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醇》是清代乾隆年间出现的一部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它虽然题署为乾隆帝“御选”，但事实上正如乾隆在序言中所坦承的：“兹《诗醇》之选，则以二代风华，此六家为最。时于几暇，偶一涉猎。而去取评品，皆出于梁诗正等数儒臣之手。”也就是说，此书只有所选六位诗人的名单是乾隆帝“御定”的，其他的编选评注工作皆出于卷首题名为“校对”的梁诗正、钱陈群与题名为“校刊”的陆宗楷、陈浩、孙人龙、张馨、徐堂等人之手，是一部乾隆朝馆阁文臣的集体著作。《唐宋诗醇》因充溢着由“御选”而产生的浓厚的封建说教气味从而长期不受学界注意，但是此书实是一部相当有特点的通代诗选，其编选宗旨和评注也颇见手眼，本文拟对之试作初探。
一
《唐宋诗醇》虽然是唐宋两代的诗选，却体现出较强的崇唐抑宋的观念。乾隆帝在《御选唐宋诗醇序》中就毫不掩饰地说：“文有唐宋大家之目，而诗无称焉者，宋之文足可匹唐，而诗则实不足以匹唐也。既不足以匹，而必为是选者，则以《唐宋文醇》之例，有文醇不可无诗醇，且以见二代盛衰之大凡，示千秋风雅之正则也。”原来在乾隆帝眼中，本书仅仅是为了配合《唐宋文醇》而勉强编撰的！无怪乎在《唐宋文醇》中入选的唐代古文家有韩愈、柳宗元、李翱、孙樵四家，而宋代则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六家，乾隆帝且在序言中申明是对相沿已久的“唐宋八大家”的名单感到不满，故添入李、孙两位唐代作家，这明显表示出要在两代之间谋求平衡的想法。而在《唐宋诗醇》中则不管平衡与否，在唐代诗人中入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四家，而在宋代诗人中却只选了苏轼、陆游两家。
崇唐抑宋的观念在此书的评注中也时时表现出来，例如卷二四白居易《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评曰：“一气呵成，句句转，笔笔灵。……宋人如杨廷秀辈有意摹仿此种，徒成油腔滑调耳。”其实此诗并不如所评之佳，而杨万里也并无摹仿此类诗而陷于油滑的情况。再如卷四四陆游《五云门晚归》，评曰：“以高韵胜，置唐人集中，不复可辨。”后面一类评语在书中甚为常见，只要是苏、陆诗中的佳作，就往往评之曰“似唐”，或“不逊唐”，表面上似乎是赞扬这些宋诗，事实上却正是以唐诗的标准来衡量宋诗，言下之意是宋诗之佳者即在于它们像唐诗，而那些不像唐诗的宋诗就无足称道了。
在崇唐的前提下，《唐宋诗醇》更鲜明地体现出崇杜的倾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宋诗醇》最重要的编选宗旨就是宗尚杜诗。
首先，《唐宋诗醇》中各家入选篇目的数量如下表：
在全书共2665首诗的总篇幅中，杜甫一人就占了四分之一强！如果再考虑到各家作品的总数，那么杜甫入选诗数占其作品的总数一半以上，而其他各家的入选率只有李白稍微超过三分之一，而白居易则低至八分之一，陆游更低至十七分之一！（注：《唐宋诗醇》成书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其时李、杜等六家的诗作所存情形与现在相差不多，为免辞费，兹不细述。）
其次，《唐宋诗醇》在评注中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由于它是一本“御选”的书，从忠君爱国的角度来崇扬杜甫是题中应有之义，此类评语不但大量出现在杜诗的评注中，也相当频繁地出现在其他各家的评注中，即使在李白诗中也不例外，如卷一《古风》的总评曰：“白以倜傥之才，遭谗被放，虽放浪江湖而忠君忧国之心未尝少忘。”这其实就是用杜甫的标准来评价李白，故貌似扬李，实为扬杜。贯穿于全书的此类评语当然不可避免地散发出相当浓厚的封建说教气味，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付之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它在评论诗歌艺术时所体现的崇杜倾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第一是对杜诗自身的揄扬。