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花开花落。令人惆怅，使人叹息！
在《幽窗小记》中，有明人洪应明的一幅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一幅对联，寥寥数语，却深刻道出了人生对事物、对时空、对名利应有的态度：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这样才可能心境平和、淡泊自然。一个看庭前三字，大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之意，而望天空三字则又显示了放大眼光，不与他人一般见识的博大情怀；一句云卷云舒更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崇高境界。赵朴初大师遗作中写道：生亦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牵挂。这也体现了一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达观、崇高的精神境界。
我不善写“穿越小说"，但上世纪的80年代，彷佛就在昨天。因为我们经历太多，太多。
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穿越时空是可能发生的，但是穿越时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现代科学实验已经证明：在宇宙中，存在比光速还要快的物质！至于具体穿越需要怎样的条件，尚需进一步探讨！
但是现代的科学已经可以推出这样一个论点，既穿越可以发生，原身穿越也可以发生。但是灵魂穿越后的记忆不能存在。因为现代的生物学证明了人的记忆是存在于大脑之中。如果总有一些人还想借尸还魂回到那个苦难的毛泽东年代，就另当别论了。
80年代从某些方面来说真值得怀念，非过度美化。当然，那个年代也并不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严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等。但是相对而言，80年代是恶梦初醒的年代，80年代也是人性回归的年代，80年代还是花儿盛开的年代，尽管花无百日红。
闲来无事，我养成一个坏毛病，喜欢躺在床上看电视，而且彻夜不关机。梦醒时分，还反复观看纪录频道中的老电影，尘封的记忆之门随之被掀开，把我带回往昔，找回了80年代的许多记忆……
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文艺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中国电影在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后，逐步走上了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道路。中国电影在享有国家政策和经济上的双重保障的基础上，在没有市场压力的情况下，在解除了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封闭状态之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艺术生机。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节目相对单一，电视机的普及率远不如现在；民众文化娱乐的消费形式也不够丰富，文学、戏剧、电影等较为传统的文化消费形式还居于主要地位。再加上漫长饥饿期的“铺垫”，国人对于电影的渴望几乎是报复性地反弹，当时的热门电影一票难求，据说在影院门口还出现过挤死人的悲剧。2012年，中国电影的总观影人次接近5亿，而在80年代初，这个数字居然能达到2012年的几十倍，“数子”惊人！当时的票房系统还没有联网，具体数字统计尚有困难，即便如此，观影人群的规模之大，恐在世界影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废墟”上，中国电影迎来了一次全面复苏。首先是对电影艺术手段和理念的大胆探索，在当时铺天盖地的“文化热”裹挟下，中国电影也表现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而其集中表征，就是“第五代”的隆重登场。
80年代的电影热，给了国人一次全民性的精神洗礼，看电影、评电影甚至拍电影，都成了普罗大众追捧的时尚。一个被后人多次提及的典故是：咸阳棉纺厂工人张艺谋在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因年龄超标而被拒之门外；张艺谋大胆地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写信，在黄镇的亲笔批示下，张艺谋最终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并于1982年顺利毕业。他与他的电影学院同级同学，日后成了闻名遐迩的“第五代”。
情爱与政治无不关连，荒唐的政治，摧残人性。
磋砣岁月，银幕上迎来了爱情片解冻的年代。《庐山恋》、《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芙蓉镇》、《红高粱》等诸多影片都让情侣们“重出江湖”。在秀美的庐山，可以看到互相爱慕的张瑜和郭凯敏；在西北偏僻的草原，可以看到互相帮扶的朱时茂和丛珊；在漫天大雪的天云山，也可以看到不顾后果要和石维坚在一起的王馥荔……
