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袁向东, 1941年生,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从事数学史的研究和翻译; 郭金海, 1974年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青年研究员, 从事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
访谈时间:2009年12月19日,2010年1月6日、1月20日、3月17日,2012年3月25日
访谈地点:北京,丁石孙家中
受访人简介:丁石孙,数学家,数学教育家。1927年9月5日生于上海。1947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次年转入数学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1950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52年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年任讲师。1979年晋升为教授。1981至1982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1982年11月至1983年1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84至198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88至1991年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1993年起在中国民主同盟工作,1996年任民盟中央主席。1998、2003年相继担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从事代数与代数数论的教学与研究,较早在我国提出程序自动化的研究课题。
一、院系调整, 调入北大
访问者 (袁向东, 郭金海。以下简称“访”) :1952年, 清华数学系和燕京大学数学系在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并入北大数学力学系。当年清华数学系的大部分教师都调入了北大。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丁石孙 (以下简称“丁”) :1952年上半年后期, 就已提出要在全国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目标是把综合性大学的工科分出来, 综合性大学只保留文学院、理学院。实际上, 把综合性大学跟工科分开并不是苏联的创造, 这是帝俄的传统, 而帝俄又是从西欧学来的。在西欧老的大学系统里, 工学院被认为不太重要, 认为大学就是文科和理科。当时我们的领导不了解这些背景。在院系调整中, 我们办了很多专科大学, 成立了所谓八大学院, 包括钢铁学院、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等。这其实是为了满足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八大学院中的地质学院是从北大地质系分出去的。地质系在北大的历史很久, 出的人才也不少。成立许多专科性的学院, 虽然一时满足了国家的需要, 但从长远来看, 对培养人才不利。因为专科学院带有职业培训的性质。
访:院系调整也让原来一些学校历经多年形成的学术传统被破坏了。这对人才培养实际并不利。而且, 要重新恢复这些学术传统谈何容易!当时教员和学生对院系调整有没有议论?
丁:当时纪律非常严, 要求大家服从分配, 教员没有公开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我在学生中没有听到过议论。
访: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mathematics的译名统一为“数学”后[国立编译馆1945, 页5], 全国高校的数学系或算学系基本都统称数学系了。院系调整时, 北大数学系为什么改称数学力学系?
丁:院系调整时的口号, 是全面学习苏联。综合性大学就以莫斯科大学为榜样。莫斯科大学有力学数学系, 北大仿照该系名称将数学系改称数学力学系。之所以没有完全照搬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的系名, 是因为当时北大、清华、燕京3所大学的力学基本都是空白;除周培源外, 就没其他人搞力学了。
访:那怎么开力学方面的课?
丁:北大数学力学系让教员自愿报要开的课。钱敏和赵忠哲表示要开力学方面的课。钱敏本来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 后来转到了数学系。赵忠哲原来是搞概率的, 院系调整时不想搞数学了。另外, 周培源把他在清华培养的已毕业的研究生陈耀松带到了北大数学力学系。这样系里就能开力学方面的课了。
访:我们知道, 三校数学系合并后, 段学复出任数学力学系主任。当时系主任是怎么确定的?
丁:不太清楚。记得系主任人选和人员调整名单是1952年暑假后宣布的。院系调整前, 北大、清华、燕京3所大学数学系主任分别由江泽涵、段学复、徐献瑜担任。这3位中, 段先生虽然最年轻, 但在政治上最进步。
据我后来了解, 院系调整时, 这3校数学系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 由3位系主任和各系一位党员组成, 负责北大数学力学系的组建工作。清华数学系出的是段学复、林建祥, 北大数学系出的是江泽涵、刘世泽, 燕京数学系出的是徐献瑜、吴文达。
院系调整后, 清华虽然变成了工科大学, 但还要开数学课。因而, 数学系还有少数人留下来。全国新成立的许多学院, 也要有人教数学。当时提出要加强东北的大学, 特别是加强东北人民大学, 也就是后来的吉林大学, 北大和清华都有一些人被调到东北去。去的还是些业务强的。如北大的王湘浩就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任数学系主任。
访:北大数学力学系的教师来自清华、燕京、北大。当时教师间有门户之见吗?
丁:北大数学力学系最初共28个教员, 原清华和北大的较多, 燕京的较少。我的印象是, 3所大学数学系合并后, 教师之间的界限就不存在了。大家都很团结, 有共同的愿望把数学力学系办好。当时我作为年轻教员, 对院系调整和三个系的教员合在一起的复杂性, 完全没有概念。现在回过头来看, 江泽涵的为人和作风对新成立的北大数学力学系教师之间的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按资历来说, 自1934年就出任北大数学系主任的江先生, 是3所大学数学系中资格最老的系主任。但在院系调整时, 他既不争当系主任, 也不当教研室主任, 只是作为一名普通教员教解析几何, 而且毫无怨言, 始终尊重段学复的领导。这就为北大数学力学系教师的团结带了个好头。同时, 江先生的为人始终是谦虚谨慎的, 对年纪比他轻很多的人都很尊重, 为系里营造了很好的风气。
访:您从清华调到北大后, 系里对您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丁:数学力学系开始想把我调到新疆, 去将要成立的新疆大学工作。有一天, 林建祥找我谈话, 跟我讲了很多新疆的情况。他虽然没有明说, 但暗示我, 要把我调到新疆。
访:您愿意到新疆这个不发达的地方吗?
丁:当时我的思想很简单, 虽然对新疆完全不了解, 但觉得大草原很浪漫, 认为去新疆就去吧!后来系里的想法忽然变了, 又决定把我留在北大。据说是因为要段学复当新的系主任, 段学复就提出来需要我帮他教代数课。这样, 我就留了下来。代替我去新疆的是清华的另一个教员, 叫陈德璜。
访: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有些关键的分叉点, 段学复的需要把你绑到了北大这艘大船上;如果去了新疆, 您以后的命运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陈德璜到新疆后的情况怎么样?
丁:他到新疆后工作还可以, 当了新疆师范大学的教授。后来在新疆结了婚, 成了家。1973年我去新疆招生, 见到陈德璜, 还在他家里吃了顿饭。
二、学习苏联：教研室、教学与习题课
访:您说院系调整时的口号, 是全面学习苏联。北大数学力学系 (简称数力系) 在机构设置方面是否学习了苏联?
丁:1953年数力系成立教研室, 就是学习苏联的结果。现在看来, 成立教研室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当时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教研室这个名字, 谁也不知道教研室是干什么的。因为系中教员对教研室都不熟悉, 数力系就先成立了一个数学分析教研室作为试点。大概这个教研室也是北大最早成立的一个教研室。它的规模相当大, 有教授程民德、许宝、庄圻泰、江泽培, 讲师陈杰, 助教董怀允、吴文达等, 主任由业务和领导能力都很强的程民德担任。系中的主要教学工作集中在这个教研室。因为一些年轻教师是在大学三年级时提前毕业的, 所以教研室不仅负责教学工作, 还负责培养这些年轻教师。
1954年, 系里又成立了几何代数教研室, 由江泽涵、段学复、王萼芳、聂灵沼、吴光磊、裘光明、吴祖基和我组成, 主任由段学复兼任。我在这个教研室负责教代数方面的课。(6)
访:这个教研室成立前, 您主要做什么工作?
