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的角度来说，我这辈子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是高中毕业以前，二是下乡插队务农的十年，三是读研究生的五年，四是博士毕业直到如今的四十年。《文史知识》编辑部让我谈谈自己的读书经历，我的第一个阶段一直在听课、读课本，第四个阶段主要是在教书，都没啥可说。中间的两段经历虽然前后相接，但经验悬殊，恍若隔世，下面分别叙述。
一、茅檐下的自学
1966年5月，我在江苏省苏州中学读完高三，正摩拳擦掌准备报考清华大学的电机系，恰逢高考被明令废止。到了 1968年秋天，我来到农村落户，开始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涯。下乡之初，我对学习理工科还未死心，带了一些数学书和物理书到村里，想在农闲时自学。两年以后，我发现在农村自学理工科根本不可能，于是彻底放弃数理化，从此只读文科书。我的读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我“家庭出身不好”，既不能进大学，也不能当工人，更不可能当兵，连赤脚医生、代课教师也没份。我只好不情不愿地“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大学梦则“他生未卜此生休”。但我仍然喜欢读书，因为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很单调，很无聊，很苦闷，总想弄点书来读。村里连张报纸都没有，更不要说图书了。我不可能制定什么读书计划，只能偶然弄到什么书就读什么。我曾借到一本《气象学教程》，一连几个月没能借到别的书，就老是读它。书中凡是与现代科技相关的气象学知识，日后都忘得精光，倒是记住了好多观云识天气的民间谚语，比如“天上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之类。同样出于无奈才读的一本书是《新名词辞典》，虽是一本辞典，但所收的词条很有意思，我从头读到尾，津津有味。《新名词辞典》把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巴黎圣母院》都列为辞条，我闻其名而不能见其面，从此害上了对雨果的单相思。
新华书店里较有价值的文科书籍都出于六位作者之手，即“马、恩、列、斯、毛、鲁”，这些书便成为我的首要阅读对象。我先后领到两套毛泽东著作，四卷本、一卷本都有，还有当时人手一册的语录。我把四卷本读得滚瓜烂熟，语录则倒背如流。我没弄到鲁迅全集，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则是几乎读遍了。马列的原著也读了一些，《资本论》和《哲学笔记》我没敢碰，《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哲学之贫困》《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等读得较熟。两年后我把能够弄到手的“六位作者”的著作全都读完，书源顿时陷入枯竭。
我四处借书，烧香磕头，求神拜佛。能借到什么书纯属偶然，它们的内容及出现的顺序则杂乱无章、毫无规律。但总的说来，我借到的书以“封资修”的禁书居多。首先是“封”，也即“封建主义”的书，其实就是中国的古书。部头较大的有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和一本《太平天国史料集》，此外就是《古文观止》、王伯祥的《史记选》、马茂元的《楚辞选》等选本。到手的书太少，“书当快意读易尽”，无可奈何只好反复地读，而古文、诗词正是最耐反复阅读的。读来读去，许多文字便熟读成诵了。《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孙子兵法》我曾全书背诵。《古文观止》我曾背过三分之二。《论语》入手太晚，没来得及全背。我下乡不久便从王力《古代汉语》中读到《论语》的六十来则条文，钦佩之馀想读全书，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用心搜求，也只在其他书中找到寥寥数则。直到 1975年底，我才购得一本《论语批注》，翻开一看，“有朋自远方来”被译成“有没落的奴隶主从远方来进行反革命串连”，令人捧腹。然而《论语》的原文俱在，一字未删。可惜不久我考进大学学习，再也没有时间整本地背书了。
“资修”二字分指“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前者专指欧美的书籍，后者本指“苏修”的书，但受其牵累，沙皇时代的俄国书也算在内。当时这两类书都很难弄到。据说某些北京知青手中流传着不少“黄皮书”或“灰皮书”，内容非“资”即“修”。可是天高皇帝远，我对那些神秘的“内部出版物”毫不知情，至今未睹真容。我能到手的“资”“修”类书主要是外国小说，这类书最受知青群体的喜爱，每一本都在众人手上快速传递。有一次我借到司各特的《皇家猎宫》，主人只答应让我看一天，我点上油灯读到天亮，总算读完了这本四百来页的长篇小说。杰克 ·伦敦的《毒日头》，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 ·卡列尼娜》，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陀思退也夫斯基的《罪与罚》《死屋手记》等书都是这样匆匆读完的。只有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例外，两书都是繁体竖排的老版本，况且前者比较枯燥，后者过于“革命”，爱读的人不多，传入我手后很久无人前来索取，我便从容地读了两遍。非小说的“资”“修”类书会在我手中停留较长时间，比如苏联科学院院士敦尼克等人编撰的《哲学史—欧洲哲学史部分》，篇帙浩繁，内容复杂，我读得头昏脑胀，苦不堪言，花了几个月才啃完那两巨册。读完全书后似懂非懂，将信将疑。
