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鹤林玉露》卷一六载：“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於诗乎？’”这段佚事生动地写出了一位热爱文学的理学家对诗歌创作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矛盾心态。从纯粹的理学家立场来看，吟诗作文是有害於道德追求的。《二程遗书》记载程颐的言论：“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於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它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非俳优而何？”“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程颐的意思很清楚：诗文写作必须要专心致志才能臻於高境，既然修身养性是人生第一要务，那么诗文写作就不能不予以摒弃。朱熹对程颐的精神是心领神会的，但他一来受到性喜文学的父亲朱松及老师刘子翚的影响，二来自身文学天分很高故写诗作文得心应手，似乎不很需要“专意”、“用功”，所以他对诗文写作的态度就不象程颐那样的极端排斥。乾道三年（1167），朱熹携门人林用中远赴长沙访问张栻，就理学的某些重要观点展开讨论。这次历时两月有余的讨论并没有完全达到朱熹的目标，即泯灭以他为首的闽学与以张栻为首的湖湘学之间的思想分歧，但却在讨论之余所作的南岳衡山之游中产生了一部重要的唱和诗集——收诗一百四十九首的《南岳唱酬集》，其中朱熹的诗就有四十八首。（注：今本《南岳唱酬集》乃林用中后人所编，中有伪作，详见束景南《朱熹南岳唱酬集考》，载《朱熹佚文辑考》第703—71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本章所言朱熹诗系据《朱文公文集》卷五所收为准。）在短短的二十天中作诗近五十首，平均每天两首有余，真可说吟兴甚浓了！对此，朱熹在《南岳游山后记》中检讨说：

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善人之所以深怨而痛绝之者，惧其流而生患耳，初亦岂有咎於诗哉！……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优柔平中，而其流乃几至於丧志，群居有辅仁之益，则宜其羲精理得，动中伦虑，而犹或不免於流。况乎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无穷，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其可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将何以御之哉！

所谓“善人”，显然正是程颐之俦，而“丧志”云云，也分明是程颐言论的复述。然而，朱熹对诗的态度毕竟要比程颐温和得多了，他以为诗之“流”才会至於“丧志”，也即沉溺於诗，泛滥无归，才会影响学道。言下之意是，只要对此保持警惕，有所节制地写诗，那么还是有益处的：“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这样，表面上似乎还是对诗歌声色俱厉，实际上已为之大开方便之门。难怪就在写下上述这段话后，朱熹与林用中等二人东归，途中更迭唱和，二十八天中共成诗二百余篇，其中朱熹的写作速度竟达每天三、四首，简直是变本加厉了。

正因如此，尽管朱熹一生忙於讲学、著书以及从政，但他从幼至老一直都没有断绝吟咏之事。在今本《朱文公文集》中，卷一至卷十皆为诗赋，共计诗作一千一百四十八首。如果加上《别集》卷七以及《朱熹佚文辑考》中所辑的一些佚诗，今存朱熹之诗尚达一千三百多首，此外还有词十六首，朱熹可说是一位作品颇丰的诗人。

那么，朱熹的诗写的是甚么样的内容呢？

首先应该指出，朱熹的一部分诗作是与北宋理学家的诗如出一辙的。在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中，邵雍最喜作诗，其《伊川击壤集》收诗多达一千五百余首。周敦颐、程颢等人有时也对吟风弄月颇有兴趣，各有一些诗作传世。然而这些理学家写诗的动机却完全是非文学的，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中自称：

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於情性哉？

既不措意於艺术形式，又不受情性的“牵累”，这当然是“异乎人之所作”，也即与诗人之之诗迥然相异的作品了。理学家诗中并非绝对没有清新俊逸之作，但作为他们代表作的却是下面这类诗：

