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的天空上，有太多的人、事、机构如流星划过，没有痕迹;而有一些流星则留下了轨迹，化作陨石。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以下简称青少所)就是这样一颗流星。

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短命的研究所，只存活了四年——从1980年12月至1984年12月。其背后体现的是在那个特定历史转型期对于青年的关怀、理解和包容,它的不同凡响还在于外挂了两项事业，使星光不仅有灿烂时刻，陨落之后，也被人记忆和书写。这两项事业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及其代表的思想启蒙运动;另一个是“就业组”、“国情组”这一跨单位、跨学科的民间青年思想库。

有人从思想史角度评说：“这个生命短暂的研究所，曾哺育了八十年代五大‘派别’中的两个，是应当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

建所

1980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文《关于成立青少年研究所的通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青少年研究所。……科研课题的规划以及人员编制、研究经费，由社会科学院负责，团中央进行业务指导，并通过团的组织系统，配合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提供资料”。“青少年研究所的研究对象以当代青年的现实问题为主，兼顾少年问题”。……该研究所的基本课题，大致包括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和成长的一般规律;青年的社会状况和青年能源的开发;当代青年的特点和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青年运动和青年教育的历史经验;青少年保护和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对策;国外青年动向。”

十天之后，1981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成立。

回顾1980年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需要提及三位人物：钟沛璋 (1924年生)、张黎群(1918-2003)、李景先(1924年生)。

钟沛璋是浙江人，1948年担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1949年后，创办上海《青年报》，任总编辑;再后来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1956年，因文章《青年的创造力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中的观点，在1958年补划“右派”。“文革”后，钟沛璋回《中国青年报》担任副社长，兼团中央研究室主任。

是他，在1980年上半年，向胡耀邦总书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建议，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成立中国青少年研究所。这项建议很快得到批准。那年8月1日，社科院副院长梅益(1914-2003)主持了一个有团中央、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相关人士参加的会议，讨论筹备青少所。与此同时，钟沛璋的另一个建议也得到采纳，那就是请张黎群担任青少所所长，自己当副所长。

此时的张黎群，离开北京已经22年，刚去浙江大学任担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两年。张是四川人，南人北相，高大、英俊、潇洒。“反右”后，从《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下放至陕北米脂，后去四川，在“文革”初被打成西南“三家村”，遭七年关押、劳改。

他欣然北上，在晚年所记《花甲之年再度进京》中写道：“1980年，满61岁，我又强抑办学宏图北返。一下火车，就住进共青团中央大楼十一层一间约十平方米的斗室，着手组建由中国科学院和团中央双重领导、以社科院为主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

李景先，曾是浙大史地系学生，中共浙大地下党，负责学生自治会党组;1949　年后，担任全国学联常委会理事，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指导员。“文革”前，任中央团校少数民族部主任，青年团工作教研室主任。

此时的钟、张、李都接近“老人”之列，自称青年的铁哥们儿，是老派共产党员。三位所长的缘分不可谓不深：都经历过青年运动;在江浙一带做地下党;且有发生在杭州和浙大的故事。1947年浙大著名的“于子三运动”时期，钟沛璋时任中共杭州工委委员，李景先是大学四年级，在校内发挥地下党作用。

青少所设有青年德育研究室、青年劳动就业研究室、青少年犯罪研究室、青运史研究室、外国青年研究室、资料室等，(刘鉴农：“开创对我国青少年的科学研究——忆中国社科院和团中央合办的青少年研究所”，原载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改革开放30年共青团工作回顾与研究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实行室主任负责制，规定：研究人员两年不出成果即调整工作。(青年德育研究室先由李景先兼主任，后由中央团校调来的肖约之担任;青年劳动就业研究室由原中央团校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李辰任主任、青少年犯罪研究室由原中央团校教研室主任赤光任主任，邵道生任副主任;青运史研究室由原团中央办公厅青运史组罗征敬任主任、资料室负责人是吴昂)

“青年学”是一门学科和学问吗?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中，青少年占据重要地位，从而也形成了一个青少年研究为政治服务的传统。(参见谢昌逵：“关于青少年研究的方法”，《青年研究》1981年第4期)为什么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一个不以学科、领域，而以人、人群命名的青少年研究所?它算不算是一门科学?能不能独立建树于科学之林?学界针对青年研究或青年学的定义、研究方法，进行过较长时间讨论。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认为，青少年研究是一个科学群。

