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挂牌成立。建院33年来，中改院始终秉持“家国情怀、执着精神”的价值追求，坚持“以建言改革为己任”的责任担当，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中改院发展之路。回顾我与中改院的33年，既感到收获满满，又感到极为不易。
从建院那一天起，我与中改院的同事们就自觉地把推动和服务于改革开放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时代责任。时常有人问我，中改院才这么几十号人，怎么出了这么多成果？有的专家用“堪称奇迹”来概括。其实，哪有什么奇迹，有的只是一个集体对改革事业的坚守和情感，有的只是一支甘于奉献、任劳任怨的队伍。
与改革结缘 奔赴海南大特区
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我，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困惑，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巨变。作为一名以改革研究为终生追求的学者，我深知改革开放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基于此，参与改革、研究改革、建言改革，成为我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我一直认为，人一辈子能赶上一两次机遇、能做成一两件事情，就真的很幸运了。我从事改革研究40余年，其中33年在中改院。中改院顺应时代需求而生，一直与改革同行。
投身改革研究事业、创办中改院的初衷，离不开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对国家民族发展的长期思考。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我们经历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亲历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历史性变迁，对改革开放有着特殊的情感。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的40余年里，我的目标与追求就是 4个字——改革开放。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肇东县一个普通家庭。上小学前几年，我的家境还算可以，父母、哥嫂、姐姐都有工作。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的状况也略好一点，尽管餐桌上都是土豆、萝卜、大白菜，但是基本没有陷入饥荒。后来情况有很大变化。小学三年级时，父亲突发急性胃溃疡穿孔连续做了两次手术，母亲为照顾父亲，停工半年后被企业按自动辞职处理，哥哥也因病住了院，家里一下陷入了困境。由于父亲和哥哥的工作单位性质不同，医药费报销额度有很大差别。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不同性质的单位职工劳保待遇差别竟如此之大？这在我心里埋下了深深的疑惑和不解。
还有一小段经历让我感触很深。1968年1月，我参军入伍，成为沈阳军区一名学习外语的学员。1970年春，部队派我到农村“支农”。3个月下来，我瘦了20多斤。在“支农”过程中我发现，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比较突出。例如，我组织农村青年春种，喊着口号育苗，但一铲子下去，把小麦苗铲掉的比比皆是。农民为了赚工分养家糊口，敲钟了才上工。当时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让我很疑惑，为什么会这样？
无论是年少时的成长经历，还是参军、入党，我都将为党和国家作贡献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可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其实，我的人生选择只是我们这一代人投身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缩影。作为这代人的一分子，我深刻感悟到：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没有未来；没有改革开放，老百姓没有幸福生活；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个人生活的改变。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走向幸福的必经之路，既深刻改变了中国的过去，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1979年下半年，我穿着军装，以进修教师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开始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学习生活。虽然在北大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在那个思想解放、时代变革的年代，这一年多的学习生活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直到今天从事改革研究工作，北大精神仍然使我深深受益。
1981年，中央党校开始招收研究生。国防大学马列教研室的其他年轻同志一个接着一个报考，而我却没被允许报考。没有办法，我只能在马列教研室坚持自学苦读，每天晚上点灯熬油，就这么过了几年。那个年代，总感觉自己需要多读书、多学习，对知识的渴望从来没有因为外界的影响而减弱。
1984年4月初，在几位领导的支持下，几经波折，我最终参加了中央党校入学考试，成绩在200多名考生里名列前茅。进入中央党校后，我对改革的研究真正开始起步。从那时起，我开始专注于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研究，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关注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为我从事改革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经过前期在国防大学马列教研室研究工作的经历和北大的学习与思考，我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一到中央党校学习，我的角色一下子就变了，与其说是学生，不如说是冲在改革研究前线的一名“战士”。
1986年10月，我在中央党校还没毕业，就接到中央通知，调我到中南海做改革研究工作。有了前期的铺垫和准备，我的研究视野一下子全面打开，开始了国家层面的体制改革研究。那段时间，我基本一周只回一次家，其余时间都在加班加点工作，干劲十足。我们白天做研究、找各方面开会、下基层调查，晚上还经常彻夜不眠地研讨问题。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改革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7年底，我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选择。这年10月，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后任海南省委书记）来北京找到我，希望我到海南工作。我知道，中央作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就是要将海南推到国际市场上去，让海南实行比其他经济特区还“特”的经济政策，将海南的经济好好发展起来。所以，我不假思索，痛快地答应了许书记。为了去海南，经过组织批准，不到一天时间，我就从军人变成了老百姓。上午我从国防大学办理转业手续，下午3点多就拿到了户口本，脱下穿了整整20年的军装。当时有领导劝我说：“福林，你想好啊，你现在穿军装，还是团级干部，为什么不在中央机关把职务解决了再到海南去？现在海南条件还不具备，你要不在中央机关再待两年再到海南去？”可是，我心里真的没想那么多。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海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这张白纸上可以绘出最美的画卷、写就最好的文章。