　　闲行吟　　邵雍

　　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

　　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迭迭非。

　　列子御风徒有待，夸父追日岂无疲。

　　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

　　秋日偶成　　 程颢

　　闲来万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诗中表达的是他们对某种人生哲理或道德境界的体认，诗歌也就成了演绎道理的学术论著或宣扬教化的讲羲，不过是以韵文的形式而出现罢了。对邵、程等人的这类诗作，朱熹是深为欣赏的，然而他所欣赏的不是其文学价值，而是诗中所涵蕴的圣贤气象。朱熹与门人谈到邵雍时，多次涉及其诗，说：“康节诗书好看。”（注：《朱子语类》卷一○○，第255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文简称《语类》。）“康节以品题风月自负，然实强似《皇极经世书》。”（注：《语类》卷一○○，第2553页。）“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注：《朱子语类》卷一○○，第255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文简称《语类》。）朱熹认为邵雍的“品题风月”也即《伊川击壤集》中的诗作超过其最主要的哲学著作《皇极经世书》，又认为其诗是其学术思想的外在表现和修饰，两者似有矛盾，其实不然。《皇极经世书》是还用易理和易数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之变迁的著作，邵雍的思想观念尽见此书，它的理论价值当然不是《伊川击壤集》所能比拟的。然而朱熹对邵雍的象数之学是颇有微词的，认为“其初只是术耳”。（注：《语类》卷一○○，第2543页。）相比之下，倒是邵雍的诗在表达其哲理时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就避免了他在推步过程中的不够精确和陷於支离的弊病，这样反而离光风霁月的圣贤境界更近了一些。《朱子语类》卷一○○中记录的朱熹与门人谈论邵雍的话中，对邵的理论抽绎常有批评之语，但对其诗则赞不绝口，当是出於这个原因。正是由於对诗歌的这种特殊功能深为重视，朱熹自己便也常常写些与邵雍相类似的诗。相传他写过《训蒙绝句九十八首》，由於传本多误，（注：朱熹作《训蒙绝句》事，宋人著作中有记载，然传本则经后人窜乱，不可信，详见束景南《朱熹作〈训蒙绝句〉考》，《朱熹佚文辑考》第687—702页。）现在见於《朱文公文集》卷二的六首可靠的诗中举两例：

　　困学

　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

　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光阴。

　　克已

　宝鉴当年照胆寒，向来埋没太无端。

　只今垢尽明全见，还得当年宝鉴看。显然，这些诗与邵程等人所作并无太大的差别，治思想史的学者当然应视之为重要的材料，因为它们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朱熹的学术观念。然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意羲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朱熹的多数诗作都呈现这种面貌的话，他就不能成为宋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然而朱熹毕竟与邵雍不同，他的诗歌题材取向要宽广得多，其艺术成就也绝非《伊川击壤集》所能望其项背。

　　二

首先，朱熹关心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南宋诗坛上的汹涌澎湃的爱国主羲潮流在这位理学大师的心中也掀起了层层波澜。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大举南侵，南宋军民奋起抗击，经过三个月的血战，终於击退金兵。（注：详见《续资治通鉴》卷一三五。）捷报传来，正在延平闭门读书的朱熹兴奋不已，接连写下好多首感时抚事之诗：

　　感事书怀十六韵

　　胡虏何年盛，神州遂陆沉。

　　翠华栖浙右，紫塞仅淮阴。

　　志士忧虞切，朝家预备深。

　　一朝颁细札，三捷便闻音。

　　授钺无遗算，沈机诚圣心。

　　东西兵合势，南北怨重寻。

　　小却奇还胜，穷凶祸所临。

　　旃裘方舞雪，血刃已披襟。

　　残奕随煨尽，遗黎脱斧砧。

　　戴商仍夙昔，思汉剧讴吟。

　　共惜山河固，同嗟岁月侵。

　　泉蓍久憔悴，陵柏幸萧椮。

　　正尔资群策，何妨试盍簪。

　　折冲须旧衮，出牧仗南金。

　　众志非难徇，无休讵可谌。

　　故人司献纳，早晚奉良箴。

　　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

　　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声音。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

　　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

　　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

　　谁遗捷书来筚户，真同百蛰听雷音。

　　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

　　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前一首是写给起居舍人刘珙的，不免稍多颂圣之言，但全诗基调是对神州陆沉，国势陵夷的忧虑和对抗敌复国的希望，沉郁之中显出雄豪，欢欣之中织有忧虞，正是当时的爱国士大夫内心复杂情感的真实写照。后一组诗是听到刘锜的皂角林之捷后所作，虽然步人原韵，却仍是一气呵成，激情奔涌：第一首写沦陷区荒凉凄冷，遗老日夜盼望恢复；第二首写宋军同仇敌忾，大败强敌；第三首写自己听到捷报的振奋之情；第四首预祝宋军取得更大的胜利。气势雄健，风格壮阔，语言直截而意味深永，这些优点都得益於理直气壮的道羲自信和爱憎强烈的情感力度。与此相近的诗还有《闻二十八日报喜而成诗七首》等，乃作於同年十一月的采石矶大捷之后，此时金主完颜亮已毙命，金兵全部退至淮北，所以诗中更加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例如其一、其五：

