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人何休在《公羊传解诂》中指出：“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① 这句话在后代影响很大，人们都把它理解成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诗歌传统的经典阐释，也视为对古代民间歌谣的发生背景的合理说明。如果从逻辑上来推理，既然古人早就把“诗言志”确立为诗歌的开山纲领②，既然古人早就认识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③，何休所说的“饥者歌其食”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一条古典诗学原理。然而我们把《诗经》以及汉乐府等先秦两汉的古典诗歌作品检索一过，却发现“饥者歌其食”的现象非常稀少，由“饥者歌其食”生发的作品数量与“劳者歌其事”之诗相比，简直少得不成比例。

先看先秦诗歌的情形。

《诗经》的《国风》虽然作者不明，但其中无疑包含着较多的民歌。可是这些民歌虽然不乏涉及人民生活贫苦的内容，却很少有“饥者歌其食”的描写。《秦风·权舆》云：“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前人解此诗为国君薄待贤者，至于其生活质量下降④。虽说其主人公并非劳苦人民，但总是个“饥者”，此诗勉强算得上是“饥者歌其食”的作品。不过这样的作品在《诗经》中甚为罕见，它对“其食”的描写也过于简单、抽象，缺乏审美价值。在《诗经》中咏及饮食且描写得稍为具体、生动的作品，并不属于“饥者歌其食”的范围。例如《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朋酒斯飨，日杀羔羊。”《小序》解曰：“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⑤ 意谓此诗是叙述周室兴起的过程的，故诗中所写的饮食当为周室贵族所享用。现代学者也解此诗为“记载农夫遭受剥削的长诗……收获是被贵族们享用着”⑥。所以此诗中详细描写的饮食都与“饥者”无关。与此类似的如《小雅·伐木》中的“陈馈八簋，既有肥牡”，《小雅·鱼丽》中的“鱼丽于罶，鲂鲤。君子有酒，多且旨”，《小雅·瓠叶》中的“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等，也都是描写贵族生活场景中的饮食。这种情形在《楚辞》中有更加突出的表现，例如《招魂》中描写宴饮的一段文字：“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挐黄粱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粔敉蜜饵，有餦餭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几乎把当时的珍贵食品尽行写入，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分明是在楚国王室宴饮盛况的基础上所作的夸张描写。

再看汉代诗歌的情况。

汉乐府中有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照理说不会缺乏“饥者歌其食”的内容，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东门行》中写主人公的穷困之状：“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又写其妻之语：“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这倒是与“饥者歌其食”有关，但是过于简单，无甚深意。汉乐府中描写饥者之食最细致的作品首推《十五从军征》，诗中写一位从军数十年的士兵返乡之后的生活情景：“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不但写出了生活的简陋艰辛，而且成功地烘托了孤苦无依的凄凉晚景，感人至深。然而诗中的食物自身仅是语焉不详的“饭”和“羹”，而且这样的作品在汉乐府中也是寥若晨星。与先秦的情形相似，汉代文学中比较细致的食物描写也都与贵族的生活有关，而且不见于诗歌而见于辞赋。例如枚乘《七发》中关于饮食的一段：“犓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飰。搏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臑，勺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鲙。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与上文所引的《招魂》如出一辙。《七发》本是虚拟吴客游说楚太子的夸饰之辞，所写的当是汉代楚国贵族的饮食，它与《招魂》相似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情形似乎与何休所说的“饥者歌其食”大相径庭，那么为什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饮食在诗歌中基本缺席？我猜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于贫苦百姓来说，他们虽然因缺乏食物而对其非常关心，但是当他们在诗歌中说到食物时，却没有什么可以具体描写的内容。既然身为“饥者”，能够到口的食物当然数量稀少、品种单调，而且粗陋丑恶，毫无审美价值。这样，即使他们想在诗歌中说说“其食”，又有多少话可说呢？即使是《十五从军征》那样生动真切的作品，诗中所写的食物仅是用野谷子煮成的“饭”和用野菜做成的“羹”，这么粗陋的饭食，其自身又有什么值得描写的呢？不但如此，身为“饥者”的穷人即使展开想象的翅膀，也难以写出什么美好的食物来，因为他们从未有过此类生活经验。

那么，为什么在反映贵族生活的诗歌中也同样缺乏有关食物的佳作呢？他们享用的食物可是非常丰富呀！这可能与诗歌自身的文体特征有关。一般说来，古典诗歌是以简洁为趣尚的。所以铺陈排比地描绘丰盛的食物，只适合于辞赋类作品，上文所举的《招魂》与《七发》就是显例。如果要以之入诗，就只能用简约的写法。试看《诗经》中的两个例子：《小雅·正月》云：“彼有旨酒，又有嘉肴。”《小雅·车舝》云：“虽无旨酒，式饮庶几。虽无嘉肴，式食庶几。”一正一反，都是说丰盛的饮食，却只有“旨酒”和“嘉肴”两个词汇。