对杜甫所擅长的诗体如五、七言古律体诗，《唐宋诗醇》都对其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作出充分的评价，例如卷十《北征》，评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有五言，不得不以此为大文字也。”又如卷十一《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评曰：“七古至于老杜，浩浩落落，独往独来，……足以横睨一世，独有千古。”又如卷十七《谒先主庙》，评曰：“格调庄严，气骨浑厚，有典有则，长律当以此为正宗。”又如卷十七《秋兴八首》，评曰：“近体以七律为难。唐代八家，人不数首。……独至杜甫，天授神诣，造绝穷微，卓然为千古之冠。”即使是对于杜甫不甚擅长的诗体如七言绝句，此书也予以回护，如卷十五《绝句》（无数春笋满林生），评曰：“老杜七言绝句，在盛唐中独创一格。论者多所訾议，云非正派。当由其才力横绝，偶为短韵，不免有蟠屈之象，正如骐骥骅骝，一日千里，捕鼠则不如狸狑，不足为甫病也。然其间无意求工而别有风致，不特《花卿》、《龟年》数首久推绝唱，即此诸作，何尝不风调佳致乎？”我们认为杜甫的七绝确有其独特之处，但是除了此评中提到的《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少数几首外，他的七绝与王昌龄、李白等七绝圣手的造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此评却一味地回护杜甫，甚至把杜甫不工于七绝说成是骏马“捕鼠不如狸狑”，这就很难说是公允之言了。对于某些特定题材的杜诗，《唐宋诗醇》也尽量从诗史的角度予以肯定，例如卷十五《戏为六绝句》，评曰：“以诗论文于绝句中，又属创体，此元好问论诗绝句之滥觞也。”又如卷十七《咏怀古迹五首》之三乃咏王昭君者，评曰：“咏明妃者，此为第一，欧阳修、王安石诗犹落第二乘。”前面一评指出杜甫对论诗绝句这种在后代蔚为大观的特殊诗论形式的开创之功，十分妥当。但后面一评则未必准确，因为欧阳修、王安石的《明妃曲》皆以议论见长，与杜诗的侧重点不同，艺术上则皆有独到之处，春兰秋菊，很难说孰为第一。当然，从总体上看，《唐宋诗醇》对杜诗的高度评价是符合事实的，而且它常常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进行评判，颇有历史观念。
第二是在对其他诗人的评说中涉及杜甫。由于被入选的诗都是精选所得，所以在评语中不可能出现对该作品自身的贬责之语，于是此类评语通常都是称赞该诗接近杜诗的水准或受到杜诗的影响，这在陆游诗的评语中最为常见，例如卷四三《游三井观》，评曰：“因画生慨，妙得子美家法。笔力朴坚，亦复相近。”又如卷四五《感愤》，评曰：“大声疾呼，气浮纸上，《诸将五首》之嫡嗣也。”需要指出的是，此类评语有时没有出现杜甫之名或杜诗的篇名，例如卷四四《忠州禹庙》，评曰：“虽非‘橘柚、龙蛇’之比，亦老气无敌。”“橘柚、龙蛇”分明是指杜诗《禹庙》的颔联“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而言，（注：《禹庙》一诗亦选入本书，见卷十六，评语中且对其颔联大加赞赏：“‘龙蛇、橘柚’，宋人亦知其用本事，而不知其妙在无迹。”）所以此评即是说陆诗的水准差肩于杜甫。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李白的评语。对于李、杜二人，《唐宋诗醇》在表面上并无轩轾之见，但是细味其评，仍可见出差别来。卷一李白诗的总评说：“有唐诗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为风雅之正宗。谭艺家迄今奉为矩矱，无异议者。然有同时并出，与之颉颃上下，齐驱中原，势均力敌，而无所多让，太白亦千古一人也。”字面上虽说李、杜势均力敌，但是对李白的总评却先从杜甫说起，仍稍有扬杜之意。