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我们从下列三个维度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历史地位进行评判：一是其思想自身的价值（包括丰富性、深刻性和原创性）；二是其思想对后代影响的程度（包括时间之长远和空间之广阔）；三是其受现代学术界重视的程度，那么，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朱熹是宋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我们也能毫不迟疑地宣称朱熹是自秦汉迄于清末，长达二千余年的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换句话说，除了先秦诸子以外，朱熹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视作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内容，那么朱熹堪称是仅次于孔子的古代圣哲。所以，现代学术界对朱熹赋予热切的关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据林庆彰主编的《朱子学研究书目》（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仅在20世纪的前90年间（1900—1991），国际学术界有关朱熹的研究论著已达2254种，即使剔除其中少量的误收条目，这些论著也肯定超过2200种，而且从1991年以来，这方面的论著发表的速度还在与时俱增。然而在如此声势浩大的朱熹研究中，仍有一个相当冷寂的角落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那就是关于朱熹文学的研究。在《朱子学研究书目》中收录的属于“文学”范畴的论著虽然有141种，但是真正关于朱熹文学的论著不足百篇。而在这些论著中，一半以上的篇章仅是关于朱熹某一篇诗文的作品的赏析。于是，关于朱熹文学的比较有分量的研究论著实在是寥寥无几了。笔者曾寓目的论著中，只有张健《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注：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对朱熹的文学批评作了分门别类的全面介绍，又钱穆《朱子新学案》中专立《朱子之文学》等章，论述了朱熹的文学思想等情况（注：台湾三民书局1971年版，又巴蜀书社1986年版。）。这两种可以说是关于朱熹文学的专著（注：另有李美珠：《朱子文学理论初探》（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和张志诚：《朱熹的文学观》（香港珠海书院硕士论文）两种，未见。），但是它们一来篇幅都很短小（注：张著共8万字，钱著中有关几章仅4万多字。按：钱著全书达150万字，有关文学的部分仅占全书总字数的百分之三强，由此也可看出关于朱熹文学的研究在整个朱子学中所占比重之小。），二来只讨论了朱熹的文学批评，而没有涉及其文学创作，所以仍然不惬人意。总之，对朱熹文学的研究仍然没有充分展开。
二
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何以学术界对朱熹在文学方面的高度成就视而不见呢？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首先，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其某一方面的成就太突出，那么其它方面的成就往往会被前一方面的光芒掩盖起来。在宋人中，范仲淹的文学为其政名所掩，欧阳修的经学为其文名所掩，都是显例。即使在一种学问内部，情形也是一样。例如陆游的词为其诗名所掩，姜夔的诗又为其词名所掩。朱熹的文学业绩就是被他作为理学家的赫赫声名完全遮掩住了。朱熹本人虽然并不轻视文学，而且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诠释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但是这些业绩与他作为理学家的思想贡献和学术建树相比，确实如同明星比之于皓月。如果两者在空间上靠得很近，人们就只见后者而不见前者了。在朱熹生前，这种情形尚不十分严重。在朱熹41岁时，胡铨曾以“诗人”的名义向朝廷推荐他。朱熹平生交游的人士中，以文学著称于世的有数十人之多。当他逝世后，朝廷禁止为其送葬，而大文学家陆游与辛弃疾仍作文吊之。可见当朱熹以理学宗师的身份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同时，他的文学家身份也并未被人们忽视。然而朱熹身后，他作为理学宗师的地位迅速崛起并不断上升，终于掩盖了其文学家的声名。让我们看一张时间表：
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朱熹卒，当时仍名列“伪党”名单之中；
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诏谥朱熹曰“文”。嘉定五年(1212)，朱熹的《四书集注》被立于国学；
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朱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理宗绍定三年(1230)，朱熹改封徽国公。理宗淳祐元年(1241)，朝廷下诏朱熹从礼庙堂，与周、张、二程并列；
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朝廷诏赐朱熹故里名“文公阙里”，意味着朱熹圣人地位的确立；