　　胡马无端莫四驰，汉家原有中兴期。

　　旃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心合自知。

　　汉节荧煌直北驰，皇家卜世万年期。

　　东京盛德符高祖，说与中原父老知。

如果我们把这些诗与陈与羲的《感事》、《邓州西轩书事十首》，陆游的《闻武均州报收复西州》、《送汤歧公镇会稽》等同类作品相比较，便可看出它们与陈、陆等人的爱国主羲诗歌在精神上息息相通，在风格上也如出一手，这正是南宋诗坛上最能体现时代脉搏的强音。可惜朱熹后来日益沉潜於诚意正心之学，不大再写此类题材了。但是这一度出现的慷慨激昂之音毕竟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朱熹一生中亲历政事的时间不多，但他对於民生疾苦是十分关心的。乾道三年（1167）七月，崇安山洪暴发，朱熹这个闲居待次的“武学博士”得到州府传檄参与赈灾事宜。他在穷乡僻壤奔波了十天，使他触目惊心的不仅是洪水滔滔的自然灾害，更是官府漠视民生、虚与委蛇的人为祸害，他写信给弟子说：“朝廷所遣使者方来，所至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县之人得之，深山穷谷尚有饥民，却不沾及。然所谓十日，亦只虚文，只轺车过后，便不施矣。其实亦无许多米给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无一事真实，可叹，可叹！”（注：《答林择之书》，《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六，第1页，四部丛刊本。下文简称《文集》。）於是他写下了《杉木长涧四首》，其一云：

　　我行杉木道，驰辔长涧东。

　　伤哉半菽子，复此巨浸攻！

　　沙石半川原，阡陌无遗踪。

　　室庐或仅存，釜甑久已空。

　　压溺余鳏孤，悲号走哀恫。

　　赙恤岂不勤，丧养何能供？

　　我非肉食徒，自闭一亩宫。

　　箪标正可乐，禹稷安能同？

　　朅来一径行，歔欷涕无从。

　　所惭越尊俎，岂惮劳吾躬。

　　攀跻倦冢顶，永啸回凄风。

　　眷焉抚四海，失志嗟何穷！诗中刻画了洪水过后百姓嗷嗷待哺的悲惨处境，历历在目。从上引书信所揭露的官府赈灾真相来看，“赙恤岂不勤”两句分明是语含讽刺，意即如此的赈济，对灾民能有多少用处？后半首中朱熹自叹身居闲职，不能为民解忧，故内心极感困惑、痛苦。此诗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是深刻、尖锐的，所流露的对人民的同情是深厚、真切的，这正是一位正直的儒者面对民瘼应有的心声。朱熹后来在淳熙七年（1180）知南康军任上曾逢大旱灾，到淳熙九年（1182）又以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的职务专程往浙中处理特大水旱灾之后的赈荒事务，他劳心焦思，视民如伤，不但想方设法多发赈济钱粮，而且雷厉风行地惩罚贪官污吏，政绩卓然。可惜他这时一心扑在公务上，却没有再写出《杉木长涧》那样的诗作来。

　　三

上述两方面的诗作是朱熹诗中写实主题的主要内容。朱熹生平很少对古代诗歌的写实传统发表意见，但从他对具体作品的取舍来看，他对之是采取认同态度的。例如他说：“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注：《答刘子澄书》，《文集》卷三五，第19页。）又如他曾想编写一本通代诗选，选目中包括“三百篇”、“汉魏古辞”和“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石壕》、《夏日》、《夏夜》诸篇。”（注：见《答巩仲至书》，《文集》卷六四，第4页。）可见他对文学史上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深表赞许，上述例诗就是他这种观念的体现。然而从整体上说，朱熹最重视的诗歌功能却是抒情述志，他说：

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纯一之地，其於诗固不学而能之。（注：《答杨宋卿》、《文集》卷三九，第3页。）应该指出，朱熹所说的“志”，肯定包话前文所述的对人生哲理或道德境界的体认，也即与邵雍所谓“何故谓之诗，诗者会其志”（注：《论诗吟》，《伊川击壤集》卷一一。）是相一致的。然而在创作实践中，朱熹却并没有将自己局限於邵雍诗的范围之内，朱诗所言的“志”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的。

第一，朱熹虽然十九岁就中了进士，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担任实际的政务，所以长年住在山中读书养性，颇似隐逸之士，他有很多诗是陶写自己的孤寂情怀的，例如：