原团中央研究室后调入青少所负责科研组织的唐若昕 (1955年生)，在“青年学——一门正在兴起的新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年研究》编辑部编《1981青年研究论文资料选编》)的文章中试着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青年学是一门综合科学，是科学研究上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行为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还有哲学、美学、法学、人口学、统计学、概率论、模糊数学，等等。在研究方法上，要定性、定量相结合。有生理学的试验方法，心理学的测定方法，社会学的调查方法，统计学的方法乃至现代科学系统的方法，等等。《青年研究》主编谢昌逵专文探讨“关于青少年研究的方法”;(《青年研究》1981年第4期)所长张黎群也发表《青年研究的方向与方法》。(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社科院副院长马洪还亲自到青少所考察研究成果，肯定青少年研究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价值。

“文化大革命”之后人文主义勃兴。人，不再被视作物、工具，而是目的本身。青少所就是呼唤人性的一个产儿。

具体而言，创建青少所至少有三个直接原因：一是极端尖锐的青年问题。据1980年统计，30岁以下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3.8%，这是经历了“向雷锋学习运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在阶级斗争风浪中长大的一代。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成为恢复高考后77级和78级的大学生，还有更少数量的研究生，绝大部份从农村返城后处于无业状态。一夜之间，干部平反后官复原职;知识分子迎来“科学的春天”;青年成了“文革”最大的受害者。社会舆论把青少年称作“迷惘的一代”、“毁掉的一代”。二是传统的团系工作法已难以应对如此深重大面积的青少年问题。随着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相继恢复，将青年问题纳入科学研究序列势在必行。三是改革开放急需有新知识、有朝气的青年骨干。邓小平说：要“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才。”

1982年，青少所的五项课题“劳动就业与职业教育”、“青少年犯罪学”、“大学德育”、“今后十八年劳动就业发展趋势与对策”、“当代青年工人状况”被列入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它标志着青少年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进入国家规划。

青少所有三个刊物：《青年研究》(主编是谢昌逵，副主编楼静波)，是从团中央转到青少所的;《青少年犯罪研究》，1982年创刊;《青年就业与劳动》，1983年6月创刊。此外，青少所还出版《青年研究论文集》、《青少年犯罪研究资料汇编》、《青年就业与劳动研究资料》、《青运史资料研究》、《大学德育论文集》、《外国青年问题研究》，等等。

调查研究

当时，也有人担心青少所失掉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传统而走向纯学术的道路。与传统研究所和研究人员不同，团系出身的所长和研究人员从问题出发，不从书本和教条出发。他们的应对非常直接——调查研究。

在1981年2月杭州召开的青少年研究座谈会上，他们明确了三个研究方向：一是如何认识当代大学生，怎样改进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二是如何认识大量待业青年，怎样解决青年的劳动就业问题;三是如何看待日渐突出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以及相关对策。据此，他们展开几路调查，在此举三例。

第一例，大学生现状。1981年上半年，青少所历时三个月，组织三路人马：一批参加教育部、团中央在上海、成都召开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了解面上情况，并在北京和上海的大学作调查;另一批到重庆、成都、峨眉、绵阳等地13所大学;还有一路去杭州、上海、南京、武汉的八所大学。

他们与200多位学生进行谈话，完成《对当代大学生现状的认识》的调查报告。(载《青年研究》1981年第17期，9月30日出版)如今回看这篇文章，还是比较单薄，缺乏数据，分析方法也比较简单，并且是以传统意识形态为评价基准。尽管如此，它通篇透着对大学生善意的理解和爱护，肯定这代大学生的优点：“不轻信、不盲目，独立思考的能力;对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渴望和追求;正视现实的求实态度;对新事物新知识的敏感和吸收能力”。其中提出的一些典型案例，像1980年发生31起“大学生闹事”，西安交大罢课时间最长，持续28天等等，也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信息，发人深省。

其实，在青少所刚成立的1980年12月，张黎群就曾带人住进北京大学，调查那里正在开展的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北大学生竞选情况，与参选人谈话。钟沛璋和谢昌逵等人也去过北大一分校的竞选会场。外界传出过这样的议论：“张黎群在北大作报告支持竞选”。这个说法传到了院长胡乔木那里，胡对此提出了批评。怎样认识当代大学生成为青少所首要研究的现实问题。张黎群，作为所长的首次亮相似乎预示着这个所的命运。

第二例，待业青年调查。当时，回城知识青年不得不同父母挤住在狭小的房间里，靠父母供养，生活十分困难。集会、游行、请愿时有发生。

1981年3月以后，青少所组织力量先后在北京、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陕西等省市的11个城镇，访问了120多个街道或企事业单位，与200多名待业青年或从事集体、个体经济的青年谈话，收到940份书面调查材料。8月，他们邀请国家劳动总局、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和十九个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所)、共青团组织和大专院校，在哈尔滨召开“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研究规划会议”

