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都喜欢的宋代诗词。今天晚上的话题，主要是围绕《宋诗鉴赏》这本书来展开。
一、《宋诗鉴赏》的书名问题
《宋诗鉴赏》是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老师组织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之前韩老师主编过一本《中国名诗三百首》，那本书是从中国先秦时代一直选到现当代的诗歌选本，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分八个时段，一共选三百首。在那本书出版以后，又按照这八个历史时段，把里面的八个部分分别变成一本书，由作者们各自选一百或两百首诗，形成了八本书的丛书，亦即现在的“中国新选名诗1000首”丛书。
这套丛书的书名主要是根据历史朝代分段来定的，比如说第一本就叫作《先秦两汉诗鉴赏》，第二本就叫作《魏晋南北朝诗鉴赏》。我编的这本，就叫《宋诗鉴赏》，而到最后的一本，便是《现当代诗鉴赏》。在这套丛书中，“诗”所采纳的概念是广义的诗，亦即“诗歌”的意思。比如第一本书包括了《诗经》《楚辞》，而最后一本所选的，便是白话诗。
然而，即便如此，“诗”这个题目，在我所编成的《宋诗鉴赏》上，还是产生了一些异议。这本书刚刚出来，便有读者反映：这本书有问题。什么问题呀？读者说：莫砺锋选的不全是宋诗，里面还“混”进去了词。
有朋友转告给我了读者的这个意见，我当时听了以后就觉得有点冤枉。为什么冤枉？因为不是我“混”进去大量的词，而是这本书在编选之初，就是100首诗100首词这么选的。这套丛书各位编者一起开会讨论时，集体的体例就这么定了下来——宋代部分编选时，诗跟词的数目选一样多。之前编《中国名诗三百首》时，分给宋代的作品的总数是60首，其中选的是30首诗、30首词。等到单独编成为单行本的《宋诗鉴赏》里面，也是100首宋诗、100首宋词，对半选的。所以这是规定给我要选100首宋词的，不是说我要选一本“宋诗”，里面混进去一部分“宋词”。
当然从书名而言，也不怪读者朋友感到困惑了。确实来说，“宋诗”这个词，可能存在了一点点歧义。因为我们一般读宋诗，往往想到的就是五七言诗，而宋词从狭义来说，是另外一个专有名词。但另一方面而言，因为这套书题目有统一体例，它必须要叫一个朝代名，时代名加一个“诗”，然后加“鉴赏”两个字，它不能叫作《宋代诗词鉴赏》；与此同时，广义上来说，诗与词都是属于“诗歌”的范畴，也是“宋诗”所能容纳的。故而在开篇之时，便先向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题目的含义问题。
二、《宋诗鉴赏》的选目
说明书名以后，我们还要来谈谈选目的问题。
（一）确定选目的困难
宋诗与宋词一起编选为一个选本，本身便有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它的作品总量比较大。现存的宋诗的数目，有24.7万首，远远超过《全唐诗》；宋词也不少，有2.3万首。从这么庞大的基础上，各选100首，选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
我今天的题目讲座的题目叫作《宋代诗词的沧海明珠》。说到沧海明珠，大家马上会联想到一个成语叫“沧海遗珠”，意思是从沧海里捞起来这个明珠，漏掉了很多好的明珠没捞起来。那么我这本书是不是有“遗珠”呢？选100首宋诗，100首宋词，是不是遗漏了很多宋诗宋词的好作品？按照逻辑来推理，按照事实来推理，我想，这好像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要从24万首的宋诗中间选100首出来，无论怎么选，无论谁来选，可能都是这样的结果，因为选诗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我们心目中的宋诗的明珠更多，远远超过100首；你现在只给选100首，肯定遗漏。宋词也是类似的。
另外一方面来说，选进去的是不是都是明珠，都是好作品？这个我倒还比较有把握，我觉得，我所选进去的，是明珠、是好作品。当然，读者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各人欣赏的标准也不一样，各人对明珠、好作品的定义跟要求可能也不尽相同。但是我相信，我选在这本书里的这100首宋诗和100首宋词，应该都是好作品。肯定有很多读者朋友心目中间的更好的作品没选进去，这是肯定的，但是选进去的这些作品肯定也都是好作品。所以，我就比较大胆地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宋代诗词中的沧海明珠”，来概括我今天的讲座。
我们现代人做古代诗词的选本，都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不少选本——唐诗就不消说了，我想葛晓音老师承担的任务比我更加艰难，因为已有的唐诗选本实在是太多了，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800来种，非常多。宋代诗词的选本没有唐诗那么多，但也还是有好几种。那我们选诗时该怎么选择？选择标准怎么确定？这都是问题。
还有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在于，以往而言，宋诗宋词的选本，往往是分开选的，要么是宋诗的选本，要么是宋词的选本，很少看到把诗与词放在一个选本里的。虽然大学中文系里，为同学们编的那些配合古代文学史讲授的作品选，会兼选诗、词，但这些作品选里面，同时代的文章也会一起选进去的。当然，也看见过为一个单独的诗人编选诗词选，比如苏东坡的诗词有合选的本子，但是，一个朝代而言，将整个宋代的诗词合选的选本，过去比较少见。
故而，我编选《宋诗鉴赏》时，深感这个选本缺乏可借鉴的对象，我无从借鉴前人选本成功的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可行的包括，在选诗的时候参考已有的宋诗选本，在选词的时候参考已有的宋词选本，但即便如此，将诗与词合起来，也需要考虑这选出来的作品的水准问题，以及作品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可以关联，能否做到有机的结合。
此外，这本书里涉及的作者，有不少是诗词兼善，比如像苏东坡这样的作者，那么在他的名下选多少首诗、选多少首词，他的名下的总数跟其他的作家名下的总数之间，是不是平衡？有没有合适的比例？