在对李白作品的评语中也时时可见类似的情况，例如卷一《古风》（羽檄如流星），评曰：“此等诗殊有关系，体近风雅，与杜甫《兵车行》、《出塞》等作工力悉敌，不可轩轾。宋人罗大经作《鹤林玉露》，乃谓白作为歌诗，不过狂醉于花月之间，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视甫之忧国忧民不可同年而语。此种识见真‘蚍蜉撼大树’，多见其不自量也。”这里虽然大声疾呼地为李白翻案，但所持标准仍是以杜甫为最高典范的价值体系，仍不免有扬杜之意。再如卷五《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太守韦良宰》，评曰：“通篇以交情时势互为经纬，汪洋灏瀚，如百川灌河，如长江之赴海，卓乎大篇，可与《北征》并峙。”虽然评价甚高，但毕竟仍是隐然以杜诗为最高艺术标准的，仍有扬杜之意在内。
二
《唐宋诗醇》的另外一个编选宗旨是强烈的思想倾向性。上文曾提到过此书对于忠君爱国的异乎寻常的强调，除此之外，它的思想倾向还有多方面的体现。
首先，《唐宋诗醇》特别强调在诗作中所蕴含的政治教化意义，此类评语散见于各家诗集之中，尤其集中体现在白居易集中。先看其卷十九中对白诗的总评：“其与元微之书云：‘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辞迂。’作诗指归具见于此。盖根柢六义之旨，而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意。”其实本书对白居易自己所分的四类诗作中的感伤诗与杂律诗两大类也选录了不少，但对白诗的总评却只涉及到讽喻诗与闲适诗两类，这显然是由于前面两类尤其是感伤诗一类与政治教化功能关系不大的缘故。让我们看几首白诗的评语：卷十九《燕诗示刘叟》，评曰：“极寻常语，却有关风化，足以警世。”由于诗人自己在此诗小序中已说明此诗是由于“叟有爱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时亦尝如是，故作燕诗以谕之。”所以此评并不是无中生有，但是此类评语实在颇为迂腐，毫无精警之处。再如卷二一《东坡种花二首》，评曰：“前一首细写种花之趣，静观物理，及时行乐，独善之义也。后一首推广言之，与柳宗元《郭橐驼种树说》同意，兼济之意也。”如此解诗，恐难逃“固哉”之讥了。此类评语在其他人的诗中也时有出现，如卷四五陆游诗《邻曲有未饭被追入郭者悯然有作》，本是一首描写民瘼的好诗，然而评语却说：“亲民之官，莫如守令，与人主共养百姓，同休戚者，其惟良吏乎。汉治之称文、景有以也。”完全脱离了诗作的文本自身而对所谓吏治大发议论，既迂腐粗浅又不着边际，这种诗评，几乎没有什么诗学价值，可说是此书评语的糟粕部分。
其次，《唐宋诗醇》虽然出现在文网尚未十分严密的乾隆前期，但是清廷对那些涉及君臣关系或满汉关系的文字已经相当敏感，这在此书的选目和评语中都有所体现，最明显的是关于杜诗的评注中涉及的钱谦益注以及陆游诗的选目两点。下面分别论之。
在《唐宋诗醇》的编撰时期，重要的杜诗清注本共有钱谦益注、朱鹤龄注、仇兆鳌注、浦起龙注等四种。钱谦益其人，无论是诗文写作的水平还是学术研究的水准，在明末清初无疑都是文坛上执牛耳的人物。但是由于他始则降清，终则与清廷貌合神离，所以引起了清廷的极大反感，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帝为沈德潜所撰《国朝诗别裁集》作序时斥钱谦益“不得为忠厚”开始，[1](P10511)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诏谕史馆“钱谦益反侧卑鄙，应入国史贰臣传”为极点，（注：见《清史·列传》七九《钱谦益传》。由于《清史稿》撰于清亡之后，故书中未遵守此诏而把钱氏写入“贰臣传”。）对钱氏的口诛笔伐越来越严厉。而成书于乾隆十五年的《唐宋诗醇》中对于钱谦益的态度则远未达到后来的那种深恶痛绝的程度，值得我们注意。今检《唐宋诗醇》的杜诗部分，径引钱注的共有三十四处之多（注：本文的统计方法如下：如一题数首分别有注的，则分别计数；但如该注系对该题诗的整体而作的，则计作一处。），具体篇目详见（表2）：