　　夜坐有感

　　秋堂天气清，坐久寒露滴。

　　幽独不自怜，兹心竟谁识？

　　读书久已懒，理郡更无术。

　　独有忧世心，寒灯共萧瑟。

　　病告齐居作

　　层阴霭已布，小雨时漂洒。

　　独卧一窗间，有怀无与写。

　　高居生还兴，春物弥平野。

　　虑旷景方融，事还情无舍。

　　聊寄兹日闲，尘劳等虚假。第一首写寒夜青灯下的心理活动，第二首写病中对节物变化的感触，它们的基本情调是冲淡安谧的，然而也杂有忧虑、惆怅、甚至愁怨、牢骚等感情。这些诗的抒情主人公不像邵雍那样乐天知命、心满意足，而是有所追求，有所不满，以敏感的目光关注着生命的流程。朱熹会在评论陶渊明时说：“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注：《语类》卷一四○，第3327页。）朱熹常常以隐者自居，然而从他的诗来看，他也正是一个“带气负性”的隐者。也许我们不能轻易断言这是朱熹的人生境界胜过邵雍、二程的原因，但我们能够断言这是朱熹的诗歌境界远远超越邵、程等人的原因：朱熹诗中所体现的生命意识远为浓烈，对自然、人生的感受也远为强烈，所以朱诗所展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不是正襟危坐、心如古井的理学家，而一位感情细腻、兴趣广泛的文学家。

第二，朱熹虽然以探究性理、发明圣道为已任，但他热爱实际生活的丰富内容，他的诗中充溢着生机勃勃的情趣。南宋诗坛上比较流行的题材，在朱熹诗中几乎都得到关注。例如：

　　题祝生画呈裴丈二首（其二）

　　斗酒淋漓后，颠狂不作难。

　　千峰俄纸上，万景忽毫端。

　　石瘦冈峦古，林深烟雨寒。

　　苍茫无限意，俗眼若为看。

　　五禽言和王仲衡尚书（其四）

　　脱裤，脱裤，桑叶阴阴墙下路。

　　回头忽亿舍中妻，去年已逐他人去。

　　旧裤脱了却不辞，新裤知教阿谁做！

第一例为题画诗，第二例为禽言诗，这两类题材虽然在唐诗中已经出现，但它们的广被采用则是在宋代。张高评先生著《宋诗之传承与开拓》，（注：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以“翻案诗、禽言诗、诗中有画”三者为宋诗中最有创新意羲的走向，其实“诗中有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题画诗。从北宋元祐至南宋，差不多所有重要诗人都写过这两类题材，但理学家则对此不屑一顾，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题材分明是“闲言语。”朱熹集中有题画诗十四首，禽言诗五首，这与当时的其他诗人此类作品的比重大致相当。

此外，描写士人日常生活内容的各类题材如思亲怀友，写景咏花，以诗代柬等，在朱熹诗中都占很大的比重，例多不具引。如果说诗歌由唐转宋的轨迹之一是题材向平凡生活内容的倾斜，那么朱熹集中大量的此类诗作正是体现着宋诗的普遍性质。南宋的大诗人如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的诗中，此类题材所占的比重也非常之大，可见朱熹诗歌的取材倾向是与当时诗坛完全合拍的。

上述两大类题材的诗与邵、程等人诗有较大的不同，所以朱熹虽然与邵、程等理学家一同被后人选入《濂洛风雅》，但事实上他的作品与这部专选理学家诗作的诗选的总体倾向是颇有出入的。后人认为自从金履祥编了《濂洛风雅》，“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濂洛风雅》提要，第173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但是朱熹虽然身为理学家即道学中人，但他的诗却并未与“诗人之诗”异如楚越，恰恰相反，他的诗离“诗人之诗”较近而离“道学之诗”较远，这在宋代大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有一个问题需要稍作辨析，理学家作诗，经常会涉及风花雪月，也即自然景观。邵雍有诗云：“闲为水竹云山主，静得风花雪月权”（注：《小车吟》，《伊川击壤集》卷一二。）周敦颐有诗云：“倚梧或歌枕，风月盈冲襟”（注：《瀼溪书堂》，《周濂溪集》卷八。）连程颢都有一首颇有名的《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显然，理学家的吟风弄月并不是单纯的写景诗或咏物诗，虽然有些佳作也能刻划优美的景色，创造出幽远有致的意境，但从总体上说，他们的目的并不在於欣赏自然之美，而注重从自然景物中领悟生命的意羲，并进而体认宇宙的道理。据说周敦颐“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注：《二程遗书》卷三。）而程颢也是一样：“书窗前有茂草履物，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注：见张九成《横浦心传录》卷中。）蓬勃生长的青草和自由游泳的小鱼既体现了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天机，也涵泳着观物者悠然洒脱的胸次，这与理学家的作诗吟风弄月具有相同象徵意羲。所以理学家们无论是写山水诗还是咏物诗，他们追求的境界都以哲学层次的体认大道为终极目标，从而削弱甚至泯灭审美层次上的欣赏和表现。朱熹评论邵雍诗说：“渠诗玩侮一世，只是一个‘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注：《语类》卷一○○，第2553页。）可谓一针见血之论。朱熹本人的诗歌创作中，风花雪月也是极其重要的题材取向。而且有许多诗也与邵、程等人体现出同样的写作目的，然而朱熹更多的写景咏物之诗却摆脱了体道证圣的目的，而注重於表现审美的喜悦：