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朝廷下诏兴建专祀朱熹的文庙。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改封朱熹为齐国公；
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诏颁由成祖亲撰“御序”的《四书五经大全》于天下，为科举取士之准则。其中的《四书大全》即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主，《五经大全》中也多取朱熹之说（注：详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四书五经大全》条。）；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下诏朱熹牌位移至孔庙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孔子。次年，康熙帝命熊赐履、李光地编《朱子大全》成，且亲撰序言，称：“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朱熹的影响还溢出中国，旁及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朱熹逝世后不久，在日本镰仓时代(1185—1333)的早期，朱熹的主要著作如《四书集注》等便开始传入日本。此后，朱子学在日本迅速传布开来，至江户幕府时代(1603—1868)，朱子学更成为官学而大受尊崇。另外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也即高丽忠烈王十六年(1290)，安珦自元返回高丽，传入朱子学。自此，朱子学对高丽、朝鲜两朝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由此而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性理之学，产生了李退溪、李栗谷那样的著名学者（注：详见朱谦之：《日本之朱子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柳成国：《韩国儒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也就是说，朱熹身后不但迅速成为中国的圣人，而且逐渐成为受邻国尊崇的贤哲。
由此可见，朱熹一旦成为历史人物，便被统治阶级褒奖、尊崇，并迅速被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被塑造成至高无上的圣人。毫无疑问，朱熹圣人地位的确立，完全是从理学思想的角度出发的。这是以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及哲学基础为价值标准而进行的典范选择和偶像建构。显然，按照这种思路所确立的朱熹形象，只可能是全心全意地从事修齐治平之圣贤事业的理学宗师，只可能以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醇儒面目出现。虽然朱熹本人的思想体系并不绝对排斥文学，虽然在朱熹本人的生涯中不乏吟诗作赋、谈诗论文的活动，但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当然要尽力淡化朱熹思想中的文学部分，更不情愿让这位配享孔庙的圣人同时又以诗酒风流的形象而出现。所以在后人有意无意的思想诠释和形象建构中，朱熹思想中的文学部分愈来愈受到挤压，而朱熹作为文学家的身影也淡到几乎不复可睹了。举个明显的例子，在朱熹的诗歌中，《武夷棹歌》无疑是最具有活泼情趣和鲜明意象的一组作品，尽管它们因为出于理学宗师之口，总是不可避免地蕴涵有几分哲思理趣，但是其本质是朱熹为了“呈诸同游，相与一笑”而“戏作”的写景抒怀之作，则是可以确定的，然而元人陈普却解之曰：“朱文公《九曲》，纯是一条进道次序。其立意固不苟，不但为武夷山作也。”（注：陈普：《朱文公武夷棹歌》，第一首注，日本天瀑山人辑《存佚丛书》本。按：陈普生于南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入元时已36岁，但据《朱文公武夷棹歌》卷末附刘概跋，知陈普于元大德八年(1304)方出示此注于刘，此时入元已25年，故知此注当作于元代。）于是，文学作品便成了阐述义理的韵文体哲学文本。经过如此的诠释，当然朱熹的所有作品都被视作理学思想的载体，朱熹身上便只见理学宗师的耀眼光圈，而他作为文学家的身影便隐而不见了。
三
其次，宋代的理学家一来为了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养性明理方面，从而拒斥文学；二来担心沉溺于吟诗作文会导致玩物丧志而妨碍明道；三来唯恐以情感为生命的文学会引导人们重视“人欲”而背离“天理”；四来从社会功利的价值观来衡量文学而认为它实属无用之物，所以他们合乎逻辑的属性应是非文学、反文学的。朱熹是理学家中的特例，在宋代的理学大师中，朱熹对文学表示出最大的容忍乃至喜爱。然而理学终究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而文学充其量只能成为他涵养心性的辅助手段。于是，在朱熹亲自参与建构、并主要是由他最终完成的宋代理学思想体系中，文学的地位当然显得相当低下了。又由于后世的统治阶级在提倡理学时主要着眼于其有益于治道、教化的功利价值，所以理学思想中非文学、反文学的内容又得到强调和凸现。这样，自南宋下迄元、明、清诸代，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压制、拒斥愈来愈严重，由此而引起的反动也愈来愈强烈。我们不妨对北宋后期以来的这个过程作一简单的回溯：