总之，选诗的时候，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我也没办法从一个非常学术性的、像学术研究一样非常严谨的方式、态度来挑选，在选择的过程中，多少还是搀入了我个人的喜爱的。我阅读这些名篇，觉得这些作品确实是好，确实值得介绍给广大读者，那么我就把它选进去，我主要的选择标准就这一点。与此同时，选诗的时候，我也时时会提醒自己，考虑一下横向的关系，跟其他作者的关系，跟整个朝代的关系，尽量考虑周到些。所以，选《宋诗鉴赏》的过程，虽然时间不是太长，但是仍然花了一点功夫，有一点点艰难。当然，此前钱锺书先生选《宋诗选注》，他是从所有的宋诗别集出发，再结合一些其他书籍，从原始的典籍里选，在这一点上，我的选本并非如此。虽然家里也是有《全宋诗》与《全宋词》，但是我选的时候，还是结合以往的阅读印象、个人的喜好等等在挑作品，并非完全是从总集、别集中像大海捞针一样的把大海里的明珠全捞上来的。然而，做这个选本，绝非简单地从现成的选本中挑选来进行二次选择，所以有时还会选出一些现有选本中未曾入选的作品。
（二）《宋诗选》与《宋诗选注》
那么下面就以宋诗为例，说一说我的编选的情况。
在参加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以前，我作为一个宋诗研究者、宋诗读者，我最重视的当代人的宋诗选本，主要便是以下两种：第一种就是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和他当年武汉大学的同事缪琨先生，两个人合作的《宋诗选》。这本书出版年月是1957年5月。第二种当然是大名鼎鼎的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宋诗选注》的出版年月是1958年8月。程先生的《宋诗选》在前。我之所以把它叫作程先生的《宋诗选》，是因为程先生跟缪琨先生当年的分工是由程先生确定了全部选目并撰写了前言，而缪琨先生从事注释工作。所以现在探讨选目问题的话，可以说，这本书便是程千帆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虽然比程先生的《宋诗选》晚出一年多，但是钱先生好像也没有看过程先生的那本《宋诗选》，至少在他的前言没有提过，说已经有过一个《宋诗选》，由程千帆选的。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两本书看作是两位先生彼此独立进行的宋诗的选本。我本人经常读的、也经常参考的，便是这两部宋诗选本。
（三）《宋诗鉴赏》与此前选本的选目异同
虽然经常阅读、参考这两部宋诗选本，然而，我这次选《宋诗鉴赏》的宋诗部分，并不是完全依据这两个选本，也有许多自己的见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有趣的例子吧。
如前所述，我认为，程千帆先生的《宋诗选》和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彼此独立选的。但是其中有一些偶合的现象，比如说梅尧臣的诗，这两本宋诗选本都选了7首，7首里面有4首是重合的，即《田家语》《田家》《陶者》和《汝坟贫女》。这4首诗我们现在看一看，它们恰恰都是写民生疾苦的。从存世作品数量来看，梅尧臣诗歌作品颇多，而他们两位，每人都从众多的作品中选了7首，居然有4首是完全重合的，这或许与当时学术界比较强调诗歌要反映民生疾苦有关，故两位先生都不约而同地都选了它们，占他们选出梅诗的一半以上。就我自己的选本而言，因为全书仅一百首宋诗，所以一共选了3首梅尧臣的诗，而里面仅有一首跟两位先生的“宋诗选”是重合的——《汝坟贫女》。另外3首写民生疾苦的我虽然也很喜欢，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排进这100颗明珠里面，所以我就没选。我另外选的两首诗，不是写民生疾苦的。这是一个例子，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例子便是张耒的诗。张耒的诗的数量也相当多，两位先生的两本宋诗选本中都选了，而且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了张耒的《海州道中二首》。海州就是现在江苏连云港一带，当年张耒就是附近人，他大概因为公务路过，两首诗中，都描写了当时比较凋敝的农村中荒凉的景象。《海州道中二首》我都喜欢，但是由于我的选本一共只能选100首宋诗，所以我就忍痛割爱，只选了其中一首。这里应该承认，我选的时候参考了他们两位先生的选本，他们每人都选了张耒两首诗，而我就只选了一首。
与此同时，我的选本中，还是有不少作品，是那两位先生所没有挑选的。
比如说西昆派的杨亿的《南朝》，梅尧臣的《小村》，还有王安石的六言诗《题西太一宫壁》，苏东坡的《定慧院东海棠》《寒食雨二首（其二）》《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黄山谷的《登快阁》《过家》《六月十七日昼寝》《题落星寺》《书摩崖碑后》，陈师道的《除夜对酒赠少章》《九日寄秦觏》《舟中》，陆游的《金错刀行》《夜泊水村》，朱熹的《春日》《观书有感》，汪元量的《潼关》，等等，这些诗作，是两位先生的宋诗选中都没选而我自己选入了的。这类例子还有不少。所以说，这部《宋诗鉴赏》中，还是选了一些我自己特别看好的诗，不是完全根据别人的选择来选择的。
此外，两位先生的宋诗选中，都选了柳永的《煮海歌》。这首诗主要写盐业工人怎样熬海水为盐、辛苦生活。柳永我们知道他，主要是因为他的词作。我的书中，也选了不少柳永的词。至于《煮海歌》，我反复地读，也承认这是一首好诗，反映了民生疾苦，而且宋代其他诗人很少关注盐业工人的生活。但是，我只能挑水平最高的宋诗，选100首，在琢磨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似乎还是差了一点，所以我只好舍弃。
另外，我这本书里面选了文天祥的两首作品，一诗一词，宋诗的百分之一，宋词的百分之一，这个比例已经不算低了，而两首作品都是爱国主义主题的作品，后面会详细展开。
（四）选目突出大家
《宋诗鉴赏》在做选目工作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是这个选本比较注意“突出大家”。
一个选本是不是要选比较多的小家，特别是把那些不太受人注意的小家和他的好作品，从大海里捞出来？还是说把比较多的篇幅留给大家？我倾向于后者。因为这部书是推向广大的读者群，让社会上一般的、喜欢宋诗的读者来读，我觉得还是要突出大家。因为大家足以代表这种文体在一个时代中真正的地位跟成就。
想起唐诗，大家自然会想到李、杜。那么，宋诗作者中，最能代表当时成就的诗人是谁？应该是苏、黄，再就是加上王安石、陆游。