而其他三种杜诗清注在《唐宋诗醇》中被引用的数目则如表3：（注：为省篇幅，本表只列所引各家注释的数目，篇名从略。）
表3 其他三种杜诗清注在《唐宋诗醇》中被引用的数目
由此可见，《唐宋诗醇》对钱注是相当重视的，因为在清注四家中，只有仇注被引数高于钱注，如果考虑到仇注在康熙朝进于朝廷后曾得到康熙帝的嘉奖，所以乾隆时的馆臣一定要对它有所维护的事实，那么几乎可以说钱注是《唐宋诗醇》中最受重视的杜诗注本了。（注：《唐宋诗醇》中也引及杜诗的几种宋注如赵次公注、黄鹤注及明末的王嗣奭注等，但数目都很少，可以不计。）不但如此，在《唐宋诗醇》中还有引了钱注后又对之加以赞扬的情形，例如卷十七《秋兴八首》的总评中就说：“钱谦益笺，十得八九，择其合者录之。余人尚有雌黄，抑亦不知量耳。”竟认为钱笺可算是《秋兴八首》的定评了。
然而《唐宋诗醇》也有对钱笺予以批驳的情形，例如卷十三《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评曰：“钱谦益引妙实真符之说，谓中含讽刺，不免穿凿，且与甫赠诗望荐之意不合。”如果说这仅仅是对诗旨的理解不同的话，那么下面这例就是严辞斥责了：卷十三《收京》的评语说：“一喜一痛，忠爱之诚，蔼然而见，此始收京之作。钱谦益语语文致，喜为傅会，而不觉其以后释前为大谬也。”此外还有卷十《洗兵马》的评语说：“至于此诗之作，自是河北屡捷，贼势大蹙，特为工丽之章，用志欣幸。中间略有寄意，全无讥讽。而论者以为直剌肃宗，步步文致，殊伤子美之志。昔人谓甫诗一饭不忘君，遂穿凿附会，欲全篇无虚设，可谓不善说诗。”此处虽未直接点出钱氏之名，但是认为《洗兵马》诗中有讽刺唐肃宗不修子礼的含意，本是钱注中首倡之说，他在《草堂诗笺元本序》中引族孙钱遵王之言称此解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得意之状溢于言表。所以《唐宋诗醇》的上述批驳肯定是针对钱氏而发的。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钱注的指责都与杜诗的政治含义有关，与其说这反映了诗学观点的不同，不如说体现了馆臣们坚决维护封建秩序的态度。
在乾隆时期，各地的武装反清活动已经基本平息，清廷对汉族人民的防范、镇压也主要地转移到思想文化方面。在乾隆后期编《四库全书》时，就曾乘机对历代典籍进行大规模的销毁、窜改，企图泯灭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在《唐宋诗醇》中这种意图不像《四库全书》那样昭然若揭，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在此书所选六位诗人中，作品的民族意识最为浓厚的当然首推陆游，而馆臣们对此也没有掉以轻心。第一，陆游诗作虽近万首，但是最能体现陆诗精神的应推他那些高扬爱国主题的黄钟大吕之声。可是在《唐宋诗醇》的入选篇目中，上述情况不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反而受到了有意识的掩盖。试看此类主题的名篇如《金错刀行》、《胡无人》、《夜读东京记》、《楼上醉歌》、《晓叹》、《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中夜闻大雷雨》、《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关山月》、《战城南》、《秋兴》（成都城中秋夜长）、《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京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竟然无一入选，恐怕不是出于疏忽，而是有意识的排斥。第二，在《唐宋诗醇》中也选入了少量陆游的爱国诗作，但它尽量选取那些民族意识表现得不十分明显的作品，例如卷四二《观大散关图有感》，开头即说“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表达了抗敌复国的雄心壮志，但是其情感之激烈与辞气之激愤都不如《金错刀行》、《胡无人》等诗，而且馆臣们还对它作出了“忠愤蟠郁，自然形见，无意于工而自工”的评语，即轻描淡写地赞扬其“忠愤”，然后急忙转到艺术水准上来。至于陆游诗中时常涉及的夷夏之辨的意识，在本书的全部评语中当然是绝无踪影。