尤其《芙蓉镇》，在中国电影史上，很难再找出一对比秦书田和胡玉音的遭遇更悲惨的夫妻了。政治成分决定了他们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更难堪的是他们的结合还要遭尽他人的侮辱。他们的“结婚申请书”上竟然拿了猪的配种做比喻。
被批判为毒草的《庐山恋》，80年代获得平反之后，还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迄今，还在庐山电影院里放映，是全世界放映场次最多、单片放映时间最长、用坏拷贝数最多的电影。
“电影热”不仅表现在电影院的火爆，也表现在电影期刊、杂志的火爆上。1979年复刊的《大众电影》，在80年代初的发行量曾逼近1000万册，这在中国传媒史上是一个天文数字。《大众电影》当时的封面、封底照片，都是亿万青年模仿的“时尚偶像”。而电影文化的广泛传播，也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解冻和复苏，关于电影的种种讨论，其实就折射出社会文化脉络的整体变迁。随着《庐山恋》中那轻轻一吻的光影飞扬，标志着对浪漫爱情、男欢女爱的大胆追求不再是禁区。而就在一年前，1979年第5期的《大众电影》在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一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在短短两个月内，编辑部接到了超过2万封读者来信，对此事进行激烈的辩论。
80年代的中国，信息流动仍显凝滞，大众文化的自我传播技能尚不完善。此时，电影就成为塑造城市大众文化底色的主要载体。甚至可以说，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时尚的风向标。
仍以《庐山恋》为例，女主角张瑜在片中一共换了43套衣服，比现在大片里的女主角换得还勤，几乎每套衣服都成为了女观众追捧的热点，甚至有女青年连续观看了数十遍《庐山恋》，就为了记住里面的衣服样式，出了影院便依样画葫芦做衣服——电影在普通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50年代，描写红色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是银幕上的宠儿。《柳堡的故事》大胆地在战争题材影片中进行爱情戏的尝试更引人注目。片中插曲《九九艳阳天》至今仍广为传唱。当年的确也让不少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蠢蠢欲动,荷尔蒙的分泌并不以意识形态而转移，只是被压抑。
一个政权如果在意识形态方面出了问题，就连他们自己导演的红色经典--《柳堡的故事》也要挑出来一顿狠批，好像共产党人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泥塑木雕，不食人间烟火。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宗教式的，在道德方面从严要求才能维系意识形态的纯洁、神圣，才能保持意识形态的力量。意识形态中剩下的方面就越要坚持。色情问题如是，先进性、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地上天国式的和谐社会亦如是。不管经济或制度改革如何推进，意识形态的东西永远是排在首位强调的。
性的美好和冲破道德教条往往是意识到和走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端，人们在追求自我独立、个人愉悦的权利、认识到枷锁带来的痛苦时激发的冲动和思想，与集权及功利型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后者必将前者视为可能燎原的星火和洪水猛兽。
剪不断理还乱，有些人对学者们一提到“性”就郁闷、反感、厌恶、甚至惧怕，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理解。“理解”是宽容的词汇，常说“理解万岁”就是这个道理，这更说明了性启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不是她(他)们的错，错就错在“传统”社会，错就错在中国教育的失败，错就错在庙堂之上的大人们台上的道貌岸然。
达尔文主张物种要传留下来，必须强大，而且必须不断生产，再繁殖。能不能在环境中取得有利条件进行繁殖，是生存乃至于进化的基础。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弗洛伊德大系统的前提就是：人作为一种生物，我们最重要的欲望就是繁殖，就是与繁殖有直接关系的性欲。如果缺少了这种繁殖的欲望，没有这种原欲，依照达尔文主义，人就不可能繁衍下来，变成这样一种特殊的生物。人类的原欲和其他生物的繁殖、生殖冲动有什么不一样?从达尔文主义得到的灵感与暗示，让弗洛伊德主张：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跟其他生物不一样，之所以能进化成为最高等的生物，那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有强大的性欲，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硬是将性欲压抑下去，进而将性欲含藏的巨大能量，激发并运用到别的地方去，人类应该还是有理念的物种。但有另一个极端，不知谁发明了“阶级斗争”这种核武器，除了使同族相残，看不到对社会、对人类的进步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中国之古以来，再混帐的皇帝都知道应该让子民“安居乐业”不搞折腾。