更主要的原因是，古典诗歌的根本性质是抒情而不是体物，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指出：“诗缘情以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李善注曰：“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赋以陈事，故曰体物。”虽然今人或以为“陆机关于诗赋的‘缘情’、‘体物’的论述，我们应当看作是一种互文见义的说法”⑦，但两种文体的功能毕竟是各有侧重的。也就是说，体物主要是赋的功能，而诗歌的特质则在于以情动人，正如钟嵘所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虽然“春风春鸟”等也都是“物”，但它们所以能入诗，仍有待于“感诸诗者”的性质。至于“楚臣去境”云云，显然都属于“缘情”或“言志”的范畴。“饥者歌其食”是饥饿这种生活境况激发创作诗歌的冲动，虽然其中的“食”是一种“物”，其整个创作过程的性质仍是“缘情”。所以，在诗歌中咏及食物，并不能产生感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只有描写“饥者”与“食”的关系的作品，就像汉乐府中的《十五从军征》那样，才能达到读之恻然心动的境界。所以这种效果显然不是贵族生活中的饮食主题所能具有的，即使酒池肉林或长夜之饮，也不可能构成动人的诗歌内容。在萧统所编的《文选》的诗歌类别中，专设“公?”一类，收曹植、王粲等人的同类诗作十四首。“公?”就是王公贵人举行的宴会，宴席上的食物肯定十分丰富，但是这些以“公?”为题的作品却很少咏及食物。在曹植、王粲、刘桢三人的同题诗中，曹、刘二诗一字未及食物，仅有王诗中有“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二句写到饮食，像《诗经》一样仅用“嘉肴”、“旨酒”两个抽象的词汇来概括丰盛无比的酒菜，在全诗中根本不算警策。由此可见，饮食题材在反映贵族生活的诗歌中也是无足轻重的。

二

既然“饥者歌其食”和贵族的丰盛宴席都不能生发出多少好诗，那么饮食类题材在诗歌中还能不能有所发展呢？按逻辑来推理，能够寄托这种发展前景的诗人应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他既非赤贫的“饥者”，也非富贵之人；二、他热爱普通的日常生活，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意。在古典诗歌史上，最早出现的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诗人是陶渊明。

陶渊明决非富贵之人，但也不是经常挨饿的“饥者”。陶渊明曾写过《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有人说这是“借漂母以起兴，故题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门事也”⑧。但是陶诗中咏及衣食不周的地方甚多，可证他确是深知饥饿的滋味的。不过饥寒交迫并不是陶渊明的生活常态，因为他毕竟出身仕宦家庭，自身也曾几度出仕，退隐后家中仍有童仆，平时又经常饮酒，所以他的生活虽然穷困，但尚未到赤贫的程度。于是，在陶渊明的诗歌中，饮食便具有了新的审美意义。陶诗中最引人注目的饮食当然是酒，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性嗜酒”，他说到酒时总是笔带感情，如“春醪解饥劬”（《和刘柴桑》）、“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携幼入室，有酒盈尊”（《归去来兮辞》），莫不如此。陶渊明也常在诗文中说到其他食物，主要是粮食与蔬菜，前者如“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十二首》之八），后者如“好味止园葵”（《止酒》）、“藜羹常乏斟”（《咏贫士七首》之三），有时也两者并咏：“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和郭主簿二首》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在吟咏这些普通的食物时同样笔带感情，这说明陶渊明真心热爱平凡的生活，从而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饮食也满心喜爱。当陶渊明吟咏日常生活的情趣时，普普通通的饮食也便具有特别的滋味，请看下例：

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此诗为陶诗名篇，后人赞赏不已。南宋陆游最喜首二句：“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诗家更道不？”⑨ 清初王夫之则最喜“微雨”二句：“‘微雨从东来’二句，不但兴会佳绝，安顿尤好。”⑩ 其实此诗全篇皆好，“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二句也堪称从古以来抒情意味最为浓郁的题咏饮食的佳句。诗人所咏的饮食是极其普通的家酿和园蔬，但诗人是怀着愉悦的心情和珍爱的态度来吟咏它们的，它们不但是安宁的温饱生活的象征，而且是充满诗意的生活内容的组成部分。如果说“饥者歌其食”的结果是粗陋悲惨而令人不悦，贵族文学中对饮食的铺张扬厉写法的结果是华侈奢靡而使人厌恶，那么陶诗营构了一个全新的温馨可喜的饮食类意象。就饮食这种特殊题材在诗歌中的地位来说，陶诗所达到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

