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引起革命”和“革命导致战败”
如前所述，斯托雷平的政治“反动”和经济改革都引起了社会不满和反弹，乃至斯托雷平时代的内政也增加了俄国进入对外战争的几率（或者说加快了走向战争的步伐），但仅仅如此，仍然不等于说沙俄的崩溃是“必然”的。其实，所谓“战争引起革命”，确切地说应该是战败引起革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战后德、奥、土、保和俄国都是仗打败了而发生革命的——1905年俄国也是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出现的革命，而战胜国英、法、美、日乃至中国在那个时期都没有出现革命。
但俄国本来也有可能跻身于战胜国的。即便俄国本身由于种种积弊确实打得很糟，但它参加的既然是世界大战，其结局未必只取决于俄国的战局，正如后来二战中中国直到最后打得都很艰难，但最终也作为反法西斯盟国之一成为战胜国。一战时尽管俄国战事不利，协约国一方最后还是战胜了。如果帝俄能支撑到1918年终战，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俄国仍是战胜国，革命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临时政府当然也有同样的机会。但事实上，它们都因“战败引起革命”垮在了终战之前。
同样借“战败引起革命”推翻临时政府的列宁，最初依然要面临战争压力。他虽然打出“现在就要和平”的旗号夺权，但在两国交战中，“和平”可不是一方能说了算的。长期以来只做“反战”（还不是和平主义的一般“反战”，而是“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这种单方面损害本国战争努力的极端“反战”，甚至极端到鼓吹与外国敌军“联欢”、枪杀己方军官并倒戈进攻本国政府！）功夫的列宁一旦上台面对德国人，自然比沙皇和临时政府垮得更惨，以至于他很快下决心力排众议，签订彻底屈服于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实际就是战败条约。
此约一签，俄国不仅丢掉几乎半壁江山，而且剩余版图内也顿时叛乱蜂起，新政权一度几成孤岛，岌岌可危，其实这仍然是“战败引起革命”的逻辑，只不过如今这逻辑是冲着列宁自己来了。当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大多数也反对签订这一战败条约，并不是由于他们“爱国”（他们与列宁一样当时都是信奉“国际主义”和“工人没有祖国”的），而就是害怕承认对德战败会引发推翻新政权的又一轮“革命”（用他们的话说是“反革命”）。
但是，幸运再一次垂青了列宁：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不久，德国就在世界大战中宣告战败，列宁遂得以立即宣布毁约。“战败引起革命”的击鼓传花游戏恰巧在列宁掌权的一棒中止了。显然，协约国方面如果提前一年获胜，或者，无论沙皇还是临时政府如果能够熬到1918年终战，列宁得以夺权的几率就极小；但大战如果比实际结束日再拖延一年，列宁政权能够延续的可能性也不大。
列宁最终胜出固然是高度幸运，帝俄垮台却不能多怪时乖命蹇运气不佳。仅从战争条件看，虽然俄国在战场溃败上的概率很大，但俄国成为战败国的概率本来并不大。虽然俄国退出，协约国还是赢了；如果俄国坚持下去，协约国应该赢得更快。为什么俄国就坚持不了这么几个月？这就不是战争形势本身的问题了。
反过来看，《红轮》所描述的俄国崩溃过程也可以说是“革命引起战败”。导致俄国战线溃败的原因不少，但初步失利导致后方动荡，后方乱局又导致前线更大的失败，继而在后方反馈出更严重的混乱——这一恶性循环应该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当时“革命”与“战败”互为因果。分别看，革命与战败的概率都不大，或者说只是小骚乱和小战败的发生概率高，但经过如此反馈放大，雪球很快滚成雪崩，出现“大革命”与“大战败”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