总而言之，《唐宋诗醇》的编选和评注中所体现的政治意识相当明显，它确实是一本忠实地贯彻满清朝廷的统治意识的诗选，很符合“御选”之名。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唐宋诗醇》毕竟是成书于乾隆前期的书，所以其政治意识还不是非常强烈，要是它成书于乾隆后期的话，书中就不可能引用那么多的钱谦益之语，而陆游诗中的“胡”字恐怕也会被删削殆尽了。
三
那么，除了宗杜之外，《唐宋诗醇》还体现了哪些诗学思想呢？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唐宋诗醇》在唐宋两代的千百位诗人中精选出李、杜、白、韩、苏、陆六人，其中尤见手眼的是韩愈和陆游两人。让我们从此书对他们的总评说起。卷二七总评韩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亦卓绝千古。论者常以文掩其诗，甚或谓于诗本无解处。夫唐人以诗名家者多，以文名家者少。谓韩文重于韩诗可也，直斥其诗为不工，则群儿之愚也。大抵议韩诗者，谓诗自有体，此押韵之文，格不近诗。又豪放有余，深婉不足，常苦意与语俱尽。盖自刘攽、沈括，时有异同。而黄鲁直、陈师道辈，遂群相訾謷，历宋、元、明，异论间出，此实昧于昌黎得力之所在，未尝沿波以讨其源，则真不辨诗体者也。夫六义肇兴，体裁斯别。言简而意赅，节短而韵长，含吐抑扬，虽重复其词，而弥有不尽之味，此风人之旨也。至于二雅三颂，铺陈终始，竭情尽致，义存乎扬厉而不病其夸，情迫于呼号而不嫌其激，其为体迥异于风，非特词有繁简，其意之隐显固殊焉。千古以来，宁有以少含蓄为雅颂之病者乎？然则唐诗如王孟一派，源出于风，而愈则本之雅颂，以大畅厥辞者也。”的确，对于韩文的成就，几乎是众无异辞的。然而说到韩诗，则是言人人殊了。正如此评所云，宋人对韩诗曾有过较多的贬斥之言。此评则指明了韩诗本于雅颂的性质，也即以铺陈其辞和直叙其事为主要手段的艺术特征，这当然与源出于风的王孟诗派那种兴象深婉、意在言外的诗风大异其趣。由于王孟诗风早已深入人心，而且整个盛唐诗风也是以王孟诗风为主导倾向的，所以当面目一新的韩诗骤然出现于诗坛后，人们就难免要诧为怪异甚至诋之为押韵之文了。可以说，《唐宋诗醇》的上述评语是历史上首次理直气壮地为韩诗张目的言论，它不但较准确地说出了韩诗的特征，而且把它提高到与雅、颂相承的高度来予以肯定。的确，《国风》当然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雅》、《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为什么只有继承了《国风》的王孟诗风能受到肯定，而继承了《雅》、《颂》的韩诗却要被否定呢？《唐宋诗醇》又进而论述韩诗的艺术成就说：“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崚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夫诗至足与李杜鼎立，而论定犹有待于千载之后，甚矣诗道之难言也。”将韩诗评为与可李杜鼎立，言下之意是韩愈的造诣超过白居易，这就把韩诗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可以说，除了叶燮《原诗》之外，还没有出现过对韩诗作出如此高度评价的诗论，更不用说是诗选了。
