征资源税，以调节因提价引起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动；加强投资的计划性，控制基建规模，改善价格改革出台的经济环境等。只要生产资料提价这一步迈出去就是一大成绩，所以说，这是一种功能性的改革。而经济体制的构成或者实质性的改革应当放后一点进行。这个思路有利的一面是改革的目标集中，内容比较单一，方案准备工作量不大，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牵动比较小，实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和风险。不利的一面是对旧体制触动不大，整个经济运行机制不会有多大的变化，调价的效力很快会衰减，结果可能是旧体制在更高价格水平上的继续。

第二种意见，主张抓紧当前不可多得的有利时机，果断地实行比较彻底的配套改革，打破新旧体制并存的状态，建立新体制的框架，七五后两年不必再走大的步子，主要是进行消化、补充。这就要求，（1）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调整基本上一次到位，一次性地提高到市场价格的水平，结束双轨制。（2）调后即放。在提价以后半年到一年之内，基本上取消重要物资的计划调拨制度，形成以限价、浮动价、合同贸易为特征的统一的商品市场。（3）税收联动。通过开征资源税、土地税等，将提价的好处收归国家，同时对加工制成品进行减税和补贴，以稳定消费品的市场价格。（4）改革税制。大大缩小产品税的范围，通过普遍开征资源税、土地税、固定资产占用费等，全面实现国有资源、资金的有偿使用。（5）在确定中央、地方事权范围的前提下，重新划分地方收支，建立分税制基础上的分级财政。（6）银行系统实行利改税，全部国拨流动资金改为银行贷款。此外在计划体制，物资体制，投资体制，企业财产关系、经营方式和领导体制、劳动就业制度和工资福利制度，银行体制和政府机构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或者试点准备工作。这种设想有利的一面是，改革的配套性强，在经济体制各个方面可以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加速建立新体制的主导地位。避免七五后期再来一次大的配套改革。不利的一面是，设计方案和各项准备工作十分艰巨，对社会经济环境的要求很高，干部的思想和管理能力可能跟不上。两年中要完成这么多改革，任务相当困难，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冲击旧体制，遇到的阻力和风险必然增大。

第三种意见是，配套改革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量迈出大步，但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准备七五后期再进行一次更深层次的配套改革，才能使新体制真正占主导地位。明后两年价格改革的步子要大，但是不能强调“一次到位”，不同的生产资料可以有不同的提价幅度，先做一次较大的调整，尔后视情况需要再实行微调，避免对市场造成过大的冲击。提高生产资料计划价格的同时，分步骤地减少分配调拨，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但至少在两、三年内，计划分配不能完全取消，“双轨”价格也会继续存在，但可以通过建立专营市场等办法趋利避害。开征资源税、土地税等税种是必要的，但在一定时期产品税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并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因生产资料提价增加的收入，应由国家税收的形式收回。但对利润率偏低的原材料的生产企业，仍需留给一些好处，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由此减少的财政收入，可用原来无偿开发国家资源的非国有企业交纳的税款补偿。为了控制零售物价，对加工产品有选择地实行减税。确实消化不了，导致亏损，产品又适销对路的企业，应允许适当涨价。确属必保的重点建设项目，若因资本货物全面提价难以按计划完成的，可追加一定投资。在配套改革中，计划投资体制的改革具有关键的意义，必须下决心，较大幅度地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和重要物资的分配调拨。各级政府从现在起要逐步退出生产性、盈利性项目的投资，转向主要搞好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的建设，没有这个条件，光靠价格调整，很难出现一个生产资料市场。也无法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建立分税制的分级财政。

