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不止一次讲过三十年前的事：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中译本出版，内部发行，限副局级以上干部凭工作证购买。我所在的报社是局级单位，央求一位不很熟悉的领导同去东长安街的群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方才购得一套。当夜开读，时为严冬，感觉如冰水浇背，读完竟大病一场。
近日我又读了安妮·阿普尔鲍姆著《古拉格：一部历史》。微博上有人提及这本书，却与索尔仁尼琴那本弄混了。也许先得说明一下两部作品有何区别，读过《古拉格群岛》之后再读《古拉格：一部历史》还有什么意义。
以作者身份论，索尔仁尼琴是古拉格的幸存者，阿普尔鲍姆是美国的历史学家。以写作态度论，前者激越，后者冷静。以写作时间论，《古拉格群岛》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首次在巴黎出版，正值古拉格的“持不同政见者时代”；《古拉格：一部历史》面世于二○○三年，当时古拉格已不复存在，而且，正如作者所说：“到彼尔姆政治犯劳改营终于在一九九二年二月永久性关闭时，苏联本身已经灭亡。”以内容和视野论，《古拉格群岛》根据作者搜集到的由包括其自己在内的许多个人所提供的私人材料而写成；《古拉格：一部历史》则拥有更多私人材料，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西欧以及其他地方出版的大量回忆录”，较之先前，幸存者重现历史的能力更强。尽管阿普尔鲍姆多次以“历史巨著”来形容《古拉格群岛》，但她仍然只是将其当作幸存者回忆录之一来对待。此外，《古拉格：一部历史》还采用了索尔仁尼琴当年无法看到的另一类材料：“我尽可能地以被广泛使用的档案材料来证实回忆录的内容——说来似乎很矛盾，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时使用这两种资料来源。……如果使用得当，它们（指档案材料）可以解释回忆录所无法解释的一些关于劳改营的事情。尤其是，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设立劳改营——或者至少解释斯大林政权认为劳改营将会达到什么目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因此具有比《古拉格群岛》更为宏观的视野。索尔仁尼琴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文艺性调查初探”，阿普尔鲍姆所写的则是“一部历史”。《古拉格:一部历史》是一部涵盖但并不替代《古拉格群岛》的作品。
也许在许多读者——包括俄罗斯读者和中国读者——看来，《古拉格:一部历史》与《古拉格群岛》之间的种种不同未必具有实际意义，他们未必需要有人在卷帙浩繁的《古拉格群岛》之后再写一部这样的巨著，甚至就连《古拉格群岛》可能都已不再需要。显然，时间把今天的俄罗斯人与古拉格隔开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除了隔着时间，似乎还隔着空间。索尔仁尼琴当年揭露古拉格顺理成章，因为他就是一名受害者，同时迫害正在进行；而阿普尔鲍姆记述古拉格好像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她是一个外国人，一己境遇与之无关。
然而，这恰恰构成阿普尔鲍姆写作的理由。其一，旨在记载一部历史，不使湮灭，——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说，“所有这一切必须留在俄罗斯历史中，永远不能再发生，因为发动一场对于自己人民的战争是最大的犯罪”，至少，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已经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实现了。其二，阿普尔鲍姆认为，古拉格绝非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在完整详尽地叙述了古拉格的兴衰始末后，她以下面这段话作为结束：“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就对我们自己人性的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极权主义哲学曾经对成百上千万人产生过——而且还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曾指出的那样，消灭‘目标敌人’仍然是许多独裁政府的主要目的。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组成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一言以蔽之，罪恶其实也有它的“普世价值”，所以灾难才有可能普遍发生。
因此，《古拉格：一部历史》是一部警世之书。或许同样因此，它还是一部孤独之书。虽然该书获得普利策奖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作者的写作初衷。但是，人们未必真的愿意面对世界，或者真的愿意面对自己。
正如作者所指出：“也许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俄罗斯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对过去进行了讨论，尽管几乎没有进行。至少，当人们向年纪较大的俄罗斯人询问为什么现在难得提到古拉格的话题时，他们回避了这个问题：‘一九九○年我们只能谈论这个，现在我们不再需要谈论它了。’”同样，古拉格作为一个历史事实，“也还没有进入西方公众的意识之中”。就中原因之一在于，“意识形态同样使我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了解苏联以及东欧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少数西方左派就在竭尽全力为苏联劳改营以及造成劳改营的恐怖统治进行辩解”，她举了一个例子：“在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当斯大林专横地判决把成千上万名无辜的苏共党员关进劳改营时，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对哲学家西德尼·胡克说，‘越是无辜，他们越应该去死’。”
这种状况实际上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说：“这大概是因为左派哲学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是苏联哲学的鼻祖。有些术语也是通用的：群众、斗争、无产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等。对苏联的谴责太彻底就有可能殃及某些也曾经被西方左派奉若神明的东西。”
话说至此，已经涉及根本：古拉格肯定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没有意识形态主导，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人类悲剧。即如作者所说：“另一方面，列宁——像对他亦步亦趋的那些布尔什维克法学理论家一样——还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将会产生一类新型罪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反对革命，并且公开或者经常是隐蔽地企图破坏革命。阶级敌人比普通罪犯难以识别，而且更难改造。不像普通罪犯，决不能相信阶级敌人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因此，与普通杀人犯或窃贼相比，务必给予他们更加严厉的惩罚。”此种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是在人类中强行划出一部分，称他们为另一阶级，实际上是把他们划出人类，然后与之斗争，直至将其消灭。在这里，意识形态既是理由，也是目的。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暴行。在世界历史上，此类暴行并不鲜见，可以上溯到宗教裁判所甚至更早。它以正义为名，所以没有底线。与其他暴行不同，它不是由个人或者团伙实施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实施的。
对于包括“西方左派”在内的知识分子来说，古拉格以及类似暴行应该具有一种警醒作用：藉此彻底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无论它们源于何处，甄别进而祛除其中可能产生古拉格这种体系的那一部分——无论它们曾经受到多么冠冕堂皇的标榜。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讲应该是这样一种人：在公共事务上一以贯之地明辨善恶，拒绝任何权宜之举和左右摇摆，同时尽其所能扬善抑恶。
可以顺便一提前些时候有人就歌德和贝多芬面对国王的不同表现所发表的言论：“当面对国王的仪仗扬长而去没有任何风险且会赢得公众鼓掌时，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而鞠躬致敬，会被万人诟病，而且被拿来和贝多芬比较，这倒需要点勇气。”在我看来，与明辨善恶相比，勇气并不具有终极判断的价值。单单标举勇气而回避甚至枉顾善恶之辨，就有可能理所当然地做任何坏事，或者拒绝做任何好事。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读完《古拉格：一部历史》，我想到了约翰·多恩在《紧急时刻的祷告》中所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走一块泥土，大陆就少了一点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将使我蒙受损失，因为我包蕴在人类之中。所以，不要打听丧钟为谁敲响，它为你而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