苏东坡是首屈一指的，在《宋诗鉴赏》中，我一共选了苏轼的诗14首、词10首，一共24首，在一共200首的选本中，占超过十分之一的数量。在选本中，辛稼轩的诗我没有选。说起辛稼轩，我是曾经选过他的诗的。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的《宋诗精华》，是一本由我和四川师范大学的赵晓兰教授合编的宋诗选本。当时我们是选了一首辛稼轩的七言律诗在其中的，那时也觉得这首诗写得相当好。但是总的来说，辛稼轩不算是宋代最有名的诗人。辛稼轩的诗的成就，完全被他的词的成就给掩盖了。书中，我很突出辛词的位置，选的辛词达到15首，但还是没有选他的诗。即便如此，辛稼轩的作品总数15首，在整个选本中也是仅次于苏东坡的24首。总数排第三的，是陆游，诗11首，词3首，共14首。其次是黄庭坚，诗10首，词2首，共12首。再次是王安石，诗8首，词1首，共9首。随后是李清照，诗1首、词7首，共8首。接下来的是秦少游、姜夔，两个人都是7首。我觉得必须要选入足够的大家，才足以突出他们在整个宋诗中间的地位。
“突出大家”，我不敢说这一定是优点，但应该说，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
三、潜在出发点：对宋代诗词的总体认识
下面谈一谈，我选这本《宋诗鉴赏》时的一个潜在的出发点。这部选本，在编选的时候，我并不想通过选本来宣扬某一种文学观念，也不想通过选本来总结宋诗或者宋词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我只是希望，能通过这个选本，把我心目中的宋诗宋次中的好作品各挑100首介绍出来，尽可能地通过这些作品，来相对全面地展示宋诗宋词的风貌，给读者介绍好作品。所以我的选本，不像清人王渔洋的《唐贤三昧集》以及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那样，体现了选者独特的一种文学理念或者诗歌的原则。
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选本是由选家来选的，选家对宋诗的潜在的基本看法、基本理解、基本判断，肯定会体现在其中的。下面，我就想简单地说一下我心中对宋诗的一些基本看法。
我认为，从总体成就上来说，宋诗宋词，可以说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宋诗是非常好的一代之文学，宋词更是非常好的一代之文学，这两者很难分出高低来。但是我也承认，假如把它们分别放在各自文体的发展史中来看，比如说我们把宋诗放在整个五七言诗的发展过程中间来看，把宋词放在整个词体的发展过程中来看，那么他们双方所占的历史地位还是有高低的，这方面来看，宋词的历史地位是要更高一些的。
宋诗，就五七言诗来说，它应该是整个诗歌史上仅次于唐诗的一代之文学。一些研究宋诗比较多的学者，甚至可能会觉得宋诗是跟唐诗完全平分秋色的。我也算是研究宋诗的一个学者，但是在我心目中，就读者的喜好程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来说，我觉得宋诗比唐诗还是稍微差一点，整个成就地位要稍微差一点。
（一）宋诗
唐诗（我们一般把五代诗归入唐诗）之后，宋诗是直接接续着唐诗的。在五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宋人当他们来开始写诗的时候，他们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学遗产的压力——唐诗的压力。
五七言诗发展到唐代几乎是登峰造极。我们现在一般说的五七言诗，就是五言跟七言，分别配以绝句、律诗和古风等，一共是6种诗体。那么在这6种诗体中间，唐代诗人应该说在各种诗体上面都达到了巅峰。就诗歌反映社会生活、反映个人情感等等这些内容题材的方面来说，唐诗也应该说是应有尽有了。就艺术风格来说，唐诗也已经做到了百花齐放。
若以开矿作比喻的话，可以看出，唐诗已几乎把所有有价值的矿产都开了一遍，都挖掘过了，而且已经开采得非常深入了，在此之时，留给宋代诗人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以及还没有发掘完的这些矿井还有多少呢？虽然说还是有的了，但是应该说是比较少。故而宋人开始写诗的时候，他们面临着唐诗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一点上，后人也看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清人就有这样的话：“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
《陈辅之诗话》中记载，王安石说过这么两句话，一句是“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另一句则是“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如果我们说杜甫的诗是偏向于典雅一路的，而这些好句子都给他写完了；那么，通俗维度的、不太典雅的好句子，又已经被白居易写完了。典雅的维度，通俗的维度，好句子都被唐人写完了，那留给我们宋人还怎么写？像王安石这样一个北宋三大诗人之一的诗人，都明显地感觉到他有压力，在唐诗面前比较难开拓。
那么王安石的话是不是夸张，是不是无中生有？我们说夸张也许是，但是绝不是无中生有。这里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便是北宋初年的著名诗人王禹偁。王禹偁或许还不算是北宋的第一流诗人，但是仍然是比较重要的诗人。王禹偁有一年在京城里面做官，被贬到陕南的商州，就是贾平凹写的《商州》那个地方。他到了商州以后，他心情不太好，生活也过得比较寥落一点。所以第二年，他自己写了一首诗。他写一首什么诗？就是在一个春天的早上，他看到自己的小院子里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自然景观，他的院子里本来有两棵桃树、杏树种在那里，到春天都开花了，但是那天晚上刮了一夜的大风，早上起来一看有几个很大的树枝被刮断掉了，刮断掉以后树枝斜在那里，结果枝头还是鲜花怒放，花还开着。好，他就写了一首诗，诗也写得很好。他说：“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本来满树的鲜花，大风把它刮断掉了，幸亏刮断掉树枝上还有花还开着，早上起来看的还有一个黄莺，就站在上面。他写了这首诗，应该说写得很好。为什么我说写得很好？这个景象比较难得，我是当过十年农民的人，我在江南水乡待过十年，我的村子里面有桃树、杏树，但是我都没看见过这种景象，大风把树枝刮掉了，枝头鲜花还开着，所以王禹偁用非常生动的句子把它写出来，当然多半是心里比较得意的，写的相当好。
