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侯外庐和晏阳初在重庆郊外的白鹤林做过一年多邻居。白鹤林地处北碚附近的歇马场一带，是个山青水秀、风景宜人的地方，用侯外庐的话说，“这里简直像神话中的仙境”。当时，侯是《中苏文化》的主编，并参与中苏文化学院的筹备工作。《中苏文化》是中苏友协的机关刊物，它名义上归孙科、陈立夫领导，实际上由王昆仑控制，是与《新华日报》相呼应的一个亲苏的宣传阵地。为了筹建中苏文化学院，侯外庐选择白鹤林的“冯家大洋房”作为学院院址。后来学院未能建成，这所楼房就成了他们的宿舍。一开始，侯外庐住一层，王昆仑住二层，三层是协会的“堆书点”。不久，晏阳初经孙科介绍也搬进来，侯便挪到三层，把一层让给他住。
对于这段经历，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中略有描述。他说，晏阳初刚搬来时，由于有了玩耍的伙伴，他的孩子们异常高兴。但不久他们就失望了，因为晏不许两家的孩子来往。尽管如此，孩子们还是偷偷地建立了友谊。相比之下，两个大人却没有孩子们那份单纯和天真。侯外庐坦陈：他们的关系近乎滑稽，两个人虽然住在同一幢大楼，却仿佛有一种默契似的，从来“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不曾有过一回颔首之谊。”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作为文化人，他们在战争中能在这样一个世外桃园中比邻而居，也是一种缘份。没想到两人的关系却紧张、尴尬到如此地步。这是为什么呢?在局外人看来，也许是侯在住房问题上感到委屈;但是据侯外庐说，他们之所以成缘悭一面的邻居，是因为对方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老百姓的”。这说法恐怕不大符合实际。晏阳初的生活水准与普通老百姓是有距离，比如他家雇着两三个佣人，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吃中国饭等等。不过，雇佣人在当年的文化人中十分普遍，至于说话吃饭方面的习惯，也不是什么“数典忘祖”，而是出于对美国妻子的尊重。另外，晏阳初留学归来后就以“扫文盲、作新民”为宗旨，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为此，他曾在河北定县建立实验基地，带领全家和一批知名学者迁居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形成了引人瞩目的“博士下乡”现象。这怎么能说是远离老百姓呢?值得一提的是，在白鹤林期间，有个农民不慎落水，晏太太还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将他救起。可见所谓“远离老百姓”云云，恐怕是另有所指。
在这方面，书中有所披露。侯外庐说：“晏阳初认为，中国之大患，不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侵略，而在国民多患‘贫弱愚私’等病。”他还说，晏往往不以中国人的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他在乡村中推行的平民教育，也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乌托邦幻想，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优惠和美国人的赞助。可见思想认识和政治见解上的分歧，以及所谓亲苏、亲美立场，才是二人关系紧张，以至于虽住同一楼房，却又形同陌路的真正原因。
人与人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分歧，本来是很正常的事。问题是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分歧。平心而论，晏阳初所搞的平民教育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但是就因为上述分歧，到了1949年以后，他竟然在国内失去立足之地。前不久，我在电视中再次看到南方某城市两位年轻人到吕梁山区扶贫教书的消息。钦佩之余，又觉得他们虽有晏阳初的情怀，却远远不能与其规模和影响相比。晏是1990年在美国去世的，早在1943年，他就与爱因斯坦一同被评为“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世界伟人”。所以我想，假如他的事业能够顺利进行的话，如今的青年肯定会干得更好;至少，他们可以站在巨人肩上，避免重复前人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