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几乎每一章都有某些原创性的内容，或有新资料的发现，以及那些读来能让人眼睛一亮的观点。[2]这是别具一格的教材，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部学术含量丰厚的专著，是最近十多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这部著作是集体写作的产物，负责各章编写的大都是所属领域顶尖的专家，[3]其对学术的推进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这部著作已经有不少书评给予高度的评价，我大都表示赞同，这里想就其所引发的某些问题，做些探讨。
严著最引人瞩目的是研究“边界”的拓宽。现代文学的起点被往前移到19世纪80年代末[4]，等于前推30多年，空间上（其实也是一种“边界”），则覆盖华人外语写作、少数民族语言写作以及通俗文学、旧体诗等，而这些都是以往文学史所忽略的。
“边界”问题值得探讨，不久前我在题为《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5]已经谈过这个问题，现在读了严家炎先生的文学史，想再说一些话。在严先生这部论著出现之前，部分学者已试图把晚清、十七年、“文革”以致“新时期”统归为现代文学，随之便产生“打通式”研究以及专门关注“边界”拓展部分的研究。晚清这一段在古代文学中属于边缘，尚未充分开发，而晚清的文学“新变”又与“五四”及其后的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新文学运动的前奏或序幕，所以连成一气做整体考察是必要而合理的。将晚清的文学“新变”纳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对现代文学一学科的建设必定大有好处。换个角度，以古代文学史的学者来看，晚清文学应当怎样处理？严家炎的文学史把“边界”划到19世纪80年代末，这样是否可以接受？这也是有趣的问题。[6]
从现代文学史一般的叙写立场看，晚清的“新变”还只是“量变”，离“五四”前后的“质变”还有一个过程，“五四”作为重大历史标志的地位，是晚清“新变”所不能取代的。现代文学史可以从晚清写起，但这只是序幕，大的变革还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严家炎先生这部文学史对晚清特别重视，篇幅很大，几乎超过了“五四”。 该书写晚清民初用了4章，147页，写五四时期文学也是4章，139页。这可能是要矫枉过正吧。不过，从晚清写起不等于现代文学的“开端”就在晚清。道理明显，文学史写作总要抓大放小，经过筛选，纲举目张。文学史特别是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肯定要把重点放在贡献与影响最大的作家作品上，它不能不放弃甚至过滤掉许多不那么重要的作家与文学现象。几百年后人们谈起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很多作家作品都“过滤”掉了，留下印象最突出的恐怕还是“五四”，而不会是晚清那些作家。毕竟只有“五四”这样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惊天动地影响的大事件，以及《狂人日记》《女神》这样一些标志性作品，才公认为“里程碑”，而新文学的真正发生也还是在“五四”前后。过去很多现代文学史把“发端”放在“五四”之前两年——1917年初，就是陈独秀、胡适在《新青年》正式发动“文学革命”那时，这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总之，从哪里写起，和以哪里作为“发端”，并不全是一回事。我主张可以从晚清写起，那是作为序幕，现代文学的“发端”还是1917年初，或者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启动之时。
严著文学史引发的另一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文学史的标准。研究“边界”往晚清的“前移”的“根据”不难找到。说新文学在晚清已有所酝酿，也不会有太多争议。有争议的，是贯穿文学史的评价标准问题。严著文学史表示要“让文学史真正成为文学自身的历史”。如何回归文学自身？严家炎提出所谓现代文学要看三点“特质”：一是其主体由白话文构成，二是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三是大背景上与世界的文学交流。[7]我很赞成严家炎的三点论，这是可以作为现代文学史的认定与评价标准的。问题是，在晚清和民初，即使已经有黄遵宪《日本国志》（1887年定稿）提倡文学语言“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而且也已经有不少相对成功的白话的创作，但整个文坛很难说已经有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整体性自觉。虽然有陈季同《黄衫客传奇》（1890年出版）那样用法语写成的小说，但这部最近才被发掘并翻译成汉语的小说，当时在本土几乎不够成影响[8]，也难于作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成功例证。[9]倒是“鲜明的现代性”确实可以作为文学史评价的一个标准，在严著文学史中是能看到这方面的努力，也有相当出色的成绩的，不过“现代性”这一点放到晚清似乎也仍然缺少足够的理由。所以我认为研究边界“前移”应当谨慎，因为有些必要的标准在此难于实施。