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的儿子王嘉祐来找他。王嘉祐说，父亲大人，你前两天写的这首诗，好像是从杜甫诗里抄来的。王禹偁说，怎么可能？我完全自己想出来的，没有抄。王嘉祐又去把杜诗拿来。当然我相信王禹偁肯定熟读杜诗，也许他读过，但潜意识里又忘掉了。那么翻开一看，果然杜甫在成都草堂的诗中就有这么一首也是写的类似的景象，叫作“手种桃李非无主”，我亲手种的桃树、李树不是无主之花，“野老墙低还是家”，野老就是乡下老头，我是个老农民、乡下老头，我的围墙很低，但是尽管我是穷人，我围墙还低，但是不是无主地，这是我的领地、我的院子，所以“野老墙低还是家”，这是我的家，意思说这里面是我的私人财产，那么我里面院子里种的桃树、杏树居然被风刮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就是春风欺负我，吹了一夜，把几枝大的树枝刮掉了，就枝头还开着花。确实是，特别是后面两句，你跟王禹偁来比一比，确实是非常相像。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了。本来诗人亲眼见到一个比较难得的景象，把它写出来，结果一查杜甫已经写过了。
当然王嘉祐指出来这一点以后，王禹偁没有生气，诗话里面记载他反而大喜，他为什么大喜？他高兴的是我的诗写得这么好，跟杜甫已经接近了，水平差不多，你看暗合。但是你尽管高兴，尽管暗合，毕竟还是证明了王安石说的“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字句上是这样，其他的立意题材方面差不多也有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宋诗，要把它跟唐诗做比较的话，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宋人是在唐人开拓过的地方继续开拓，所以他必须在唐人开发过的矿井上再向深处挖掘，或者尽量去特别荒野的、唐人还没有注意到的角落里寻找新的矿产，所以他们不是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写诗。换言之，宋朝的诗人应该付出了加倍的努力，才创作了一代宋诗。
宋诗作为一个整体，跟唐诗来比，它有没有创新的地方？我们说当然是有，比如说题材，它尽可能地把唐人所忽略掉、唐人所不写的，或者说唐人觉得不能写的那些题材，把它填补到诗歌的领域中间来了。
宋诗中间有比较多的写农具的诗，而唐诗中间比较少。宋诗中间有相当多的关于饮茶的诗，唐诗也比较少。不是说唐人不懂饮茶，茶圣陆羽就是唐朝人，但是唐诗中间写饮茶的好诗，我记着卢仝有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其他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看苏东坡、黄山谷关于饮茶的诗，反复唱和五六七次，写很多好诗来咏茶，把饮茶看作一个非常高雅的一种文化生活，所以这都是填补。
在唐人看来，生活中有的过于俗的那些题材或者对象是不能写到诗歌中去的。比如唐朝诗人刘禹锡，当时人称为“诗豪”。有一年重阳节，九月初九，刘禹锡想写一首重阳节的诗，本来想写“餻”这个字， “餻”是一种食品，那么重阳节的民间有吃餻这个习惯，因为餻跟“登高”的“高”是谐音。刘禹锡本来要写一首咏重阳的诗，他想用“餻”这个字，但是他后来一想觉得“餻”这个字“六经中间未见”，换言之，儒家的六经中间没有这个字，因为“餻”是个后起字，比较俗，不是典雅的字，所以他就不敢用了，结果就没有写成那首诗。到了北宋，宋祁在一首写重阳节的诗里面就讽刺刘禹锡，说：“刘郎不敢题餻字，虚负诗中一世豪。”这个刘郎就是刘禹锡，他说刘郎这个人白白称有“诗豪”这个名字，居然不敢用“餻”字。
宋朝人的话，岂但是敢用“餻”字？我们看看苏东坡的诗，苏东坡贬到海南岛去，有一次写一首七言绝句，描写生活中间一个有趣的场景。他说他自己喝醉了酒，认不得回家的路了。然后问他的邻居，“半醒半醉问诸黎”，我喝的醉醺醺的半醉了，问各位黎族老乡，问他们什么呢？问归路，怎么回家，“竹刺藤梢步步迷”，为什么到处都是藤、都是竹子。因为海南岛热带嘛，植物疯长了，长满了之后它就到处遮蔽着，他就认不得回家的路，所以说“竹刺藤梢”，走一步就要迷路。下面两句很有意思，“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是写这些黎族老乡告诉他的话，东坡向他们问路，他们就告诉他，你呀只要看路上的牛粪，跟着牛粪走，你就找到家了，因为你家就在牛栏西边，“家在牛栏西复西”。因为牛是随地拉粪的，我在农村放过就知道，你拉着牛一路走，它一路上排便。所以，老乡就告诉苏东坡，你只要跟着牛粪走，可以走到家里去。牛粪啊，在苏东坡诗里是写的“牛矢”，唐朝人刘禹锡“餻”都不敢写，苏东坡牛矢都敢写。
所以宋朝人写诗题材范围之大，语言文字上的这种以俗为雅的这种态度之解放，应该说是超过唐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宋诗对唐诗是有所填补的，题材、风格、主题都有所填补，所以它的范围比唐诗更加宽广，所以它才能跟唐诗相比，有如春兰秋菊。
我知道一般的读者，喜欢唐诗要超过喜欢宋诗一点，但是我相信如果是要公正的评价，应该承认宋诗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它是仅仅次于唐诗的一代之诗歌。所以我们在古诗中间如果要找两个时代的诗歌作为代表，那就是唐诗和宋诗。当然，如果只找一代、只取一个名词，也许唐诗是更重要。
（二）宋词
下面说一说我对宋词的看法：
宋词在本朝的文学中间，它跟宋诗是平分秋色的，它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诗体。但是如果在词体的整个发展史上，应该说宋词就像唐诗一样，它是登峰造极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文学史名字配对的话，总是唐诗宋词，宋词完全是和唐诗匹配的，在文学史上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应该说宋以后词体还在继续发展，元明清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写词，特别是学界有很多人认为清词中兴，清词地位是远远超过了元明词了，甚至可以跟宋词抗衡。但是我想如果从一般的阅读者欣赏的角度，清词恐怕也很难说能够跟宋词抗衡。清词中间，大部分的题材也好，写法也好，艺术风格也好，可能都是受宋词影响的，是对宋词的一种模仿，也有一些超越，但总的来说，还不能跟宋词抗衡。就词体来说，宋词无疑是空前绝后，达到了最高水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宋词它本身走过的路程是怎么样，为什么宋词特别好呢？为什么从晚唐五代就有词了，宋词还是远远的超越前代词，甚至比后代的词更好？我的理解看来，这或许跟宋代作家的身份特征有关系。
