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新常态”定位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大幕正式拉起。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就中国新常态背景下的改革和转型专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迟福林认为，新常态确认后的首个政府年改革主要方向可能落在金融、财税、国有企业和服务业的开放等领域。他建议，从中长期来看，应以转型创新为重要目标，以全面激活社会资本为重点，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作为改革的总体方向。
此外，迟福林提到，新常态形势下的国家治理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战略性、历史性选择。他建议中央尽快出台总体规划或者总体设想，以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和迫切需求。
四大领域领衔明年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习总书记今年首次提出并阐述新常态，市场上诸多观点也认为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你能不能概述一下这一系列变化背后中国目前所处的内部和外部形势？
迟福林：当前，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重要历史拐点：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缓至7.3%，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升级的态势初步形成。今年前3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6.7%，创历史新高。这表明，我国不仅处于增长的转换期，而且也处于转型的转换期。问题在于，尽管经济硬着陆风险较小，但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仍然突出。尤其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还面临着多方面的体制机制性掣肘，经济结构调整远未到位。
国际形势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六个年头，全球经济增长疲弱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复苏结构、增长结构和挑战结构的变化更加复杂而深刻。发达经济体间复苏差距显著扩大。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市场剧烈波动后还未恢复元气，而增长速度仍在分化。
日报：GDP增速的定调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看点之一，不少机构认为今年的增速有可能下调到7%左右，你觉得呢？
迟福林： 2015年的经济增速调到7%左右，这比较符合实际，也有利于推进经济的转型升级。
第一，我们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很大，所以保持其主要的增长是合理的。
作为一个人均GDP刚刚超过6000美元、还有６亿多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社会的需求结构升级和需求释放仍将为投资提供巨大空间。虽然经济增长面临着下行的压力，但内需大市场是我国最突出的优势，通过改革释放内需可以支撑未来10年７％左右的可持续增长。
第二，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在6.5%～7.5%的增长区间，可以为转型改革预留更大的空间。
未来几年是我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关键时期。尽管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经济已开始进入7%左右增长的新常态，但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应当看到，经济新常态不仅是增长速度上的新常态，还包括结构上、体制上的新常态，更带有根本性。只有通过改革形成结构上、体制上的新常态，才能为未来5～10年形成稳固、可持续的经济新常态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今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提出7%的增长预测目标。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客观地看，过去几年的实践中这个主线突出得还不够。在短期面临增长压力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立足中期谋长远，着重通过“十三五”期间的转型改革解决中长期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立足2020年的转型升级，化解短期矛盾，着眼长期目标，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实现中速增长新常态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日报：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改革重要的落实年，你认为最有可能被列为明年主要改革方向的领域是什么？
迟福林：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增长速度转换期，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转换期。主要改革方向的领域包括：
第一，金融体制改革。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能不能加快发展中小银行，使得实体经济尤其中小企业能够彼此得到资金的支持，并且降低融资的成本，这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相适应。比如，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需要政府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加大对与公共需求直接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投资，加大与长期消费能力直接相关的基础领域投资，以此保持投资的稳定性。同时，需要全面推行营改增的改革，要加快推进消费税的改革，这样，有利于创造扩大消费这样的环境，使得服务业能够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来保持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明年的国企改革也是很重要。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如何在国企改革有重要的突破。这成为各方面关注的重点之一，我期盼着明年国企改革会有重头戏。
第四，服务业的市场开放。目前，国务院在逐步采取措施，健康、教育、医疗、体育等为引入社会资本相继出台了某些政策规定。但总体上说，从转型创新的需求来看，我国的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业发展的大趋势还不相适应。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和制度创新，形成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格局，在这方面，还需要总体设计，加大力度。
日报：这些领域中哪些行业又值得特别关注呢？
迟福林：服务业的发展值得重视，而发展的关键又在于市场开放。服务业市场开放有三个目标很重要：
第一，要使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发展服务业，关键在于激活社会资本。
第二，要破除垄断。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服务需求最为迫切，事关民生的改善。现实是，我国制造业、工业的市场开放程度很大，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还远远不够。民营资本进入教育、医疗还面临限制，平等竞争的格局远未形成，社会资本还没有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主体，服务业市场公平竞争、平等竞争的基本格局尚未形成。
第三，服务贸易要成为对外开放的重点。我国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的比重仅为12.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其他金砖国家的服务贸易比重。就是说，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对于服务业的带动作用还比较小。争取到2020年服务贸易占比达到20%。
破题改革落实年
日报：从长远来看，传统红利已逐渐消失殆尽，向改革要红利成为共识。你认为要落实三中全会的改革部署，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和步骤？
迟福林：202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节点。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时间设计到2020年，按这个时间段提出改革任务，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同时也要看到，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也在增强。二是经济转型到了最后窗口期。三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临界点。