到了唐代，随着诗歌高潮的到来，诗人观察生活的视野日趋广阔，他们提升日常生活的审美意味的能力日趋高强，饮食题材也较多地受到诗人的关注。王维、孟浩然等人继承了陶渊明田园诗的传统，照理说应该对陶诗吟咏饮食的写法有所因袭，不过王维半官半隐的身份使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带着士大夫的雅致情趣，其诗中的饮食也随之雅化，如“香饭青菰米，嘉蔬绿笋茎”（《游化感寺》）、“松下清斋折露葵”（《积雨辋川庄作》）等，颇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倾向。孟浩然倒是货真价实的隐士，但是他的诗风尚清虚而不尚质实，所以诗中对饮食的描写颇有虚拟化的倾向，比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裴司士员司户见寻》）、“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过故人庄》），一写有客来访，一写做客农家，诗中的食物却是一成不变的“鸡黍”，几乎成为待客食品的习用语了。

在盛唐的大诗人中，李白在描写豪奢生活涉及饮食时也多为虚写，例如“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行路难三首》之一）、“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梁园吟》）等，而回忆他在长安任翰林待诏时的豪华宴会则干脆只用一句“象床绮席黄金盘”（《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之一），读者连黄金盘中盛着什么食物都不得而知。倒是他在浪迹江湖时所咏及的粗粝食物反而较具审美意味：“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菰米饭本是田家所食的普通食物，但经李白一咏，则格外显得晶莹皎洁，与月光下的洁白瓷盘交相辉映，构成一个极其美丽的意象。

与李白不同，杜甫终生穷困，杜诗中写到的美味佳肴大多是用来讥刺王公贵人之穷奢极欲的，例如“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丽人行》）、“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至于杜甫自身生活中的饮食，则往往是粗茶淡饭乃至残杯冷炙，比如他在流落长安时的“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那真是“饥者歌其食”的典型。此外如入蜀途中在天寒地冻的山野里亲自挖掘的黄独块茎(11)，或在夔州时驱使儿童到山间去摘取的苍耳(12)，都是贫民聊以充饥的代食品。即使在成都草堂生活比较安定的时候，杜甫的生活也没有完全摆脱“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的窘境，他用来款待贵客的也不过是“盘飧市远无兼味，尊酒家贫只旧醅”（《客至》）。所以杜甫偶然参加官府的宴会时，便对席上食物之丰盛发出惊叹：“肥肉大酒徒相要”（《严氏溪放歌行》）、“酒肉如山又一时”（《醉为马坠群公携酒相看》）。如与李白的诗相比，杜诗显然流露出大惊小怪的穷措大心理，正如苏轼所说：“杜陵饥客眼常寒”（《续丽人行》）！然而正像陶渊明一样，杜甫也具备使饮食题材实现诗意升华的基本条件，于是在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中出现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梁”的动人诗句。我觉得这两句诗与陶渊明的“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沾着夜雨的一把韭菜，那掺着小米的一锅米饭，真是唐诗中罕见的诗意浓郁的饮食意象。

杜甫之后的中晚唐诗坛上，虽然诗人们日益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但是由饮食题材构成的好诗却依然寥若晨星。试以中唐最重要的两大诗人白居易和韩愈为例。白居易诗风浅近通俗，晚年退居洛阳后，诗作中不再有反映民生疾苦或抨击黑暗政治的内容，而变为喜咏日常生活的题材，但是诗中咏及饮食的并不多。偶然咏及也只是“先进酒一盂，次举粥一瓯”（《新沐浴》）那样极其简单的写法。还不如他在谪居江州时所写的“鱼鲜饭细酒香浓”（《题元十八溪居》）等句较有情趣。韩愈的诗歌创作虽以追奇逐怪而著称，但事实上他写诗时非常关注日常生活的内容，他对饮食类题材也是如此，诸如“涧蔬煮蒿芹，水果剥菱芡”（《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中盘进橙栗，投掷倾脯酱”（《岳阳楼别窦司直》）等句，对食物的描写比较详细生动。韩愈反映生活中幽默情趣的诗中也偶及食物，例如在一首描写自己因落齿而不能咀嚼的诗中说：“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臲。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赠刘师服》）虽然食物在此诗中只是展开情节的点缀，但描写生动，读来趣味盎然。可惜此类诗作在韩愈集中为数也不多，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题材类别。

北宋前期诗坛上，诗人们仍未对饮食题材予以足够的重视。梅尧臣虽然把搜索诗材的目光投向平凡、琐屑的平凡生活，但这种努力往往带有猎奇的倾向，从而误将许多缺乏审美价值的事物像虱、蛆之类写进诗歌，而未能对饮食这种平常的题材进行以俗为雅的升华。而且梅诗有学韩的倾向，其饮食类诗歌也是如此，例如“烹鸡庖兔下箸美，盘实饤饾栗与梨”（《醉中留别永叔子履》）的句法，又如《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用奇险之句描写河豚之可怕，都颇有韩诗的影子。苏舜钦的“笠泽鲈肥人脍玉，洞庭柑熟客分金”（《望太湖》）虽是咏及食物的名句，但其旨意本在赞美太湖风物，食物仅是风土画中的点缀而已。到了王安石，虽然才大力雄，但是其人对饮食向不留意，相传“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者，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13)。所以王安石在诗中偶尔咏及食物，肯定是别有用意，例如“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后元丰行》），只是为了歌颂推行新政后物产富饶，而与鲥鱼、荻笋自身之美味无关。王安石咏及饮食的佳句只有“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示长安君》），句中渗入了他与胞妹的手足深情以及深沉的人生感慨，感人至深，可是细究其对于饮食的描写，却只有“草草杯盘”四字，连盘中盛着何物都没有交代。