有人穿上皇帝的新衣，嫔妃可以无数，“道德经”却用来整治平民。
色情是最容易被“道德家”一致反对的，辩护者永远也抢不到道德制高点。获得管制色情的权力遭遇的阻力最小而赞扬最多，管制行动风险小收益高，何乐不为？我不否认传统文化的威力，但1949年之后和1949年之前的差别不小。
传统社会对色情的管制重点在家庭、家族，民风开放的地区，朝廷插手也不多，多是乡绅管理的事务。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只要不严重到从理论上挑战和推翻礼教，或者在政治斗争中授人以柄，狎妓、搞基、写小黄书什么的，基本是说不得做得。
而在初期的共产主义中国，国家直接严密管制到个人的私生活，没有中层的缓冲。如果说对待色情的保守态度主要来自于传统文化，那么这种将保守和社会控制相结合的想法和实践，与共产主义极权的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
《红高粱》整个影片的爱情似乎都能归结到一个“野”字上。在八十年代之前，没有任何一部中国电影敢如此地表现爱情和性爱。影片公映后，在国内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影片改编自莫言的小说，但是导演张艺谋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改写了小说的叙事。加装了红色滤镜的摄影使画面和色彩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比阳光更炫目、比红色更热情的“中国红”我并不喜欢，这种红使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红海洋，红色恐怖是那样血淋淋。可惜在日后的“中国红”却成为了张艺谋的代表色。
不过，《红高粱》这部作品好就好在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但莫言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创作的社会意义，也没有想到老百姓会需要这样一种东西。如果现在写一篇《红高粱》，哪怕你写得再“野”几倍，也不会有什么反响。现在的读者，还有什么没有读过？……
对莫言的原创而言，当时有人批评莫言，有人对他嗤之以鼻。事后更有人说他狂妄无知，说他是“小和尚打伞无发无天”，还是“碟子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莫言曾说过，一部小说，常常是从战前动员开始写到战役的胜利，作者注重的是战争过程，而且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莫言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譬如前苏联的著名电影《第四十一》，写了一个苦大仇深的红军女战士，在亲手击毙了四十个白匪军之后，担任了一次押送俘虏的任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部队被打散，她与一个英俊漂亮、很有艺术修养的白匪军官流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天长日久，两个人产生了感情，开始同居，各自都把自己的阶级身份忘记了。突然有一天，来了一条白匪的大船，那个白匪军官向着大船扑去，红军女战士的阶级性也突然苏醒了，操起步枪，将白匪军官、也是她的情人，打死在海滩上。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作家营造了这样一个环境，把人物放进去进行试验。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灵魂实验室”。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写法今天看来比较合乎文学创作规律，但在8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长期“左”的思想禁锢后，还是被很多人质疑和不能接受的。其实，就“荷尔蒙”的释放，上世纪80年代哪有现时代的开放、浪漫？那个年代的爱情是遮遮掩掩，总是捂着盖着的，生怕让人看见说闲话，尤其在农村，“娘屋里做女做得难，娘把石灰满屋晒，你要进房我背你，二人共着一双鞋”，尽管男女双方一个有情一个有意，也多是“两人碰到都莫挨，两人见到唔要问”，要让“神仙下凡也难猜”。以至于青年男女正常谈恋爱，也总是显得扭扭捏捏的，让人感觉很“地下”。
野夫《1980年代的爱情》的小说又拍或了电影，即将全国公演。早年的我，当读完野夫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不禁沉吟低叹，难以释怀。它让人想起那个白衣飘飘、诗意勃发的年代，似乎触手可及，却又杳然如烟。在庸俗横行、诗意逃遁的当下，与这样一个故事相遇，让人悠然神往，又怅然若失。 野夫笔下的恩施利川，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它们同属武陵山区，风景秀美，民风淳朴。浓郁的土家风俗、原始的山歌民谣、秀丽的山川河流、纯朴的乡村图景，象一首首清丽的小诗，从野夫的笔下汩汩流出，构建了与纯净心灵相对应的外部世界，为这场凄美的爱情故事营造了婉约的氛围。 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主人公丽雯犹如诗意的化身，澄澈纯净。她身上所凝聚的善良、真诚、奉献等一切优良品质，恍然如《边城》中翠翠的重生。就象所有的少女一样，丽雯的内心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渴望，然而，当爱情猝然来临时，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和冷静。男主人公偏居一隅时，她细致入微地照顾，激起他的万丈雄心；男主人公落难失意时，她用女性特有的柔情，慰藉一颗枯寂的心灵，帮助他积蓄力量，重新起程。