丁:主要是教课, 也改习题。1952年, 数力系一下子招了一百多学生。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因此教员就不够了, 系里让我去讲大课。这一百多学生分三个班:甲班、乙班, 还有一个专修班。甲班成绩好一点, 乙班差一点;专修班念两年, 人少一点, 目标是培养大学教师。段学复教甲班, 我教乙班, 聂灵沼教专修班。我教乙班的高等代数, 用的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材。我们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 印成讲义。同时, 我还给闵嗣鹤当助教。他给三年级学生开数论基础, 我给他改习题。当时我的工作量非常大, 教一门课, 改一门习题, 还翻译教材, 俄文还是刚学的。第一个学期上课不久, 系里另给我加了一门课, 就是为化学系一部分基础太差的学生补中学数学;这部分学生中有我爱人桂琳琳的妹妹桂璐璐。后来段学复病了, 我又替段学复代课。那时课很多, 但是只要工作需要就干。
访:当时提倡全面学习苏联, 特别鼓励学俄文吧?在教学上, 是否也要学习苏联?
丁:对。1953年北大为了鼓励教师学俄文, 暑假前在全校教师中搞了一次俄文测验, 主要测阅读能力, 可以带字典。测验结果, 数力系有两个人得了一等奖, 一个是我, 另一个是孙小礼。我们各拿了一百块钱奖金。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 北大的教学有很大变化。如北大要求教师学习教学法。而此前很少强调教学法, 并不重视研究怎么把课教好。当时有一本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 北大全校教师都在学。我觉得这种学习还是有好处的, 比如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 怎么逐步深入地给学生讲概念。同时, 教师要完全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 课前还要备课。
访:解放前, 大学并不要求教员备课。教师备课还被认为是没有本事的表现。据说, 院系调整后, 北大有苏联专家指导教学?
丁:当时北大每个系有一位苏联专家, 学校有一个苏联总顾问。数力系在1952年当年就有了苏联专家, 是位女士, 叫贝洛娃, 是学力学的。贝洛娃人很好, 但水平不见得很高。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结束后开始教书。她作为系主任的顾问, 基本每周和段学复谈一次话, 讲怎么上习题课, 怎么备课, 由她做示范。然后段学复把她的意见贯彻下去。当时数力系为了便于跟这位苏联专家交流、沟通, 培养了四五个翻译, 其中包括刚刚毕业留校的孙小礼。这些翻译也做苏联专家的研究生。贝洛娃在北大呆了一两年就回苏联了。此后, 她跟她在北大教的学生还有联系。大家对她的印象不错。
访:解放前, 大学里好像没有专门的习题课。数力系开设习题课完全是学习苏联的结果吧。贝洛娃示范的习题课是什么样子的?
丁:习题课每班不要超过30人。每次上课时出四五个题目。题目是一道一道出的, 不是一起出的。让大家一起做习题的同时, 还要挑一个学生到黑板上做。这位学生做的同时, 教师不断地提示并修正, 给其他同学做示范。也允许其他的同学提建议, 并且可以不按教师提示的方法做。如做得不对, 再找另外一个学生上去纠正。做习题的时候, 学生要把上个星期的习题本放到桌子的边上。教师随时抽出学生的习题本批改。除了课上做的题目外, 习题课还留课后作业。我觉得这种训练还是有好处的。
访:这种习题课的效果好吗?
丁:效果非常好。数力系的教师, 尤其我们这些助教都非常认真, 全部时间都花在教学上。当时在北大各个系中, 数力系学习苏联还是学得比较好的。1954年, 我在全校还作了一个报告, 介绍习题课的经验。不过, 贝洛娃后来告诉别人, 苏联其实并不这么严格执行她说的这一套。而且, 完全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 我们一年下来就发现学生负担过重。学生每周在教室的时间差不多有三十几个小时。1953年暑假, 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一次修改教学计划的会议。我跟段学复参加了。会上我们讨论了代数教学大纲的修改问题。
访:这次会后, 数力系的教学计划有变化吗?此前, 系中教师对完全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有意见吗?
丁:这次会后, 系里的教学计划就根据苏联的教学计划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在这之前, 系里包括吴光磊在内的一些老教师其实对完全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心里并不服气, 但大家不敢公开表态。他们认为苏联那套是从德国学来的, 觉得苏联的教学计划没有特别之处。
访:数力系学生毕业时写毕业论文吗?
丁:写。这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苏联大学数学系本科生学制6年, 在第4年做一篇学年论文 (亦称课程论文) , 到毕业时写一篇学位论文。数力系要求本科生在3年级写一篇学年论文, 毕业时写一篇毕业论文。当时系里学生的毕业论文有相当一批是不错的, 水平相当于现在的硕士论文。记得段学复曾邀请已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万哲先到数力系指导毕业生的论文。许以超的论文就是由万哲先指导的。赵嗣元的论文是我指导的。当时系里对毕业论文的要求不十分严格, 有导师管就可以了, 不安排答辩。
三、顺利的前五年
访:您在北大的前5年, 没有大的政治运动, 您的工作和生活都比较顺利吧!
丁:这5年是较顺的。系里对我很看重, 除给我安排教学任务外, 还指定我当系里的民盟小组长。我还当了系工会的组织委员, 加入了共产党, 结了婚。
访:你入党是在1955年。虽然因为您是民盟成员, 入党要由北京市批, 而拖了差不多两年, 但好事多磨, 最终还是入了党。谁是您的入党介绍人?
丁:林建祥是一位, 还有一位我忘了。当时数力系党支部的主要成员有来自清华的林建祥、燕京的吴文达、老北大的刘世泽。据我了解, 我入党前, 数力系党支部看了我的档案, 对我的历史做了调查, 这包括我参加乌托邦读书会的情况。他们也调查了我在上海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中有不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访:当时在大学发展年轻党员快吗?
丁:不太快, 也不限于年轻人。在我之前, 董怀允可能已经入党了。
访:您是1952年调到北大后就当了数力系的民盟小组长的吗?您这位组长手下有几个兵?
丁:对, 调到北大后就当了。我的兵都是教授呀!有江泽涵、段学复、徐献瑜、吴光磊、胡祖炽等, 一共七八个人呢!
访:当时系里的民盟小组由谁管?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丁:民盟本身有个系统, 但在系里由共产党管。林建祥是系党支部书记, 直接领导我。我和林建祥住在一个宿舍。每天晚上, 我都问他, 我要做点什么?当时民盟的主要活动是学习苏联。而系里年纪大一点的民盟成员认为苏联并不怎么样。我作为小组长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开会说服大家要学习苏联。
访:这些老民盟成员受英美教育比较多, 恐怕对苏联不太了解。当时系里对您很看重。据说, 您还当过系里的教学秘书?
丁:1956年暑假, 系里让我当教学秘书。因为学生比较多, 还让我从助教中找两个人分别帮忙管力学、数学方面的事。我找的管数学的叫章学诚, 是195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管力学的叫吴望一, 是力学专业的。当时系里行政工作非常简单, 一个教学秘书就管了很多事情。不像现在人浮于事, 搞得重重叠叠。
访:除了做系里的教学秘书外, 您还有其他兼职吗?