所谓后方乱局主要又包括两个因素，一是前线失利引起后方城市、民意机构和舆论对当局的问责，斯托雷平驯服杜马的成就完全失效。1905年时的“自由化”不但重现，而且更加激进。二是后方农村对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激烈反弹乘势而起，乡村日益失序。前一个因素影响军政决策，但并不直接影响军心，后一个因素则对前线军心构成了致命打击。这就是《红轮》所说的“1916年秋，农业从心理上被打垮了：开始了大规模的整治‘大地主’，算政治账”。（第三卷，第一部，3章）早在沙皇垮台半年多前，列宁的“革命”一年多前，在他还待在瑞士流亡地一筹莫展地哀叹此生可能再见不到革命的时候，对斯托雷平满怀愤恨的俄国庄稼汉已经在后方农村开始弄出“自发革命”、即农村公社自发夺取和分配土地的风潮。笔者曾指出这一风潮对前线军心的瓦解是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按村社土地重分的传统，“不在场”者要吃大亏，后方这样一搞，绝大部分家在农村的俄军前线士兵怎么还会有心思打仗？激烈的反战情绪导致前线崩溃，崩溃引发整个社会的不满，而反战士兵成为革命的急先锋。庞然大物的俄罗斯帝国就这样在“革命引起战败”、“战败引发革命”的反馈震荡中瓦解了。
而这两个环节既然都与斯托雷平的施政密切相关，他怎么能辞其咎？
斯托雷平的身后褒贬
无怪乎沙皇政权还没垮台，去世已5年多的斯托雷平就成了众矢之的。
早在“六三政变”后，斯托雷平的铁腕在国际上就饱受非议，欧美各宪政国家曾一度为此对俄进行外交抵制。在国内，“斯托雷平领带”（绞索）、“斯托雷平棚车”（囚车）的恶名遗于后世。在《红轮》中，索翁特意指出发明“领带”之说的立宪民主党杜马议员罗吉切夫后来在斯托雷平发怒要与之决斗时向其道了歉，意在为他辩诬。其实，罗吉切夫个人在斯托雷平威胁下的服软并没有阻止这一恶名流传。左派对斯托雷平更是恨之入骨，不仅痛批其主张和政策，还进行了激烈的人身攻击，与后来索翁从施政、思想、人格直到外貌对斯托雷平充满感情的“高大全”描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苏联时期的教科书中斯托雷平的外貌也被如此丑化：“他那粗壮的身躯、急促而坚决的动作、冷酷而洪亮的嗓音、深沉而凶恶的目光、苍白的面孔衬托着两片又红又大的嘴唇的怪像——这一切都显示出一种严厉、贪权、麻木和残忍的性格。”（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下册，804页。）
但其实根本无需左派。在俄国军事失利后怨声载道的沙皇末期杜马中,斯托雷平已经成了一切恶政的替罪羊，杜马辩论中常见的攻击方式就是把对手骂为“斯托雷平的门徒”。沙皇倒台后，所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上台就全面废除了斯托雷平土地法（一个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大胆立法），在斯托雷平遇刺的基辅，以及辛比尔斯克等地，他的塑像在沙皇退位仅两周后就全被拆毁。“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除了对斯托雷平继续口诛笔伐以外，已经用不着再做什么，消除斯托雷平影响的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都已经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否定斯托雷平上达成了有趣的一致。就连西方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对斯托雷平的评价也是：“保守政治家”，“解散杜马，发布反动的新选举法”，“建立军事法庭网，专门审判被诬控为叛乱者的群众，几个月内就以‘斯托雷平领带’处死数千人”。相比之下，维特则是“俄国现代化的倡导者，立宪政府的第一任首相”，“说服沙皇允许成立代议制政府”，经济上也提出了发展俄国的“远大计划”，“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褒贬之义溢于言表。
即使在“反革命的”白俄流亡者中斯托雷平也没有什么口碑，一些保皇派俄侨痛恨革命，对斯托雷平镇压革命保有好感，但米留可夫这类自由派俄侨则仍认为斯托雷平是贻误宪政造成国难的罪人。
列宁是斯托雷平的知音？
不少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肯定斯托雷平的经济改革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而这一方向符合俄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他们也抨击斯托雷平在推进这一方向时的不择手段和不顾公义。