　　栖贤院三峡桥

　　两岸苍壁对，直下成斗绝。

　　一水从中来，涌潏知几折？

　　石梁据其会，迎望远明天。

　　倏至走长蛟，捷来翻素雪。

　　声雄万霹雳，势倒千嵽嵲。

　　足掉不自持，魂惊谁堪说？

　　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绝。

　　尚想化鹤来，乘流弄明月。

与诸人用东坡韵共赋梅花适得元履书有怀其人因复赋此以寄意焉

　　罗浮山下黄茅村，苏仙仙去余诗魂。

　　梅花自入三迭曲，至今不受蛮烟昏。

　　佳名一旦异凡木，绝艳千古高名园。

　　却怜冰质不自暖，虽有步障难为温。

　　羞同桃李媚春色，敢与葵藿争朝暾。

　　归来只有修竹伴，寂历自掩疏篱门。

　　亦知真意还有在，未觉浩气终难言。

　　一杯动汝吾不浅，要汝共保山林樽。这两首都与苏轼有关：前一首描写庐山的一处名胜。元丰七年（1084），苏轼游庐山，“奇胜殆不可胜纪，而懒不作诗，独择其尤佳者，作二首。”（注：《庐山二胜·序》，《苏轼诗集》卷二三。）其中的一首是《栖贤三峡桥》，这是苏轼山水诗中的名篇。时隔百年之后，朱熹来到庐山，与著名诗人尤袤唱和，成《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注：《文集》卷七，第12—15页。按：这一组诗作於淳熙七年（1180），当时朱熹知南康军，尤袤则任江东提举。）其中第四首就是《栖贤院三峡桥》。诗中“老仙有妙句”云云，正是指苏轼而言。后一首是咏梅诗，一开首便缅怀苏轼在惠州作诗咏梅之事：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至惠州，作《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再用前韵》、《花落复次前韵》，（注：《苏轼诗集》卷三八。）三首诗都以“材、魂、昏、园、温、暾、门、言、樽”为韵，是被后人评为“极意锻炼之作”（注：纪昀语，见《苏轼诗集》卷三八。）的绝妙好词。朱熹对此诗再三步韵和之，此为其一。苏轼的原作或咏山水清景，或咏梅花丽姿，虽然后者寓有自己被贬荒远的落寞情怀，但丝毫未会减弱诗人对美的欣赏、领会和契合。朱熹对苏轼的学术思想视若异端，对其为人也多讥议：“两苏既自无致道之才，又不会遇人指示，故皆鹘突无是处。”（注：《语类》卷一三○，第3111页。）他当然不可能认为苏轼诗中会有甚么体道证圣方面的思想价值，他对苏诗表示倾倒，称苏轼为“老仙”、“苏仙”，完全是出於审美意识的认同。正像苏轼一样，庐山的奇山秀水和梅花的绝艳幽姿，使朱熹情不能已，他至少是暂时忘却了体认大道，而沉浸在美好事物所激起的喜悦之中。试读上引的两首诗，已经看不出有邵、程诗的那种认识意羲，相反倒是与苏诗桴鼓相应。苏轼的《栖贤三峡桥》中有“况此百雷霆，万世与石门”、“跳波翻潜鱼，震响落飞狖”之句，描写飞瀑的气势极为传神，朱熹诗中，“倏忽走长蛟，捷来翻素雪。声雄万霹雳，势倒千嵽嵲”几句分明是他对“千古擅奇绝”的“老仙妙句”的心摹手追。苏轼的三首咏梅诗都把梅花比作幽独高洁的世外仙姝，且视为自己的知己，朱熹的追和之作也采取了同样的拟人手法，形神皆肖，更不用说亦步亦趋的次韵。也许朱熹的诗在艺术水准上尚与苏诗相形见绌，但在美学意味上则甚为相近。否则的话，自视甚高的朱熹岂肯俯首尊称苏轼为“仙”！由此可见，朱熹笔下的一部分山水诗和咏物诗，已经完全不同於邵、程等人的吟风弄月之作，它们不再是哲学思考的韵文表现，而是纯粹的文学作品，所以从文学的角度看，朱熹此类诗作的价值在宋代理学家诗中是最有创造性的。

