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游击战，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一场没有面子的战争和战术，不得已而为之。

自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游击战”，不是光彩不光彩的事。国弱民穷，没有军事实力，无论如何，与现代化的日军硬拼是打不赢的。

持久战、游击战，只是弱者的意志与智慧的表现，更不值得过度吹嘘。

游而不击，就另当别论了。

国军(国民革命军)也打游击战，一般中国老百姓并不理解。中国抗战，“抗战”的词意就是抵抗之战，是一场被动战争，是一场拼死抵抗的战争。

“抗战”，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不能不打。

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内地战场，只有三拨人在相互打仗：中国国民革命军、伪军与日军，八路军、新四军无疑属于中国国民革命军。

除伪军外，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或其它党派及非党派人士所领导的抗日军队都应统称为——“中国军队”。理所当然，也包括了全国各地的抗日游击队。中国战场上的抗日游击队有多种形式，并不是“传统教育”中标榜的：共产党主导了敌后游击战场。

笔者认为：自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游击战”，不是光彩不光彩的事。国弱民穷，没有军事实力，无论如何，和现代化的日军硬拼是打不赢的。

持久战、游击战，是弱者的意志与智慧的表现。

游而不击，就另当别论了。

共识网学者“东写西读”先生在“别了，史迪威”一文中强调：

“对于抗战的研究在区分正面和敌后战场过于简单了，国民党起初指挥比共产党规模大得多的游击战，而共产党除了百团大战之外从未发动抗日的主要攻势。而且根据苏联驻中国大使傅秉常日记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录的档案资料显示，共产党还时不时地与日本人和汪精卫的政府进行谈判，尤其在抗战末期更为频繁。”

自全面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高度重视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游击战，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民革命军中有三分之一在从事对日游击战。国军敌后游击队最初多为奉命留在敌后的正规军，也有由国军军官、地方军人、国民党党务人员所领导的民间武装部队。因种种原因，大陆方面，在80年代之前，极少提到国民党在敌后战场上的作为;国民党去台后，也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更多的是在强调正面战场。

据历史学者洪小夏统计，抗战八年，“在敌后作战的国民党游击军，最多时曾有近百万正规军和近百万游击队，最少时也有几十万正规军和几十万游击队。

对待日军的态度，即算是军事实力强大的美国人对日本人的勇敢、顽强及疯狂的战斗精神也感到敬佩甚至畏惧。美国人在战斗中并非怕死，他们最尊重的就是生命，不像日本人根本就不把生命当一回事。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中，守岛日军几乎全部战亡，也给美国海军陆战队造成重大伤亡。

微观战史专家余戈在总结现代战争时有句名言：死不起人，在这里是文明;死得起人，在这里是野蛮。

苏俄也是日本人的宿敌，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在日军面前也尝过不少苦头，打过大败仗。

白种民族曾经长时期地沉溺在种族至上的优越感中不能正视现实，“珍珠港事件”就是日本人给美国人的一种“教训”。日本人的野蛮连老虎屁股也敢摸。日本飞机更象一枚枚定点清除导弹，把美军珍珠港港内的舰船毁于一旦。

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是偷袭，是不宣而战，它使全体美国军人蒙羞。日本人袭击珍珠港，使处于中立的美国不得不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也随之爆发。

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一周，日军占领泰国全境，泰国政府不战而降，当即签订城下之盟。

12月10日，日军同时在菲律宾和哥打巴鲁(马来亚)登陆。

12日，日军强渡柔佛海峡，进攻马来半岛、新加坡。

25日，香港沦陷，港督举起了白旗。

不到一个月，马尼拉、吉隆坡和新加坡相继失陷。7万在菲律宾驻扎的“美菲”守军在惨败后，也放下了武器;8万新加坡英军向3万日本人毕恭毕敬的投降。

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也乘飞机从菲律宾逃至澳大利亚。

日军进攻，势如海啸，攻占爪哇、南苏门答腊和美丽的巴厘巴板。

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都尝到过一个东方岛国——“黄种人”的真正厉害!他们就是日本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世界上谁都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民族。直到公元7世纪，日本人还没有文字可以记载自己的语言，日本的女性，用一些汉字创造了一套字母，即所谓的假名，用来记载本民族的语言和思想。后来，日本大和民族干脆将大量的汉字引入自己的语言体系。

日本岛国自古以来虚心向中国学习，文化、制度、技术无不受中国的影响。但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消除了中国的落后影响，积极以欧美先进国家为榜样。而此刻中国正经历清政府的腐败没落的统治，清政府保守势力极力排斥西方世界的文化技术，不但致使“洋务运动”走下舞台，也让后来的“百日维新”成为短命鬼。尽管辛亥革命掐死了清政府，但中国政局在北洋军阀时期四分五裂，经济无法起步。