1987年12月底，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前夕，我带着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的调函，离开还是冰天雪地的北京到达海南，这一待就是37年。这当中有曲折、有委屈，但在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干一番事业的信心与追求，使我坚守了下来。
从1988年到1992年，我作为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改革开放的若干实践。这一阶段对我最大的锤炼是把军人的作风带到了地方，加班加点成为常态。
在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下，按照国务院1988年24号文件提出的“海南的改革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要在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建立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主要是市场调节的新体制框架”的要求，海南从实际出发，积极大胆地进行了几项超前的改革试验，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形成。
在改革的重要关口 创办中改院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有人对改革开放的方向、路径及某些做法提出质疑——改革是不是错了？改革何去何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深切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改革研究机构，为不断深化改革做点事、发点声、出点主意。
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暨海南对外开放战略研讨会在中改院报告厅举行，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海南省领导同志、相关企业负责人等100多人出席大会。上午9时，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中改院正式揭牌成立。
当天，新华社发布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通稿中写道：“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高级研究和培训中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今天在海口成立。这个研究院是国家体改委系统的高层次、综合性研究和培训基地，按照‘立足海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院方针，以丰富多彩的改革开放实践为研究对象，总结80年代改革开放经验，加强对90年代的改革开放深层次研究，重点研究与改革开放直接相关的战略性、政策性、阶段性和可操作性课题，培训全国省市一级从事体改工作的干部和大中型企业的管理人员。”
11月2日的《海南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位于风景秀丽的海口市海甸岛上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其基本宗旨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对海南和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的、深层次的研究，并运用相关的研究成果对各级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干部和大中型企业管理干部进行培训。力争用3—5年时间，将研究院建成实力雄厚、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和培训中心。”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在中改院成立当天的讲话中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成立，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得其天时，也得其地利。海南省委、省政府，海南各界和北京各个方面，对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成立十分支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建成这么漂亮的一个研究院，就是有力的证明。这种人和的条件，对于办好研究院也是很重要的。”
建院之初，当时兼任院长的高尚全提出“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院宗旨。我拿起铅笔，一个圆圈代表蓝色的海岛，圆中三横代表“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大家都觉得很好，中改院的院徽LOGO就这样被确定下来。
建院的过程极其艰辛。当时，为了节省费用，我组织中改院全体员工20多人，其中包括10余位新世纪周刊社的主编、记者，一部分人在现场监督施工，一部分人负责会议准备。部门负责人当施工总监、客房领班，编辑当服务员，没日没夜地工作，既赶工期，又筹备会议。每人发两个面包、拿两瓶矿泉水，拿着铲子抠卫生死角，不抠完不准走人。尤其是建院前的一两天，从早到晚，有的同志都累哭了，但没有一个逃兵。10月31日上午，我还跟大家一起打扫卫生，裤子上都是泥水，湿漉漉的。当天下午，在去机场接十几位部长以及北京来的几十位客人之前，我用10分钟时间到附近的一个小理发店理了发。一上车，有领导同志就问我：“迟福林，你这头发谁给你剃的？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用最低的花费、用最快的速度，在一块荒芜的鱼塘上建起办公、开会、食宿配套的带“中”字号的研究院，是相当不容易的。建院10周年时，一位领导同志感慨地说：“回想十年前，在当时的大环境中，中改院的领导和全体人员抱着为中国改革发展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创业勇气，在人、财、物各方面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建成这座研究院。”至今回想起来，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能感受到创业的激情。
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在海南创办中改院？”也有人曾劝我把中改院搬到北京或者广东。我的回答是：“海南是中改院的命根子，动了就活不了。”中改院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又是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特定背景下诞生的。从1990年酝酿成立直到今天，30多年来中改院一直得到海南省委、省政府和海南各界的全力支持与关爱，海南大特区这片开放和希望的热土是中改院创立的独特条件，是中改院成长、发展的“根”。
中改院建院没几个月，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一锤定音，打破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坚定了改革开放向前走的决心；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一时间，改革开放的呼声越来越大，大胆闯、大胆试、大胆干的风潮和劲头正起，掀起了改革开放新的热潮。