第一，要以转型创新为重要目标，把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十三五”具体的主要约束性目标。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6.7%，到“十三五”能否达到55%左右，初步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使得这个经济结构建立在一个比较可靠的、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实现可持续的稳定的经济新常态的基础条件上。
第二，要以全面激活社会资本为重点。进一步激活社会资本活力是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市场决定”的实质是发挥社会资本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当前，服务业发展更有赖于发挥社会资本对市场需求反应灵敏的独特优势，这就需要抓紧出台加快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开放的实施细则。
第三，要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实质性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日报：近期国家层面在推进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很多重大战略，你认为这些战略的核心和改革步骤应该是怎样的？
迟福林：“一带一路”应该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大战略。
第一， 2015年以上海自贸区为重点，适度扩大国内自贸区的发展。
第二，加快推进双边、多边自贸区的建设。我们在同韩国、澳大利亚签订双边自贸区以后，明年在双边、多边的自贸区上还会有新的突破。
第三，实施沿边开放的战略，通过沿边的开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来推动沿边符合条件的地方同相关国家来建立或者推进自由贸易进程。
“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在推进的过程急需解决问题是：
第一，提升自贸区建设，在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作用的认识，要把自贸区作为我国新阶段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
第二，要进一步形成企业走出去的各种条件和环境，以全球来部署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第三，要把服务贸易作为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的重大任务。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太低。下一步，服务贸易成为新阶段对外开放的重点之一，要加快服务贸易的开放进程，比如说像服务外包，要打破服务贸易壁垒等，来加快服务贸易对对外开放的进程。
国家治理再出发
日报：在这一轮改革中，我们更多地看到政府对自身的改革，国家治理成为热点话题。国家治理的内涵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迟福林：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一段高度概括：“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这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战略性、历史性选择。对此，我有三点概括：第一，这是建设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第二，这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路；第三，这是改革发展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当前，社会方方面面对此具有极大的期待。
此外，应该从五个方面理解国家治理。第一，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第二，它要求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第三，它要求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利；
第四，它要求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第五，它要求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
日报：国家治理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迟福林：关于国家治理，我认为有四件事很重要，需要着力深入研讨。
一是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建设法制化的营商环境。从现在的情况看，有两件事情需要采取措施：一方面，针对现在资本外流、社会资本不稳定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建议尽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财产权、投资收益严格保护的法制环境。另一方面，市场监管的转型与改革，即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型，尽快将监管权从行政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赋予市场监管的法律地位，尽快将监管权从行政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以提高监管的综合性、统一性、权威性。
二是加快以公开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例如，司法体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需要把经济的审判权归中央，建立中央巡回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归地方。我认为，这些方面的司法体制改革现实的需求明显加大，条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首先，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看，社会治理转型确实到了临界点，未来的一个时期，这方面的矛盾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其次，以发展各类社区公益组织和推进社区自治为重点加快社会治理创新；最后，积极稳妥地推进官办社会组织的转型，使其在重要时候起到关键性作用。
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利益结构调整。一方面，正确认识利益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橄榄型的利益结构和分配结构是我国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并且是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总体规模达到40％左右是有可能的，即有6亿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鉴于此，我建议尽快出台总体规划或者总体设想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和迫切需求。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确实到了关键点。未来3～5年，如果能够发挥总体规划的导向作用，对深化全面改革，对后10年、20年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下一步的国家治理转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设为重点，法治为先、法治为重、法治为大，逐步形成依法治国的新局面。
第三，回应社会各方面的重大期盼。出台这样一个总体规划，对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响。
日报：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当下热议最多的两个子话题，你认为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迟福林：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和迫切需求。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确实到了关键点。未来3～5年，如果能够发挥总体规划的导向作用，对深化全面改革，对今后10年、20年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进入改革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国家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面对日益增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面对比较突出的腐败现象，面对权力运行缺乏严格有效约束的现实，已经难以继续用行政控制、行政管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求得社会长期稳定。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社会能否和谐稳定，取决于能否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地治理国家；取决于能否有效约束权力，给市场和社会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决于能否下定决心根治腐败，还社会一片净土。适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需要的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需要的是走向法治化的治国之路；需要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根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