在北宋后期，洛、蜀之争虽然常被看作理学思想内部的斗争，但事实上却带有鲜明的文学与理学之争的性质。在那个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学家在以程颐为代表的理学家面前毫无自馁之感，苏轼甚至认为自己在诠释儒道方面的理论水平并不亚于二程。
宋室南渡以后，理学的声势骎骎然凌驾于文学之上。陆游、杨万里等大文学家都自觉地皈依到理学家的队伍中来，即使是豪荡磊落的辛弃疾也不免对朱熹表示出高度的崇敬。
到了宋末元初，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和金履祥编的《濂洛风雅》标志着理学思想对诗文领域的占领。方回本为纯粹的文士，却偏偏要依附理学，甚至在《瀛奎律髓》中也大力推崇理学家之诗。至于元代的诗文大家，十有七八都被认作理学中人，以至于当明初宋濂等人编《元史》时，竟干脆取消《文苑传》或《文艺传》，而把它们并入了《儒林传》。
入明以后，宋濂、王祎、方孝孺等以纯儒自命的理学家成为文坛领袖，程朱理学借助于成为科举标准的朝廷功令之力而控制了天下士子的思想，即使是《琵琶记》等戏剧作品也成为演绎理学道德理想的通俗唱本。正是由于理学对文学的限制过于苛严，才激起了晚明文学家的激烈反抗。无论是李贽、公安三袁等士人对理学的理论批判和寓言式调侃，还是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中用叙事表示出来的对理学准则的疏离和背叛，都从反面体现出理学对文学的巨大压力。
到了清代，一方面由于前朝的遗民将亡国归咎于王学而重张程朱理学的旗帜，另一方面由于满清皇朝非常机智地把程朱理学奉为官方哲学，晚明思想界由于王学的反动而造成的较为活泼的状态消失殆尽。程朱理学虽然在学术上受到汉学家的严重挑战，但在思想上却长期处于独尊地位，且对文学家起着思想禁锢的作用。在清代，文学对理学的反动首先从小说中发难，《儒林外史》、《红楼梦》就是鲜明的例证。稍后的龚自珍则以箫韵剑气为个性特征的诗文创作宣告了在正统文学领域内对程朱理学的冲击。从那以后，理学与文学的冲突日趋激烈，直到“五四”时代，随着新型文化的出现，文学最终宣告摆脱理学。鲁迅笔下的狂人的呼喊就是这种宣告的奇特表现方式。
四
上述历史回溯告诉我们，在长达七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宋代理学的非文学乃至反文学属性从正、反两方面得到了强化。提倡者为了政治上的利益，竭力淡化甚至抹煞理学思想中的文学内容，同时强调其反文学的倾向。反对者则为了打碎精神枷锁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理学思想作整体性的批判，从而殊途同归地淡化甚至抹煞了理学思想中的文学内容。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这种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歪曲当然首先集矢于他的身上。尽管事实上朱熹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他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以及对前代文学典籍的整理注释，在后代也曾发生过正面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常以隐性的形态而存在，以至于不甚为人所知。于是，文学家朱熹长期以反文学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五四”以后，提倡理学的势力一蹶不振，故而从前一种立场出发的对朱熹的误解和歪曲已成为历史。可是从后一种立场出发的误解和歪曲却一直沿续到今天。试看汗牛充栋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著作，几乎都大力强调朱熹轻视文学、反对文学以及用“载道”说阉割文学的灵魂等内容，而对其充满灵性和活力的文学作品以及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诠释方面的卓越贡献则视若无睹或语焉不详（注：据笔者所知，只有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和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可称例外，而这是本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新现象。）。也就是说，朱熹的文学家身份被历史地消解了。
既然朱熹的文学家身份是被其理学宗师的盛名所掩盖的，又是被其在后代的接受史所抹煞的，那么以恢复朱熹文学家本来面目为宗旨的工作合乎逻辑的研究思路应是从朱熹的影响史和接受史入手，探究其受到误解、歪曲的过程，从而消除这些误解和歪曲，揭开其理学宗师的光圈对其文学家身份的遮蔽。然而我觉得不如暂且放弃这种思路，这是出于下面两点思考：