还有的同志提出来，配套改革期间，需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如果因为搞改革，把经济发展速度连续两年降得过低，会引起许多新的问题。配套改革不能抑制企业的动力和活力。价、税、财联动是必要的，但企业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应相应深化。在商品经济中物资的运动一刻也离不开资金的运动，要搞活生产资料市场，必须在搞活资金流通上进行必要改革，大家在讨论中共同感到，明后两年配套改革，同煤炭、石油、石化、有色等部门的“大包干”必将产生许多矛盾，这是一个很难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8月2-6日，赵紫阳在北戴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方案办公室汇报明后两年配套改革的总体设计，体改委的安志文、高尚全、杨启先、傅丰祥参加了会议。汇报的时候，我感到赵紫阳的态度有些变化。此前，他比较着急，想快一点。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大概五六年要基本上建成新体制。这次汇报，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就比较谨慎了。他说：（每吨）钢材的价格调到1000元，我是同意的。我们一年要进口大量钢材，价格与国际市场拉平。从整个价格体系看，主要是原材料、初级产品价格低，加工工业价格高。但是，前者到底提多少？一是要提，二是提到什么水平？提得过高的话，就会使最终产品没有竞争能力。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要瞻前顾后，原材料价格和工资不要过高。钢材作为特殊问题，可以这样做，其他的原材料、初级产品不应这样做。如果钢材价格和国际市场拉平，其他不拉平会出现什么问题？要研究。经过讨论，会议基本同意所提的改革方案。

10月14日，赵紫阳听取杨培新汇报施奈德的意见后，讲了一番话：对初级产品价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不仅施奈德有些意见，瑞士专家林德也认为现在中国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搞价格改革，应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上。调物价与放开物价不是一个概念。涨价往往转嫁给消费者，效果不像预想的好，出的问题却很多。汇率调整也影响了产品成本。归根到底是企业的机制问题，不是价格问题。因此，到了1986年底，就把这个价、税、财改革方案放弃了，转向搞企业承包制。当时情况挺复杂，有不同的声音。赵紫阳原来是准备迈大步子的，但他有个特点，愿意听各方面的意见。改革难度大，一步到位不行。

1987年1月，赵紫阳代理总书记，就不再兼国家体改委主任了。3月，李铁映到体改委任党组书记、主任。李铁映这次到体改委的时间不长，也就一年左右，但他主持了一项规模比较大的工作——研究制定“三五八规划”。这是一项中期改革规划，重点研究今后3年、5年、8年改革的目标、步骤与相应的措施。

从10月起，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部分地方体改部门，对1988-199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综合规划和专项设计。与以往相比，这一次的中期改革规划体现了更广泛的代表性、更完整的理论性和更强的实际可操作性。参加这项研究的机构，除了国家体改委的规划司和体改所外，有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经济中心、国务院农研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还有上海课题组，共计11个课题组。应该说，这么多机构参与的改革规划设计，代表了当时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对改革形势的基本判断。

从各家提交的方案看，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期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新、旧体制的转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的主导地位。这种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内容：即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企业形态的公司化，就是要把竞争性行业的大中型国营企业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建立起真正的企业法人制度；宏观调控的间接化，就是要彻底改变政府直接作用于企业的旧的经济管理体制，政府的一切经济职能，都要围绕市场而展开，并通过市场来实现。

然而，在确立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上，各家方案存在较大差别。最乐观的估计是4年。即首先通过1年的“稳中起步”作为准备阶段，然后进入决战阶段，主要通过理顺经济参数和建立符合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组织制度和组织体系两方面的改革，用3年的时间，实现经济体制的基本转轨。占多数的看法是，争取在8年或稍长一些时间，确立起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实现。即使我们主观上想加快改革的步伐，但在客观上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因此，规划期改革目标值不能期望过高，只能实现适度目标。具体地说，就是企业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自负盈亏，形成有一定开放程度的市场体系，建立起间接调控体系的雏型。

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1988年上半年。1988年4月，李铁映到国家教委去了，国务院总理李鹏兼任了体改委主任。他一到任，就向我们传达邓小平的讲话，要搞价格改革，要进行价格闯关。因此，三五八规划的研究就结束了。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项研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各家方案对确立新体制的时间判断上有差异，但对改革的目标取向还是是非常统一和明确的。应该说，当时比较谨慎的观点还是大体上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的，即对改革的目标值不能期望过高，要逐步推进。这就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计划体制在我国存续时间不到30年，我们却花了40多年对其进行改革，至今改革仍在路上？我认为，其中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有理论指导上的问题，但更多的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从这角度讲，改革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