综上所述，在苏轼登上诗坛之前，诗人们虽然已经对诗歌中的饮食题材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是饮食类题材仍是诗苑中很不起眼的一株小草。即使是那些涉及饮食题材的好诗，饮食意象自身也仅仅是诗中所写生活情景的一个点缀，其自身尚未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使饮食题材在诗歌中大放异彩的使命，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三

苏轼在诗歌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对诗歌题材的大幅度开拓。南宋托名王十朋的《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序中说苏诗“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后代学人对苏诗题材广阔的特点多有论述，但尚未论及其中的饮食类题材。其实，苏诗中咏及饮食的作品数量巨大，而且佳作叠现，如果从创新的程度来看，饮食类题材在苏诗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任何其他类别。

北宋熙宁四年（1071），苏轼遭人诬陷，出为杭州通判。次年，他赠诗孙莘老说：“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赠孙莘老七绝》之五）元丰三年（1080），刚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乌台诗案”的苏轼在御史台差役的押送下来到荒僻的山城黄州，作诗自嘲：“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绍圣元年（1094），年近花甲的苏轼遭到新党的疯狂迫害，远谪惠州，次年初夏初尝荔枝，作诗志喜：“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这三首诗中当然都渗透着浓重的牢骚之意，在自嘲的口吻中还隐含着对政敌的讽刺，但是诗中对地方土产食品的赞美却是由衷的。正因如此，这些诗中的食物构成了优美的诗歌意象，成为对当地风土的热情赞颂。古往今来，无罪遭贬的逐客总是心情抑郁，乃至痛不欲生，哪里还有心情去欣赏贬谪之地的风土物产？在苏轼以前的诗坛上，几曾有人如此热情地歌咏贬谪之地的美味食品？既然苏轼在贬谪之地尚能如此从容地吟咏食物之美，那么他在平时的诗歌作品中时时涉及饮食题材就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苏轼是位美食家，曾自称“老饕”，他在《老饕赋》中热情洋溢地说：“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洁，火恶陈而薪恶劳。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汤鏖。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大美，以养吾之老饕。”苏轼精于品鉴食物中的精品，最著称的是江南的河豚和岭南的荔枝。河豚鲜美无比，但是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所以苏轼的挚友李常虽是江南人氏，却从来不食河豚，还声称“河豚非忠臣孝子所宜食”，意谓士人应珍爱生命，不能为尝美味而轻生。苏轼则不然，他不但盛赞河豚之美说“直那一死！”(14) 而且曾在诗中及之：“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后人盛赞此诗，大多着眼于前二句富含哲理。对于本文来说，后二句同样值得重视。此诗本是题画诗，竹、桃、鸭、蒌蒿、芦芽诸物都可能是画中之物，但河豚则是图中所无者，况且河豚形体丑陋，梅尧臣曾说“其状已可怪”、“忿腹若封豕”（《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根本不宜入画，苏轼何以咏及之？合理的推测便是因为其美味。此外，根据苏诗注家所云，此诗中的“蒌蒿”、“芦芽”也都与烹饪河豚有关(15)，所以清人王士禛认为“蒌蒿满地芦芽短”此句“非泛咏景物，可见坡诗无一字无来历也”(16)。可见此诗的主题之一便是咏河豚之美味。至于岭南的荔枝，更是多次受到苏轼的赞颂，比如：“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在苏轼笔下，荔枝不但是滋味独绝的果中极品，而且是姿态幽艳的世外仙姝。荔枝在唐代就已受到重视，唐代诗人也多次咏及之，但是唐诗中比较有名的荔枝诗大多与讽刺唐玄宗、杨贵妃有关，如杜甫的《解闷十二首》之八、之九以及杜牧的《过华清官》等。真正从咏物的角度吟咏荔枝的好诗只有白居易的《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诗中“星缀连心朵，珠排耀眼房。紫罗裁衬壳，白玉裹填瓤”诸句描写荔枝外貌较为生动，“嚼疑天上味，嗅异世间香”二句且咏及其味，但与苏轼的荔枝诗对读，毕竟相形见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荔枝题材到了苏诗中才得以大放异彩。