　　四

朱熹诗中最引人注目的主题是理趣诗。

理趣是宋诗异於唐诗的一大特征，也是宋诗得以自立於古典诗歌史上的诸因素之一。然而宋人虽然普遍认识到“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注：苏轼语，见《上曾丞相书》，《苏轼文集》卷四八。）的重要性，但能够水乳交融地将理趣融入诗歌的作者却不多见。显然，写好理趣诗的必要条件是擅长思辨，即长於把握自然万物的规律和人生百态的底蕴，否则就无理趣可言。然而这还不是写好理趣诗的充分条件，否则的话，理学家中最多格物致知的高手，何以他们并未写出多少成功的理趣诗来呢？所以要想写好理趣诗，除了具备长於思辨的睿智心性以外，诗人还必须具备形象思维的高超能力，这样才能把精警、微妙的哲理寓於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实现哲学思考和文学表现的完美结合。换句话说，只有当诗歌仅仅通过审美所产生的感染力而使读者自行领悟其中所蕴含的奥妙哲理，而丝毫不诉诸逻辑上的演绎、推理，这样的诗才算得上是成功的理趣诗。借用严羽的话来说，“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兴”（注：《沧浪诗话·诗评》。）的情形是理趣诗的不成功者，而“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注：《沧浪诗话·诗评》。按：严羽此言乃评汉魏诗者，意谓汉魏古诗气象混沌，此处仅借用其语言。）才算是理趣诗的高境。世俗喧传苏轼的《题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於君指上听？”（注：《苏轼诗集》卷四七。按：此诗题目各本苏诗多有异文，详见孔凡礼注。）以为这是苏氏理趣诗的代表作，其实此诗意旨浅露，无形象性可言，迹近文字游戏，根本不是成功的理趣诗。苏轼本人称之为“偈”，当即因其诗意不足之故。（注：苏轼《与彦正判官》云：“某素不解禅，适纪老枉道见过，令其侍者快作数曲，拂历铿然，正如茗人之语也。试以一偈问之。”以下即为“若言琴上有琴声”四句；见《苏轼文集》卷五七。）只有苏轼的《题西林壁》等，才是真正优秀的理趣诗。下面我们即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朱熹的作品。

　　观书有感二首

半亩方塘（注：朱熹所咏的方塘相传在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的南溪书院之前。清道光《重撰福建通志》卷四四云：“半亩方塘，在南溪书院，即郑羲斋故宅，朱子观书处也。弘治十一年，知县方溥浚，建亭其上，曰‘活水’。朱子《观书》诗有‘半亩方塘’，‘源头活水’之句，故以为名。”）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春日

