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些将军，在艰难的、浴血抗战的八年岁月中，为了中华民族的危亡，他们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屡立战功，他们曾幸荣获国民政府颁授的“青天白日勋章”，像征他们是捍御外侮，保卫国家，战功卓著之军人

“青天白日勋章”：中心为青天白日徽，代表国家，四周为光芒，象征荣获此章者，有御辱克敌，使国家光辉四耀之功。

六十年、七十年后，他们的家属又荣沾先辈的荣光，领到了“新中国”新政权颁发的最高级别的“抗战胜利纪念章”。

我的父亲谢乃常，便是其中之一。

当今在这个信息纷杂的年代，使用智能手机也有烦恼，诈骗信息铺天盖地，欺诈来电几乎每天都有，尤其是座机来电，八九不离十，不是欺诈就是广告，金融业务还居多，如：老板好，您不想股票再亏了，跟我们做期货吧，人民币如此贬值，做“黄金期货”包你猛赚！好一个“黄金梦”。

在北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之前，我手机的音乐响起，瞄了一眼是本地座机号，很陌生。停顿了几秒钟，还是接了。对方发话：“你姓谢吗？是谢祥京吧！”我确认后，对方接着说：“麻烦你明天来省参事室办公室一趟，领你爸爸的抗战纪念章，中央发的。”

我一时懵了。

2005年中央不是发过一枚吗？十年又发一次？对方女声甜润，不像欺诈之音，那怕是上当，也心甘情愿。

翌晨，我约了同姓不宗的好友谢将红，饮了早茶，吃了点心，大概九点之前就赶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的办公室。

莫道君先早，办公室已挤满了人。他（她）们都是“参事”的家属。

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大家不要急，先填表，一个个来！

其中，也有人是赶来咨询的。

因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前期宣传工作做得特别好，参事室的家属们都想问问是否能沾上父辈的荣光，有没有纪念章发？

工作人员解释说：对于作古之人，要在1945年之前，授了少将军衔以上的抗战将领，其家属才有份。如此回答，似乎给提问者浇了一头冷水。

或许有人想、有人骂：它妈的，“国民党”的官也要当得大一点才好！

排、连、营、团长，冲锋陷战在前，领赏却没份了！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点也不假。

我对时间如此界定，也感不公，因为好多“抗战老兵”对日作战英勇，立下不朽战功，恰巧在抗战胜利之后才给他们晋级，上校升为少将的也不少，可偏偏就遗漏了这些人。

轮到我填表。

我一五一十把家父的简历填上：谢乃常，籍贯：湖南郴县，1903年出生，1926年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历经淞沪抗战、太原会战，1942年底任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少将军衔。

1948年11月任国防部少将部员，派往湖南军管区司令部任“特派员”。

纪念章有全国统一编号，我家领取的为“776”。

纪念章质地 ：紫铜胎体镀金,直径50mm，厚3mm，很有份量。

纪念章附有说明书：纪念章围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主题设计。

抗日战士浮雕——体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寓意伟大的抗战精神；延安宝塔山——体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黄河——奔流的“母亲河”寓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橄榄枝——象征和平，表达对抗战英雄、烈士和对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的崇敬之意；光芒——象征伟大胜利，崇高荣誉，寓意实现中国梦和世界和平的光明前景。

延安的宝塔山在哪儿？当然在延安，但延安却属于“陕甘宁边区”，原来也叫“苏维埃共和国”，不解释，大家都懂，它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更名的。“陕甘宁边区”属于国民政府领导。

现在对待台湾，我们希望两岸都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讲，当时的“苏维埃”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有特殊意义！

对于现当代大陆中国学生来说，近代的历史教育令人啼笑皆非。教科书仍在忽悠学生，红军长征的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弄不明白的是，1937年以前日本占据着东北，北上抗日红军应该到东北去才对，不知为何却要跑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陕北。后来才弄清楚，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四处辗转，最后“毛泽东”从一张废旧报纸上获悉陕北还有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军在活动，无奈可以去投靠。

延水谣，宝塔山，赤橙黄绿青蓝紫,不如黑白分明。

我们的父辈，对待共产党人的感情很复杂，甚至很微妙。在共产党人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偏偏还有不少人同情共产党，理解共产党，甚至冒着极大的风险掩护地下党，还与被封锁的延安苏区暗通款曲，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父亲谢乃常，前半生无疑就是这种人，个中原因，源远流长。

湖南省参事室，原有老参事、秘书，共计500人左右，岁月不留情，孤零剩一人，此人还是我父亲的老部下——贺新民。老人接近百岁，随时可能西去。参事室还是参事室，人去楼不空，还扩建了新楼，组织机构仍在，聘请了不少新的“参事”。工作人员，后继有人，中轻年男女，打得火热。

此次能领到“纪念章”的家属只有几十户，十年之前能有“资格”领到“纪念章”的家属就更少了。这个“资格”或许不是看资历，而是看父辈与“中共”的“友谊”程度。当然，还要看“运气”。“运气”不好的起义将领也有不少人冤枉吃了一颗“花生米”，魂旧故里。

我父亲的老长官，抗日名将宋希濂、杜律明等人被俘之后，都成了“战犯”。

那一场场本不应该发生的内战，使“战犯”们，在高墙深处，在小兵们的监管下，被劳动改造，被政治学习，似乎成了巴甫洛夫的试验动物……

十年之后的“国庆节”（1959年），第一批知名“战犯”，终获特赦。

重获新生的“战犯”们，写写史料，谈谈改造，常有人陪同他们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接着，文史专员、政协委员、政协常委等头衔，接踵而至，也算“给出路”的妥善安置。