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对宋代很感兴趣，从学界到社会大众对于宋代的整体评价都跟以前的评价有点不一样，有点改变。以前大家一说到宋代，积贫积弱，宋代是一个很落后的、很贫穷的，好像一天到晚挨人家去侵略的朝代。好像汉、唐都很辉煌，宋代不辉煌。但现在好像这个看法慢慢地有变化，至少像这种研究宋代文学、哲学的学者来看，我们认为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当然说来话长，也不是今天的话题里面的内容。我要说什么呢？就是宋代整个朝代的特征被后人概括为“偃武修文”，这一点对于宋代文学，对于宋诗、宋词的发展都起了非常好的推进作用。这个作用主要是通过作家创作主体来发挥作用。下面简单地说一说我对这方面的看法和认识。
所谓“偃武修文”，其实就是北宋王朝在整体上采取的一种国策，这不是说赵匡胤、赵光义，也就是宋太祖、宋太宗他们弟兄两个，在这方面有什么过人的见解，我觉得，这完全是因为对前朝的一种政治形势的借鉴，而不得不采取一种新的对策。因为从晚唐五代以来，影响华夏的政局、国家的安定繁荣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军阀割据。五代时期，军人非常跋扈，朝廷的政权、国家的大事，经常是各个手拥重兵的这些节度使、这些将领说了算，这样一来很容易导致政权的动乱。
那么北宋的君主，特别是开国的宋太祖和宋太宗，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从立国之始就采取了偃武修文政策，提升文臣的地位，国家也重视文化建设，所以北宋甚至最高的军权的掌管者枢密使也是由文官来掌控的。
这样一来造成了什么结果？就是宋代的创作主体、诗人队伍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士大夫，他们的地位就上升了。不但地位上升，而且他们的个人自尊心，对个人主体性的认识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在这种政策下面，宋代最有地位的、最有影响的是哪些人？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这些读书人，新一代知识分子。
这里我们必须要为宋代的科举稍微说几句好话。科举当然不是产生于宋代，科举是产生于隋代，到唐代基本形成制度化。唐代的科举一直没停过，一直在举行。但是相对来说，唐代的科举录取人数很少。同时，唐代的进士科举的制度化不严，往往还没考试，状元就已经决定了。很多并非靠考试，而是靠其他的推荐手段来进行。所以像杜牧那年考试，考试之前就有人向主考推荐，说杜牧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今年应该要中状元，结果主考说状元已经有人了，前四名都有人了，怎么排？第五名。杜牧那一年考果然第五，都内定的了。
宋代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宋代的科举至少从制度上来讲，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一个公平的考试。第一他的录取名额大，宋代，北宋一般是好几百人，苏东坡的那一榜有500多人中进士，最高甚至有1000人的，每年有相当数量的人，从社会的各个阶层，很多是从社会下层，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进入国家的公务员队伍。
第二，宋代的进士考试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很多现代考试中间的防止作弊，防止走过门的方法、防范手段在宋代都已经有了。比如说糊名，考卷考生填了姓名以后不给考官看的，用浆糊把它贴起来。然后誊录，因为古人用毛笔写字，笔迹很容易认出来的，虽然糊了名，但是如果主考大人今年他的一个侄儿来应试，他平时看熟了，他的字就能认出来。大概政府派人抄一遍，所有的考卷收上去以后，政府专门雇了很多的抄手来把所有的考卷都抄一遍。你原来是用黑颜色抄的叫作墨卷，他抄手用红颜色抄，叫作朱卷，主考大人看的是朱卷，看不见墨卷，看了朱卷以后，看了分数以后再拆封、拆号，然后核对再知道是谁。这样一来，基本上作弊不大可能，所以就比较公平。
那么经过这样子比较公正的一种考试选拔，也扩大了招生的数量，所以宋代大量的出生于社会下层的优秀的人才，通过进士考试进入了上层，成为士大夫中间的一员。我们所熟悉的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包括王安石这些人都是这样子上来，这些人成为宋代士大夫的主体，当然也成为宋代诗词写作的主体。
那么这些人就跟唐代诗人有点不一样，第一，这些人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所以宋诗中间会有那么多的议政的作品。宋诗中间有很多在表达政见，对朝廷的事情，对国家的形势表达他们的看法，当然也很多描写民生疾苦这样的作品，非常多。因为这些创作主体，这些诗人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主人翁，是社会的栋梁，他们当然会在创作中间把这种主体意识表露出来了。
第二，因为宋代的政策是偃武修文，实际上体现为优待士大夫，从赵匡胤时代就这样子开始这样子做，所以宋代的士大夫的生活，或者说他的待遇，是比较优裕的，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高薪养廉”这个意思了。所以宋代的士大夫都有比较好的物质享受，特别是做官做到一定等级以后，其中也包括声色的享受。比如说家里会有歌妓，就是以歌舞艺术来娱乐主人、娱乐宾客的这样的一种服务人员，是很多士大夫家里都有的。如果你再到宰相或者比宰相低一点，一般的朝廷里的官员很多家里都是有歌女、舞女的。