中国的落后，激起崛起的日本极大的侵华欲望并为之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擅长学习的日本民族，创造了人间奇迹，迅速地强大起来。然而，在军国主义的影响下，弟子打起了师傅，而且不管它东西南北中，疯狂到要主宰全世界。

日本的态度让大洋西岸的皇帝很不开心，可也没辙——元朝皇帝忽必烈招降不成打了两次日本都告失败，一点办法没有。日本海这个天然屏障护佑了日本。

甲午战争，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日本跟中国闹平等闹出来的，其实质就是日本跟中国抢肉。

东洋帝国的军人把武士道精神也延续下来，视死如归的“勇敢”让常人恐惧。更重要的是，日本人的耻感文化，驱使这个民族在寻求另一种方式来获取外国人的“尊重”。

这种方式就是军国主义的侵略与扩张。

蒋介石与许多高级将领都明白中国与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太大。

“新中国”的刘亚洲上将讲到甲午战争时说：“日本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

在《刘亚洲国家思考录》一书中，有一句使中国人伤心的大实话:

“中国对日本有一种不战而败的情结”。

其实这种情结从甲午战争之后就开始了。之后中国人这种纠结的心情更为严重，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这种情结，当然不是当今“仇日”的年轻人可以充分理解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比起六七十年以前，毕竟是强大得多了。

我国在抗战初期，中国人的确畏惧日本人，而这种弱者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封闭、僵化的影响，不求上进，更不善学习他人的先进技术，致使工业基础太差，生产能力低下，轻工业很少，重工业几乎是空白。

中国战区物资极度匮乏，其中的汽车、火炮、坦克、飞机完全依赖进口和别人的援助。

斯大林曾经说过：没有重工业的国家是无法抵御强敌入侵的。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已进入发展鼎盛期，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军事强国。

历史资料显示：

在“七七事变”前日本的经济总量达到283亿美元,是世界第6经济强国。在此前,日本全国只有4个装备整员的师团，不到20万人，“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量的扩充兵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中国有110个师团，总共250多万人,此后日本兵力一直在扩充，1945年达到600多万。二战时期，日本共生产5000多辆坦克;日本1944年一年当中,生产了28，000架飞机，1941-1945年日本共生产了航母17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63艘、潜艇147艘，军事实力不可小觑。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拼的就是实力。当然，其中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

中国，国弱人不蠢，不是没有自知之明。

国民党军政高层很早就注意到了敌后游击战对整个抗战胜利的重要性。1937年11月7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如此表述他对敌后游击战和整个抗日持久战之间关系的看法：“保存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区疲于奔命也。”

在1937年8月2日，蒋委员长已经指示参谋本部：“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会”。

9月15日，蒋又指示主持甘肃军政事务的贺耀祖要注意组织宁青与绥远部队“游击阻敌”。

更早一些时候，1937年3月，国民政府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已有规定：

“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用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敌其后方”。

1937年冬的武汉军事会议上，国民政府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建议，抗日的基本战略：

“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

据白崇禧晚年回忆，该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

稍后，在1938年冬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氏提出新的抗战策略：

“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

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在《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也将敌后游击战提高到非常关键的程度，该方针要求全国抗日力量：

“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扰，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

次年，国民党军队即变更了战斗系列，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训。敌后游击战正式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重心。

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的敌后游击区，除冀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及滇西腾北游击区、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这些游击区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打进沦陷区的楔子，形成了敌后游击战场，构成了对日军的严重威胁。国军游击部队起到了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牵制日军、困扰敌军后方、佐助国民政府恢复沦陷区政权、使沦陷区民心得到维系的作用。

这才是中国抗战史中的实况。

笔者就比较熟悉的滇西抗战举例：

在滇西，1944年大反攻之前，中国滇西远征军除了牢牢坚守300多公里的怒江防线外，游击战更为突出。

刚烈的腾冲人，曾将一座空城留给了日本人，得知游击队过了江，他们又迅速组织起来了。

6月下旬，龙云任命张问德为腾冲县长。

7月初，腾冲敌后抗日政府成立了。

日军欲拉拢诱降张问德，被张老大义凛然地回绝，他义正辞严痛斥日军罪行的《答田岛书》，立即被各大报纸争相刊载，蒋介石读到这篇文章，拍案叫好，并亲自为张老题匾——“有气节之读书人也”。

在李根源先生的呼吁下，预备2师的动员下，抗日政府的组织下，各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武装。

滇西部分沦陷，时事维难，云南只有力图自保，才能稳住大西南后方。龙云在李根源与宋希濂的督导下亦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概承认了各地自卫组织，一气颁发了近十个游击队编号。