丁:从1953年开始, 我还担任《数学通报》的编辑。当时《数学通报》的总编辑是北师大的副校长傅仲孙。他是一位老数学家, 想加强编辑部的工作, 增加几个年轻人当编辑。他就找了我和万哲先、裘光明、钟善基。他的想法很好, 在编辑部补充新鲜血液, 使得《数学通报》更活跃。记得没有给我们发正式聘书。编辑部一个月在朝阳门附近开一次会。每次会议都是傅种孙先讲一讲, 我们再讨论稿件。我和万哲先、裘光明主要讨论高等数学方面的。钟善基负责中学数学方面的。当时《数学通报》编辑部一般都是征稿, 个人投稿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当《数学通报》编辑一直到1959年。当时有些报酬, 每月15元钱。我就把这些钱寄给二舅爹爹, 接济他的生活。好像有时开完会傅仲孙还请我们吃顿饭, 大家都很高兴。
访:据我们所知, 您在北大的前5年间已经开始做数学研究工作了。
丁:1954年, 北大开始考虑开展科研工作。我们就在段学复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讨论班。因为段学复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群论, 我们就跟他学, 搞群论, 但没有学太长时间。总之, 1954年后北大的工作已经比较上轨道, 有教学, 有科研, 我们已开始做研究。当时我们没有觉得跟国外的先进水平差距很大, 看国外当年发表的文章还能看得懂。
访:1956年1月, 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8月13至19日, 中国数学会组织了论文宣读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00人, 其中约半数是年青人。在提交给大会的170余篇论文里, 年青数学家的成果占了很大的比重。[梧1956]您当时也还不到30岁。8月24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许多青年数学研究工作者提出的论文也表现了他们突出的数学方面的才能。他们虽然从事数学研究只有四五年的时间, 但他们的论文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老数学家在谈到王元、严士健、尹文霖、谷超豪、夏道行、丁石孙等的论文的时候, 都认为, 这是个中国数学界十分可喜的成绩。”[佚名1956]老数学家对王元和您等提交的论文给与了高度的肯定。您提交了几篇论文?
丁:这次大会是在北大召开的。除了提到的这些青年数学家外, 陈景润也参加了。记得我提交了2篇论文。当时我没觉得我是突出的, 也没有觉得我的报告重要。另外, 有件事值得提一下。我本想提交3篇论文, 在1956年暑假前交给了江泽涵, 请他把关。其中一篇是对正则空间的乘积空间是否还是正则这一问题提出了反例, 说明该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江先生利用暑假专门查了文献, 发现法国著名数学家、布尔巴基学派的主要成员迪厄多内 (J.Dieudonné) 在1939年得到过同样的结论。
我暑假后回校时, 江先生告诉我迪厄多内已经发表过这篇论文的结果。这篇论文其实不是很重要, 但江先生却非常认真, 专门去查了资料。这次会后, 《光明日报》记者采访了江先生。他说这次会上出现了几位突出的年轻人。我记得他提了4个人, 有两个是北大数力系的, 即我和董怀允。另两个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 即谷超豪和夏道行, 他们后来都当了院士。谷超豪是苏步青的学生。夏道行是陈建功的学生。不知什么原因, 他们两个人闹矛盾。夏道行在20世纪80年代去了美国, 一去不返。陈建功和苏步青搞不好关系, 调到了杭州大学。他在杭州大学当过校长, 在“文革”期间去世了。
除了研究工作外, 1953年我和聂灵沼、王萼芳还完成了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第3卷第1分册的翻译工作。这是一本俄文书。当时我们的俄文水平还行, 借助字典翻译数学书没问题。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一共五本, 是写给物理系学生念的, 物理系学生用到的知识都包括在内, 第3卷第1分册是代数。
访:听您这么一说, 就知道您在北大的这前5年过得比较愉快, 事业和生活都蒸蒸日上。
丁:确实如此。当时我们这些年轻教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看到解放以后政治很快就稳定了, 生活也提高了。大家觉得在我们这一代社会主义就能建成, 完全想不到后来会经历那么多的曲折。
四、从“肃反”到“反右”
访: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前, 您感觉到政治气氛有些变化吗?
丁:已经有些感觉。“肃反”运动开始前, 学校让我们看傅鹰在《化学通报》上发表的文章, 题目叫《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文章中好像讲这么一件事。一个农业专家想培育优良品种。但领导是位工农干部, 完全不懂, 就认为你这个专家种地就种地, 把种子搞各种分类, 真是无聊, 就很烦他。于是, 领导在专家不在的时候把他选的种子全混在了一起。这样, 专家多年的工作毁于一旦。傅鹰就从这件事发表议论, 说没有拿过试管的人不能领导化学科研。(2) 运动一开始的架势像是要对傅鹰进行大批判, 后来并没有搞起来。当时我们从下面看这件事是不了了之。后来才知道上面是毛泽东讲了话。
傅鹰的事情过去以后, 很快就抛出了胡风的材料。刚开始组织我们学习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懂, 连胡风是什么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有批示, 我们都相信毛泽东的话, 把事情看得很严重, 相信这就是一个反党集团。反胡风运动不久, 在暑假前就开始肃反运动。当时数学界批判4个人, 叫“西郊四怪”。其中有清华的施惠同、北大的李同孚和赵仲哲、科学院数学所的孙以丰。这4个人没有什么政治倾向, 就是脾气比较怪, 和大家来往比较少。他们4个人经常聚在一起, 喝点茶, 可能也讲了点怪话。当时说怪话就被认为是反革命, 这是没有道理的。
访:徐利治说过施惠同这个人很怪。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后, 他和施惠同都迁回北平的清华数学系任教。当时施惠同身体不好, 经常卧病。有一次, 施惠同生病住在清华的校医院。徐利治和段学复一同去看他。后来他给段学复写信, 说了一句“久病床前无孝子”。段学复非常不高兴, 跟徐利治说:你看这个人真怪。难道我们这些去看望他的人都成了孝子。还有一件事能说明施惠同怪。他跟田方增很熟。1947年田方增去法国留学前, 他对田说“老田, 老田, 等你回国后别忘了在我坟前烧炷香, 磕个头。”
丁:施惠同确实比较怪。在“西郊四怪”中, 我跟李同孚比较熟。他比我早一年毕业, 个不高, 穿得很随便。因为怪, 他不教课, 但每月还照拿工资, 经常进城到饭馆吃饭。当时大家说他是寄生虫。
肃反运动对闵嗣鹤也有影响。当时北京市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查获一个由王明道领导的反动组织。王明道可能是牧师, 经常在笃信基督教的闵嗣鹤家做礼拜。王明道被抓后, 闵嗣鹤就成了肃反对象。我还受组织指派跟段学复一起找他谈过话。这些事情现在看来很可笑, 但当时还作为很认真的事来做。肃反运动后, 闵嗣鹤说话就变得极为谨慎了。在我的印象中, 闵嗣鹤学问非常好, 人也不错。陈景润开始写论文时, 都请闵嗣鹤帮他看。
访:肃反运动在北大学生中是怎么个状况?