这样一来，宋代的士大夫，他们作为一个诗人或者词人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一种现象——诗词分流，诗词分工。他们把诗跟词看作是两类文体，诗是一种严肃的雅正的一种文体，表现政治，表现比较积极的社会内容，有关国事、有关朝政、有关民生疾苦的内容，大多写在诗里；词则写比较私人化的情感，也写男女之情等等，比较私人化。用英语的词叫作private，这种private writing，是个人化的写作。两者是分开的。
晚唐五代词主要是给歌儿舞女来唱的，到了宋代，词开始向个人抒情这方面发展，也还写男欢女爱，但是，像晏几道或者秦少游等等，他们写男女爱情的这些作品，大部分里面是有自我在里头，词成为个人的抒情的作品。
很多的宋代士大夫，宋代的广义的诗人，既是诗人也是词人，这些人在写诗词作品的时候，在表达内心情感的时候，就向两方面发展。比较雅正的，比较正面积极的，那些可以公诸于众的一些情感、一些思绪，写进诗。比较个人化的，比如说有关爱情的，有关享乐的，等等，写进词。这是分开的。在有的作家身上，就会发现，作家的诗词的面貌不一样。
我觉得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欧阳修。欧阳修的诗，包括他的文，我们读了以后觉得是一代名臣，刚正忠直，忠诚中正，个人情绪什么的也很雅致，可以看得出一代名儒、一代名臣的非常严肃的一个正面形象。但是看到欧阳修的词，旖旎啊，风花雪月啊，写男女爱情非常温柔，好像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所以当时就有人觉得欧公的词怎么不像他本人的为人，甚至有人说欧阳修的词不是他写的，是别人写的，伪作，假托给他的。
甚至还有一种观点是说欧阳修词中间的写爱情写得特别好的词是他的仇人写的。为什么仇人写了爱情词是为了嫁祸于他？他们猜测这些作为的动机，在于欧阳修是正面君子，一代名臣，而私下写那么温柔的爱情词，可见他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一代名臣。这个很有意思，现在我们读到的欧阳修这些爱情词，写得很好，“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一对青年男女，非常相亲相爱，一个女性问男性，鸳鸯两个字怎么写，因为她绣花也想绣上去。写得很好的。说实话要是我也不会写爱情诗，假如哪个听众朋友、年轻朋友，你写一首很好的爱情诗，你对我不满意，你是托名于莫砺锋作，说这是莫砺锋教授写的，那我太高兴了，谢谢你把这么美丽的作品送给我了。但当时人的观点不是这样的，当时人认为这种爱情词是可以害欧阳修、来败坏他的名声的，所以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
那么诗词分工，它是不是会损害诗词的写作？我觉得不会，它实际上对两种文体都有好处，分工以后可以充分发展了。在诗体方面，所有的积极的、雅正的，那些认为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有关朝政的、有关哲学的那些内容，可以充分地在五七言诗体这个题材下面得到发展。另外一方面比较私人化的爱情的男欢女爱，个人的、比较隐秘的那些感情，在词体中间充分发展，你不必担心，因为这个词体本来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会有人来用这个政治标准来要求你。所以你看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中间，他那么多作品被御史们当作罪证收集来审问他，来往他身上泼脏水，但是没有引到一首词。为什么？苏东坡那时候也写了很多词了，都没有引到。因为大家都觉得这里面是没有什么政治含义的，不可能的，这是由体裁决定的。
当然，关于宋词我们还必须要稍微补充一下，不是说所有的宋词都是走的从南唐、从晚唐五代词过来的婉约词的老路子的，走李后主、韦庄、温庭筠他们的老路子的。因为词作为一种文体，它自身要得到充分发展，它一定会合乎逻辑地去占领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所以，慢慢地，词就从歌儿舞女之词，变成士大夫之词了。这一点，是王国维就指出了的。当然王国维说的哪几个词人是代表性的，跟我看法有点不一样，但方向上确实有变化。向这方面发展，它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词开始吸收诗的写法和诗的表现手段、表现题材。这跟我刚才说的两者分流有没有矛盾呢？不矛盾的。诗词分途以后，个人化的那种写作，它主要体现在婉约词这一派里面，一直到秦少游，到李清照，一路继续向前发展，一直到南宋。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是分流了，中间有一部分的词人，一部分的词作，开始吸收诗里面的那些固有的题材内容、表现手段，开始写得诗化。用一句传统的术语来说，就是“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诗的态度、写诗的手段来写词，把词看作诗的一种，仅仅是长短句形式不同而已的一种创作。这样一来，词的天地就大大地扩大，不光是在题材，在风格范围上也获得了扩展。
这一过程，可以说从北宋初年，从范仲淹、潘阆、王安石这些人难得一见的偶然的写作开始出现苗头，然后到苏东坡这样一个足以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的顶尖地位的大文豪手里，他非常自觉地觉察到了这样一种趋势，顺应时势，向这方面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苏轼写了300多首词，其中真正风格豪放的，只有30多首，大概十分之一左右，但是这个发展方向是肯定的。你看他在密州写过打猎，以前词里没有的；写农村题材，他在徐州到农村去劝农的时候，写 “牛衣古柳卖黄瓜”，一个老农民穿着粗布衣服在柳树下面卖黄瓜，一些过去不入词的内容开始入词了。所以苏东坡是大大地解放了词，使宋词开始向豪放词的方向发展，使内部变成了婉约一派，豪放一派，到了南宋也出现了所谓的典雅的一派，那么词就开始从题材、风格、内容等方面极大的丰富，真正形成了一代之文学。
四、爱国主义：宋代诗词的亮点