无论从诞生的时间还是诞生的背景来说，中改院一建院就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为改革鼓与呼。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中改院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研讨、培训活动，奠定了中改院发展的高起点。中改院的重要创始者陈锦华曾寄语道：“中改院是中国改革的产物，改革以后的大环境所创造的体制和机制为中改院的产生、成长、发展壮大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使它可以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土壤上积极地作为，为国家、为企业、为社会作贡献。”
以人民为中心，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中改院成立后，围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以开放促改革”等方面提出很多改革建议，形成不少“首倡”。虽然有些提法在今天看来可能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但在当时条件下确是“有感而发”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深刻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改革要惠及多数人、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能够赢得广泛社会共识和社会支持的关键。中改院成立以后，紧紧围绕“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一中心建言，这也成为中改院作为改革智库的鲜明特征。
20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大部分土地承包期限15年即将到期的背景下，从维护广大农民权益出发，中改院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被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采用。后来，中改院开始呼吁“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并提出“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等。
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危机之后，中改院建议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我们认为，经过 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要矛盾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成为我国新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2007年，中改院在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中，鲜明提出“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多次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建议。
再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改院建议“尽快制定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富优先的二次转型与改革”等。2012年，首次提出我国新时代的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主张“努力形成 6亿中等收入群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回过头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对于自觉坚持改革、激发改革激情具有重大意义。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我国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条主线。中改院始终坚持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建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
20世纪90年代，针对价格改革、金融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中的一些问题，中改院坚定主张用放开市场、搞活市场的思路解决问题。1994—1999年，陆续形成《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抑制通货膨胀（50条建议）》《以解决不良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30条建议）》《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基础领域改革（22条建议）》等。
2003年，中改院相继形成《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14条建议）》《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24条建议）》，首次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行使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制度性公共服务的主要职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改院首次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思路，并提出掣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突出矛盾在于政府转型滞后。基于此，中改院形成《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0条建议）》，系统提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回头来看，这些建议对于今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有参考价值。
2018年，中改院建言以扩大内需为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提交了《释放内需的巨大增长潜力——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议》，首倡“把充分释放内需潜力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基点”。这个建议对我国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具有参考价值。