丁:肃反在学生中搞得比较乱。如果学生支部不喜欢哪一个人, 就说这个人思想有问题, 组织批判, 发动学生检举, 也要求本人坦白。幸好那段时间比较短, 就一、两个月, 而且主要在假期, 基本上没影响上课。现在来看, 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肃反的做法是不好的。群众一旦发动起来, 就不好控制。况且, 真正反革命的活动, 群众是不知道的。肃反运动后来也不了了之。究竟找到反革命没有, 也不知道。数力系好像没有找出反革命。但这种运动伤了不少人, 对党群关系非常不利。
访: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 随着向科学进军的号角的吹响, 全国科学发展的形势很好。而且,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 中央出台了“双百方针”, 把“百家争鸣”作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根本方针。[陆定一1956]全国出现了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但是反右运动开始后, 这种形势一下子就变了。这对中国科学事业影响很大。据说反右运动开始前, 北大党委的负责人江隆基出于对北大教师的爱护, 提前向他们打了招呼?
丁:这话是对的。北大和清华“反右”的情况很不一样, 北大教师被打成右派的很少, 学生很多;清华教师被打成右派的较多, 学生少。这可能跟学校里党的领导有关。反右运动快要开始的时候, 江隆基在全校党员干部大会上讲, 你们对“大鸣大放”不要稀里糊涂, 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与会者主要是全校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略有经验的党员在江隆基打完招呼后, 说话就谨慎了。
我当时非常幼稚, 有点稀里糊涂, 没有把反右运动看成很严重的事情, 也不太体会严重性在哪儿。有一天, 我去参加学生的讨论。因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消息说北大学生中有个组织叫百花学社, 是反动组织。学生对此不能接受, 我也认为《人民日报》所说的道理不够充分。于是, 我就从学生会场跑到学校党委去找党委副书记马适安。我告诉他这个结论下得太草率了, 学生接受不了;考虑到学生的情绪, 应该要求《人民日报》更正。现在看来, 这是开玩笑, 这怎么可能呢?马适安也没说我错, 就说研究研究。两天之后, 我才知道这个结论是中央下的。从这件事上来看, 马适安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他没有抓住这件事来整我。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明确指出大鸣大放中的很多意见是向党进攻, 并不是为党好。北大最有名的右派有物理系学生谭天荣, 数学系学生张景中。
访:数力系被打成右派的多吗?
丁:有八九十个右派, 主要是学生。当时系里有一个小班。这班学生中, 右派比左派多。
访:学生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丁:主要的一条理由是他们对社会不满。有不少被打成右派的学生, 念大学前工作过。特别是几个被打成极右派的, 在公安部门工作过, 了解公安部门中黑暗的一面, 到北大后发了很多牢骚。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些人政治上并不复杂, 实际上是很天真, 也比较狂妄。
访:学生被打成右派后还能上学吗?
丁:比较轻的, 还可以上学;但比较严重的, 如张景中就不能上学了, 他被发配到新疆劳动。其实, 被打成的右派的学生多数是有头脑的。但他们在反右运动刚开始时不明形势, 也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 还一肚子的不服气。有一次, 系党总支要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和我4个人去和张景中谈话。这次谈话是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前进行的。我们跟他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下午2点, 结果也没有能够说服他。当时, 系党总支的意思还是想挽救张景中, 希望他认个错就过去了, 但他坚持不认错。
访: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是系里最有分量的教授, 尽管最后没有任何成效, 但说明系里对有才能的学生非常重视, 想让他转过弯来。
丁:张景中被打成极右分子, 后来的经历很惨。他被发配到新疆, 干强体力劳动, 好在他身体不错。经历了这么沉重的打击, 他能够再起来很不容易。1973年我去新疆招生, 碰到新疆大学的一个物理教员。他告诉我兵团里有个青年, 写了篇数学方面的文章, 送到他那里, 他看不懂, 想请我帮着看看。我看后下了一个结论:这个人可能手头没有资料, 提的问题都比较浅, 不知道现代数学的研究进展;但这篇文章逻辑性很强, 可以看出他受过严格的训练。这件事说完也就完了。一年之后, 张景中到北京探亲, 顺便看望我, 告诉我那篇文章是他写的。他说他是在非常强的体力劳动后, 晚上躺在床上凭空想, 尽量把大学里学过的东西想出来, 写成了这篇文章。后来, 由于有才能, 口才也比较好, 他在劳改的兵团中当了教员, 就把这篇文章送出来了。
访:数力系有没有教师被打成右派的?
丁:有, 但比较少。一个叫朱德威的年轻教师, 当时学得比较好, 后来搞地理数学, 到了北大地理系。大鸣大放之前, 别人要他提意见。他说:我有老婆和孩子, 我不能提, 万一出了事会牵连家人。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就被打成了右派。
访:真是荒唐!系里的老教授段学复、江泽涵对反右运动有什么看法吗?
丁:他们即使有看法, 也不敢说。段先生是左派。当时右派最多的言论是“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所谓的党外人士主要指专家。段先生在一个会上公开说, 他是有权的。吴光磊对反右运动很有看法, 但说话比较谨慎, 别人也抓不住他。
访:反右运动对数力系的教学有何影响?划右派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丁:反右运动期间, 系里的教学不正常。因为划右派, 搞运动, 占去了很多时间。当时把谁划为右派, 要由党总支讨论。因为我是新党员, 也不是党总支成员, 所以划右派的会我参加得比较少。到底怎么划的, 我也不太清楚。当时党委已经发现我有问题了。
访:您有什么问题了?
丁:我有个在清华数学系的同班同学, 毕业后分到西北工业大学工作。在肃反运动时, 他因为历史稍微复杂一点, 挨了整。等到1957年大鸣大放, 就发了很多牢骚, 说他本来没事, 别人给他扣了很多帽子。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把在西北工业大学发的牢骚写在信中。看了他的信, 我想应该帮帮他, 就给他回了一封很长的信。信的大意是:知识分子的很多事情, 工农出身的干部不太体会, 你不要计较。这封信写完, 我就忘了。在反右运动中, 这位同学被打成极右分子。他把我给他写的信上交了。西北工业大学找到北大, 认为我同情右派。其实, 我是好意, 是想为党做点工作。而北大党委把这件事作为例子, 说不要看很多人虽然在本单位反右派很积极, 但在其他方面的作为和右派差不多。1958年夏天, 数力系党总支给了我严重警告处分。
访:对这个处分, 您服吗?
丁:我心里不服, 但不服也得服。而且, 你做了这样的事在很多学校被打成右派绰绰有余, 给我严重警告已经是很客气了。我相信在这件事上林建祥帮了我的忙。是不是右派, 此后20年的处境会很不一样。
五、下放劳动锻炼
访:您和老同学57年的通信事发后, 系里并未立即给您严重警告, 其间您的工作受到影响了吗?
丁:受到了一些影响。其实北大党委发现我有问题后, 我已在劫难逃。为了改造教员的思想, 1958年北大采取了一个措施, 即教师下放劳动锻炼。当时中央的政策是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被下放劳动锻炼的人, 都是被认为多少有些问题的。我是其中之一。下放劳动锻炼的地点在门头沟。为什么选门头沟呢?这大概跟抗日战争时期陆平在那里打过游击有关。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史梦兰参加革命前在斋堂镇当过小学教师。他去联系把我们安排在了斋堂。这个地方条件比较艰苦。他可能认为这有利于改造思想。学校公布下放锻炼名单时, 安排数力系、图书馆系和中文系3个系的下放锻炼的教师组成一个组, 下放到斋堂的达摩村。这个村从门头沟还要往山上走, 在山里。
访:这个组有多少人?