有趣的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后一点的强调反而超过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今人往往忽略的是：在俄国某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呼唤资本主义的热切程度甚至比自由主义者还高！自由主义的左翼可能会赞成以民主福利国家来减少资本主义之弊，右翼则倾向于自由放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顺其自然。但没有任何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会赞成用暴力和以权谋私来人为加速原始积累。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是相信科学主义“客观规律”所论证的“进步”的。在已有资本主义的欧美，他们当然要为更“进步”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敌人。但是在农民的、“封建”的或“亚细亚式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却是“进步”的，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后，才有可能追求社会主义。所以那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以资本主义为“敌人”，而且还以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尽管只是“最低纲领”。
不仅如此，俄国民粹派具有为“进步”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传统。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一部分俄国式马克思主义者，典型的就是列宁，也倾向于为“进步”不择手段。区别仅在于民粹派现在就要不择手段地搞社会主义，而列宁当时认为这不符合“客观规律”（并非不符合某种道义原则）。为“社会主义”不择手段，那是未来的事，而在目前只要有助于“资本主义的进步”，自然也就不在乎手段。所以列宁会讲出以下这些惊人之语：“妨碍资本主义的进步而援助小生产是异想天开”，“用小经济代替大经济是反动的”，我们“能够希望用小经济来代替可能是在被掠夺的农民土地上经营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吗？”可见，列宁这时甚至认为用“掠夺农民土地”来建立资本主义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时的自由主义者却说不出这种话。这就无怪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会说出同情村社的话（索翁说立宪民主党人保护农村公社也是同样意思），而列宁反倒在鼓吹“分家”方面更直截了当。事实上，打破村社桎梏，支持农民“分家”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是前斯托雷平时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立场。在很长一个时期，他们对村社的反感还超过对地主的反感。
无怪乎列宁在切齿痛恨斯托雷平的政治“反动”同时却情不自禁地对斯托雷平经济上“进步的铁腕”满怀欣赏。他反驳另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生在经济上对斯托雷平的指责时明确说：斯托雷平式的分家“也是很彻底的，因为它是在彻底摧毁俄国的旧村社和旧土地制度”，“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它对村社毫不留情，“贯穿着纯粹资产阶级精神”，它“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为俄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斯托雷平土地法）无疑是进步的”。列宁用“勇敢”、“彻底”、“纯粹”、“丝毫”不动摇的“革命”、“进步”等词形容斯托雷平改革，这显然为90年后的“右派列宁”埋下了伏笔。
当然，列宁欣赏斯托雷平经济改革不择手段，是以肯定资本主义“进步”为前提，他并不从抵制“西化”、维护传统道德方面来肯定斯托雷平，更不会肯定他不择手段镇压“革命”，同时列宁也没有以维特作对比来进行“褒斯贬维”。这与一方面斥责“资本主义”和“西化”，一方面肯定斯托雷平政治上的铁腕维稳，把他塑造成“俄罗斯精神”的道德典范，同时又把维特弄来给斯托雷平垫背的索翁完全不同。
“黑色左派”与“极右布尔什维主义”：卡拉-穆尔扎现象