其实，“前移”早就有人在做。前些年有海外学者王德威提出“压抑的现代性”的概念，认为现代性特征早在晚清就出现了，并非“五四”前后才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10]这位研究者的论述不无道理。在晚清小说和文学翻译中，的确已可见到某些可解释为“现代性”的因素。大概这位华裔汉学家是看到“五四”传统太强大、被神圣化了，产生质疑，才试图颠覆以往过于强调的“五四”传统，办法是尽量模糊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界线。王德威的研究还是立足于文本分析和原始材料的调查，他的设问也丰富了对文学史的理解，虽然不免有“过度阐释”之嫌。问题不在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提法，而在于这提法引来蜂拥跟进的模仿者。多数“仿作”的路子就是抓住晚清文学某些“个案分析”，并不顾及“个案”的代表性，便从中“提拔”所谓“现代性”因子，证说预设的命题，有点“穿鞋戴帽”。“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提出的初始含义及其学理背景被忽略了，大家很少注意这种“前移”也有其特定的价值标准——对“五四”历史价值的“降解”是“前移”的潜在意图。
尽管如此，在目前现代文学的学界，研究“边界”往晚清“前移”似乎已成态势，构成对既有文学史观的挑战。如果“前移”不满足于版图扩张，也不存心“降解”五四，如果“前移”带来的是文学史观的适当调整而不是刻意颠覆，这种研究就可能比较为大家所接受。这一点，我认为严先生的文学史做得还是比较谨慎、比较有学理性的。他们虽然明确表示研究边界的“前移”是一个特色，并赋予种种理由，以致这本文学史一出来大家就都注意这一“前移”的“亮点”，但我细读该著，发现他们下笔时还是有些犹疑，因而也比较谨慎的。该著虽然“边界”前移了，而且晚清的分量很重，讲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讲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讲清末小说，都往所谓“现代性”的方面靠拢，尽管可能还有可议的空间，但总的来说，这一切还是“指向”“五四”前后的新文学，并没有拿晚清来颠覆和“降解”“五四”传统。
现代文学研究“边界”的拓展往晚清是“前移”，往当代则是“后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现代文学学科专门独立出一个“当代文学”，本是研究范围的拓展，却带来两者“分家”之后的某些隔阂，以至在学科设定上只好使用“现当代文学”这个别扭的称谓。现在两者的重新融合，打通现代与当代，已大致形成共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打通”带来许多新的学术发现。无论“边界”前移还是后挪，关键在于如何找到能较好解释这种拓展的相对统一的视点，而不只是“圈地”和拼凑。新的对象纳入之后应当能调整、丰富原有视野，使之对新、旧对象均产生新的理解。严家炎先生的文学史在现当代“打通”方面做了努力，不过有些问题也可能会引发思考，比如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肯定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的精神性需求，但又和八九十年代明显区别，如何用同一个“现代性”标准去做出富于历史同情的叙述评价？——仍然是“标准”与价值评判问题。
除了时间性“边界”的拓展，还有一种是“内容性”的“边界”，是往“内里”的延伸，即将鸳鸯蝴蝶派、武侠、言情、侦探、科幻以及旧体诗词等，全都一网打尽，纳入囊中。关于通俗文学价值的重估，它作为现代文学有机组成部分应有的地位，以及它的文学、历史、文化内涵，至今没有相对共识，有关的讨论、争议在近几年也屡有发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范伯群提出的，他试图用“两翼说”支持通俗文学堂而皇之进入文学史，甚至与雅文学平起平坐。这引起不小的争论。范伯群不是坐而论道，他花费大量功夫，拿出了大部头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功德无量。另一重要收获则是吴福辉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也很注重通俗文学，试图用多元拼合的办法把晚清以降各类文学一网打尽，展现的图景很可观。现在严家炎先生这本文学史又来热心描绘现代通俗文学纷繁的历史，果然也有令人耳目一新。书中谈论通俗文学的篇幅其实不多，但很难说已经严丝合缝融入“现代文学”，因为其对通俗文学的叙述，主要还是在纯文学背景中，注重的还是知识精英文学如何与大众通俗文学 “互补”。不过，虽然两者有时好像汇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从文学的“功能”看，彼此还是有些区别的，同样讲“现代性”，对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着眼点应当不太一样。现在普遍的做法就是把通俗文学“整合到”现代文学史的整体中，到底如何掌握好它和纯文学的关系，又如何“落实”所谓现代性评价标准？这是勉为其难的一件事。
无论如何，严著文学史在这方面仍然具有垦拓性，也已经引出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那就是：支持“统合”纯文学与通俗文学这种工作的，到底有没有一个完整有效的价值评判框架？目前是否还只有提升通俗文学地位的一种策略？以纯文学要求通俗文学这种习惯是否应当舍弃？方法上散点透视式的多元拼合是否可行？能否真正做到，在某个相对统一的标准下对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做出选择评判？