这些队伍是：

朱家锡为司令的龙潞游击队;

刀京版土司任司令的滇西自卫军第1路;

龚绶土司任司令的滇西自卫军第2路;

线光天土司任司令的滇西边区自卫军潞江支队;

由罗正明任司令的阿佤山游击队。

明增慧任司令的莲山独立自卫支队。

以六库土司段浩为首，福贡、碧水、泸水、练地土司联合组成了“福、碧、泸、练”民众自卫队。

滇西的各个山头都扯起了保卫家园的旗帜。

5月18日，归化寺枪声打响。

腾冲护路营营长李从善、瓦甸区长孙成孝、自卫队队长纳其中自发联合迎敌，打死日军中尉队长牧野以下44人。耀武扬威的日军首次遭到滇西人民的抵抗。

抗日的枪声在高黎贡山回响，怒江西岸烽火燃遍。

预备2师1942年5月渡过怒江，就留在腾北了。参谋长彭劢、洪行副师长率部突袭日军，一战获胜，当场击毙日军联队长松本。滇西人为之大振，预备2师威名远扬。

1942年12月程杰任第二预备师营长，参加滇缅边界腾冲县、朝阳寺对日军的伏击战，率部毙、伤日军1100多人。参加东固街战斗，消灭日军400多人。程在滇缅边界期间，先后参加20多次大小战斗，英勇善战，功勋卓著。1943年元旦，第二预备师召开庆祝会，程在大会上介绍了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受到官兵的赞誉，被师长称为“抗日铁血男儿”。

正在新胜得意中的日军则大惊，为了对它的上司推卸这次事件之责，日军的报纸极力渲染遇到中国“战神”了。

滇西日军到处张榜，重金悬赏“洪胡子”。从此，“洪胡子”，在滇西家喻户晓，预备2师也更深人人心了。在腾冲抗日政府的支持下，短短几个月，预备2师在曲石、界头、马站、固东、明光、古永等要道布防，其前哨阵地已延伸到了打鹰山、打苴山。

8月，预备2师参谋长彭劢又与副师长洪行率第4团深入滇南，以蛮东为中心，再在中和、荷花、清水、河西等地布防，切断了腾冲与八莫的交通线联系。有抗日政府和游击武装的相互支撑，滇西敌后根据地逐渐扩大。

9月中旬，日军再次发动大围剿。

这一次，日军从龙陵派出数千兵力与腾冲日军会合，兵分两路向腾北根据地合围，一路向阳桥前行，一路沿怒江西岸北上，日军来势凶猛，预备2师江苴、瓦甸、界头防地分别失守。就在日第56师团进攻腾北的同时，日第18师团高杉大队再次向蛮东进攻，滇西根据地全面告急。

为集中兵力对付日第56师团，顾葆裕师长只得放弃腾南，迅速撤回第4团增援腾北，又急令第5团由明光北增援马面关，给日军侧背一击。日第56师团腹背受击，被迫撤退。

10月14日，顾师长与彭劢抓住战机乘胜追击，日军被赶到曲石江、碗窑河以南。预备2师保住了腾北根据地，不幸的是腾南根据地丢失了。

1943年秋，日军猖狂备战英帕尔。为了消除中国军队对其后方的威胁，日本南方军内竟然有人喊出要武力摧毁保山，不过由于日军兵力不足，日南方军不敢贸然再渡怒江。只得改攻击保山的方案为：击破腾北抗日游击根据地，阻止怒江东岸中国军队对腾南的增援，一并切断第36师退路。

10月中旬，日军由密支那、龙陵等地调集重兵，大举向滇西发起进攻。

日军兵分三路，一路经罗孔、拖角、片马由北而来;一路经古永、伦马由西而来;一路沿怒江而上，攻击大塘子、蛮允街由东而来;而腾冲日军则分别指向马站街、向阳桥等地，配合各路日军对第36师发动围攻。

这一次，日军出动了第56师团的113、146、148联队，第18师团的114联队与55联队1大队，兵力达15000人以上，大有一举歼灭第36师之势。

为便于指挥，日第56师团把师团指挥所推进到了腾冲，后来又将师团指挥所移到了桥头街。

强敌之下，李师长的明光、固东、瓦甸、桥头等据点相继失陷，高黎贡山东北面交通道也被日军切断，第36师已陷于日军密密实实的包围圈中。

第36师主力只得被迫突围。在姐妹山附近，李志鹏将部队化整为零，以连排为建制潜伏深山。高黎贡山的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部队，并带领各游击部队昼伏夜行，躲过了日军的眼睛。

按抗战史学界的说法，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有22次大会战;由美英主导的中缅印战区的缅北、滇西会战，并未包括在内。实际上，缅北、滇西的抗日战争，正如林超民教授所言，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4年的滇西大反攻还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的第一次主动性进攻。它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内地军民的抵抗斗志，使胜败分明的战局得到了缓和，才使中国民众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1944年初，日军试图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计划”得以实施，势如破竹，战火马上要烧到广西了。宋子文此时提醒蒋介石：“美国准备派赫尔利为总统特使来华，并催促说中国战场形势严峻，关于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事须立即行动!”