胜日寻芳四水滨（注：“四水”原作“泗水”，疑误。泗水在山东，时已属金，而南宋境内之水无名“泗水”者。其实“四水”是霅溪的别名或上游，在湖州。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六·湖州》云：“按字书云：霅者，四水激射之声也。”《永乐大典》卷二二八○“湖”字条引《吴兴志》：“霅溪，会四水也。……以其会四水为一溪，故日霅。”又云：“说者谓四水并霅水而五也。”朱熹：《记和静先生五事》云：“熹绍兴二十一年五月谒徐丈於湖州。”（《文集》第七一，第1页。）又《祭叔父崇仁府君文》云：“昔拜叔父，於霅之川。”（《文集》卷八七，第21页。）可证朱熹在绍兴二十一年春铨试中等后曾往湖州（参见《朱子年谱》卷一之上，第7页），遂得游霅溪。《春日》一诗当作於是时。按：“四水”误作“泗水”之辨乃受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辨周密号“四水潜夫”者之启发，谨此说明。），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第一例是朱熹观书有感而作，显然，这是朱熹对思维活动的某种现象的描绘，同时也是对思维的某种规律的揭示，既然它们所处理的对象是思维活动，那么当然有“理”在内，甚至可以说全诗都在“理”之中。可是诗人却只字不提他所悟得的理究竟是甚么，而是展示了两幅生动的图象：一是一塘清水，像明镜一样倒映着蓝天白云。“共徘徊”意谓轻微地移动，此或为天上云行，或为塘中水流，但水面仍相当平静，否则就不会如“鉴”般地倒映云天了。二是江中巨舰，顺流而行，仿佛一根鸿毛似地飘浮在水面上。写景之后即是说理，但又无一字直接议论，只是用叙事手法来暗示：方塘仅有半亩，面积很小，贮水也不会太多，照理说易於变得混浊。然而它竟然清澈如许！原因是甚么呢？原来它不是一塘死水，而是有活水不断地注入！同样的，重如丘山的“蒙冲巨舰”昨日搁浅在江边，费尽力气也推它不动，而一夜之间，春水猛涨，它就自由自在地飘浮在中流了，程千帆先生解说二诗的寓意；“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注：《宋诗选注》第26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无疑是大多数读者从中领悟到的哲理，（注：朱熹自己曾说到过这首诗的寓意，他在乾道二年（1166）作书给许顺之说：“秋来老人粗建，心闲无事，得一意体验，比之旧日，渐觉明快，与有下工夫处。……更有一绝云：‘半亩方塘一鉴开……。’”《答许顺之》，《文集》卷三九，第16页，参看《朱子大传》第239—240页。）这些哲理是深刻的，富有启发意羲的，然而它们的表现方式却完全是诉诸艺术形象的，它们通过描写、叙述启迪读者自己去领悟，而不是用逻辑思维来向读者证明，灌输，结果反觉明白透彻。

如果说上面二例由於诗题是“观书有感”，所以一望即知是写哲理之诗的话，那么后面一例则更是纯粹的理趣诗了。此诗写春日出游的所见所感。第一句中的“四水”被刻本误作“泗水”，而孔子会居洙、泗之间，教授弟子，所以后人误以为“乃暗指孔门，所谓‘寻芳’，即求圣之道”。（注：《宋诗鉴赏辞典》第111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其实南宋时洙、泗早已沦陷於金，朱熹焉能前往其地“寻芳”？如果解为以“泗水”喻指眼前某水，也不合常理。事实上，“四水”就是湖州的霅溪。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朱熹赴临安铨试中等后，北上湖州拜见叔父朱槔，遂游霅溪。此诗只是一首普通的游春之诗，但诗确实蕴涵着精警的言外之意：诗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来到水边寻芳，“芳”既指花，也泛指美丽的春色，或指春意。但他终於发现，其实根本不用到处寻觅，原来此时东风浩荡，春色无边，形形色色的似锦繁花都洋溢着春意。这仅仅是写寻春赏花吗？当然不是，读者很容易产生如下联想：朱熹有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即理一分殊，他说：“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有一太极，……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注：《语类》卷九四，第2409页。）这个“月印万川”的观点，其实是他揉合了周、程等理学家与玄觉等禅师的思想而形成的，他承认：“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濂溪《通书》只是说这一事。”（注：《语类》卷一八，第399页。）朱熹所引的释氏语即唐代禅师玄觉的《永嘉证道歌》之三四：“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注：转引自《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第14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显然，理学和禅宗所共有的这种观念反映了客观事物的一种普遍规律，玄觉的歌也把这个规律表达得非常深刻，而朱熹的“万紫千红总是春”即是这种观点的另一种比喻。然而，玄觉的歌尽管富有机锋、睿智，但比喻的意羲非常直露，而朱熹的诗要远为含蓄、售永。《春日》诗没有一字一句是说理的，它所蕴涵的理即见於描写和叙述之中，全靠读者自行体会。因此，造成了所写之理的模糊性和无限性：春在万紫千红间，意即理无处不在；万紫千红虽然色、香皆有差别，但都是春的体现，意即万物虽殊，所含之理则同；到处寻春，却发现到处即春，意即苦思冥索探求哲理，却常在无意之中，豁然贯通，触处皆春，等等。含羲如此丰富，表现如此蕴藉，趣味横益，百读不厌，堪称宋代理趣诗中的上品。