下面，我比较集中说一下我心中认为的宋代诗词的一个极大的亮点。作为一代文学，在北宋加南宋加起来将近300年，在我们华夏民族创造的诗歌的百花园中，宋代诗词的极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是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主题，在宋代的诗人跟词人的笔下，提高到了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写出了非常多的好作品。在这点上，是宋代诗人对古典诗歌发展的极大的贡献。我心目中间，爱国主义的宋诗、宋词的写作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南宋，北宋相对要少一点。这一切当然是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而造成的结果。
我们跟把宋代跟以前的统治时间长一点的朝代做对比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汉朝和唐朝最后都是灭亡于内乱，灭亡于军阀混战或者农民起义，唯独宋代不一样。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那么北宋除了亡于金以外，还受到了西夏、辽的长期的军事压迫，整个宋代是亡于外族入侵，游牧民族铁马蒙毡侵略过来，在冷兵器时代它几乎是不可抵抗的。
有人说宋人积贫积弱，宋人在元、在蒙古的大军下面没有还手之力。其实不是，南宋抵抗蒙古侵略抵抗了40多年。而蒙古横扫欧亚，从亚洲一直打到欧洲多瑙河流域，一共只花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抵抗的时间非常长，抵抗非常顽强的。但是，毕竟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战斗力太强大，所以没办法，最后是亡于外族。正是在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以及亡以前的长期受外族侵略的压力，这个形势促进了宋诗宋词的爱国主义主题的辉煌，这点而言，是时势造英雄。
我个人认为，爱国主义诗歌写作最主要的典范作者，是南宋的陆游和辛稼轩，我认为爱国主义主题五七言古诗写的最好的、最出彩的就是陆游，词无疑就是辛稼轩。辛稼轩作为词人，在南宋词坛挺然崛起。东坡词中间始见苗头的豪放词风，到了他那里蔚然成风，辛稼轩把豪放词的艺术水平整体成就提高到完全跟婉约词可以平分秋色的高度，真正完成了豪放词风的建构。这背后的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在于他的特殊身份。辛稼轩是从北方、从沦陷的山东骑马渡江而来，所以他直入南宋词坛，他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将士。辛稼轩闯入南宋时代的时候，他是夹带着北国的风霜和沙场的风烟这两个因素闯进来的，所以他的词完全是铁马蒙毡的这种形势下面产生一种战斗词，是一种军旅词，这非常了不起。所以以陆游诗跟辛稼轩词作为代表，宋诗宋词在爱国主义主题的提升方面，可以说是非常光荣的，是文学史上的亮点。
下面我集中来讲一下刚才提到的，《宋诗鉴赏》中所选的文天祥的一诗一词，我为什么要选文天祥的这两首作品？
我选的文天祥的诗就是著名的《正气歌》。那么说到《正气歌》，我们马上会回顾到学术史上的一段往事，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中间没有选《正气歌》，后来引起种种的议论。不光是中国人议论了，日本学者小川环树也议论了，他也觉得好像应该选。那么钱先生没选是什么原因呢？学界当然有种种的解释了，王水照先生也写过文章，说“选不选《正气歌》不成为问题”，我觉得王水照先生的说法是很对的，我也完全赞成。在一本宋诗选中间一定要选《正气歌》么？当然不一定，选家有自由的，钱先生选的是文天祥的其他诗，包括文天祥在抗元斗争以后，甚至是被元军俘虏以后写的那些诗，同样也是表现爱国情绪的，但是他没选《正气歌》，当然他有他的理由。
跟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不一样，程千帆先生早一年的1957年版《宋诗选》中，便选了《正气歌》。当然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认为程千帆先生是我的导师，所以更高明，而我是觉得很有眼光。程千帆先生在《宋诗选》中是选了《正气歌》的，但是后来程先生写了一本关于宋诗的鉴赏的著作，《读宋诗随笔》，但这书里也没有《正气歌》，而选了文天祥的另外一首诗《过零丁洋》。程先生另外一本影响非常大的古代诗选《古诗今选》中，也没有选《正气歌》。所以说，不选《正气歌》并不是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你不能追究说你为什么不选《正气歌》，这个选项完全有自由，可以选也可以不选。当然，我的《宋诗鉴赏》这本书中，是选的。
钱先生不选《正气歌》，钱先生也在其他的书信或者后来的文章中表达过，是因为他认为这首诗在艺术上有瑕疵。当然，这个意见不是从钱锺书先生开始的，前人比如说清末的诗人陈衍等等已经有过议论了。
有什么瑕疵，主要是两方面的：
第一，《正气歌》这首诗，用了比较多的古文句法，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正气歌》跟其他的古文的作品有比较多的相似度，有的地方融入了古文的写法，甚至把现成的句子移过来了，立意、结构与苏东坡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和北宋石介的《击蛇笏铭》等有所雷同。有的观点、有的句子，比如说一开始“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是从苏东坡的《潮州韩文公庙碑》“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里化用出来的。“天地有正气”，《正气歌》里面举了正气钟于人，而成为杰出的人物，共有12个，其中有3个跟石介那篇《击蛇笏铭》是重合的，所以有人认为，这首诗有因袭别人的缺点。
第二，则是认为《正气歌》中所写的两个正面人物，并非纯粹的“正面”，指的是“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这两句，一个是写三国时期巴蜀将领严颜，刘备的军队进蜀的时候，严颜一开始是抵抗的，说蜀有断头将军、没有降将军。后来张飞待之以礼，严颜还是投降了。他说“为严将军头”就是引用了严颜说的一句话，“蜀有断头将军”，情愿断头也不投降这个例子。“为嵇侍中血”，嵇侍中是嵇绍，嵇侍中血是什么意思？嵇绍仕晋，做到侍中这个官，在内乱中间，他以身庇护皇帝，乱兵来打他，把他打死了，他的血溅到皇帝的衣服上去。日后有人要洗这件血衣，皇帝就让不要洗，因为上面有嵇侍中这位忠臣的血。因为这两个典故，有人议论说，这两个典故用得不好，严颜最后还是投降了，所以并不是坚持到底的，并不是断头将军。嵇绍的父亲嵇康，是死在魏朝的，司马师还没有篡位的时候，嵇康就被司马师杀掉，所以等于西晋统治者是他的仇人了，嵇绍反倒是做了晋的臣子还去保卫皇帝，有人认为这也不是正气的一个人物，这两个例子都不好。
