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沃勒斯坦来说，我们今天必须追问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着任何能够被我们用来以一种相对明确的和可捍卫的标准，以此划定上述所谓的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边界？既有的各种社会科学学科是否真的就是“学科”？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但是，他所采取的解决路径却与上述“跨学科”或“地区研究”的方式迥然不同。
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的解决路径相当繁复，然而它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把社会思想向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转化过程，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制度性因素之一进行考察，同时对其与另外两项制度性因素——意识形态和反体制运动——的关系加以追究。沃勒斯坦尖锐地指明，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观念和实践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根源，因为意识形态远不只是一般的世界观，它是由人们带着明确的政治目标而有意识地和集体地加以型构和阐释的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换言之，意识形态乃是人们在建构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所始终依赖的一种共同的眼镜。这种眼镜决定了人们如何认识和解释他们的世界。因此，意识形态只能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形中得到建构。例如，十九世纪的世界就建构出了一些以“变化的常规性”为论辩对象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中只有自由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足以对付或支配这种“常规性变化”，它还需要那些能够反映具体政策建议的政治安排程序加以配合，而这种程序的制定又要求拥有关于现实社会的具体知识作为支撑，于是这个任务便交给了社会科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的“命名”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对新型的社会科学表示怀疑、保守主义为什么对此更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按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社会的发展或进步依赖于对下述三个活动领域的严格区分：与市场相关的领域，与国家相关的领域和与“人”相关的领域，它们不仅在分析上是彼此分立的和自我维系的领域，而且各自还具有特定的规则（或“逻辑”）；对这三个独立领域的研究，也就渐渐地被称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学科，辅助于历史学，都有着很强的“应用”性质；它们以“常规性变化”为根据，以现实经验为取向，最终变成了一种限定和设计社会变化的研究方式：它不仅有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同样有助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兑现。
一九六七年以后，世界情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是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二是一九六八年的世界性革命。一九六八年以后各项新社会运动启动了世界各地大学体制的转型，其中也包括对大学管理体制的重构，但是它们所具有的真正影响是对大学的知识生活的冲击。这些运动不仅构成了对一九四五——一九六七年期间形成的共识的挑战，而且还构成了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所形成的（支配了世界知识生活的植根更深的）共识的挑战。沃勒斯坦认为，一九六八年世界性革命彻底动摇了上述共识的合法性(尽管未能摧毁其制度性基础)，从而使大学第一次成了开放性知识的场合；也正是在这一革命的情形中，人们开始建构各种新型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新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和为什么一九六八年以前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几乎无例外地都接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面不复存在了。
沃勒斯坦据此宣称，现在已经到了摆脱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结构这一知识困境的时刻，因为上述根据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假设的三个人类集体行动领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本身并不是自主的社会行动领域，也不具有彼此独立的“逻辑”，因此所有依此假设的学科标准在实践中都是不真实的，换言之，任何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的研究模式都无从把那些根据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范畴所确立的“因素”分割开来，而如果一定要这么做，它们就会构成人们进一步把握知识的障碍。
毫无疑问，世界体系分析试图成为一种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批判理论，但是，正如沃勒斯坦本人所承认的，它还只是一种未结束的批判，因为即使是针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最具持续力和最具误导性的遗产———即上述把社会分析人为地分割成了三个领域、三种逻辑和三种层面的遗产———它也还未能够找到一条令人满意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进行否思并不是世界体系理论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套用沃勒斯坦的话说，世界体系理论乃是“以有关社会现实的系统知识是可能的这样一种科学主张为基础的”；因此，世界体系理论更是一种建构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以克服那些妨阻人们探究真实世界的种种障碍。但是，主张建构历史社会科学，还不是历史社会科学本身，它毋宁是对这种范式展开论辩的一种号召。
尽管沃勒斯坦有关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讨论，在社会科学知识与生产这种知识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中探及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沃勒斯坦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前提所做的批判以及据此而对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涉及到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沃勒斯坦经由对既有学科结构的批判而试图打通历史学与其他三门社会科学并建构出一种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努力，并不能当然地界定这种历史社会科学的知识类型，它也由于根本上忽略了社会科学生产者的认知旨趣而无力回答哈贝马斯在《知识与旨趣》一书中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知识三型(实证主义的技术性知识、理解沟通的对话知识和旨在解放的批判性知识)间关系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历史社会科学的知识品格及其隐含的认知旨趣。其次，沃勒斯坦通过注入那种具有多元社会时间的“长时段”而试图消解“特殊性”研究与“普遍性”研究之间的对立，无疑洞见了十九世纪社会科学中这种“二元对立”的虚假性，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努力的有效性却是在把保罗·利科的质疑加上“括号”或“悬置”以后才达到的，可以说，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对历史社会科学具体研究范式的知识论追问。再其次，尽管沃勒斯坦在其研究中相当智慧地触及到了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因为他关于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和政治场域间的关系，但是他在同时却也忽略了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与他本人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结构中核心-边陲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未能具体而认真地讨论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结构中边陲化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将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与以核心-边陲之存在为前提的真实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复杂而特殊的关系，也间接涉及到对他所主张的“否思（社会科学）”的反思问题。更为基本的是，在关注到社会科学知识的被建构性和这种知识对所认识的现实世界的建构性的同时，只能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十九世纪社会科学“扭曲性”的建构品格进行批判，而忽略了是否有可能发现一种具有所谓“非扭曲性”建构品格的社会科学进行追问，进而也忽略了对他本人所主张的“历史社会科学”可能同样具有“扭曲性”建构品格的问题进行反思。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很苛刻，但是我个人依旧认为，它们实是我们欲考虑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问题时不得不花大力气继续追问的难题。
斯考契波曾经在评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时指出，“本书的真正贡献将不在于引发一些立即套用此书的理论来从事的经验研究，而在于因它而起的理论争论与学术进展”；我基本上赞同她的评论，在我看来，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和《开放社会科学》两书的真正贡献也不在于能够创造一些他的观点的消费者，而在于它为促使更多具有高度批判力和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成为另一种社会科学知识的真正生产者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因此，我们还必须与沃勒斯坦一起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所含括的与学科结构前提相关并具有同等误导性的另外六项前提进行否思：一、历史学是对过去实际上发生的独特事件的解释和研究；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社会行为得以解释所依据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的陈述；二、人类是在所谓社会的实体中加以组织的，这些实体构成了人类生活于其间的基本社会框架；三、资本主义是一种以那些通过自由商品而使用自由劳动力的自由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制度；四、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乃是世界历史上的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资本者在一些重要的国家中最终夺得了国家-社会权力；五、人类历史是进步的，而且必然如此；六、科学乃是对那些最为简洁地总结了万事万物的形态以及事务发生的方式的规则的探寻。当然，依我个人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认识，在上述各项前提中，首先需要否思的乃是上述第二项前提，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对沃勒斯坦历史社会科学的“历史体系”分析单位的检讨，同时也涉及到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以及深受其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批判，不过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了。
（Immanue Wallerstein,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Politypress, 1991;《开放社会科学》，沃勒斯坦等，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四月版，定价：6.4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