朱熹擅长写理趣诗，除了受宋代诗坛风气影响之外，还有深刻的内在原因。儒家一向重视寓教於乐，故诗教、乐教都为孔门要事。在日常生活中，孔子也重视用涵泳、薰陶的方式来增进门人的人生境界，《论语·先进》载：孔子使弟子各言其志，会点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对此，朱熹解释说：“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已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於言外。……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注：《论语集注》卷六，《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页。）所谓“隐然自见於言外”，即不直接运用逻辑的、抽象的语言，而是运用其他间接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思想。黄庭坚会赞美周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注：《濂溪诗序》，《山谷别集》卷上。）朱熹对此语深表赞同，说：“有德者亦深有取其言。”（注：《濂溪先生事实记》，《文集》卷九八，第18页。）毫无疑问，这种语言表达方式的终极目的仍在於阐明圣道，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但其过程却渗透着很浓的审美意味，与意在言外的诗学艺术境界有相通之处。此外，自从禅宗从不立语言文字而演变到大打文字禅以来，诗与禅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的惠洪说：“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注：《题让和尚怀》，《石门文字禅》卷二五。）参照惠洪擅长作诗而拙於论理的实际情况，我们不妨把前一个“语言”解作“逻辑性的抽象语言”，而将后一个“语言”解作“艺术性的具象语言”，也就是说，具象的艺术性语言在表达深奥玄妙的哲理时具有独特的功能，显然，由於禅与诗都倾向於非功利、非逻辑的直觉式思维，两者之间的沟通是毫无障碍的。（注：参看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第九章《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所以在宋代诗坛上以禅喻诗的风气盛行一时的同时，禅宗圈子里的以诗说禅也蔚然成风。朱熹年青时濡染禅风颇深，他不但从老师刘子应处接受了一些禅宗的影响，而且曾师事禅僧道谦，从而“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注：《语类》卷一○四，第2620页。）即使在他晚年成为理学宗师之后，禅宗的话头仍时时出现在他口中，试看二例：

寿昌问：“鸢飞鱼跃，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说禅，这个亦略似禅，试将禅来说看。”寿昌对：“不敢。”曰：“莫是‘云在青天水在瓶’否？”（注：《语类》卷一一八，第2859页。）

先生问寿昌：“子见疏山，有何所得？”对曰：“那个且拈归一壁去。”曰：“是会了拈归一壁？是不会了拈归一壁？”寿昌欲对曰：“总在里许。”然当时不曾敢应。会先生为寿昌题手中扇云：“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执笔视寿昌曰：“会么！会也不会？”寿昌对曰：“总在里许。”（注：《语类》卷一一八，第2860页。）上面两则语录是朱熹门人吴寿昌所录，时在淳熙十三年，是年朱熹年五十七岁。上一则中，“云在青天水在瓶”一句乃是唐代药山惟俨禅师说给李翱的偈语，李翱闻后又衍此为一首七言四句的偈。（注：见《五灯会元》卷五。）下一则中的“长忆江南三月里”二句不知乃何人所作，但也颇有禅意。而且这两则问答若编入禅宗的灯录，恐怕也不会引起怀疑，因为从语言到思维的方式都很像禅宗门风。上述两方面的思想影响在诗歌中的交汇便是理趣诗，上文已论述了朱熹的理趣诗与邵、程等人有渊源关系，其实朱诗与禅诗也甚有相通之处，《鹤林玉露》卷六载某尼之“悟道诗”云：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

归来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试将此诗与朱熹的《春日》诗对读，真可谓是异曲同工。朱熹善写理趣诗的原因，於此可窥一斑。

在宋代，喜欢吟咏的理学家和爱好理学的诗人都并不罕见，但能将理学睿智与诗学意味结合得很成功的却寥若晨星。朱熹既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深刻的理学家，又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和丰富生活情趣的诗人，这种独特的素质使他成功地消除了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并进而使两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如果说文学功底使朱熹的理学研究获得出奇制胜的突破（例如对《古文尚书》的怀疑和对《诗经》中“淫诗”的认识都得力於其文学判断力），那麽理学的素养则常使他的诗歌创作闪耀着哲理睿智的光辉。如上所述，从表面上看，朱熹诗的主题走向是与整个南宋诗坛相一致的（即使是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的“嵌字诗”、“回文诗”在朱熹诗中也偶尔出现过），然而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朱熹诗的主题有鲜明的特征：它们体现了诗情与理趣的有机融合，是一位理学家的心声。由於朱熹是从理学宗师的身份跻身於宋代重要诗人之列的，他的诗歌便为我们探究理学与文学之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也许这是朱熹诗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