然而苏轼并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老饕”，他虽然喜爱美食，但并不沉溺于口腹之欲，当他在杭州任通判时，官府里的酒宴相当频繁，苏轼“不胜杯酌，诸公钦其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17)。当他谪居惠州时，曾与幼子苏过煮蔬菜食之，并作诗讥笑晋代那个“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的何曾说：“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撷菜》）苏轼虽然珍爱河豚、荔枝等物，但并不刻意追求珍味，他对普通的食物同样感到津津有味。元丰六年（1083），苏轼在黄州得到一尾极其珍贵的鲵鱼，当即放生于长江(18)。相反，他对黄州出产的价贱如土的猪肉、鲫鱼等物反倒很喜爱。除了后代大行于世的“东坡肉”之外，苏轼在黄州还发明了一道鱼羹和一道“东坡菜羹”，前者用普通的鲫鱼，鲤鱼烹制而成，直到元祐四年（1089），苏轼还在杭州亲手烹煮此羹待客(19)。后者则是一种“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的纯用蔬菜做成的美食，苏轼在《东坡菜羹》中详细地介绍了其做法(20)，据记载，这种菜羹在当时就达到了“好事者珍奇之”的效果(21)。即使当苏轼被贬到人称“鬼门关”的海南岛后，因米粮匮乏，苏过乃用山芋作羹让老父充饥，苏轼竟作诗美之，此诗题作《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这当然体现了苏轼在苦难生活中恬然自安的旷达、超越的人生态度，但也是其不择精粗皆有可赏的饮食观的体现。苏轼对饮食的这种态度其实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孔子一方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22)，另一方面又对颜回赞不绝口：“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3) 表面上好像自相矛盾，其实正是一种通达、诚恳的生活态度。苏轼对此心领神会。据宋人记载：“东坡性简率，平生衣服饮食皆草草。……筑新堤时，坡日往视之。一日饥，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贮其陈仓米一器尽之。大抵平生简率，类如此。”(24) 苏轼的这种饮食观，一方面为他广泛地吟咏饮食主题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只有普通的饮食才是随时随地可遇的，而那种玉液琼浆的贵族饮食是世间少有的珍奇之物，普通人的生活中很少有机会与它们相遇。另一方面，这也为苏轼的此类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只有吟咏普通饮食的作品才能贴近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要是有人作诗吟咏皇家宴席上的驼峰熊掌，即使描写生动，恐怕只有皇亲国戚才会感到兴趣，广大的平民读者对那些珍味根本没有亲身的体会，读后还不是隔靴搔痒？

四

然而，饮食毕竟只是人们用以果腹或解渴的日用品，它们的功用完全属于实用性质，苏轼究竟是如何为这种实用性质的题材注入诗意，使之成为审美对象的呢？

首先，苏轼热爱生活，他以一种近于审美愉悦的心态拥抱生活，以充满诗意的目光去观察生活，于是生活中的任何内容都能实现诗意的升华，饮食也不例外。例如：

纵笔三首之三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这是苏轼六十四岁时在儋州所作。当时诗人的生活极为窘迫，经常以薯芋充饥，久饥之人不免嘴馋，于是诗人把希望寄托在东家身上，说明日东家将杀鸡设酒祭灶，事毕后一定会分一些祭品给我。要不是以“只鸡斗酒”入诗，苏轼怎能将其生活窘境以及旷达乐观的心态表达得如此真切、生动？如果说此诗是在特殊的人生处境中的作品，是对荒唐现实的一种反讽或冷嘲，所以诗人的目光才会下移到“只鸡斗酒”那样普通的饮食题材，那么请再看其他例子。

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之二

路转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云自占东西岭，明月谁分上下池。黑黍黄粱初熟后，朱柑绿橘半甜时。人生此乐须天付，莫遣儿曹取次知。此诗作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时任杭州通判，因往於潜县察看蝗灾，得便与县令毛国华、县尉方武同游西菩寺。诗中赞美西菩寺周围的美景，从地上的水、石写到天上的白云、明月，然后笔锋一转，吟咏田野里的累累秋实：小米、高粱、柑子、橘子。诗人分别用“黑”、“黄”、“朱”、“绿”四种颜色来形容这些果实，构成一幅浓笔重彩的秋色图。四种果实当然都是食物，诗中的“初熟”和“半甜”就咏及其食用价值，但是它们也是组成这幅秋色斑斓的山林野趣图的主要因素，是引起诗人浓郁游兴的主要原因。于是，普普通通的粮食和水果便具备了诗情画意，便脱离了实用的性质而跃入审美的意境。