第一，如上所述，历代对朱熹的解读和评价主要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着眼的，而且正是对朱熹理学家身份的过度重视才导致了对其文学家身份的漠视。如果我们从清理历代对朱熹的解读、诠释、评判入手，那么对朱熹作肯定性评判和否定性评判的双方所积累的大量言论势必使我们无法摆脱它们固有的哲学倾向，从而使我们自己的评判也偏离文学。例如上文所及的《武夷棹歌》，自从陈普为之作注以来，人们大多希望从中读出哲理方面的启迪来。即使当现代学者想从文学的角度对它进行重新解读，他们也往往从破除陈普的解读入手，结果花费大量的篇幅去商讨诗中的哲理成份的比重究竟有多少，从而身不由己地落入了理障之中（注：参看王甦：《朱子的武夷棹歌——兼及对陈注的商榷》（载《古典文学》第三集，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韩国李秀雄：《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又如朱熹的“文以载道”说，历代的论者和令人的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论著都花大力去阐释“道”的确切涵义，而这种阐释又大多落实在哲学范畴内，以至于对此说在文学范畴内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作用反而语焉不详。我当然不否认朱熹最主要的身份是理学家，也不否认朱熹的所有论著都具有哲学倾向，至少可以被当作探讨其理学思想的材料，但是我更愿望关注朱熹的文学家身份，我希望大家来探讨的是朱熹的文学贡献，所以最好把历代关于朱熹的大量哲学性评判暂且搁置一边，直接到朱熹本人的论著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去解读朱熹。我希望这样做能更清晰地看清文学家朱熹的身影。
第二，如上所述，由于历史的误会，程朱理学在后代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统治阶级和理学家们利用朱熹学说中的非文学、反文学的属性去限制、压抑乃至扼杀文学，文学家们则往往以背离、批判程朱理学来进行反抗，双方都有意无意的忽视、抹煞了朱熹思想中的文学成分，贬低或者曲解了朱熹文学创作的成就。例如朱熹的诗歌，实在是有资格跻身于宋诗名家之列的。但是金履祥在《濂洛风雅》中对它的揄扬事实上否定了其文学属性，而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对它的评价也因标榜理学而不得要领，以至于引起清人纪昀的极大反感。而现代的古代文学研究界则在总体上不加分析地将朱熹的诗文一概视为哲学讲义。又如朱熹的《诗集传》，事实上是有史以来首次部分地恢复《诗经》的文学性质的著作。然而后代的理学家们仍把它当作纯粹的经学著作看待，对其中最明显地体现出文学诠释意义的“淫诗”说尽力淡化。而现代的《古史辨》派学者则脱离历史语境而苛求于朱熹，指责《诗集传》以经学眼光歪曲了《诗经》的文学性质。于是，不管把朱熹尊为圣人，还是把他视同仇敌，后人对于朱熹的文学活动的接受都是不准确的，他们对作为文学家的朱熹都是否定的。换句话说，朱熹对后代文学的显性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这样，如果我们要论述朱熹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的话，主要地只能从其负面来写。在马积高先生的《宋明理学与文学》一书中，把宋、明两代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归结为：“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则几乎难以找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注：《宋明理学与文学·前言》，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我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但恐怕也无法对此作出有力的反驳。总之，既然朱熹对后代文学的不利影响是出于历史的误会，朱熹本人对这些负面影响是不任其咎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朱熹的文学业绩时，不妨暂且不考虑他对后代文学的实际影响，而直接从其本人的文学活动入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绕开历代关于朱熹的大量诠释、评判，直接以朱熹本人的论著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应该尽量少地涉及后人对朱熹理学宗师形象的描绘，而力图依据朱熹自己的活动（稍及其同时代人对他的评判）来复原他作为文学家的本来面目。我希望这样做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理学宗师的桂冠的耀眼光辉来眩惑我们的眼光，希望尽量避免后人的误会和歪曲先入为主地影响我们对朱熹文学家地位的评判。
在朱子学中，文学的研究当然不是最主要的部分，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没有对朱熹文学的深入研究，朱熹生平学术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会被忽视，朱熹的整体形象也会在某些部位显得模糊不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朱熹的文学业绩及文学思想知之不深，我们对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和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解也将是不全面的。更何况在宋代文学史和宋代文学思想史上，朱熹确实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怎能因为震于其理学家身份的赫赫有名而忽视这种地位呢？所以我认为学术界应该充分重视对朱熹文学的研究，从而完整地认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