丁:有20人左右, 分为4个队, 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我是组长。这3个系都有人参加领导小组:数力系是我和邓成光, 中文系是张景德, 图书馆系是成素梅。学校还有个校工作组负责我们这些人的劳动锻炼。领头的是当时的党委组织部长谢青。数力系的人比较多, 住在两个村, 即达摩、西达摩。数力系年纪最大的是教授吴光磊。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派组织部长来领队。谢青自己思想负担也很重, 觉得他也被认为有问题了。下来不久, 他就病了。
访:您还记得第一天下放锻炼的情景吗?
丁:我下放到达摩村。第一天去, 就我和邓成光两个人, 是打前站的, 看看明天大队人马来了怎么住。记得我们两个背着铺盖卷, 晚上才到达生产队的队部, 还需要自己做饭吃。我们两个都不会。幸好碰到一个乡里的干部。他经常下村里来, 会做饭。他让我们买了两斤面, 帮着擀了两斤面条, 煮了煮放了点酱油吃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
访:下放劳动锻炼主要干什么?生活肯定比较艰苦吧。
丁:我们每天就跟着老乡去劳动, 只留下一个人负责做饭。吃的是玉米碴、咸菜、咸疙瘩, 生活相当艰苦。刚下去时是一月份, 天很冷, 劳动也很艰苦。我们这些人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农活。我们也修过路。北京市商业系统下来一批干部修路, 我们也跟着修。门头沟就是一条山沟。我们开始修路的时候, 没有什么工具, 把石头摆平, 就算是路了。我们花很多功夫修的路, 后来一场大雨全给冲掉了。1958年夏天, 系里把我叫回去, 给我一个严重警告处分。当时我感觉无所谓, 回斋堂继续劳动, 还继续当组长。
我们在门头沟还参加了大炼钢铁。门头沟是出煤的, 按上级的要求, 搞了很多小高炉炼铁。我们这些人中抽出一部分专门炼铁。我又被抽出来当炼铁队队长。
访:你们恐怕都不懂得炼铁!
丁:我们根本不懂。这简直是胡来。没办法, 我们只好派两个教员去学习两周。他们回来就成了技术员。我们修高炉, 连耐火砖也没有。学校里据说更乱, 因为没有矿石, 就把铁门拆下来, 把好铁炼成废铁。1958年这一年从全国来讲, 损失相当大。据说, 广西很多山上的树都被砍光, 当地没有煤, 就把树砍下来烧。
这一年搞人民公社, 我也是亲自参加的。我们刚从城里下来的时候, 还是高级社, 但到暑假之后, 就成立了人民公社。我印象非常深, 有一天晚上, 我正跟社员讨论要不要成立人民公社, 市委就打电话来要我们立即成立, 而且是全民所有制的。当时已经是上面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了。所以只一天的工夫, 就成立了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那天村里的人游行, 欢呼庆祝。当时很多东西没想清楚, 也不让老百姓想清楚。成立人民公社之后, 就宣布吃饭不要钱。也不知道从哪里刮起一阵风, 要深翻地, 翻地一尺。据说, 这样可以丰收。我记得有天晚上, 我领了4个人, 每人背件行李, 带把铁锨, 出发去深翻地, 走到哪村就吃到哪村。这一年我在农村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毕竟年轻, 吃点苦不在乎。
下放开始时, 强调搞体力劳动。过了一段时间, 驻地校工作组领导提出来教员不能光参加体力劳动, 应该发挥知识和技术特长, 搞些技术革新。在此号召下, 我们在达摩村的教员, 包括数力系、中文系、图书馆系3个系的人, 就发挥“优势”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请吴光磊帮助办小学。吴光磊在我们这些人中年纪最大, 让他跟着一起干体力活有困难。碰巧村里小学的教员因为年纪大退休了, 就请吴光磊接着办小学。这个小学老师就一个人。所有事情都由吴光磊主持, 既要教数学, 还要教语文。另一件事是, 我们抽了个人负责用杏作原料造酒。这个人叫何志强, 是我的学生, 1953年入学的。他出去学了一下, 就在村里空地上开始干。我记得他搞了很久也没有造出酒来。学校工作组的想法是好的, 想让我们为农村多做些贡献, 但不切实际。我了解这方面搞得好一些的是化学系。因为山区出核桃, 化学系的教员用核桃壳做成了活性炭。当时要我们学习化学系的经验。不过, 化学系做活性炭后来也没有太大的结果, 因为完全没有市场观念, 做出来卖给谁、成本有多高都没有搞清楚。
访:通过这次下放锻炼, 您主要有哪些收获?
丁:我觉得这一年的生活, 对我是很有意思的经历, 使我对中国的国情增加了不少了解, 让我知道北京郊区还有达摩村这样贫困的地方。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达摩村在山区, 老乡说我们可以打山鸡吃, 还告诉我们, 把山鸡的毛拔干净, 把骨头砸烂, 好吃得不得了。后来我了解到, 这个地方还不是中国最穷的。不管怎么说它还是在北京郊区。
1997年秋, 我和张景德、邓成光一起回达摩村看了看。那天中午, 清水乡政府请我们吃了顿饭, 饭吃得很简单。我记得, 这次还有当年在达摩村时把山鸡的骨头和肉一起砸碎了吃的这道菜。我觉得很难下咽。但从达摩村下山来陪我们的人, 还觉得这道菜很好吃。可见1997年那里生活还很苦。
访:您是什么时候回到北大的?
丁:大概在11月份。调我回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北大要把董怀允从数力系调到学校去工作。懂怀允在系里是个干部, 让我回来顶替他的工作。
六、从教育革命到四清
访:1958年底, 全国还在搞大跃进, 大学在搞教改和红专辩论。您回到北大后, 数力系的情况怎样?
丁:当时数力系正在搞教育革命。学生乱哄哄的, 贴了很多大字报, 提出教学跟科研都要结合实际, 批判过去的科研如何脱离实际。而且, 学校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如让低年级学生为高年级学生定教学计划、编教材, 说这样才能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就是那个时候, 中文系学生编了一本文学史。因为费振刚是支部书记, 就让他当头。后来据我了解, 学生编的教材, 包括中文系的文学史, 教师花了很多工夫修改。那时遇到这种情况, 我就禁不住发表很多意见, 说这是胡闹。
我讲一件最荒唐的事情。58年底, 57年入学的学生在系里一位总支副书记的领导下, 突然宣布他们那个宿舍进入共产主义了。那个宿舍的学生把我们这些人都叫去, 把学校的团委书记张学书也叫去感受一下他们的热情。在那种极“左”的情绪下, 谁也不敢说一句否定的话。谁也不敢说群众的意见不对。我当时就感觉到, 张学书非常为难。他一方面要肯定学生的热情是对的, 但他也清楚这是不切实际的。从这件事就可看出当时“左”得相当厉害。
访:这个宿舍宣布进入共产主义有没有标志性的东西?