于是在以上几个方面，1970年代前就开始写作《红轮》的索尔仁尼琴就成为为斯托雷平“翻案”的代表性人物。但是，索翁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基本上不能算政治保守主义者。他对俄罗斯古老传统的认同主要归结在彼得大帝以前的“旧教”俄罗斯（斯托雷平执政时通过宗教宽容法，承认旧教合法，应该也是他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对彼得大帝及其以后的沙皇多有批评。在这方面他与那些保皇派俄侨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对斯托雷平的高度敬仰却比保皇派俄侨更强烈，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先知。当时索尔仁尼琴的这些观点与苏联史学乃至整个苏联时期主流价值体系尖锐对立，人们一般把他视为激进反对派或者“不妥协的反对派”，而不是“保守派”。
但几十年后俄国剧变，索翁的“斯托雷平观”逐渐成为俄国思想界的主流。1990年代首先是史学界开始肯定斯托雷平。曾经主编俄国最高史学权威刊物《历史问题》的A.A.伊斯肯德罗夫院士，在前苏联时代以研究国际工运成名，“剧变”后却对斯托雷平大感兴趣。1993年该刊的第3、5、7期和1994年第1、6期，前所未有地分五次连载了他的长文《俄国的君主专制，改革与革命》（后来扩展成书出版）。如果考虑到叶利钦此时政治上与议会闹到“炮打白宫”，经济上又在全力推进私有化，这篇长文的背景就不言而喻了。
伊斯肯德罗夫也把斯托雷平和维特进行比较，并且明显“褒斯贬维”。他不仅大力称道斯托雷平的改革业绩，而且对“领带”之说愤愤不平，指出“乡间审判并无任何规模性，根本不像（苏联时期）我们的作品中描写的那样。而且不能不考虑这一事实，即斯托雷平本人多次遭到未遂暗杀，他的一些家人也成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同时，他认为维特的宪政只博取了清流的虚名，对俄国进步的贡献远不及斯托雷平（A.A.伊斯肯德罗夫：《俄国的君主专制，改革与革命》，《历史问题》1994年第1期，110页）。可以说，这是主流学术界大人物呼应索尔仁尼琴“褒斯贬维”的第一个重磅之作。
但是，索翁也罢，伊斯肯德罗夫也好，他们心目中的斯托雷平是作为列宁-斯大林体制的坚定对立面而存在的。而伊斯肯德罗夫时代的“斯托雷平”叶利钦则是当时民主派和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对象，他经济上搞私有化，政治上的“铁腕”也是针对最高苏维埃中的“苏联余孽”而非针对民主派。当时甚至有民主派羡慕说：沙皇能用坚定的私有化改革者斯托雷平做首相（总理大臣），而我们的叶利钦却没法授予盖达尔总理之权，甚至副总理都当不了。显然那时受称赞的“斯托雷平”只是个坚定的私有化论者，并不是民主化的反对者。而叶利钦解散旧式最高苏维埃、建立西方议会式的国家杜马，与其说像当年斯托雷平解散一、二届杜马而弄出个“驯服议会”，不如说更像当年解散贵族咨询机构而建立立法杜马的维特。所以伊斯肯德罗夫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受到民主派的反对，而索尔仁尼琴也没有表示欣赏（此文开始连载时索翁还未回国，他是否注意到这篇学院体的长文也不得而知），但是后来情况又有了发展。
在普京当政时代，他一手仍然要对付俄共，另一手，而且是主要的一手却越来越用于对付民主派和自由主义，对付所谓的“西化”，俄国出现了明显的“民主倒退”现象。相应地，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红黑互动”模式，有些人既崇尚斯大林的铁腕，也崇尚沙皇时代的极右铁腕，两种铁腕的敌对似乎已经不是问题，只要反对民主自由、反对“西化”就好。“红帮”从热心世界大同的普世社会主义理想家，变成捍卫神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国论者，“黑帮”也从苏联时期被认作反共反左派的暴力而遭受谴责，变成了反民主派的保皇暴力而受认同。
甚至还出现一种类似“统三通”的思想，把从极左到极右、传统到现代的反民主反自由思想一锅煮地加以弘扬，有些人狂热鼓吹“恢复苏联”，却一点看不起如今的俄共，其所希望的“苏联”已经不论左右，极权就行。只要不搞民主，哪怕是屠杀共产党的专制也是好的，只要搞了民主，哪怕竞选上台的是共产党也是坏的。摩尔多瓦的沃罗宁不但是该国“共产党人党（又译共产主义者党）”的领袖，而且还是俄罗斯族，他竞选获胜曾被俄罗斯报纸惊呼为开创俄罗斯以外前苏联共和国俄罗斯族共产党人重掌政权的先例：“摩尔多瓦新上台的不是‘前共产党人’，而是现共产党人。”但就因为他认同所谓“西方式的”竞选制度，而且呼吁前苏联各国的左派对自己的民意实力要有信心，在德涅斯特河地区问题上也坚持摩尔多瓦主权，与俄罗斯相抗争，这位共产党人的胜选也被说成是“西方阴谋”，是“自我颜色革命”。甚至由白俄罗斯共产党主导的反对该国卢卡申科强人政权的民主运动也被扣上“西方策划的颜色革命”的帽子。