我觉得这即使是瑕疵，最多也只能是白璧微瑕。关于第一个瑕疵，宋代的诗歌以文为诗有着非常强大的传统，而且宋代写作有破体的倾向，把各种文体之间打通，所以，把成功的古文中的手法乃至某些句子移植到诗歌写作中去，无可非议，这是正常的，而且《正气歌》有60句，这些诗句占的比重非常小。同时，《正气歌》里所举的为正气所钟的12个古代的英烈之士，其中有3个跟石介的《击蛇笏铭》重合的，这也不稀奇。因为像这样一份历史上的忠臣义士的名单，是大家公认的。所以石介《击蛇笏铭》排这个名单，文天祥《正气歌》又来排一份名单，中间有3个重合，一点都不稀奇，你要完全回避的话你就没法排了，大家公认的就是这些人物，所以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至于严颜跟嵇绍的问题，在我看来即使是瑕疵也是小瑕疵，为什么呢？其实文天祥的《正气歌》写严颜这个人，就是取他这句话，“蜀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至于后来张飞又待之以礼，他后来降服了，这是后事。更何况我们要考虑到这是在南宋写的诗，南宋在三国的正统问题上，是坚持持蜀汉为正统，刘备这一支是正统，所以严颜投降张飞、投降蜀汉，不是一个什么坏事情。至于嵇绍，嵇康被杀的时候他才10岁，而且嵇康临死的时候把他托孤托给山涛。嵇康说了一句话说，山巨源在，汝不孤，就是说山涛还在，你就不算孤儿。他明明知道山涛是晋的大臣，还愿意把这个儿子委托给山涛。所以，嵇绍本人是晋臣，他保卫晋朝的皇帝，血溅帝衣，是忠烈的行为，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不是说因为父亲是被晋朝的前面的祖先杀掉的，仇就要一代一代记下来。
所以，我觉得《正气歌》即使说艺术上有一点点问题，他最多只是白璧微瑕。这里我把我的《宋诗鉴赏》中间的几句话读一下：“我们切不能忘记此诗（《正气歌》）的写作场所是百沴充斥的敌国牢狱，此诗的写作背景是斧钺之诛随时都会降临的生死关头，此诗的写作心态是亡国之痛与仇敌之忾交织而成的悲愤填膺，此诗的表达方式是无心推敲的喷涌而出。”文天祥在燕京监狱中，在被杀之前一年的时候写《正气歌》，他不可能像后代文人那样来仔细推敲艺术的问题，做到无所瑕疵，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诗歌主要是表达胸中磅礴涌出的爱国的情绪，有一点点瑕疵、考虑不周到，不足为奇。所以我们不应该对它吹毛求疵，而应该选进去。
另外要交代一下文天祥的这一首词，也就是他的《念奴娇》，这是在我们南京写的。这首词我把它选进去，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哪里？在于这首词的作者有异说。
在以前的文天祥的别集中，这首词毫无疑问是文天祥的作品。到了后来有人提出异议，把它说成是文天祥的一个朋友，就是同样在崖山那里被元军俘虏的一个难友邓剡写的。这个是我们的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的观点。
唐圭璋先生大概在1962年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文天祥念奴娇词辨伪》。他根据清代出现的一个文天祥的所谓的家集本里面，这首词副标题“驿中言别友人”后面有一个“作”，唐先生就感觉说这首词的是副标题是驿中言别，在驿站中间告别故人，后面“友人作”，友人作这首词，不是他写的，是友人写的。但是这一点实际上是不对的，限于时间我就不多讲了，如果感兴趣的话，介绍大家去读一本书，是刘华民先生写的《文天祥诗研究》。
刘华民先生是常熟理工学院的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是我的朋友，这本书是他送给我的。我们有些学者因为所在的平台稍微低一点点，所以写的书学界就不太关注。其实刘华民先生在这本书里，对于这首文天祥的《念奴娇》词的版本问题说得非常清楚，非常准确。所谓清代出现的文天祥的家集本中间这个副标题“友人作”完全是不可靠的，因为在以前的文天祥所有的集子中间，如明代刻本里面都没有后面这个“作”字，就是“驿中言别故人”，我在驿站中间告别友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标题，这当然是文天祥写的了，所以版本上完全没有根据。而且我们现在看明代的所有的词话，一直到清代前期的所有的词话，在谈到这首词的时候都把它说成是文天祥的词，所以我觉得这首词应该是文天祥的，没有异议。
最后我就要说一说，我这本书为什么要把文天祥的一首《正气歌》和他的这首《念奴娇·驿中言别友人》放在一起，选入这本《宋诗鉴赏》，几乎为收篇之作，我觉得，这些作品，为宋代诗词画上了一个光辉的句号。也许在文天祥以前，陆游的诗、辛稼轩的词已经写得非常好，但到了最后，由我们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用一诗一词来表达他胸中的这种爱国思想，来表达他对故国的忠贞的感情，这真是为宋代诗词画了一个光辉的句号。
我一直认为崖山沦亡的只是赵宋王朝。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朋友经常讨论崖山之后有没有中华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崖山之后中华依然存在，中华岿然独存。因为崖山沦亡的仅仅是赵宋王朝，我们华夏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她的尊严，她的气节，都由在崖山背着小皇帝跳海殉国的陆秀夫，以及三年以后在北京监狱中间慷慨殉国的文天祥给保存下来。文天祥本人的这一诗一词，用他的壮语抒发了他心中的爱国感情，为宋诗宋词中间的爱国主义主题作品画上了一个光辉的句号，所以我愿意把它选为我这本书的最后的压卷之作。
以上就是我对宋代诗词的沧海明珠的一些想法。限于我自己的水平，《宋诗鉴赏》书中的错误、不足之处肯定还有不少，我盼望着读者朋友能够向我提出来，让我有机会将来再来修订它，再来改进它。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