无可否认，在现代文学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多层次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差异与冲突。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交锋的现象中，也不难看到这种矛盾冲突。有差异与冲突，这是基本的事实，也是文学史推进的动力。把文学史写成思想斗争史是太过份了，但文学史写作也不必去淡化、回避差异与冲突，因为那样反而可能丧失把握历史的丰富性。这些年常见有学者提出文学史写作中的“多元共生”，人们格外看重历史发展多方面构成的“合力”，这体现一种在苛严时代过去之后的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多元共生”如何在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中体现，仍然是有相当难度的。难就难在把不同价值观、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创作汇集到一起时，需要首先考虑到在哪一个价值层面上去统合，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形态去处理这种“汇集”。如果弄不好，可能就是面对诸多矛盾的一种拼凑与调和。说到底，现今非常要紧而又缺少的还是相对认可的价值评价标准问题。只有自己相信并确立了某种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共生”才不流于相对主义，批判精神才不堕落为虚无。这其实也牵涉到现代文学学科“安身立命”的问题。在严家炎先生这部文学史中，我们多少看到了要“多元共生”又不流于相对主义的“挣扎”，这本身就别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学术价值。
研究“边界”的每一种延伸，无论是时间性还是内容性的，都要对原有文学史研究“立身”的基础做检讨和调整。无论是“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还是“汉语新文学”[11]，或者干脆就是“民国文学”[12]加上“共和国文学”，各种名称之下的研究都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边界”调整，这种调整不应局限于研究范围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在寻找某种重新认识历史的契机。严家炎先生和他的写作团队的书已经在提供这种新的契机，同时也在引起各种思考与议论。我看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所产生的“问题意识”要比该书本身重要得多。现在坊间很多文学史都是彼此“克隆”出版后就默默无闻的，严家炎先生主编的这部文学史一出现就令人瞩目，它强烈的创新意图和独特的写法高出一筹，人们很自然就会把它看作一种标尺，以此来衡量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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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严家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 如第五章关于黑幕派、鸳鸯蝴蝶派与雅俗文学对峙，第七章关于周作人散文随笔，第十二章关于李劼人大河小说创作，第十三章关于林语堂散文，第十七章关于师陀小说对“生活样式”的分解，第21章关于文学讲习所，第二十六章关于样板戏与主流创作，等等，都有新的见解新的突破。
[3] 该书撰稿者包括：王光明、方锡德、关爱和、陈思和、孟繁华、袁进、程光炜、解志熙、黎湘萍等。
[4] 该书第一章“甲午前夕的文学”，将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陈季同1890年用法语写作出版的小说《黄衫客传奇》，以及韩邦庆1892年开始在申报连载《海上花列传》这三件事作为现代文学的源头，全书就从这里写起。
[5] 载《华中师大学报》2011年1期，《新华文摘》2011年6期转载。
[6] 古今文学本来应当打通，也已经有学者在这方面努力，比如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力图探寻与抉发古今文学演变的内在逻辑。但该书只在最后一部分“近世文学”中以少量篇幅论及晚清文学。
[7] 观点引自严家炎先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讨会（2011年5月由现代文学研究会与现代文学馆联合召开）上发言。
[8] 可能提出的“根据”就是薛福成和曾朴估计读过陈季同法文版的《黄衫客传奇》。薛福成当时是驻英法大使，而陈季同是驻法大使馆武官。曾朴则是陈季同的学生，也通法文。《黄衫客传奇》即使在汉语读者中有影响，恐怕也只限于懂法语的极少数人。
[9]把一本用法语写作、近年才翻译成汉语、在本土毫无影响的《黄衫客传奇》当作“开端”，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10] 王德威认为在晚清小说和文学翻译的不同文类中，比如狭邪、公案、谴责、科幻等等，已经预告了现代文学的某些知识范畴与批判性思考，可见某些现代性的因素。他提出“压抑的现代性”的概念，认为晚清的现代性因素在文学史叙述中被五四所遮蔽了。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收王晓明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
[11] 见朱寿桐《“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学术研究》2009年第1期）。
[12] 提出有关“民国文学”的文章已不少，比如王学东《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4期），就探讨了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的可操作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