《唐宋诗醇》对陆游的评语也很值得注意，卷四二陆游诗的总评说：“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少历兵间，晚栖农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荡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为诗歌，以寄其意。此与甫之诗何以异哉？”这段话言简意赅，对陆游的创作过程及其创作特点作了深刻而又生动的论述：陆游虽然享年甚永，但是就其诗歌创作而言，确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其间最重要的又首推他“浮沉中外”的时期，即自46岁入蜀从军至65岁被劾罢官的20年，陆游将自己的诗集名为《剑南诗稿》，就表明了对其“在蜀之日”即从军南郑的那段经历的重视，因为那是奠定陆诗的基调和成就的关键时期。此评还将陆诗的内容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前者为“忠君爱国之诚”也即爱国主题，后者则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的吟咏。“渔舟樵径，茶碗炉熏”几句话说得极好，因为在数量上占压倒多数的陆游，尤其是其晚期诗确实是以这些内容为主要对象的：一是农村生活，从镜湖稽山的湖光山色到草木虫鱼等自然景物；从春耕秋获等农事活动到天灾租税等民生疾苦，在陆游笔下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二是书斋生活，从吟诗读书等文化行为到烹茶漉酒等闲情逸趣，从慕陶学陶的隐逸心态到悼亡训子等亲情之吟，在陆诗中都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抒写。《唐宋诗醇》对这些内容的概括是多么准确，又是何等生动！此段总评还对陆诗篇目繁富的情形作了评说：“诗至万首，瑕瑜互见。评者以为譬之深山大泽，包含者多，不暇剪除荡涤。非如守半亩之宫，一木一石，可屈指计数，可谓知言矣。若捐疵崚，存英华，略纤巧可喜之词，而发其闳深微妙之指，何尝不与李杜韩白诸家异曲而同工，可以配东坡而无愧者哉？”的确，由于《剑南诗稿》卷二十以后的陆诗未曾经过作者删订，而陆游作诗又特勤，所以现存陆诗确有篇目过于繁富且良莠不齐的情况，《唐宋诗醇》并未回避此点，但它指出这对陆诗来说瑕不掩瑜，可谓卓见。
对于本书只选六家的理由，《唐宋诗醇》卷首的《凡例》中亦有补充性质的交代：“唐宋人以诗鸣者，指不胜屈。其卓然名家者犹不减数十人。兹独取六家者，谓惟此足称大家也。大家与名家，犹大将与名将，其体段正自不同。李杜一时瑜亮，固千古希有。若唐之配白者有元，宋之继苏者有黄，在当日亦几角立争雄。而百世论定，则微之有浮华而无忠爱，鲁直多生涩而少浑成，其视白苏较逊。退之虽以文为诗，要其志在直追李杜，实能拔奇于李杜之外。务观包含宏大，亦犹唐有乐天。然则骚坛之大将旗鼓，舍此何适矣。”元稹的成就远逊于白居易，可以不论。但黄庭坚在宋代诗坛上的地位却是相当重要的，他在生前就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后人无论是称扬宋诗还是指责宋诗，也常常苏黄并称，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了。然而《唐宋诗醇》却力排众议，毅然舍黄庭坚而取陆游，这是颇有气魄的。虽说“鲁直多生涩而少浑成”一语并不全面，但确实说中了部分黄诗的弊病。《唐宋诗醇》把韩愈和陆游选入唐宋诗六大家之列，是此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表明了编选者具有独特的文学史眼光。
四
最后讨论一下《唐宋诗醇》的学术水准。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唐宋诗醇》成于众人之手，虽然全书总的编选宗旨并无歧异，但是散见于各家诗的评注中有无不尽一致乃至互相矛盾的地方呢？应该说，此书在定稿时肯定经过一番整合的工作，所以全书基本上是互相协调的，例如卷十三杜甫《春日忆李白》，评曰：“李杜交谊，于白集中论之详矣。”这显然是因为李集在前，所以有关李杜交谊的情形就先在李诗的评注中论及了。但是这个整合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所以书中仍然留下了一些出于众手的蛛丝马迹，例如卷二九韩诗《郑群赠簟》，评曰：“婕妤《怨歌》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此云‘却愿天日恒炎曦’，同一语妙。”