(青少年研究所，《变消极待业为积极的就业培训-关于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报告》，1981年12月)，非常明确地提出，就业难题是全方位的体制问题所致，包括所有制、产业结构、劳动人事制度等等。

1981年初，在北京城区从事个体经营的青年只有307人。青少所带着北京经济学院学生对这些个体户进行了个案调查，总结他们自谋职业的经验和问题。1982年，他们又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学生到北京、天津、沈阳、南昌、安庆等城市调查，成果是一部《集体企业发展与青年就业调查报告集》和《一个新办集体企业如何创办与发展——天津青年联合实业公司调查访问记》。

鉴于青年中普遍存在着在集体和个体经济就业不如在国营和全民企业“光彩”的想法，青少所向有关部门建议，以表扬先进典型来扭转观念。1983年8月，由劳动人事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社科院、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召开的“全国发展集体与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代表并讲到：“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认为到全民所有制光彩，到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困难。从事集体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凡是辛勤劳动，合法经营，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贡献的，都是光彩的!”这个讲话和表彰大会拓宽了青年的眼界和就业选择。

青少所还主张“变消极待业为积极的就业培训”，反对陈旧的子承父业、“顶替”制度，以及“归口包干”，走后门、拉关系的做法，力促青年丢掉“铁饭碗”，走“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己组织起来就业与自谋职业相结合”的道路。

第三例，对青年农民基本情况的调查。1983年4-5月，青少所在河北栾城县柳河公社三个大队，对150名农村青年中进行试验调查。在此基础上反复修改调查提纲和问卷，制定调查细目。6月，他们在栾城县召开“八十年代农村青年现状”调查协作组会议。接下来的7-9月，在浙江、安徽、广东、四川、甘肃、河北、山西、吉林、湖北九省进行调查。在每个省，按平原、丘陵、山区抽取三个县;每个县，按经济水平上、中、下抽取三个公社或乡;公社往下也照此抽取。在大队或村还随机抽取三分之一15岁到29岁的青年为调查对象。他们总共发出25500份问卷，有效回收24627份，达到96.6%。当年9-11月，问卷的全部数据在国家计委计算中心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分出全国和分省两部份统计数据，汇编成《一九八三年中国农村青年调查资料》作为内部资料印行。

青少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一系列调查研究项目，一砖一石，从无到有地打下了一些基础，对于解决当时急迫的社会问题起到了很正面的作用。

接纳《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和“就业组”与“国情组”挂靠

在民间机构寸步难行的时期，青少所下面有两个挂靠单位：一个是“就业组”及其发展的“国情组”，另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就业组”的全称叫“劳动就业特约研究组”，组员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20余人。它的成立得到了青少所党组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的支持和赞助。张黎群和人大教授宋涛出席了1981年10月在人大举办的成立会，并在会上作了讲话。就业组的负责人是党晓捷

(1950年生，人大政治经济系78级)，还有姜洪(1953年生，79级政治经济学系，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和姜渔(1954年生，人大经济系78级)兄弟，也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此外中国科学院分子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子明(1952-2014)也是主力。

经过一年的研究，他们愈发感到，单纯从青年就业角度就事论事不行，要有对国情和总体发展战略透彻的理解。于是，将“就业组”改成“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目标朝向创建民间思想库，提供决策咨询。国情组组长由青少所副所长李景先兼任。他在1983年9月所做的《关于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的报告》(本文为子明代拟)中，展现出了辽阔的研究方向和创新的组织运作模式。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是1982年成立的，地点在团中央办公楼的青少所。从现有记录看到最早的编委会召开时间是1982年5月。(根据朱嘉明日记：1982年5月19日，“去团中央四楼会议室开会，《走向未来》”;5月20日，“去团中央参加《走向未来》编委会”)

经过一年准备，到1983年6月，《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批书稿即交付出版。编委会在编委献辞中热情洋溢地写道：“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领导下，我们编辑了这套《走向未来》丛书。”1984年1月，《走向未来》丛书面世，倍受追捧。(1984年编委会成员构成：主编包遵信，副主编金观涛、唐若昕，编委(按姓氏笔划)：王岐山、王小强、王晓鲁、尹蓝天、刘青峰、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阮芳赋、何维凌、严家其、陈子伶、易小冶、张钢、贾新民、陶德荣、翁永曦、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1985年，编委会增加了顾问：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翰伯、侯外庐、钟沛璋、钱三强，编委丁学良、王焱、陈越光、秦晓鹰)青少所的张黎群、钟沛璋担任顾问，唐若昕担任副主编。当初，唐若昕把筹划走向未来丛书的金观涛介绍给钟沛璋时，钟问他意图何为，金答：推动启蒙。这一说就合了钟意。至于丛书为什么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则是老四川张黎群的关系。有了青少所这个靠山，《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从出版社争取到了组稿权和终审权。