筼筜谷

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南园

不种夭桃与绿杨，使君应欲候农桑。春畦雨过罗纨腻，夏垄风来饼饵香。这是苏轼在熙宁八年（1075）为挚友文同题咏洋川园池的两首小诗。筼筜谷位于洋州（今陕西洋县），谷中长满竹子，故名。文同是以画竹著名的画家，他常在筼筜谷中观赏竹子，所以胸有成竹。但苏轼此诗偏不说其观竹、画竹，而专咏其食笋。诗的大意是说汉水边上的山谷中满是修竹，丛生的竹笋被人们砍来做成菜肴。又说文同既贫又馋，筼筜谷中的竹笋都被他吃光了！末句意含双关：既指文同食笋之多，又指其“胸有成竹”，极为风趣。这首诗寄到之时，文同正携妻同游筼筜谷，还煮了几根笋当晚餐，他“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25)。南园是文同在洋州的一个园子，园内不种桃柳而种满庄稼，苏轼对此大为赞赏，认为这是文同重视农业的表现，末句从夏季麦熟想起，清风吹来，麦垄间仿佛能嗅到饼饵的香气。后人往往深赏末联琢句之巧妙，我觉得其得力之处正在“罗纨腻”和“饼饵香”的丰富想象，而由麦子成熟联想到面饼之香气，正是此诗中最引人入胜之处。苏轼与文同都是文人雅士，一般说来，文人题咏园池的诗都应突出高雅幽洁的情趣，苏轼却偏偏写进食物，这是他全方位地拥抱生活的一种表现。这种情形在苏诗中相当常见，比如“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病中游祖塔院》）写闲游山寺之轻快心情，“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寄蔡子华》）抒思乡之情，“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慈湖夹阻风五首》之二）咏贬谪途中的荒凉凄寂，食物的意象都很好地点缀了生活图景，从而使诗歌更加贴近平凡、真实的生活，这正是苏诗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其次，苏轼天才横溢，在诗歌题材上触处生春，尤其善于“以俗为雅”。他说：“诗须要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26) 所谓“以俗为雅”，意即化俗为雅，也就是将原本较为凡俗的内容升华进入高雅的境界(27)，陶诗就有这种倾向，苏轼认为柳宗元的晚年诗歌也有类似的表现。显然，将饮食类题材引入诗歌，就是“以俗为雅”的一种表现。唐人刘禹锡重九日作诗，不敢写到“糕”字(28)，就是因为“糕”乃俗字，“糕”是一种普通的食物，所以不能登上诗歌的大雅之堂。苏轼当然也明白饮食本是俗物，他曾作诗说：“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於潜僧绿筠轩》）显然以竹为雅物而以肉为俗物，因为后者只具有实用性质的价值，前者却与文人雅趣有关。但是既然苏轼擅长“以俗为雅”，他就能对饮食题材进行改造，使之质变，从而升华进入高雅的境界。试看一例：

豆粥

君不见滹沱流澌车折轴，公孙仓皇奉豆粥。湿薪破灶自燎衣，饥寒顿解刘文叔。又不见金谷敲冰草木春，帐下烹煎皆美人。萍齑豆粥不传法，咄嗟而办石季伦。干戈未解身如寄，声色相缠心已醉。身心颠倒不自知，更识人间有真味？岂知江头千顷雪色芦，茅檐出没晨烟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我老此身无著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履君家去。“豆粥”当然是一种极其普通，甚至有点寒酸的食物，要是让刘禹锡来作诗咏之，肯定会避之不及。然而苏轼此诗不但生活气息浓郁，而且措辞雅致，志趣高洁，全诗没有丝毫的俗气，这是什么缘故呢？此诗作于元丰七年（1084），其时苏轼刚奉朝命离开黄州贬所，但诗中所咏的仍是他在黄州的生活经历。开篇推出两个有关豆粥的历史故事，一是西汉末年刘秀征战至滹沱河畔，饥寒交迫，因部将冯异献豆粥方得饥寒俱解；二是西晋石崇生活豪奢，其家厨子能在顷刻之间煮熟豆粥。然后说刘秀当时身陷危难，石崇则沉迷声色，他们都没有从容安详的心态来仔细品味豆粥。只有自己在江边隐居，身闲无事，心态安详，得以到友人家里细细品尝豆粥，才能深知豆粥之真味。前半连用两个典故，为全诗奠定了典雅的基调(29)。后半对江边芦花似雪、茅屋隐雾的清幽景色的描绘，成功地营造了一个潇洒绝尘的高洁意境。于是，一味普通的豆粥便成为绝妙的诗材，“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两句对豆粥本身的描写也脱离了果腹的实用性质而近于审美的咏叹。这正是“以俗为雅”的典范作品。