于是俄罗斯出现了“黑色左派”、“极右布尔什维主义”和“极左保守主义”，近年来被介绍到我国的C.卡拉-穆尔扎（俄罗斯另有一反普京的民主派活动家B. B. 卡拉-穆尔扎，两人立场相反，不可混淆。）就是一个典型。此人主张恢复苏联，狂热地为斯大林的一切，包括杀人如麻的大清洗辩护，他认为人民本是一群不辨是非的傻瓜，只要信息一开放，就会被西方进行“意识控制”,因此决不能搞什么“公开性”和思想言论自由。“减少联系”、“清除杂音”，以镇压手段来管制思想是伟大人物强迫群氓接受恩赐“幸福”的必要条件。
但在同时，卡拉-穆尔扎也批判过去苏联时代的教条主义历史观，认为俄国历史上一切独裁者、包括屠杀左派的独裁者都留下了抵制西方“意识控制”的伟大遗产，帝俄的“黑帮”是坚定的“爱国者”，不要相信“苏联时期的辞典对黑帮定义为‘君主主义的劫掠组织成员’”的“神话”，黑帮杀死约洛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是在保护俄罗斯，抵制西方的“意识操纵”（但他们杀死布尔什维克又是在做什么？他们难道不想杀列宁？）而列宁也很好，他是“开辟了通向美好生活道路的伟大活动家”（但是且慢，诋毁黑帮的“神话”列宁讲得难道少吗？他为什么就不是西方“意识控制”的帮凶呢？）
卡拉-穆尔扎尤其对苏联时期得到高度肯定、并认为布尔什维克起了领导作用的1917年“二月革命”嗤之以鼻。在他看来，这场推翻了沙皇、使列宁得以摆脱流亡海外状态而回到国内的“伟大的民主革命”，根本就跟1991年的“剧变”一样是西方“意识控制”造成的阴谋！“俄国的整个正常生活遭到彻底破坏乃至国家崩溃，是发生在1917年的2月。二月革命是亲西方派的革命。它的真实意义在于为商业金融资本的发展扫清道路。布尔什维克根本就没有参加二月革命。”的确，根据现在的研究，“布尔什维克领导二月革命”之说的确是列宁们为了摘桃子编造的“神话”。但是列宁难道不是二月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吗？二月之前列宁被迫流亡海外已十多年，“俄国的整个正常生活”有列宁的立足之地吗？没有二月民主，列宁回得了国吗？他又如何能“开辟美好道路”呢？
从千夫所指到万众所钦：索尔仁尼琴与剧变后的斯托雷平热
但是在普京时代，类似卡拉-穆尔扎这类说不清是左还是右、激进还是保守的反民主反宪政主张确实“其道不孤”。最近在乌克兰东部搞“武装斗争”的两个俄罗斯背景的政治派别“新俄罗斯党”和“国家布尔什维克党”就持这种主张。他们既怀念斯大林，也怀念斯托雷平，但似乎既不要社会主义，也不要自由主义。怀念斯大林是因为他敢于杀“自由主义者”，怀念斯托雷平是因为他敢于杀“社会主义者”。到了这一步，就连普京都得防他们三分，不敢像支持克里米亚属俄派那样全力扶植他们了！
普京虽然也被卡拉-穆尔扎们看好，但不会像他们那样歌颂列宁，包括在我们这里受到热捧的那篇关于克里米亚“回归”的3.18杜马演讲，凡是提到共产党的地方都是否定的——从1918年列宁“把俄罗斯的大片土地划给乌克兰”，到斯大林“三十年代在乌克兰大镇压欠了债”，再到赫鲁晓夫为了“还债”不经民意“把俄罗斯的克里米亚私相授受给乌克兰”。在多党制下还要对付反对党俄共的普京很清楚，他只能标榜继承斯托雷平，而不能标榜继承列宁。
索翁当然也是推崇斯托雷平，而绝不会推崇列宁的。相反，他不满维特，也是因为在维特搞的宪政下列宁们似乎有很多空子可钻。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索翁不能接受叶利钦，却可以在风烛之年与普京唱和。因为叶利钦更像是维特，更像“二月之子”，其背后是民主派，而为当年的斯托雷平，如今的索翁所不喜。但是普京面对的民主派却已经是反对派，就像斯托雷平当时那样了。
事实上，普京在把垂暮的索翁捧得很高的同时，把斯托雷平捧得就更高。新千年以来，俄罗斯各地斯托雷平塑像不断出现：在萨拉托夫，在莫斯科，在辛比尔斯克，在斯塔夫罗波尔……萨拉托夫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阿格拉极地大学等一批学校以斯托雷平命名。俄罗斯政府设立了斯托雷平奖学金和斯托雷平奖章，更有甚者，2008年的一次广为宣传的民意调查“谁是最伟大的俄罗斯人”中，斯托雷平仅次于古代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而位居第二，声名盖过了彼得大帝、列宁等人。
但是，今天的俄罗斯果真符合索翁当年的理想吗？索尔仁尼琴当年在体制把斯托雷平妖魔化之时“反潮流”地推崇他，难道就是为的“克格勃最著名的受害者与克格勃最著名的继承人今日的唱和”？
平心而论，以我们的标准看俄罗斯今天所谓的“民主倒退”并没有那么厉害，这仅凭当前俄罗斯舆论中关于乌克兰这一敏感话题的言论比俄国之外一些地方还是要多元就可以看出。但就趋势而论，向“黑帮”的方向退和向“红帮”的方向退会有什么本质不同吗？至少在卡拉-穆尔扎这样的人看来似乎是没什么区别的。
来源: 经济观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