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过程。面对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等全局性的重大课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应当承担也必须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基本目标，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大任务，以促进形成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市场体系为基本要求，以制度型开放与制度性变革融合为突出特点，实现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的突破与创新。

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线，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当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变化，更好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

1.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从短缺经济时代到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提升；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究其原因，就在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于通过改革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于更加注重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仍面临着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发展和安全等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例如，消费预期不足既有优质服务供给短缺的因素，更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导致收入结构失衡等因素的制约；市场活力不足既有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的因素，也有政府治理有效性不足的原因。这就需要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以更大魄力和务实行动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创新。

2.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高质量发展

发展是最大目标。应对风险挑战、赢得战略主动，保持自身发展态势极为重要。1979—2023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9%，人均GDP年均增长8.0%。未来10—15年，我国若能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长，不仅将为应对世界冲突、挑战提供重要基础和关键条件，也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目标奠定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发展基础。

我国是一个经济转型大国。当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着结构性矛盾与结构性失衡的挑战。例如，在工业结构方面，无论是在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方面，还是在工业发展环境方面，都存在某些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着眼中长期，啃下“结构改革”与“结构转型”的“硬骨头”。

3.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结构转型蕴藏着的巨大增长潜力

未来10—20年，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估计到2035年，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有望由目前的30%左右提升到50%—60%；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有望由43.16%提升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由47.7%提升到65%左右。

从实际看，我国产业结构、科技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潜力的充分释放，是实现5%左右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个增长是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增长。为此，要以结构性改革化解供给与需求、工业与服务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等结构性矛盾。

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

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一再证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仍然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逐步认识市场、承认市场、培育市场、发展市场，经历了数十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经历了一次次的思想解放、一次次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完善的过程，也是从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逐步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过程。

全会公报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与要素市场化进程直接相关联。从实践看，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例如，政府在某些领域仍存在过度干预的问题，而在如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作用则发挥不足；某些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考虑，在某些新兴领域制定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政策，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应当说，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仍然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

2.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首要任务在于有效发挥政府作用

从历史和实践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有所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规范政府行为，强化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在明确政府责任。例如，在科技革命大背景下，政府需要在创新环境、创新平台、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破题发力，成为创新的重要推动者；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政府要加大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占比，成为公共消费的主要提供者；适应市场主体的实际需求，政府要强化管理和服务方式创新，成为法治化环境建设的重要促进者；等等。

3.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目前，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亿多名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资本形成总额超过50万亿元。释放经济活力、激发经济增长动力，需要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扩大市场配置要素的范围，充分激发市场活力。要按着全会提出的“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要求，在“两个严格”（严格农村土地用途规制和规划限制）的前提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要按着“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要求，以全面实行城乡统一的居住证制度为重点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要按着“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要求，建立数据要素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制定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和交易的政策，建立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健全数据流通利用安全治理机制；等等。

三、“两个毫不动摇”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现实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形成的“两个毫不动摇”是激发经济活力、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基本实践与重要经验。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将中央一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破题落地。

1.做优国有资本是新阶段的一篇大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实现了“做大做强”国有资本的重要突破。截至2023年底，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比2012年底增长3.4倍；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比2012年增长1.1倍、1.2倍；2012—2023年累计实现增加值146.9万亿元，年均增长8.1%。

进入新发展阶段，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求看，国有资本要在某些竞争领域发挥基础性作用。一是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重大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者。例如，要发挥央企在能源资源、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加大对数据、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二是基础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充分发挥央企国资创新平台、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补齐我国基础创新短板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带动者。要有效发挥央企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优势，使其在打造更加稳定、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国有资本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深化央企国资利润指标、税收指标以及考核机制等方面的结构性政策调整与结构性改革突破。

2.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民营经济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不仅具有“56789”的地位，更是我国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目前，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中民营经济占90.2%、高技术服务业占93.3%、四新经济占93.4%、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94.6%。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预期弱化成为市场主体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尤其是民营企业活力，需要推进新时代条件下我国民营经济及其作用，实现相关重大理论创新的突破；需要从法律层面有效保护民营资本，强化对民营企业家的人身权、财产权、创新收益权和经营自主权等保护执法；需要借鉴浙江经验，以“店小二”为突出特征推进政府转型；需要在加强对民营经济精准服务的同时，引导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3.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公平竞争是高水平市场经济的核心。从实践看，某些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滞后成为阻碍企业主体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是走向全面公平竞争的过程。

全会指出，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从法律层面着力解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的问题，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形成国企、民企平等竞争的法律规定；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改变差异化、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按照公平竞争原则推进产业政策转型，将产业政策严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应或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要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把反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作为市场监管变革的重大举措。

四、高水平开放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推动力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进入新发展阶段，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制度型开放与制度性变革直接融合、边境内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直接融合，成为新阶段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特征，并成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

1.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赖于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趋势，面对全球“规则之争”“制度之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我国坚定推动高水平开放，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是统筹发展与安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举措，也是更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赢得战略主动的战略抉择。为此，要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动力，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中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要在高水平开放中进一步完善包括准入、财税、货币、科技、产业等与新型开放大国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要在主动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中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2.加快实现市场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突破

高水平市场开放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从现实看，我国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市场开放领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落实全会提出的“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重在实现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要突破，并形成与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相适应的有效政府治理体系。

例如，大幅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支持社会资本、外资更加便利地进入仍具有相当大投资空间的服务业领域；系统梳理准入后行政审批事项，实质性破除各类“玻璃门”“弹簧门”；推动实现体制内外服务业供给主体在人才政策、政府采购等方面一视同仁，并在打破服务业行政垄断方面实现实质性破题。

3.以制度型开放倒逼制度性变革

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有利于我国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培育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以开放的主动赢得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主动。例如，我国积极主动申请加入CPTPP，将高标准国际规则体系延展到国内，在规则对标对接中形成深化改革的倒逼压力与动力。

推进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型开放，要以“边境后”规则对接为重点，在告知、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实现重要突破；要支持部分地区推进以金融、数据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构建与我国相适应的资金、数据进出规则体系，并参与完善全球相关治理；要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领域主动引入国际先进规则，倒逼国内相关服务业企业转型升级；要以RCEP为抓手推进亚太区域自由贸易进程，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国际经贸投资新规则。

（来源：《经济研究》2024年第7期，注和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