五

苏诗中咏及的饮食种类繁多，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品种，连在友人家偶然品尝家酿劣酒和家常糕点也催生出“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饮之，云莫作醋错著水否。后数日，携家饮郊外，因作小诗戏刘公，求之》）的名句。苏轼胸怀宽广，与物无忤，他在流宦和贬谪生涯中随遇而安，在饮食方面也入乡随俗。古代的中原人士初到南方，往往对那些闻所未闻的食物心存畏惧。韩愈贬潮州后初尝南食，对那些奇形怪状的“鲎”、“蠔”、“蒲鱼”、“蛤”等物感到“莫不可叹惊”，勉强食用后竟然“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骍”（《初南食贻元十分协律》）。苏轼则不然，他对食物的态度是“鸡猪鱼蒜，遇着便吃”，(30) 他贬到海南后兴致勃勃地品尝海味，而且作文赞美之：“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蠔。剖之，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食蠔》）这与韩愈的态度大相径庭。可惜苏轼没有写诗吟咏那些海味，但是苏诗中已有《棕笋》、《送牛尾狸与徐使君》、《蜜酒歌》等诗，专咏比较罕见的食物。当然在苏诗中写得更多更好的还是那些常见的普通食物，正是这些作品为饮食类主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试看一例：

杜介送鱼

新年已赐黄封酒，旧友仍分赪尾鱼。陋巷关门负朝日，小园除雪得春蔬。病妻起斫银丝鲙，稚子欢寻尺素书。醉眼蒙眬觅归路，松江烟雨晚疏疏。诗中的“黄封酒”与“春蔬”也是食物，但中心意象则是那尾红尾鲜鱼。新春时节，旧友送来一尾鲜鱼，这本是一件普通的小事，鲜鱼也是一种普通的食物，但是在苏轼笔下，却写得情趣盎然。老妻本来卧病在床，但是鲜鱼一到，她竟自起床操刀切绘。幼稚的孩子大概已读过“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古诗，所以欢呼着要从鱼腹中寻找那封“尺素书”。这是一个多么生动、热闹的场景！最妙的是此诗的结尾，诗人此时正在汴京任翰林学士，但是一见鲜鱼，竟使他联想到此鱼的产地，顿生归思，于是眼前出现了烟雨江南。这样的饮食题材已经超越了实用的性质而转变成审美对象，也就是完成了诗意化的过程，谁曰不然？

世间的饮食品种形形色色，让它们实现诗意提升的可能性是大有差别的。一般说来，凡是用来充饥的食物较难入诗，比如饼饵、饭食等物；而用来消遣的饮料就较易入诗，比如茶与酒。因为前者的实用性很强，是人们的基本生活资料，很难产生诗意的联想。后者则是人们在休闲时的生活用品，是用来美化生活的一种点缀物，容易激发审美的情趣。在唐诗中有那么多的咏酒佳作，而咏及饼饵饭食的作品却寥若晨星，就是明显的证据。苏诗的情形也不例外。苏轼虽然经常咏及充饥的食物，例如“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儋耳》），但是咏得最多最好的还是茶酒一类题材。那么，与前人相比，苏轼的后一类作品又有什么特点呢？

我认为最大的特点在于：苏轼的咏茶诗的成就超过了咏酒诗，并成功地使饮茶主题在宋诗中大放异彩。

唐诗中咏酒的名篇不计其数，但咏茶的名篇则如凤毛麟角。除了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之外，很少有受到后人关注的佳作。宋诗的情况颇为不同，宋代诗人在继续咏酒的同时，也深喜咏茶，其中尤以苏轼与黄庭坚的成就最为突出，本文专论苏轼。

苏轼当然也爱咏酒，他虽然酒量不大，但酒兴颇高，诗中时时及之。苏轼有酒即饮，在生活穷困时尤其不择精粗，他在黄州时曾自称：“酸酒如齑汤，甜酒如蜜汁。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湿。我如更拣择，一醉岂易得？”（《岐亭五首》之四）他甚至声称：“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他把饮酒与作诗视为生活中的两大喜好：“吾侪非二物，岁月谁与度？”（《叔弼云履常不饮故不作诗劝履常饮》）饮酒还使苏轼画兴大发：“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他饶有兴趣地运用典故咏酒：“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他还用古人好酒的故事来劝友人饮酒：“君独未知其趣尔，臣今时复一中之。”（《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他亲切地用俗语来形容饮酒之乐：“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发广州》）苏轼最有趣的咏酒诗要推下面这首：

金山寺与柳子玉饮，大醉，卧宝觉禅榻，夜分方醒，书其壁

恶酒如恶人，相攻剧刀箭。颓然一榻上，胜之以不战。诗翁气雄拔，禅老语清软。我醉都不知，但觉红绿眩。醒时江月堕，摵摵风响变。惟有一龛灯，二豪俱不见。诗人不胜酒力，颓然醉卧，前人也曾咏过，李白就有“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之名句，苏轼此喻则准确生动，戛戛独造。后面八句隐括晋人刘伶《酒德颂》大意而出之以韵语，描摹醉态栩栩如生，与友人的戏谑也极为风趣，是宋诗中的咏酒名篇。