而对韩诗最精妙之处即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形容此簟之佳则没有涉及，可谓失之毫厘。（注：按沈德潜《说诗晬语》中评此诗曰：“‘却愿天日恒炎曦’，与‘携来当昼不得卧’，俱透过一层法。”所谓“透过一层法”，意即极度夸张之意，这的确是韩诗最值得注意之处。《唐宋诗醇》中已引了沈语，却未能在本书的评语中申述之。）可是在卷三八苏诗《寄蕲簟与蒲传正》的评语中却指出：“昔郑群当暑湿之时赠簟与昌黎，而韩诗有‘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之句，妙想独透。此则当春寒之候，寄簟与传正，乃云‘皇天何时反炎燠，愧此八尺黄琉璃’，命笔略同。然一则美其适用，一则愧其无用。虽脱胎，仍是翻案也。”此评对韩诗的立意之妙有很清楚的认识，并指出苏诗与它的沿革关系，很具手眼。这就相当令人怀疑上述韩诗与苏诗的评语是出于二人之手，而最后统稿时未及予以协调。
更明显的痕迹在于各家诗的评语水准不一。我的印象是，此书中六家诗的评语中，以白诗的评语质量最低，与其他各家有明显的差距。且不说白诗评语中不时出现的迂腐之见，就是单论艺术分析，它也较少真知灼见，而较多模糊影响之谈，甚至有不少偏颇之见。例如卷二一《渭村雨归》，评曰：“意致简远，极似韦应物。”其实此诗虽能写荒远寂寥之景，但是与韦诗的简淡高远之境尚隔一层。又如卷二四《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评曰：“全是摹老杜《观舞剑器行》而变化出之，笔力峭劲，词意奇警，在集中又高一格。”其实此诗仅仅在叙述技艺师承前人这一点上与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有相似之处，而整体的结构则并不相同，两诗的艺术水准也相去甚远，此评明显是褒扬过度。又如卷二六《答梦得秋庭独坐见赠》的颔联：“霜草欲枯虫思急，风声未定鸟栖难。”评曰：“颔联近晚唐，却非孟郊辈所及。”说白诗近晚唐不错，但说非孟郊所及，则未免大言欺人。事实上孟郊诗的雕锼锤炼之功要高出白诗许多，像此联诗若置于孟郊集中恐怕难称高作。类似的还有同卷《齿落辞》，评曰：“小中见大，视韩愈落齿诗，更觉波澜不竭。”其实此诗无论是描写之生动还是寓意之深刻，都远逊韩愈的同题名作。此类评语在白诗中相当常见，似乎是作评者诗学工夫欠深的结果。当然，即使在同一人的诗评中，也存在着水平不一的现象。即以白诗为例，也有若干条评语是相当精采的，如卷二二《画竹歌》，评曰：“波澜意度，直逼子美堂奥，与香山平日面貌不类，盖有意规仿子美题画诸作而为之者。”白诗中风格如此近于杜诗者是非常罕见的，此评有见于此，可谓独具只眼。这当然可能是作评者的妙手偶得，但更可能是它出于他人之手。上述几种质量欠佳的情况在其他各家的评语中较少出现，可见在《唐宋诗醇》中白诗的评语是相形见绌的。甚至在注释中也有类似情形，如卷二一《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注中竟全引白氏《庐山草堂记》，又如卷二二《长恨歌》，注中竟全文引用陈鸿《长恨歌传》，这种繁冗的注释方式在其他各家诗中都未出现过，是全书体例不一的明显表现。
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必须指出。在韩诗的评语中，有节取朱彝尊语之处，如卷三十《寄崔二十六立之》，评曰：“叙崔如小传，叙自如尺牍。杂沓爾缕，似破碎而实浑成。……”今检前二句见于朱彝尊的《批韩诗》。[2](P878)又如卷三一《泷吏》，评曰：“欲写贬地远恶，却设为问答，又借吴音俚语，以致真切之意，助荒陋之态，格调全祖古乐府来。……”今检朱氏《批韩诗》，与此评略同，惟“欲写”作“欲道”，又“助荒陋之态，格”作“语”而已。[2](P1117)按此书体例，如引用前人评注，皆置于本书的评语之后，且皆标明注家姓氏。在卷三二苏诗《石鼓歌》后引用朱彝尊语，即明确标明“朱彝尊曰”。何以在上述韩诗的评语中径引朱氏之语却不作任何说明？这是偶尔的疏漏还是有意的剽窃？因材料有限，尚难定论，书之志疑。