由于书源枯竭，下乡五六年以后，我终于把熟人以及熟人的熟人所拥有的中文书都借来读过了，再想借到别的书难于上青天。迫于无奈，我重新捡起丢开多年的英语。我辗转借到一套大学英语的教材，虽然只有前六册（当时不知还有七、八两册），我还是如获至宝。为了及时还书，我一边读课文、做作业，一边用印刷体把全部课文一笔不苟地抄在软面抄上。如今我还保持着那两本“手抄本”，用作教导我的研究生刻苦读书的“革命文物”。后来我有幸结识了被发送返乡务农的中学老师徐学明先生，他对我喜欢读书非常赞许，不但义务为我批改英语作业，还主动借书给我。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伊索寓言》，中文是雅洁的文言，我把英文与文言分别译成白话文，两相对照，获益匪浅。使我大开眼界的是《拜伦诗选》等原版英文诗集。以前我读外国诗歌，都是读的中文译本。拜伦的《哀希腊》，马君武的译文与苏曼殊的译文差异极大，令我疑惑不已。借到《拜伦诗选》后阅读原文，才明白译诗果真是一种再创作。还有一本英文版《世界短篇小说名著》，书厚如砖，字小如蚁。作为练习，我曾把其中毛姆的《雨》、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斯托姆的《茵梦湖》等篇译成中文。还有一篇中国古典小说，当时不知其原名，也勉强译成中文，多年后才知道那是“三言”中的《滕大尹鬼断家私》。《世界短篇小说名著》陪伴我度过了长达三年的寂寥岁月，就像书主人徐学明先生一样，永远令我怀想。
光阴迅速，十个寒暑转瞬即逝。插队十年，青春黯淡无光，读书便是那段艰苦岁月中唯一的亮点。是读书滋润了我的心灵，是读书充实了我的生活。几十年后回忆往事，那段经历仍然难以忘怀。当年我所以爱读古典作品，真正的原因是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独自在举目无亲的农村种地，前途黯淡无光，我的心情十分苦闷。而古典文学中的好作品，多数就是抒写心中哀怨的。我读古人的诗词，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我觉得古人并不遥远，我并不孤独。当年我在茅檐下读书所获得的那份感动，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这不但体现在我的《莫砺锋诗话》中，也反映在《杜甫评传》之类的学术著作中。
二、名师指导下的学术训练
1977年12月高考恢复，次年 4月我进入安徽大学外语系读本科。1979年9月，我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在程千帆先生的指导下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能跟随程先生读研，当然是人生的福分。但说实话，那也相当辛苦。尤其是我，刚入学就感到汲深绠短，左支右绌。同门的师兄弟中，徐有富师兄是“文革”前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张三夕师弟则已在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完本科，他们的基础都比我好，只有我从未在中文系读过一天书。还好我被学校里批准免修第一外语，得以一头扎进李白、杜甫的古典世界。程先生为我们开设了校雠学与杜诗研究两门课程，他老人家亲自登台讲课，把我们领入学术研究的领域。但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自己读书，程先生为我们指定的必读书目有《文选》《选诗补注》《古诗源》《古诗笺》《诗比兴笺》《唐宋诗举要》《今体诗钞》《万首唐人绝句选》《千首宋人绝句》《唐诗别裁》《宋诗别裁》《宋诗精华录》。此外还有新旧《唐书》、《宋史》等“选读书目”，其实也都是必读的。在没课的日子里，我们都在宿舍里读书。我与张三夕同住一个房间，两张床靠着窗口对面铺开，中间放着两张小书桌，我们坐在床上、趴在桌上看书。我俩的作息时间完全重合：黎明即起，晚上 11时熄灯。除了一日三餐前往食堂，我们便面对面地坐着读书，其间基本不交一言，直到熄灯上床后才说几句闲话。
1981年年底我获得了硕士学位， 1982年初开始读博，导师仍是程先生。程先生邀请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组成一个指导小组，并制订了严格的培养计划。在我毕业以前，全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却有四位老师负责指导，我便接受了更加严格的学术训练。那时学校里还未制定学位课程体系，程先生决定让我以专书研读作为课程学习。我攻博的研究方向很明确，就是唐宋文学。但是程先生为我开列的必读书目，却全部是先唐典籍：《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这可能是由于我学业基础薄弱，必须“恶补”。我根据上述书单埋头苦读。我选择了较重要的版本，逐字逐句地细读文本。例如《诗经》，我既读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又读了朱熹的《诗集传》，并撰写了一篇读书心得，后来以《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的题目发表于《中国古典文学论丛》。又如《楚辞》，我阅读了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三种注本，也撰写了一篇读书心得，后来以《朱熹楚辞学略说》的题目发表于《求索》。总之，经过一年多的经典阅读以后，我对唐宋文学的学术源头有了较好的把握，这不但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基础，而且对我日后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大有益处。比如我研究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时，就基本上做到了胸有成竹。