然而苏轼的咏茶诗在诗史上更具创新意义。苏轼写过一首《寄周安孺茶》，此诗长达一百二十句，全篇咏茶。诗人首先叙述了饮茶的历史和自己入仕后饮茶的经历，然后详细生动地描绘自己身归江湖后与野僧隐士同赏好茶的情形，下文又具体描写好茶与好水的情状，最后自述饮茶后心满意足的状态，如此全面、深刻地咏茶，堪称宋诗中的“茶德颂”。此诗的最后四句尤其值得注意：“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赎。为问刘伯伦，胡然枕糟麹？”苏轼诘问刘伶，饮茶如此有益，为何还要嗜酒？意即饮茶胜于饮酒，这是宋代士大夫的独得之秘，也是苏轼的咏茶诗既多且工的主要原因。

在苏轼眼中，茶的主要功用不在于解渴，而在于怡情悦志、修身养性。或者说，茶的主要意义已超越物质层面，而进入了精神境界。苏轼有一咏茶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次韵曾辅寄壑源试焙新芽》）这哪里还是品尝滋味，分明是一种审美的享受。苏轼作诗答谢友人寄茶说：“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胸中似记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和钱安道寄惠建茶》）平生饮过的茶竟像故人一样难以忘怀，他对茶的感情何其深也！正因如此，苏轼的咏茶名篇不但以描写真切见长，而且以抒情浓郁取胜。试看二例：

试院煎茶

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汲江煎茶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第一首作于熙宁五年（1072），苏轼正任杭州通判，在进士发解试的试院中与其同僚一起煎茶。第二首作于元符三年（1100），苏轼正在海南贬所，生活极其窘迫，独自在月夜汲江水煎茶。两首诗的写作环境迥然不同，诗人的心境也差异甚大，但诗中表现的情趣却何其相似！可见苏轼在煎茶、饮茶之际，已经超越了当下的实际生活处境而进入远离尘寰的高洁的精神境界。两首诗都详细描写了煎茶的过程，而且都用了“松风”和“雪”等清幽洁净的自然之物来形容煎茶时的声响和外形，从而使整个活动都具备了浓郁的诗意。咏茶诗写到这种地步，可谓名副其实的以俗为雅。唐诗中虽然也有吟咏同类主题的作品，例如郑遨的“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茶诗》），又如皮日休的“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声疑松带雨，饽恐生烟翠”（《茶中杂咏·煮茶》），可算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但无论是描写之真切，还是意境之高雅，都不能望见苏诗之项背。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饮食类题材是在陶渊明笔下初露曙光，到宋代则如日中天，而苏轼在这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值得重视。虽然苏轼之后善于吟咏饮食主题的诗人代不乏人，但就题材开拓的广度和诗境提升的高度而言，苏诗取得的成就是后人难以逾越的。当我们探索古代诗歌在题材走向上的发展脉络时，当我们评价苏轼对古典诗学的独特贡献时，饮食类的主题是一个独特的重要视角。

注释：

①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7页。

② “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伪《古文尚书》则析此语入《舜典》，《十三经注疏》，第131页。

③ 《礼记·礼运》，《十三经注疏》，第1422页。

④ 详见《毛诗正义》卷六，《十三经注疏》，第374页。

⑤ 《毛诗正义》卷八，《十三经注疏》，第388页。

⑥ 见金启华《诗经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26页。

⑦ 张少康《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⑧ 陶必铨《萸江诗话》，《陶渊明集校笺》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⑨ 《读陶诗》，《剑南诗稿校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327页。

⑩ 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陶渊明集校笺》，第337页。

(11) 见《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二，《杜诗镜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

(12) 见《驱竖子摘苍耳》，《杜诗镜铨》卷一三，第623页。

(13) 见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1页。

(14) 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笔记小说大观》第八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243页。

(15) 详见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卷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4页。

(16) 《跋东坡先生诗》，《蚕尾文集》卷七，《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714页。

(17) 朱彧《萍洲可谈》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2页。

(18) 见张舜民《画墁集》卷八《郴行录》。

(19) 见《书煮鱼羹》，《苏轼佚文汇编》卷六，《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92页。

(20) 见《东坡菜羹》，《苏轼文集》卷二○，第595页。

(21) 见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316页。

(22) 《论语·乡党》，《十三经注疏》，第2495页。

(23) 《论语·雍也》，《十三经注疏》，第2478页。

(24) 施德操《北窗炙?{录》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3307页。

(25) 见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苏轼文集》卷一一，第366页。

(26) 《题柳子厚诗》，《苏轼文集》卷六七，第2109页。按：原文“当以故为新”前有“用事”二字，此据《稗海》本《东坡志林》卷九校改。因此条论柳宗元晚年诗风近于陶诗，不应专论“用事”。

(27) 参看拙文《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景》，《唐宋诗歌论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93—507页。

(28) 见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94页。

(29) 按：清人纪昀评此诗曰：“牵光武、石崇二事，强生意义，支缀成篇，殊无真实本领。”（《纪评苏诗》卷二四，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未悟苏诗章法之妙，王文诰注不取此则纪评，有识。

(30) 《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三二，《苏轼文集》卷五二，第1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