令人感叹的是，她做这一切的目的，不是为了长相厮守，把男主人公束缚在自己身边，而是激励他去展现才华、实现价值。她以小我成全大我，用拒绝完成救赎，由此岸通往彼岸。最后，她像一根火柴，孤注一掷，燃尽一切，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随风而逝，只留下男主人公追悔伤感，唏嘘不已。
野夫是中国古代文人骚客最虔诚的学生，他的语言和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一脉相承，就仿佛古典的笔墨，历经千年，滴落到他的砚台之上。他的文字纯净透明如水晶，无论是描写男女主人公初见时情丝暗系，独处时的羞涩压抑，重逢时的百感交集，分别时痛苦决绝，无不令人荡气回肠，心旌摇曳。而诗意的表达并没消融故事的悲剧因子，甚至唯其诗意，才让人在对这段纯美爱情无限神往、无比流连的同时，更为主人公的命运而黯然神伤，不能自持。
用一句有些“冒犯”的话来说，野夫先生行走江湖的身份，更多地是一名文化人，而不是电影人。虽然大时代在他的幼年、少年以及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但身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曾经穿上了人民警察的制服，前途一度不可限量。直到1990年前后，深陷牢狱之灾的他才开始从生命的痛点中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人生、审视时代，用他的话说，“一度，确实有过很深的绝望”。我傻想，一个普通人的反省，可以使人走出历史的陷阱；庙堂之上的人若学会反省，必是国家之幸。
不过，野夫在共识网编辑对他的采访中也讲了真话：“惟一美好的一个年代是1980年代，尽管这个年代是突然被夭折了的，本来走得好好的，一下子走不下去了，最后以一场悲剧告终。现在官方不说，也不允许民间说，想把1980年代这段历史抹煞掉，让大家不去想它。我们这一代人是当今中国社会各个行业的主力军，不管是成功的企业家，官员阶层的精英，还是各个领域的学者、艺术家，优秀的基本都是80年代过来的这一代人。这一代人有一些共同的胎记，就是都还有一种残存的理想主义。”
野夫怀旧不守旧，他也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不像过去那样单纯、圣洁，他们有很多机会和异性接触，有时候弄不清楚到底跟谁才是爱情。当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不是坏事，至少比清教徒社会要好，文革就是一个清教徒社会，两个人谈恋爱在大街上走，手都不能牵。在一个开放社会里，成年人的自由选择即使混乱一点，但就整个社会文明程度来说还是在向前进步的。过去结了婚就不许离婚，离婚会挨处分，那是一个畸形的社会。我们在观念上要赞美当今这个时代，我写这个故事也并不是为了鼓励社会退回到一个清教徒时代。”
野夫还够开明，他认为：“爱情无法计量，到底什么是爱情?用什么来定性呢?我认为，第一、分手的时候有没有一种伤筋动骨、痛彻心肺、依依不舍的感觉， 分手后有没有因思念而流泪，这些是检验爱情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些，我觉得至多就是一个艳遇。艳遇也没什么错，两个成年人在各自漫游的路上，因为现代手机的高科技功能而结识了，突破了彼此陌生感，这不是坏事。你要知道，在孤独的旅程中，很多背包客为了省钱，男女合住一个房间，彼此有好感的情况就可能发生，这也没有问题。”
我倒认为：爱情，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古往今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也留下了许多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在中国古代流传着四大经典爱情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故事口口相传流传至今，在民间影响非常之大，可谓妇孺皆知，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尽管都是美丽的传说。
张闻天曾说过，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生活。同样，对许多人来说，爱情的理想，就是希望能得到理想的爱情。
我却认为：理想的爱情似乎梦幻，可望不可及，全凭缘份，且不一定高尚。互为依附的自私属性决定了爱情无法崇高。崇高的爱情往往是悲剧。如《泰坦尼克号》中杰克和罗丝的爱情就是“高尚”的悲剧。
《泰坦尼克号》故事发展到最后高潮：
2个主人公 落在一块木板上
只能一个人悬浮在上面
杰克当然不会愿意是他
当然这里不是重点
之前他们2个拼命的逃生
一次次从死神边缘走回
为的是什么
当然是活下去
如果罗丝之后也自刎了
那就是对杰克信念的背叛和对他对自己所为的蔑视
所以她一定要坚强快乐的活下去
连带着杰克的那一份
带着杰克对自己的爱和誓言
刘继兴先生在新浪博客中侃爱情：“似乎是为了证明爱情的魔力可以打破一切桎梏，可惜在这四大经典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差距都非常之大，牛郎织女是上流社会美女与最基层农民之恋，许仙白素珍是特别能干的女人与社会适应能力低下的酸文人之爱情，古往今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在中国四大经典爱情故事中，牛郎织女是上流社会美女与最基层农民之恋，今年七夕偏偏就有段子调侃：牛郎升天早包了二奶，织女下凡亦傍了大款。