这两项民间事业得以挂靠青少所，自然因为所长张黎群、副所长钟沛璋和李景先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唐若昕功不可没。是他，在青年才俊朋友圈和开明的所领导之间穿针引线，成就了体制内外结合创造历史的精彩篇章，而唐若昕本人也是这两个事业的参与者。

为什么被撤销?

1984年12月社科院青少所被撤销是件大事。他们并没有像马列所冯兰瑞等人那样抵抗保所，可能是出于性格原因，也可能是张黎群已被李昌调去中纪委;钟沛璋去中宣部任新闻局局长。

这个所的撤销有两个特点：

第一，撤销过程突然而快速。张黎群在他的自传中说：“我这个研究所长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走马上任，当了四年后，1984年突然接到领导电示：‘写封辞职书上报’。于是，所的建制撤销了。”他还写道：“1984年青少年所莫名其妙地被撤销了。”(张黎群：《一本未写完的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313页、314页)

那是1984年11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送上了《关于撤消青少年研究所的报告》。12月17日上午，社科院党组孙尚清、吴介民、杨克召见李景先、刘鉴农、谢昌逵在院部会议室谈话。孙尚清说：“我们代表院党组传达中央决定，撤消青少年研究所。根据中央四十三号文件，社科院机构设置合理化，要作适当调整。我院调整之一就是撤消青少年研究所。”(刘鉴农：“开创对我国青少年的科学研究——忆中国社科院和团中央合办的青少年研究所”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改革开放30年共青团工作回顾与研究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

第二，没有公布撤销原因。公开的说法是为了“社科院机构设置合理化”。但是，这个理由不合逻辑，毕竟四年前是那样兴师动众成立起来的。当事人各有说法，似乎真相尚未出现，只在一些回忆文字中略见端倪和线索。

刘鉴农先生曾专门写过一节“青少年研究所的撤消”：“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党的决定，11月初中国社科院党组即根据胡乔木、邓力群同志的指示部署，先进行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工作，让青少年研究所停止所有科研工作，对所出版的刊物、书籍和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报告反复进行检查，有没有精神污染，院党组派来了一位联络员了解情况进行督促。有传言青少所是社科院清理精神污染的重点之一，使得大家颇紧张。在清理的过程中，又传达了邓力群的两次讲话，并要以研究室为单位，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上)3个多月后，青少所分党组写了一个“关于清理精神污染工作的小结”。李景先回忆：“院领导对我们的检查还不满意，曾找我谈过话，说你们对精神污染的检查不彻底，避重就轻，有意隐瞒。”(同上)

这中间有一个故事，说的是《1984青年研究论文选》中，有一篇论述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论文，成为重点清理对象。有人指示一定要把它删掉，而且要在全所召开对该论文的批判会。主编谢昌逵不服，去拜访叶恭绍教授

(1908-1998，儿童少年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和周建人先生(1888-1984)。他们对这篇论文在学术上作了充分的肯定。谢昌逵带着两篇评论给胡耀邦写信。此后，他听说胡耀邦在一个讲话中提到对人体艺术的肯定。在接下来全所召开对该论文批判会时，谢昌逵把胡耀邦的讲话交给主持人，但是主持人并没有宣读。院里又要求所党组成员表决是否撤掉此文，只谢昌逵一人反对，那本论文选集就硬是被裁掉了几页，成为明显缺页而又发行的书。(谢昌逵：“我跟胡耀邦的三次接触”，载《人民心中国的胡耀邦》，转载于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历史，有待知情者揭开谜底。

不是结语的结语

如今回顾只有四年生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历史轨迹，不禁想到：如果1984年这个研究所没有被裁撤，它持续对青年人，特别是在校大学生进行研究和沟通，是不是有可能对青年人和在校生的思想及选择产生影响，或者向当时的决策者提供更及时、真实的青年人信息及政策建议。那些裁撤青少所的决策者都以作古，他们可能对此无意识，也没有过反省。历史从来充满了遗憾。无论如何，青少所还是1980年代一颗耀眼的流星，《走向未来》丛书和“就业组”、“国情组”是其留给后人的“陨石”，其中尚有各种未燃尽的历史、精神和思想元素。

(本文在发表时，删节了部分注释。来源：经济观察报-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