总的说来，《唐宋诗醇》中对作品的评语撮合转述前人之意的较多，而有所发明的不多见。其中最不惬人意的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评语，例如卷二九韩诗《谒衡岳庙遂宿岳诗题门楼》，评曰：“东坡所谓能开衡山之云者本此。”这是指苏轼的“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之语而说的，（注：苏轼此语见《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卷一七。所谓“能开衡山之云”即指韩诗《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中“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一段而言。）但这种评语实在没有什么诗学意义。又如卷三六苏诗《舟中夜起》，评曰：“一片空明，通神入悟。情性所至，妙不自寻。”此诗实以描写水宿夜景见长，此评可谓不着痛痒。也许正因如此，当《唐宋诗醇》的编者自觉有独得之见时，就不惜泼墨如水地大书特书，例如卷三十韩诗《病中赠张十八》，评语针对其中的“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两句大发议论：“按顾嗣立谓孙汝听不知出自班孟坚《宝鼎诗》，而漫引《史记》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之鼎，此其讹谬更甚。嗣立但见《史记·秦本纪》有王与孟说举鼎事面，无龙文字面，遂疑其讹谬，而改注之。不知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自在《赵世家》中，诗本用此，孙注或欠详晰，而于义未为失也。若不引举鼎而泛引宝鼎，于下句‘力扛’何涉？旧注时有舛错，此则改注反成讹谬，特为正之。”今按此评确实有理，但其实顾嗣立只是偶然误记而已，只要指出就行，毋需如此大做文章。又如卷三四苏诗《寄题刁景纯藏春坞》的颈联“杨柳长齐低户暗，樱桃烂熟滴阶红”，评语对此大发议论：“五六一联，轼乃脱化张谓《春园家宴》诗‘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之句，今注诗者乃引白居易《梦游春五言》云‘门柳暗全低，檐樱红半熟’，而不引张诗。既为未谙源委，且奈何舍盛唐而述中唐也！”得意之状溢于言表。有时竟因疏忽而急于自矜，却没有注意到所言并非独得之秘，例如卷三六苏诗《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不知何人诗也。宿黄州禅智寺，寺僧不在，夜半雨作，偶记此诗，故作一绝》，评曰：“壁上之诗乃潘阆所作。潘阆夏日宿西禅寺，题曰：‘此地绝炎蒸，深疑到不能。夜凉知有雨，院静若无僧。枕润连云榻，窗明照佛灯。浮生多贱骨，时日恐难胜。’诗见《宋文鉴》，今注苏诗者多未引及此。”事实上苏诗的查慎行注早已注出潘诗，且指明此诗除了见于《宋文鉴》之外，也见于《瀛奎律髓》，这比《唐宋诗醇》要早很多年。（注：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成书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比《唐宋诗醇》早半个世纪。）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可知，《唐宋诗醇》是一部反映乾隆朝清廷意识的诗选，较浓厚的封建意识和满汉之防的意识都对此书的学术水准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除此之外，全书的质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在唐宋诗大家之选择、各家诗风特征之认定等方面都有比较中肯且新颖的观点。弃其短而取其长，我们应对《唐宋诗醇》予以充分的重视，它是我们考察唐宋诗学以及清乾隆前期学术风气的重要典籍。
【参考文献】
[1] 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