无一例外，四大经典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都属于强势群体，而男主人公都属于弱势群体。古代是男权社会，且不说他们这样的角色错位很难开始相恋，即便开始了，结婚后会幸福吗？
国外也有王子爱上灰姑娘的经典故事，“经典”必是特例，不可效仿。
所以，仔细一分析，这些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爱情毫无真实性可言。文学作品允许虚构允许尽情发挥，但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基础，须符合生活的逻辑与常理。爱情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人类情感活动，脱离其基础，再浪漫的爱情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情爱也是人类福祉的基础之一，能圆小康梦，或许就离“中国梦”不远了。什么叫小康? 万恶的旧社会是这样说的：十五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虽简单，但质朴。
中国人除了穿衣吃饭搓麻将，最喜欢议论的还是儿女情长，男欢女爱。但是，人类却需要遮羞布，人类最缺乏的就是真诚。在这一点上，人类的确比普通动物还不如。狗狗饿了会拼命地吠叫，人却会装不饿。
“性”这么个东西，一方面有神神秘秘的外观，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物事。这个东西古怪。所以好几千年以来，我们一直拿这个东西说事儿，我们说也说不完。说到弗洛伊德博士那个份儿上，还是没能说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艺术，占据着主流的依然并且将永远是性与死亡。
中国的四大经典爱情故事显然都缺乏生活基础，其折射的不外乎两种爱情观罢了。一是穷人爱情观。一是书生爱情观。都是男人中的两类人（穷人与酸腐文人）凭空编造出来的，然后缪种流传，误人不浅。生活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女人常常为爱所迷为情所困，甚至把爱情当饭吃，大部分就是受了这类虚假爱情故事的误导。等醒悟过来时，往往青春不再，只能感慨唏嘘，对来时的路不堪回首，惊异自己当初为何那么傻。
一千个人的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万个人，就会有一万种爱情。刘继兴也希望人们少着迷一些所谓的爱情故事，理智地、冷静地去欣赏爱情类的作品，要看到并审视到作品背后的东西，切不可总是在别人的虚伪故事中流着自己真实的眼泪，荒废了时间不说，还有可能使自己受了误导。
钱钟书在《围城》中说:没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了人的当；受过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了印刷品的当。这句话真是太深刻了！
80年代也是恶梦初醒的年代，过来之人也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我并不否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但它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和最大的浩劫。我认为：始作俑者的初衷是针对“他”左右或下面的官员，强调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没料到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对大部分官员而言，毫无疑义是一场最大的浩劫，但对其他人等的冲击相对要小得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就要大得多了。至于极左势力登峰造极发展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伤及早已被打倒并踏上一只脚的“地富反坏右”，则是已经脱离了运动的主流。何况，中国历史上的浩劫知多少?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一发即动，20多年的积怨是它的基础，毛泽东不发动，刘少奇发动亦是一回事。不靠法治靠运动，谁也没有好果子吃。我倒认为，且不说古代兵戎相见后的屠城之悲，暴力土改、工商业改造、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包括吃食堂饿得皮包骨。一切的一切，难道不算浩劫?恐怕谁也不想旧梦重温。有的官员在历次运动中都是整人的急先锋,把别人不当人，至到“文化大革命”才尝到人治的苦果，打断牙齿也只能往肚里吞。“运动”一失控，真正冤枉的，悲惨的，还是老百姓居多。
我们应该像拒绝歌颂内战一样拒绝歌颂一切“运动”。善于内斗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80年代的拨乱反正，最值得称赞的仍是平反--“冤假错案”。