中改院诞生于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所以33年来，中改院始终将以开放促改革作为研究和建言的重点，积极建言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积极服务于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决策。从研讨海南特别关税区到建言海南自由贸易港，中改院始终为海南走向大开放鼓与呼。1991年建院当天，中改院就以“海南对外开放战略”为主题，研讨设立海南特别关税区。从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来，中改院先后形成《建立海南自由港方案选择与行动建议（20条）》《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设想的研究建议（60条）》《赋予海南充分的经济自主权——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的总体思路（16条建议）》《把海南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枢纽（18条建议）》等建议报告。这些研究建议，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践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改院相继提出“从‘一次开放’到‘二次开放’”“以高水平开放赢得未来”“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开放倒逼改革，开放是最大发展、最大改革、最大安全”等观点和主张，产生了广泛影响。
近年来，中改院先后形成《抓住机遇，加快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区圈”（50条建议）》《“一带一路”为经济全球化开新局（17条建议）》《以高水平开放形成改革发展新布局（16条建议）》《合力建设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15条建议）》等研究建议，2023年形成《单边开放——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的重大突破（22条建议）》，这些建议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为改革留史，让改革薪火相传，也是中改院主动责任担当的重要工作之一。2012年以来，中改院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投入一定人力财力，抢救性、系统性地收集整理改革开放史料，出版了系列改革开放史精品图书。
2014年，中改院启动“口述改革历史”访谈，对改革战线的老领导、老专家以及基层实践者进行抢救性访谈，累计访谈330多位改革开放亲历者，收集逾 700多小时高清视频、逾800多万文字笔录等一手史料。2018年，推出“中国改革开放数据库”，收集文字量100亿；收集改革开放实物史料5万余件，举办“伟大的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史料展”。
2024年，为向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礼，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改革开放史教育的部署要求，中改院与中国工人出版社策划出版了20卷1500万字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料丛书”，由魏礼群担任编委会主任，张卓元、陈锡文、彭森和我担任编委会副主任。这套丛书启动于4年前，一开始，有的专家认为这套丛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说：“不容易的事，做出来才有价值。”丛书发布后，新华社、新华网、《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人民政协报》、《海南日报》、《中华读书报》等媒体广泛刊发报道。
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自信至关重要。有了改革开放自信，才会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而增强改革开放自信，就要靠改革开放史教育。我相信，假以时日，中改院收集整理的改革开放历史资料必将逐步凸显它的时代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待续）
“咱们是搞改革的，改不了别人，那就先改自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看到这一条，我感到特别亲切。
早在30多年前，刚一呱呱坠地的中改院在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建言献策的同时，就将改革之剑指向了自身：放弃行政级别，创造条件走向市场，用“自己改自己”的亲身实践，率先在软科学发展之路和事业机构改革中作出探索。33年来，中改院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办院，在“改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凝聚中改院精神和文化。
中改院成立后，1992年初，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找到我说：“咱们是体改战线的，能不能想一个办法，寻求用改革的办法办院？”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咱们是搞改革的，改不了别人，那就先改自己！”
如何“自己改自己”？中改院当时的主要做法：第一，不要行政级别；第二，自筹经费、自谋发展；第三，吸引、整合关注改革开放的社会力量支持改革发展研究事业，从企业化管理走向股份制企业法人；第四，坚持事企分开，完善体制；第五，实行以全员岗位聘用制为重点的内部管理制度；第六，建立并不断扩大改革研究学术网络，充分利用国内外知名智库的研究资源参与中改院的改革发展政策研究。
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央 5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提出：“大多数第三产业机构应办成经济实体或实行企业化经营，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现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当时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也下发了支持事业单位改企保留原名称的文件。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8月8日，中改院向海南省人民政府提出请求：批准中改院由依靠财政部分拨款的事业单位转变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自主经营、自筹经费的事业单位。8月30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复：同意中改院从1992年9月起实行企业化管理，实行院长负责制下的干部职务聘任制和工人合同制。1993年2月6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中改院“采取社会集资、参股办法，进一步搞好研究院的建设”。1993年4月，中改院在海南省工商局登记变更为股份制非营利法人单位，并经中央部委主管机构和海南省委同意，变更为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搞改革研究不容易，“刀刃向内”、自己革自己的命更不容易。1992年初，中改院开始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管理，有几位与我从海南省委机关来创办中改院的同事也要辞去公务员身份。当时有人提出疑问：“迟院长未辞去公务员，恐怕中改院的企业化管理坚持不下去！”其实，早在筹备建院时，我就向海南省委主要领导提出放弃公务员的身份，省委主要领导劝我慎重考虑。为了使大家放心，1992年5月，我就把自己的工资、社保关系转到了中改院。从那时开始直到 60多岁办理退休手续，我和大家一样按规定缴纳社保，未拿过财政一分钱工资，并一再向海南省委领导请求辞去公务员身份。此事一拖再拖，一直到 2016年，海南省委才正式批准我的请求。曾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公务员？”我反问：“一个长期没编制、从没拿过财政工资的人，你说是不是公务员？”我常说，搞改革研究要敢于牺牲自己，个人不作出牺牲，谁跟着你干，谁相信你呢？如果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就是不想付出、不愿舍弃，是行不通的。