蒋介石提出的要求是：“就按照三个条件来办，第一，共产党军队不能接受史迪威的指挥;第二，史迪威和我的关系必须明确;第三，租借物资要完全由中国控制。”

此时的蒋介石，在“日失一城”的压力下，继续与英美盟国进行着利益协调。1944年春季开始，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东北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8个月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

中国战场形势岌岌可危。

盟军反攻缅甸，实际上是中英美三方的战略部署之一。

据余戈先生在著作《1944：腾冲之围》第21章战场侧翼片马一文中论证：

在酝酿反攻作战初期，最高统帅部即决心首先收复片马这个战略重镇，以扫除反攻战场侧翼威胁。1944年4月初，“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奉命后，决心以步兵第一团与游击第一纵队配合，向片马日军发起反攻。作战布署为：以步一团从正面攻击，游击第一纵队从侧面袭击，使敌首尾不能兼顾。以上两部，由第一纵队司令谢晋生统一指挥。

1944年的滇西大反攻，是自中国抗战以来第一次战略性大反攻。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攻!中国远征军“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第一纵队突破了日军在高黎贡山占居的雄关险隘，把片马之敌，彻底驱除，首战告捷，扫除反攻战场的侧翼威胁。1944年5月17日，纵队司令----谢晋生将军代表中国军队收复了战略重镇——片马。

中国军队，旗开得胜。

抗战史专家章东磐先生讲得好：“如果历史是根，今天就是树;历史是种子，今天就是果实;历史是父亲，今天就是儿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编造历史无异于认贼作父。

历经七十七个春秋，2014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国家的名义，以最高的规格，在北京卢沟桥纪念馆广场隆重纪念“七七事变”七十七周年。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纪念仪式，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在尊重历史方面更有突破。

2014年7月8日，在新华社通稿中，还出现了习近平与原国军抗战老兵赵振英握手的照片。在参观纪念馆时，习主席一一与每位参加活动的抗战老兵握手，并一再表示感谢。当听说卢少忱老兵曾参加入缅作战时，习主席回答了四个字：艰苦卓绝。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也可以说是对抗战老兵最好慰藉。

早在1937年7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发表了《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并在声明中强调：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得到全国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支持蒋中正代表国民政府的演讲。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通电拥护国民政府的对日主张。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也都赶去南京﹐参加商讨抗日大计。自此﹐全国掀起了团结抗日的新高潮。

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具有深远意义。不过，几十年的“传统”教育，积重难返。不少人还认为凶顽的日本侵略者，就是被咱们的“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阵打败的。更多的“抗日神剧”演得主流媒体的核心---人民日报都感到羞愧，不得不撰文制止。

过去的2014年，在所有关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人看来，似乎是微妙的一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还原历史的重大决策。

1945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

抗战结束6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立法形式确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每年的9月3日，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近几年来，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常常告诫日本领导人：要重视历史，好好补补历史课。其实，中国政府更应为民众好好补补中国抗战史的课程。

不然，令两岸民众尴尬之事，还会不时发生。

就在“七七事变”七十七周年纪念日的当天下午，台湾前“行政院长”，95岁的郝柏村来到了北京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据台湾“中央社”报道，郝柏村当面向大陆方面人员表达了不满，他说“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也指责大陆方面未呈现当时历史文献“共赴国难宣言”，对国民党军不公。好在，他是以私人身份来大陆参观访问的。

值得赞扬的是，咱们官方媒体，客观地报导了郝柏村这次来大陆参观访问的行踪和言论。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简单地分为正面战场和游击战场。领导人的良苦用心，大家都懂。

真实历史的缺席，也让中国失去了塑造国家英雄的机会。走在英国伦敦的大街和公园，随处可见二战将领和士兵的雕像，下面摆着花环，随时有人祭奠瞻仰。不分族群与党派，为反法西斯战争牺牲的将军士兵都能得到民众的敬仰，这极大地增加了民众的国家认同。而这些超越党派与政争的国家纪念，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愧对先人。

面对现实，我们应有所反思、反省，尊重过去，寄望未来，还原中国的抗战史，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方能共圆中国梦。

撰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七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