有个正直的“老革命”叫李洪林（1925年～），辽宁人。194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1956年，在中共中央从事理论工作；1977年，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
李洪林曾接受《财经》的专访，李老坦言：“我反省的结果，如果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李洪林坦率地说，“用在理论工作上，就是‘凭良心，讲真话’，切不可昧着良心讲假话。”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李洪林曾是一位社会知名度很高的党内理论家，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他撰写的《读书无禁区》《科学和迷信》《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文章传诵一时，既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又得到了胡耀邦等高层领导的赏识。他参与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等重大事件，是历史见证人。
作为当年的风云人物，李洪林冷静地回顾了参与见证的“理论风云”。30多年过去了，历史逐渐冷却，但是站在今天回望，人们不禁慨叹当年的一些历史命题并没有过时。
如果说，对“文革”的深刻反思是30年前思想解放运动的起点，那么，在“文革”重演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的今天，继续思想解放，反思造成历史悲剧的制度根源，就显得尤为重要。
思想解放运动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李洪林看来，今天的中国“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积极稳妥地实现和平转型，走上人类共同趋向的宪政民主大道，符合全社会利益，也符合执政党的利益”。
《大师》栏目的记者也采访过李洪林。（《大师》第90期）
李洪林：你们这个栏目是采访大师的。大师要有学问，我却没有什么学问。小时候家里穷，又到处流浪，没有好好念过书，不过走的路可不少。不是说“两条道路的斗争”吗？我二十岁以前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二十一岁入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今年八十八岁，“回顾所来径”，在这条路上已经都走了六十七年，也该重新认识一下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几乎贯穿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也贯穿着差不多百年中国史。直到现在，中国走的到底是什么路，所谓改革，应该往哪条路上走，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记者采访李洪林先生时，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到对国家命运的看法。他提出，应该重新认识“两条道路的斗争”，到底哪条路是正路，并且认为，改革就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
李洪林还强调说：领导理论大军打破毛泽东的思想枷锁，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解放处于奴隶地位的“地富反坏右”，使他们抬起头来成为一个“人”，还是胡耀邦。所有这些被胡耀邦解放出来的干部群众和“五类分子”连同他们的家属，总共有一亿多人。他们常年都抬不起头来。如今一下子翻了身，这对整个社会增添了多么大的活力！经过毛泽东二十八年独裁统治，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在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上，如果没有破釜沉舟舍身一搏的勇气，谁敢冒这个风险？在那个时候，只有胡耀邦敢于挺身而出。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真正的“勇者不惧”。没有他一马当先披荆斩棘，中国怎能转上改革开放的轨道？
伍小戈先生说得好：“上世纪80年代，是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代，长期被压抑被禁锢被扭曲的人性和欲望，以排山倒海之势荡涤着中国大地，每个人的精神都为之一振。平反冤假错案，是对阶级斗争的否定，抚平了无数受伤的心灵;恢复高考制度，是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否定，让无数年轻人燃起了新的希望;对外开放是对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否定，国人看到了外面那个曾被妖魔化了的世界;包产到户是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否定，让每个农民和国人终于有口饱饭吃了;文艺的春天是对文化专治思想禁锢的否定，唤醒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些变化，在所有亲历者的心中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如果没有这些，今天的中国仍处于贫穷和愚昧中。”