丁:没有。这个口号提得太突然了。连张学书来了之后, 都无法表态。他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团委书记。虽然当时我对共产主义没有具体的了解, 但心里觉得这件事荒唐, 可是也不敢说。
访:到1958年底, 中央已经发现全国“左”得过了头。1959年开始, 整个风向就变了, 要纠“左”。政治气氛变得比较宽松了。
丁:是的, 大家的情绪也好了不少。北大提出要整顿教学秩序, 逐渐恢复正常上课。当时对我自己来说, 有一个重新选择科研方向的问题。因为1958年贴了很多针对我的大字报, 说我的科研脱离实际。我对此很生气, 就下决心不再搞代数了。
访:那您选择了哪个新的科研方向?
丁:我下放锻炼回来之前, 数力系已经由程民德组织一批四年级的学生搞控制论。尽管我不懂控制论是什么东西, 系里要我领导这批学生搞, 我就答应了。当时学生们正在念一本名叫《控制论》的科普书。我跟他们一起念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务虚的书, 尽是空话, 只提出一些观点, 并没有真正的方法。我想, 领着学生念这样的书, 他们很难得到好处, 应该学些实实在在的知识;要理论联系实际, 必须要有一些方法, 而方法要到成熟的数学知识里去学。因此, 我给学生讲, 你们不能赤膊上阵, 要先学会一些东西。
当时世界上比较时髦的东西是计算机。但计算机的编程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非常烦琐。我就领着学生学编程序。我的想法是设计一种比较接近人的语言的中间语言, 给计算机编一种程序, 能把中间语言变成机器语言。这实际就是当时美国和苏联都在搞的程序自动化。苏联强调理论, 出了一本书, 叫《程序自动化》。我就领着学生念这本书。美国人走了另一条路, 是比较实际的一条路, 设计了一套fortran语言。我们比较习惯苏联这一套。当然, 这条路苏联人最后也没有走通。搞了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要真的把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搞清楚, 就一定要把数理逻辑搞明白, 弄通算法论。算法论要定义算法, 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 有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访:算法的概念好像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
丁:对, 是在1936年。所谓算法, 简单地说, 就是非常机械的一个方法。它不是针对一个问题, 是针对一类问题, 不依赖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数字。算法概念的形成是数学上的一大进步。于是, 我就给学生开算法论的课, 所选的教材是苏联数学家马尔科夫 (, 1903—1979) 的《算法论》 (3) 。当时这本书没有中译本。我一边学这本俄文书一边给学生讲。同时, 吴允曾给学生讲数理逻辑。他原来在燕京大学哲学系工作, 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到北大的。
访:您领导的这批学生有多少人?程序自动化是当时国际前沿的研究方向。您和这些高年级学生一起做下去可能对我国的计算机科学及其应用有极大的好处。
丁: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个洪加威后来搞得比较好。很可惜, 我们没能沿着这条路做下去, 最终放弃了这个方向。
访:这是为什么?
丁:我说过, 1958年底我回到北大时, 反对过学生参与制定教学计划和编教材, 提了很多意见。1959年下半年反右倾时, 我受到了批判, 被剥夺了对这个科研方向的领导权。当时数力系党总支认为我不听党的话, 反对教育革命。因此, 我被迫离开了控制论组。现在看来, 这种批判是有背景的, 就是陆平调来了, 要批判江隆基, 要用他的一批人取代老的一批人。陆平给数力系派来的是吕正操的夫人刘沙。刘沙其实是小知识分子, 来了之后做系党总支书记。她发现底下的人都不听她的话, 而是听林建祥的。她就组织批判林建祥, 同时批判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教师, 把我们所有科研方向的领导权都剥夺了。
访:据我们所知, 林建祥这个人非常好, 是一个十分诚实、本分的人。刘沙要批判他总得找些理由吧?
丁:刘沙抓他的辫子, 说他右倾。抓什么辫子呢?林建祥的父亲在什么场合曾把蒋介石的佩剑带回家。就因为这个原因, 说林建祥接近异己分子, 说他家里反动, 决定把他开除党籍。
访:真是荒唐!
丁:当时的荒唐事很多。回想起来, 放弃研究程序自动化这个方向, 是我一生的遗憾。实际上, 我们搞程序自动化, 起步并不晚。1958、1959年世界上也是刚开始搞语言, 我们跟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大。当时我们念苏联的书, 并没觉得困难。况且, 我们搞这项研究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都是学数学的, 有扎实的数学基础, 并且我领导的这批学生也很强。可是系党总支剥夺了我的领导权, 我就一赌气放弃了这个研究方向。1960年我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开除党籍。1962年甄别平反之后, 洪加威和另一个学生来看我。我还跟他们讲放弃研究程序自动化是我终生的遗憾。
访:您说1960年您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开除党籍。是有什么严重的“罪状”吗?
丁:一条罪状是说我隐瞒自己名下的房地产。在我很小的时候, 祖父为了逃避遗产税, 把镇江的房地产登记了我的名字。当时我很小, 根本不懂这种事。尽管房地产在我名下, 但我并没有经营这些房地产, 就没有向组织汇报。另一条罪状是说我隐瞒我父亲的罪行。我父亲懂点医, 帮别人流产, 出了事, 被判了刑, 但没执行。这事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两条, 就把我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开除出党。
访:您对这种惩罚是什么态度?
丁:我非常恼火。当时我还在北京东郊的国棉二厂搞超声波。系党总支派人到国棉二厂找我谈话, 宣布对我的处理决定。我一气之下就在对我的处理决定上签了字。当时我政治上很幼稚, 不知道阶级异己分子是什么意思。
访:搞超声波?超声波属于物理学的研究领域。您是学数学的。为什么要搞超声波?
丁:1960年, 全国突然兴起了一股超声波热。这完全是彭真他们胡闹, 认为超声波可以创造许多奇迹, 不管什么东西用超声波超一下, 很多不能完成的事就可以完成了。当时北京各行各业都在搞超声波。有很多人认为搞超声波很容易, 把水管子压得扁一点, 水出得急一点, 就是超声波。我不是学物理的, 不懂超声波是怎么回事。数力系让我带着学生到国棉二厂去搞超声波。这实际上也带有思想改造的性质。在国棉二厂, 我们用超声波超麻秆这类没有什么纤维的东西, 认为用超声波把它们超一下, 就可以用了。当时我们还超纤维不太好的棉花, 认为超一下, 它的纤维质量就提高了。
访:当时你们没有表示怀疑或觉得奇怪吗?
丁:没有。领导让我们超, 我们就超。
访:您被开除党籍后还教课吗?
丁:1960年暑假前, 我们从国棉二厂回到学校。系里有一段时间不让我上课, 只让我给我以前的学生张恭庆改习题。据张恭庆后来讲, 他经常挨系党总支的批, 说对我太客气了。
访:1962年您就被甄别平反, 恢复了党籍。这距1960年被开除党籍大约两年, 时间不算很长。
丁:在我甄别平反、恢复党籍这件事上, 桂琳琳起了很大的作用。1961年暑假, 桂琳琳带着我的大儿子丁诵青回上海。当时因为心情非常坏, 我就没有一起回去。桂琳琳在上海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我的所谓“罪状”——我的房地产问题和我父亲的问题的前因后果都了解清楚了。桂琳琳认为我受处分的依据是不符合事实的, 相信我对这些事情确实不知道, 而不是隐瞒。于是, 她在上海写了份详细的材料, 回到学校交给了校党委。
我们反映问题的时机正合适。当时刚开过七千人大会, 学校党委正准备给1960年以来的冤假错案甄别平反。因此, 我们的材料交上去不久, 学校党委就决定要重新审查对我的处分。当时数力系党总支书记刘沙生病, 学校派来了代书记, 叫陆元灼。陆元灼也是位女同志, 由她来处理这些遗留问题。她了解了有关情况, 找我谈了话, 最后研究决定给我甄别平反, 恢复党籍。从1961年暑假开始, 系里就恢复我讲大课, 继续教代数。1962年, 数力系还让我当1960级学生的年级主任。
访:这意味着系里又对您重用了。当年级主任顺利吗?
