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经济体制也逐步向管制更加宽松、更加适应生产力方向发展，尤其是农村改革的突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取得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未有过的连年增产，1984年粮食更是增产4070亿斤。但粮食增产以后所需要的市场、销售渠道等与城市尚存的原来那套体制格格不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也难以获得，城市当中经济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1982年9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1984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经济工作的中心逐步由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当时针对改革的进程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改革范围进一步扩大，整个改革形势酝酿着一次战略性的突破。

1982年9月，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小平同志在谈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时说:“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多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搞一个改革文件? 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巨大的作用。就搞这个文件，别的就不搞了。”主持起草这个改革的文件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身上。

1984年2月，从特区视察回京的邓小平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3月13日，胡耀邦邀集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召开座谈会时提出：要解决一批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对一批过了时的经济术语要检查一下，有哪些问题妨碍了经济指导思想。例如生产和消费、价值规律、市场、物价等问题。

1984年5月中央成认了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同志组成的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文件起草领导小组，组织了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决定》起草工作期间，胡耀邦同志多次亲自参加文件起草工作座谈会，就《决定》起草的内容和方向提出诸多重要的建议和意见。譬如他指出：要写得“高”一

些，原则一些，要搞出个“历史性的文件”。他还提出可分为8个问题来写，包括改革的必要性，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国企改革，价格改革，等等。起草小组花了一个多月拿出提纲，交到北戴河会议。

1984年6月9日，在由万里、胡启立、田纪云等同志共同参加的文件起草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同志更是对文件起草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改革……是我党拨乱反正以来确定了的方针，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改革要贯彻在四化的全过程中，全党必须把四化和改革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的国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现在要较快地富裕起来，力量还很单薄，完全靠国家包起来一切事业是不可能的。国家、集体、个人要一起上，允许集体、个人搞开矿、办能源、办交通。”

7月中下旬，起草小组成员被通知到北戴河进行讨论。胡耀邦在听取汇报时，认为提纲还是没有脱离原来的调子，很不满意，他强调，这是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提出要写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他提议调整起草小组班子。部分同志回原单位，另从中央部门调林涧青、郑必坚、林子力等人参加起草小组，小组负责人是林涧青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袁木。这个调整进一步强化了起草小组对有关市场改革问题的认识。之后，起草小组重新讨论整个文件的框架，提出了新提纲。

8月5日，胡耀邦接见起草小组全体人员，表示基本同意新提纲，逐条讲了些意见，并要求20日前拿出新的稿子，于9月上旬交给在北京组织的高级干部大讨论。8月7日，起草小组成员立即按照新提纲，重新分工起草第四稿。郑必坚、王愈明和谢明干负责写前三条。8月15日，新稿完成。

8月30日，胡耀邦到玉泉山同起草小组座谈。他再次要求在总结前几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在谈到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时，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要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嘛。不能把贫穷当做社会主义。”在讲到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弊病时，他引用了列宁的话“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并说：“什么‘无所不包’! 能包得起来吗? 包起来的结果就是经济没有活力，市场商品匾乏，人民生活困难。”还说：“什么是计划? 计划就是打算、预计嘛，不可能算得那么准确。计划就是计划，不是法令。”在讲到发展

个体经济时，他说：“有人反对发展个体经济，怕导致资本主义。怕什么? 它们不过是太平洋上面几个小孤岛而已，掀不起什么风浪!”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起草小组又立即分题、起草、综合、互相修改，集体“过”稿子，于9月5日形成了第五稿。

9月3日，胡耀邦会见中组部召开的全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座谈会全体代表。胡耀邦指出：必须明确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即各个部门、各条战线都必须紧紧围绕四个现代化进行自己的工作。在企业发展方面，胡耀邦强调：要重视智力劳动创造的价值，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厂矿企业的领导班子同党政班子不一样，特别是企业行政班子，要懂专业，要懂生产的全过程，会搞经营管理。打不开局面的，要坚决调整。在城市经济改革方面，胡耀邦说：三四十万个企业，特别是骨干企业，是当前国家财政收人的主要来源。把企业内部活力调动起来，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最重要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多因素，但关键是领导班子。列宁说：“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现在关键就在这里；没有这一点，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怎样研究人，怎样寻找能干的干部，把工作建立在一套制度上，保证符合“四化”要求的干部源源不断地、成千成万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胡耀邦还说：现在是八十年代，中国的革命大大地向前进了，情况不同了，局面不同了，即使是过去成功的经验，有的现在也不适用了，不适应现在的新情况、新形势。所以，各方面都要进行改革。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一切部门都要考虑怎样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形势，端正业务指导思想，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出现了新问题，不要大惊小怪。要扎扎实实地调查研究，不断探索，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丰富的实践中，把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提到理论的高度，说明我们是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次讲话，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胡耀邦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理念。这个讲话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部分对经济体制改革稿子起草小组成员做了传达。

9月8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第五稿，同意把9月5日写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稿子提交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讨论，并由各省区市委常委召集大企业负责人、理论工作者讨论修改。胡耀邦在会上指出，计划、价格、领导3条写得还不够，要加以充实。会后，起草小组立即对这3条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在《决定》征求意见过程中，马洪和我分别提出：应当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的决议中。

9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点意见，指出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应当是自觉依据并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对价格改革问题，指出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将来的趋势很可能是国家定价的范围逐步缩小，放开的比重逐步扩大，国家规定的价格通过调整逐步向市场价格靠拢；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政企分开。除了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批示表示同意外，胡耀邦同志也明确表示赞同信中所提出的几点，并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

9月19日，胡耀邦又召开起草小组会议，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和中央、地方大讨论的修改意见，起草小组从21日到24日又分题修改稿子。到25日，印出第六稿。此后几天，起草小组继续推敲文字、提法，并形成了第七稿，报送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审阅。

10月1日，在新中国成众35周年庆典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邓小平的讲话给予正在起草文件的小组成员以极大鼓舞。10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他传达了邓小平对《决定》第七稿的电话赞成意见，陈云等老同志都发表谈话表示了意见和基本同意的立场。最后，会议原则批准了这个稿子，但建议继续进行修改。会后，起草小组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修改出第八稿。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对送审的第八稿，都批示同意。

10月12日，参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代表在北京报到。13日到19日，是大会前的预备会议，包括阅读第八稿及分组讨论，胡耀邦两次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10月20日，在经过了6天预备会议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胡耀邦主持会议。大会对《决定》(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全会最后一致通过了这个《决定》。在我从事经济工作60周年画册里还保留着胡耀邦同志在1984年10月20日与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谈话的照片和1984年10月24日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起草小组的合影。

《决定》的产生，历时近5个月，八易其稿。《决定》对当时的改革探索指明了改革的原则方向，进一步确定了改革性质、目标、任务和基本蓝图。《决定》突破了长期以来的禁锢，要求尊重价值规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回答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改革前进的理论问题，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为我国的改革指明方向。这份《决定》是胡耀邦同志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指导下，在结合改革开放5年多的生动实践基础上，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胡耀邦同志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有目共睹、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