至今还健在的百岁延安老法官王怀安说得好，对于他蒙受20年的冤屈，王老认为：“我不是右，而是左，是左得还不够，反倒被打成了右派;我在党的教育下，浑身没有一个细胞是反党的，却被打成反党分子。”他无限感叹地说：“我们党每隔三五年就搞一次运动，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啊!”谈到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王老仍然认为：“我国的制度还不是真正的法治，其原因主要是封建积习太深。由集权转民主，由人治转法治，很难!虽然我在有生之年，已经感到社会的进步，但是我国法制建设的过程总是进进停停，不顺利，我自己也无能为力。当然，由人治到法治是历史必然的规律，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25年前的一个初夏，仍是80年代。北京似“多事之秋”。我历来是一个不问政治的糊涂虫，无党无派，对科研开发倒还有浓厚的兴趣，因申报国家卫生部科研项目，碰巧也逗留在北京。胡耀邦总书记虽逝世不久，五月的北京，阳光依然灿烂，然而有人欢喜有人忧……
2014年，共识网有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赞颂胡耀邦为当代中国第一人，誉其平反中国大陆的“冤假错案”之功勋远远超过解放黑奴的美国总统——林肯。
明白人都知道，“四人帮”垮台之时，叶帅派其子去征求胡耀邦对时局的看法。胡耀邦讲了三条，第一条就是“停止批邓”。就这一条，为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胡耀邦做了不少好事，为中国的民生、民主奋斗了一生。他以国人良心和大无畏的勇气平反了全世界最多的冤假错案。
他为同僚们洗刷了耻辱，为必须执政的政党重塑了形象。
胡耀邦的不幸逝世或许有点冤，因而引发了大学生的不满，接二连三的事就发生了。北京的大学生开了个头，游行请愿的诉求只是：反贪反腐，争民主争自由！
全国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浪潮此起彼伏。好奇心让我鬼使神差地窜到了天安门广场，也想赶一次热闹。清清楚楚记得那天是1989年6月3日。下午5点左右，广场异常安静，学生早已散去，稀稀落落仅剩下一些外地游客、卖水果的小贩。游客想照相，天公不作美，乌云密布，留下的影像或许能成为历史的见证。相对热火朝天的游行请愿，天安门广场静得令人窒息，对于政治较为敏感的我，感觉要出事了。我慌忙花十五元钱雇请一小贩的脚踏三轮往回赶，直径回到东直门内，中医研究院我大姐家中。
我大姐就是咱谢家的大小姐，“解放”初期在湖南日报当小编，吃足了整风运动的苦头。每次与我见面，没有哪一次不骂那个王八旦，骂他们都是一批贪腐分子，大官大贪，小官小贪。
凌晨的清场行动，火光、救护车、消防车的鸣叫声，响彻云霄。京城的人们被惊醒了，惊恐、惊慌、咒骂，无济于是。
本来可以调解、和解的一场人民内部的“儿戏”，被上纲上线，惊天动地。到头来，还是归结为一场“政治风波”。大家心中都有数，苍天亦无奈！
第二日便是星期天，我们都不敢出门。
星期一早上，我冒险跑到国家卫生部递交了“新药申请材料”，卫生部好心的领导要我尽快赶回湖南，北京的确是个是非之地。
我急忙回到大姐家，简单收拾，准备开溜。好心的姐夫知道我归乡心切，为了安全，一定要送我去火车站。怎么去？公车、地铁，全停开了。只能徒步！
我们路过东直门地铁站口，看见落地大窗破碎，壁上弹痕累累。我们只能继续前进，向车站方向前进。
快到长安街时，遇到装甲车车队路过，一侧高楼响了几枪……
当医学博士的姐夫与我赶紧卧倒，许多路人比我们的速度更快。
这也是我与姐夫生平第一次在大马路上扒下。
谁说中国人不怕死？我说只有SB才不怕死。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装甲车，能不害怕吗？
幽默的是，卧倒的姐夫居然扭过头来问我：毛弟，这是什么共产党？我苦笑着回答：你才是党员呵，怎么问我？
为了赶路，我们爬起来抖抖衣上尘埃，继续前进。
好不容易，我们赶到了北京火车站。
车站广场，人头涌动，售票厅内，人满为患。买票者几乎不问方向，不管车次，能逃离北京就好，南辕北辙也罢！
此时，售票厅门外，砰的一声，吓得旅客几乎集体扒下。这次，我们没有上当。其实，是一个拖行李的三轮车爆了胎。此时此刻，都成了惊弓之鸟！
我虽没有买到车票，但机智的我，比较强悍的我，硬爬上了61次北京至昆明的火车，车上人挤人，满车厢的乘客，牢骚与咒骂，观点几乎是一边倒……
车上乘客至少有一半没有车票，列车长也知道在非常时期应善待旅客。车上不但不查票，全体乘务员都在尽心尽力为乘客服务，也可以说为我们“难民”排忧解难。
火车在丰台停了半天，到保定、定州又几乎停了一天，走走停停，往南，一直往南，第四天到了汉口，大桥被声援学生的群众堵了大半天。过了武汉大桥，火车上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八十年代几乎就这样结束了。
今天我们依然怀念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精彩纷呈，有喜也有忧，无论如何，首先要记住，中国有一个好人，他叫---胡耀邦。
当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光靠几个好人永远不够，更不能在奴才中选人才或在人才中选奴才。中国人如果不想重温旧梦、恶梦，只能依靠民主与法治，一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中。
胡耀邦无疑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不朽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