丁:不算顺利。我当年级主任时, 60级学生情绪很大。原因是1960年政治气氛比较“左”, 北大招生主要看成份, 不大重视成绩。由于学生成绩参差不齐, 给教学带来很大的困难。1961年学校整顿教学秩序, 对学习成绩有严格要求, 学习太差的学生要处理。当时数力系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即“三大面积”。所谓“三大面积”就是学生大面积不及格、大面积留级、大面积退学。这件事对这级学生影响相当大。因而, 他们对系里很有意见, 发了很多牢骚。
作为年级主任, 我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安抚他们, 稳定他们的情绪, 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当时我虽然恢复了党籍, 但过去政治运动使我懂得了对待成绩不好的学生一定要慎重。我对学生的态度可能在以后的运动中被提到阶级立场的高度来评价。所以当年级主任时, 我非常小心, 在工作中紧紧依靠学生党支部。当时1960级学生党支部书记, 是高年级留下来的一个学生, 叫周寿松。在一年的工作中, 我跟他配合得很好。周寿松毕业后分到了浙江, 据说死得比较早。
访:当年级主任不顺利, 对您的情绪影响大吗?
丁:尽管我已经甄别平反, 恢复了党籍, 但当时我的情绪非常坏。这不仅是因为当年级主任不顺利, 主要还是因为经过几年的折腾使我非常灰心。记得1962年系里找我, 问我想搞点什么研究。我的回答非常干脆, 说再也不搞研究了。同时, 我还讲一定把书教好, 争取把我的高等代数讲义出版。等到书出版以后, 我要离开北大。当时我对问题的看法比较简单, 认为我的遭遇是北大造成的;其实不是, 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造成的。
另外, 我的情绪不好跟我的学生郭悦成也有关。郭悦成是数力系专修科学生, 大学只念过两年。他人很聪明, 学得非常好, 1954年毕业后就留在系里的代数组。1958年, 他被借调到内蒙古大学, 1962年回到北大。当时他情绪非常坏。原因是这样的:他的家族过去很有钱, 在上海开了个很大的百货公司, 叫上海永安公司。解放后, 他的父辈就跑到美国去了。1956年他父亲死在美国, 留了一份遗产给他, 大概有几万美元。当时他是团员, 不知道是否该要, 就请示系党总支。系党总支可能还请示了校党委, 最后认为这个钱他应该接受。他按组织的意见接受了这笔遗产。可是, 他借调到内蒙古大学时, 正值“反右”后期, 内蒙古大学就把他批了一通, 并开除了他的团籍。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他认为自己没有错, 是组织让拿的。内蒙古大学的领导就不理采这一点。这在他的心理上留下很大的阴影。他认为共产党说话不算数。
1962年他回来之后, 我发现他完全变了, 变得灰心丧气, 对搞数学全无兴趣。我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想回上海, 跟爱人团聚, 到上海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到上海后, 他没再搞数学, 只在一般的学校里教教书。就因为政策不一致, 把这么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毁了。“文革”以后, 我还给他写过信, 说他想搞数学我可以帮助他介绍适当的工作。但他仍然很灰心。以后我就没见过他。
访:政治运动毁了郭悦成。很可惜!1959至1961年, 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 全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和饥荒。一般称这三年为三年困难时期。在此期间, 您的生活受到的影响大吗?
丁:从59年下半年, 吃的东西就很少了。好一点的香烟也买不到。当时我抽的是没牌子的烟, 六分钱一包, 质量很不好。到60年下半年, 供应我们的粮食定量就减少了。我由原来的定量每月31斤减为每月27斤。
更严重的是, 外面什么东西都买不着, 只靠27斤粮食, 加点大白菜。当时很多人开始浮肿。我家里有杆称, 每顿吃多少米都要量一量, 以免月底没吃的。有一次我骑车到颐和园, 发现一个小铺里卖几分钱一碟的果酱, 很高兴。但他们一次只卖一碟, 每天我就去买好几趟。有一次, 李舜伟 (4) 从情况稍好的上海回来, 带了两个肉罐头。中午吃饭时我们打开一个, 这就是一顿很好的午餐了。当时丁诵青在幼儿园吃饭。一次我们去看他, 给他带了一个蛋糕。他拿到手就赶紧往嘴里塞。还有一次把他接回家, 给他吃一个白薯。他把烂的都吃得干干净净。三年困难时期, 我们的生活相当惨。当时学校里所有的晚自习, 所有的体育课, 全都取消了。
访:1961年情况是否有所好转?
丁:到这年一二月份, 北京百货大楼开始卖高价糖果和高价点心, 糖果五块钱一斤, 比平时贵十倍。饭店这时也开始卖高价菜。据说这是陈云的主意。从这以后, 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一点。因为我们的工资还算是高的, 钱我们是有的。62年下半年开始, 学校比较强调科研。当时同调代数是比较新的数学分支, 我在段先生组织的讨论班上讲了它的一些基础知识。
访:自1964年起, 全国又开始了比较大的政治运动, 即搞四清。当时您下到农村搞四清了吗?
丁:去了。四清之前, 是在63年, 我有一段时间参加万哲先在数学所组织的一个讨论班。因为要到农村去搞四清, 半途退出, 很可惜!
访:这个讨论班讨论的内容是什么?有谁参加?
丁:参加者主要是万哲先的学生。北大数力系去参加的就我一个人。这个讨论班主要念1955年谢瓦莱 (Claude Chevalley, 1909-1984) 发表的一篇文章《李型单群》。1956年我们曾试图念这篇文章, 但因政治运动停顿下来了。到了1963年, 万哲先认为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就组织人念。这次也是因为政治形势没有念完。我这一生中很多事情都开了个头, 但不等到有结果就不得不放弃。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知道了我的经历, 就知道了原因。由此可见, 频繁的政治运动对于学术研究和经济建设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访:您什么时候去搞的四清?下到哪个农村?搞四清的情况, 您还记得吗?
丁:1964年1月, 学校派一些人到农村搞四清。我被派到怀柔县张各庄公社。和我在一个村里的有数力系的一个老师, 叫周民强。他比我年轻一点。我们到的时候, 村里已有一批北京市的干部。数力系跟我一批下去搞四清的, 还有姜伯驹、林振宝等。他们在另外的村子。我们在四清中主要依靠当地的支部, 做得比较文明, 也没有乱批斗人。到五六月份, 四清并没有搞出什么名堂, 但上边说还要继续搞下去, 让我们这些工作队员到县城集训。大概6月份, 我们来到怀柔县城, 住在县委招待所。当时怀柔县城就一条马路, 根本没有像样的铺面。
这次集训长达3个月。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因为原定的学习任务快完成的时候, 桃园经验出来了, 又需要继续学习。虽说是学习, 实际上没有太多的事情。我们经常出去转一转。那里的西瓜很便宜, 5分钱一斤。我的工资比较高 (107元) , 经常出钱请大家吃。当时力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武际可在怀柔县城的四清办公室。我们晚上没事, 就走到他那里闲聊天。这样, 我跟他就比较熟了。
访:集训结束后, 是回校还是继续搞四清?