我在读博期间受到的最大训练当然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在这方面，程先生的具体指导让我受用终身。首先，程先生鼓励我选题时要敢于知难而上，要选择学术意义较为重大的题目来从事研究。我最初的选题是“朱熹文学思想研究”，这个题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非常前沿的一个课题，因为朱熹其人一向被学术界视为轻视文学甚至反对文学的理学宗师，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几乎无人问津。可惜当时看不到钱穆先生刚在台湾出版的《朱子新学案》，我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放弃了这个选题。然后我选择江西诗派作为论文题目。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但是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种种误解。我经过细致的史实考索和文本分析，对江西诗派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
撰写论文的第一步就是读书，只有广泛地读书，才能竭泽而渔地收集材料。只有深入地读书，才能发现问题并获得答案。我在准备第一个选题时，不但认真阅读朱熹的全部著作包括八大册的《朱子语类》，而且尽可能地查阅各种学术期刊以收集有关朱熹的学术论文。我研究江西诗派时用了一年时间收集材料，我觉得学术界所以对江西诗派缺乏正确的评价，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掌握详尽、准确的材料。例如一种《中国文学史》从其他著作中转引黄庭坚的诗句，显然是认为原诗已不存在，但实际上这些诗都见存于《山谷诗外集补》，无须转引。这本《中国文学史》还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但实际上存录吕氏此图的宋人著作共有四种，它们都没有提到陈与义。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例如许多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作都批评黄庭坚诗歌没有反映社会现实、缺乏生活气息。其实黄诗中有许多深刻、生动地反映民生疾苦等社会现实的好诗，其中有些篇章如《虎号南山》揭露封建苛政非常尖锐。人们所以会对黄诗产生误解，显然是没有通读黄集。至于江西诗派的总集，则亡佚已久，我用了很大的精力来搜集佚文，钱仲联先生表扬我“已佚的集子，自己动手辑佚的达七家之多”，确非过誉。
五年零一个月的光阴雷奔电掣， 1984年10月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研究生阶段宣告结束。五年来我成为专业的读书人，不治他业专心苦读。我在谈恋爱时尽量压缩花晨月夕的时光，在初生女儿的啼哭声中仍手不释卷。我在导师的指导下基本学会了如何有规划、有步骤地夯实学业基础，如何针对某个学术目标划定读书范围，以及如何在茫茫书海中寻找有用的材料并从中读出有意义的观点。虽然我毕业从教后仍有绠短汲深之感，但已成为一个基本合格的大学教师。从这个意义来看，这五年的读书经历就是一个大学文科教师的入职培训。
三、两段经历的关系
回首平生的两段读书经历，感慨万分。在前面的十年中，我的读书毫无功利目的，也无实际裨益。当我在农馀或雨天捧起书本时，善意的否定劝阻与恶意的冷嘲热讽不绝于耳。我的读书时断时续，忽此忽彼，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在后面的五年中，我的读书有明确的目标，就是获得从事学术与教学工作的资格。我埋头读书非但不再受人嘲讽，反而得到喝彩鼓励。在读书方式上，我不再漫无边际地随意泛览，而是划定明确的学科范围，甚至有着固定的趣味与路数。从表面上看，前一种读书毫无用处，后一种却是改变命运的必要途径。我在 1978年3月尚是一个农民，八年后便成为南京大学的副教授，主要得益于后一种读书。但实际上两者密不可分，互相渗融。首先，前者的部分结果转化成后者的有利因素，比如 1979年6月我报考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古代汉语那门课竟然考了 98分，原来试卷中分值最高的一道大题是将几段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那几个答案分明源自《左传》《孟子》《礼记》等书，都是我在农村背诵过的段落。其次，前一种读书既脱离功利目的，又不计时间成本，我可以从容不迫地涵泳、体会，所收获的是内心的感动与人生的启迪，这正好可与后一种读书互相弥补。程千帆先生说得好，研究文学要“感”字当头，阅读作品受到的感动是文学研究的原初动力。我的前一种读书正与这种观念不谋而合。我曾在被狂风刮去屋顶的茅屋里望着满天寒星度过漫漫冬夜，受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伟大胸怀的强烈震撼。我也曾在风雨连天的春夜默诵李后主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感动得近乎销魂。当年的书源像是时断时续的涓涓细流，但毕竟是源头活水，它的注入使我的心灵如同一方“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清清水塘。
我从书中结识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人，他们屈尊走进我的茅屋，与我促膝谈心，引我走上正道。我在少年时代的人生理想原是当科学家或工程师，三十岁以后却选择钻故纸堆为业，从此将灵魂安顿在少陵野老与东坡居士所属的唐朝宋代。长达十年的第二段读书经历，便是我人生转折的最大契机。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