湖南由于是程潜、陈明仁俩位将军“合谋”起义而争取和平解放的省份，相对而言，需要安置的“残查余孽”比其它省份都要多。妥善安置起义人员既是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亦是中共的承诺，如程潜老先生就当上了湖南省省长。

我的父亲谢乃常运气较好。当时虽然他在外省，也响应了程潜与陈明仁的“通电起义”，或许还是因为过去与中共地下党有特殊关系，湖南“和平解放”后不久就被湖南省政府“发表”为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谢乃常，自1925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后，北伐战争、淞沪抗战、福建兵变、西安事变、忻口战役、昆仑关大捷，中国远征军的前后出征，他都参加了，亦算际会风云的人物。

在“西安事变”前后，他在西安甜水井的私宅成为延安共产党人的重要联络据点，曾任毛泽东秘书长的张文彬就常住在他家中……

在“西安事变”之后,家父奉命参加了太原会战的“忻口战役”。《忻口会战记念墙》的祭文记载：我全体将士誓以血肉筑长城，连战连捷，屡挫敌锐。尤以南怀化（204）高地战斗最为惨烈，一昼夜间敌我互易阵地13次之多。

家父谢乃常时任177师529旅1057团团附（后继任529旅参谋长兼1057团团长）。该团坚守南怀化高地近半月之久，弹尽粮绝，全团几乎拼光，3000余人仅剩几十人。

家父是幸存者之一。

记起2005年8月15日之前，有一天：我刚出差归巢，老婆淡淡地对我说，你爸单位省参事室刚来了好几个人，有男有女，谁是领导也看不出，送了一个什么中央发的纪念章，还给了我妈妈三千元慰问金。我妈年迈体衰，不能下楼，更不能外出消费，金钱对她老人家来说，早已是身外之物。参事室领导们一走，老妈就把这个“红包”立马交给了我老婆。她们婆媳关系很不一般。

我毫不掩饰我的父亲谢乃常是浴血拼搏的抗战老兵，男人的缺点他都不缺。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

就“英杰”而言，若引经据典，陈平盗嫂仍是一代名相，真正的完人是不存在的。情感问题，人世间最复杂，清官难断家务事，许多风流韵事还是可以宽容的，尤其对长辈。

我鄙视的就是假典型、树典型。试读、试看，能够上小说、上屏幕的正面人物，哪个不是“高大全”? 如果仅仅是为了卖萌，假发、假牙、假乳房，更令人恶心。

话说2005年，也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年，在中央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破天荒的发言，震惊了海峡两岸。

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受到胡锦涛主席的盛情款待，两党主席握手那么有力，笑容那么温馨灿烂，连嘴角的弧度,都那么完美到位,充满互爱的眼神,吸引了数亿电视观众。

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灾难，理应拒绝歌颂内战。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两岸和平统一，才是中华民族的福祉。

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大会上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杨天石当时在台北参加学术活动，亲耳听到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欣喜地说：“胡锦涛主席也充分肯定我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

马英九听了涛哥这些话，受宠若惊，未免太幼稚，甚至有点傻。

还原抗战史实，还早着呢。

不过，胡锦涛十年前的讲话，的确为还原中国的抗战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同是中国人，有什么纠结不能解开?

对相关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研究和阐释，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剔除其中谬误，消除误解，共同面向未来。

徐亮在共识网读者来信中写得好：“不科学、不讲真相的支持起到的作用其实更坏。哪怕是希特勒，也不能通过伪造其言论的方法来攻击他。传播手段具有能动性，可以反作用于传播的目的，手段不道德会导致目的不道德，目的善会被手段恶所代替。因此，违背事实的吹捧等于更严厉的黑。国粉使劲美化蒋介石，罔顾当时人民在当时的苦难。而要损害中共抗日形象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开罗会议海报上的蒋介石替换成毛泽东。可以说，多拍抗日神剧，让手撕鬼子成为全民耻笑对象是最腹黑的。”

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内地战场，只有三拨人在相互打仗：中国国民革命军、伪军与日军，八路军、新四军无疑属于中国国民革命军。

除伪军外，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或其它党派及非党派人士所领导的抗日军队都应统称为——“中国军队”。理所当然，也包括了全国各地的抗日游击队。中国战场上的抗日游击队有多种形式，并不是“传统教育”中标榜的：共产党主导了敌后游击战场。

都说中国人聪明，我看傻子还不少。明明八路军、新四军属于中国国民革命军，靠中国纳税人来供养的军队本来就是国家军队，多么好的定义啊，偏偏有人要把自己标榜为“党军”？多难听？

“中流砥柱”就是黄河中的一块顽石，古人用来作为一个形容词，有什么好争的？黄河泛滥起来，真砥得住吗？嘴巴撑得太开，就看不到脸了。

随着阅兵的身影逐渐淡去，有关抗战史学的讨论却并未烟消云散。这个话题从抗战结束后就开始讨论，争议了七十年，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争论终结的希望。学术范围内的讨论，可以使研究更接近真实状况，都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学术之外掺杂私货，却似乎构成了抗战史学研究的一大问题。

我的父亲无疑是抗战老兵。

如果我们的父辈也算“抗战英雄”，“枪林弹雨”的几十年、“腥风血雨”的几十年，父亲常有尴尬。我们家属十年领了两枚中央级别的“抗战胜利纪念章”也怪不好意思的，你说能不尴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