一个机构的发展，仅有好的体制和员工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好的运行机制。将各方面的资源组织起来服务于改革开放事业，这是中改院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率先探索。很多人说，中改院的运行机制十分独特：作为一个仅有几十个人、体量很小的研究机构，却有这么大的能量，产出这么多的成果；不吃“官饭”、不要“官钱”，却形成了巨大的学术和资政能量，成为在国内国际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智库。成功的密码何在？我的答案是，率先建立了“小机构、大网络”的运行机制。可以说，没有“大网络”，就没有中改院，“大网络”是支持中改院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过去是，现在是，今后更是。
中改院始终坚持“小机构、大网络”的运作模式，发挥“大网络”的优势，凝聚广泛的智力资源，显著提升“小机构”的软实力。总的来说，中改院主要凝聚了相对固定的两个层次的“大网络”：一个是由国内几十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中改院研究课题进行指导和把关；另一个是由数百人组成的网络专家队伍，参与中改院具体的研究课题。这“两支队伍”的成员大多来自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研究改革某些领域的领军人物或具有影响的专家学者。通过这些“大网络”中的专家，中改院把改革政策研究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对策性、行动性等与学术机构专家学者研究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实现了很好地结合，在形成相关政策建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把改革开放的大旗一扛到底
2024年7月15—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改院作为改革智库，第一时间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我还受媒体邀请撰写多篇理论文章，并参加了多次研讨会。
7月19日上午，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第二届复兴论坛，并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为题作演讲。7月20日下午，我主持了中改院在北京举办的“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几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围绕“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展深入研讨。有人疑惑：老迟是不是提前知道了文件的内容，会议主题选得这么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中改院作为改革智库，就是要第一时间研究改革、自觉地把自身工作与服务改革相融合。况且，很多事情一等、一慢，就失去了机会。这次研讨会开得特别好，十几位重要专家学者就学习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很有分量的意见建议，并且很快在相关媒体刊登，对学习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产生了积极影响。
紧接着，中改院于7月24日在海口主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座谈会。来自海南省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企业界、商协会等各界代表100余人参加本次座谈会。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经过与同事们反复琢磨讨论，我以“发展市场、放活市场、做大市场——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思考”为题作演讲，围绕“发展市场是不是海南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放活市场是不是拉动海南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做大市场是不是海南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等三个问题作了交流。我认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以“做大市场”为目标：成为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的市场连接点，成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连接国内大市场的交汇点，成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示范区。会议后第三天，这篇演讲稿就被《环球时报》全文刊出。
2024年是我投身改革研究整40年。这几年，我将改革研究精力越来越多地放在向青年讲述改革开放历史上，中改院的改革研究也更多地融汇在改革开放历史中。我不止一次被中学生、大学生提问：“迟院长，我们生下来就很好，为什么还要改革呢？”我深深感到，让青年学习了解改革开放历史，将推进改革开放内化为自觉责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之问。我现在有三个心愿：一是写一部改革开放史简明教材，让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都可以看懂；二是办一个大家都爱看的中国改革信息库；三是建一个“活起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博物馆，能采用现代技术和历史人物对话，让大家亲身参与和体验。
过去40多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之源，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之源。2023年，我撰写出版的《亲历改革——与青年谈改革开放》书尾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改革开放的事业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未来，扛起改革开放的事业责任，将改革进行到底，关键在于青年人。”为此，近两年我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 10余所高校为青年学生讲授中国改革开放史课程。我深感到，青年人如果不了解改革开放史，容易把现实中的某些问题与改革开放画等号，由此导致对改革开放的某些质疑。如何让他们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如何使得未来的改革符合他们的期望值和坐标系，是今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之问。
我相信，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会形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改革开放的大旗一扛到底，新一代青年人一定能担当起这一重要的历史责任。（完）
本文选自《纵横》2024年第11期，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