丁:集训是1964年9月份结束的。结束后人员重新分配。我被分到朝阳区三间房。当时, 北大又来了一批教员。北京市的人也不是原先在一起的了, 从房管系统下来一批干部。我在三间房当了工作队队长。我的顶头上司是市房管局副局长。这个人倒不错。记得姜伯驹在三间房旁边的一个村, 叫定福庄。这时四清按照桃园经验的办法来做。我是工作队长, 跟房管局副局长之间有一个联络员。这个人就是北大哲学系教员汤一介。当时我们工作队开全体大会, 或者队长会, 都要跑到通县县城去。
访:您是什么时候从三间房回到北大的?
丁:1964年11月。大概在10月份, 我听说北大也来了四清工作队。队长是中宣部副部长, 叫张磐石。北大四清的目标是批陆平。这时聂元梓就已经跳出来了。11月份, 我突然接到通知, 要调我回学校, 但没说明理由。我把工作交给汤一介, 背上行李包, 骑了辆自行车回到北大。第二天, 我去数力系的工作组那里报到。工作组给我的答复非常奇怪, 说其实我可以不回来, 让我先回家休息。过了几天, 我才知道就在调我回来之后, 毛主席的关于社教的“二十三条”发表了。“二十三条”表面上是纠“左”, 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的。“二十三条”第一次提出社教运动的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我不知道背后的东西, 但从字面上理解好像是打击面要缩小。到“文革”开始后, 我才知道“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的。
据说社教期间, 数力系贴了我不少大字报。当时专门设一个房间贴大字报, 是对内的。我没去看。不知道大字报的内容是什么。学校的社教最后是草草收场。社教中把陆平批了一通。后来彭真出面, 召开了一个国际饭店会议, 把学校总支以上的干部和社教的积极分子集中在一起, 重新澄清是非。
访:您参加这个会了吗?
丁:我没参加。据说, 会上给在社教中受到批判的人恢复了名誉。国际饭店会议在北大的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后来听说背后支持这次会议的人是邓小平。
访:1964年春节, 毛泽东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座谈会上, 他发表了很多关于教育的看法。有一个观点是“现在书多得害死人, 近视眼成倍增加。现课程多, 砍一半。” (5) 北大数力系的课程受到毛泽东讲话的影响了吗?
丁:影响很大。影响范围还不仅仅是我们系。记得当时毛泽东说大学的课程可以砍三分之一, 比砍一半要少一些。1965年底, 教育部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 就调了一批各门各类的人到上海来讨论。我去参加了, 住在衡山饭店。按照砍三分之一的要求, 我们重新修订各科的教学大纲。当时抓得很紧, 要求1966年的暑假后实行新大纲。教学大纲修订完以后的任务, 就是重新写教材。我接受了写一本《高等代数简明教程》的任务。内容要比原来的教材少三分之一, 并且要在1966年暑假前出版。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毛泽东没做任何调查研究, 就要把大学的教学内容砍三分之一。而且, 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执行了。
访:后来您按时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任务了吗?
丁:完成了。由于时间紧迫, 我只能用剪刀加浆糊的办法, 从1953年我和聂灵沼、王萼芳翻译的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第3卷第1分册中挑选内容, 自己再添点东西, 把前后的内容连接起来。1966年2月, 初稿完成。高等教育出版社准备出这本书。他们审稿抓得很紧。当月我又到了上海, 住在华东师大的一座小洋房里。审稿的人有华东师大数学系主任曹锡华、北师大的刘绍学、吉林大学的谢邦杰, 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去了个编辑。记得审稿前后用了两周时间。在这两周里, 我一边审稿, 一边根据大家的意见做修改。编辑就进行编辑加工。两周后, 稿子就可以付印了, 效率非常高。
审稿完成之后, 我回到北京继续上课。大概4月份, 高等教育出版社通知我, 他们准备将这本书拿到日本的图书展会上展览, 让我认真校对一下。我认真校对了两遍。这本书刚出版, “文革”就开始了, 所以我没看到新书。我第一次见到这本书, 是在1971年。当时我刚从江西干校回来, 在学校图书馆见到这本书。图书馆的人告诉我, 这本书在海淀中国书店当废书在卖。我就去买了一本。1974年, 总参三部要我们给他们培训一批搞密码的干部。他们送来的学生一般都是高中毕业, 课要从高等代数讲起。北大数力系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段学复。他建议总参三部的人去找高等教育出版社, 把我写的这本书的底版要来。总参三部利用这个底版印了一批书, 给他们的学员使用。
对这本书, 我还是有点伤心。因为我花了很大力气, 结果它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四人帮”打倒后, 大概是1978年, 教育部又想重新修订高等代数教材。我当时有点气愤, 拒绝参加这项工作。最后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 由王萼芳、石生明稍作修改, 改名《高等代数》出版。1988年, 这本书获得高等学校教材一等奖。我虽然没有参加修改, 但后来这本书每次得奖, 他们都把奖金分我三分之一。因为这本书的底子是我打的。
访:尽管这本书没有如您所愿, 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但此后经过修改在大学高等代数教学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样的结果应该令您欣慰。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1954.《北京大学:1898-1954》 (校庆纪念特刊) .北京:北京大学自印本
傅鹰1955.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化学通报》. (9) :513-520.
国立编译馆编订1945.《数学名词》.重庆:正中书局.
陆定一1956.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人民日报》.6月13日第2-3版.
梧1956.纪中国数学会论文宣读大会.《数学通报》. (9) :42-44.
佚名1956.中国数学研究工作发展迅速.《人民日报》.8月24日第7版.
注释
1 几何代数教研室后来分为几何教研室、代数教研室。1954年当年或稍后, 数力系共设6个教研室和一个天文组。6个教研室分别为数学分析教研室、代数教研室、几何教研室、微分方程教研室、高等数学教研室、力学教研室。参见北京大学1954, 页11-12。
2 关于这件事, 丁石孙的回忆与傅鹰所述略有出入。傅鹰原文为:“一个农业研究机关中有一位育种专家费了若干年的心血, 培养出许多优良品种。一个干部认为这种工作是浪费人民财产的勾当, 趁这位科学家出差的机会, 将这些品种搅混在一起。他的一举手之劳不但毁坏了多年的研究成果, 而且使我国的农业增产可能受了不可估计的严重打击。这类违反革命利益的行为在高等学校中可能不会实现, 但是外行人的愚而好自用的危害性却是存在的。”傅鹰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外行领导的不正确见解若化为行动, 其危害性不可估计。参见傅鹰1955, 页515。
3 马尔科夫的《算法论》出版于1954年。
4 李舜伟, 桂琳琳的表弟, 协和医院医生。
5 《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对教育革命的指示和学制研究简报》, 北京:中国科学院档案:1964-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