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在1986年秋季开学之初，新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来湖北调查研究，曾在我校开小型座谈会。首先由他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最迫切需要知道的，就是你们正在想些什么？”他的心情可能殷切，但大家都沉默无语。因为事先思想缺乏准备，对这位刚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的新部长比较陌生。陪同前来的省委副书记钱运录有些尴尬，连忙敦促大家发言，并且点名说：“章校长喜欢放炮，你先讲。”我不懂“放炮”是褒是贬，顾不上与这位“年少气盛”的官员计较，便笑着说：“此刻我在想，朱部长自己想着什么？”引发哄堂大笑，气氛随之活跃。厚泽人如其名，于敦厚处显露儒雅，毫无官僚架子，又善于引导启发，所以大家谈得非常尽兴。会后没过几天，我到北京参加国家教委的会议，正好与回北京的朱部长同一车厢。他上车较迟，但很快便发现我，并且热情邀我到房间聊天。由于年龄相近，早期又有许多类似经历，所以一见如故，推心置腹，谈了两三个小时才告别。
1987年暑假有空，参加陶行知研究会在南京举办的骨干培训班，我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胡国枢都被邀去讲课。会后胡国枢邀我顺道到杭州旅游，并答应亲自陪同我回祖籍湖州寻根。我的老家在湖州市（原吴兴县）菱湖镇荻港村，当时尚无公路通行，只能乘机动木船在芦苇丛生的港汊中缓慢行进。当时我的小女儿雪梅已经就读于浙江大学光仪系，我很想到荻港定居离休，便于就近照顾，当时离休干部如果在家乡已无自家房屋，可以补助九万元修建住宅。国枢欢迎我到杭州。但说你现在精力旺盛，过早离休太可惜，不如到杭州找所大学教书，换换环境调适心情。他在浙江省很受重视，与许多领导都说得上话，所以很快就得到浙江省政协王主席的热情关切，经与教育厅商妥，由该厅向湖北发商调函，内定担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师大校址在金华，考虑到我年事已高，在西湖边提供两室一厅住宅，每周只要去金华两天办公即可。进展之快与条件之优厚都使我非常惊喜。
喜讯带回武汉，全家都欢欣鼓舞，特别是雪梅巴不得我立刻搬到杭州，这样她就每周有家可回了。浙江省求才若渴，很快便发来商调函。但湖北省领导与华师都不肯放人，并且通过国家教委不予批准，说是章开沅接任校长未久，学校刚有起色，不宜过早调动。就这样，我与曾祖父维藩公一样，归隐荻港的美梦顿时化为泡影。
不过平心而论，我与湖北省党政领导关系尚称融洽。特别是有些老领导真是看着我成长的，对于我的优缺点，怪脾气，大多一清二楚。如果不是他们的理解、信任与宽容，我可能早已在既往政治运动中遭遇灭顶之灾。更重要的是我对华师的感情太深。昙华林是我成家立业之地，而桂子山的一砖一瓦都铭刻着我们已经逝去的烂漫青春。所以无需领导多方劝说，我就放弃了告老还乡的冲动。
当时湖北省以及武汉市的领导实干者甚多，对专家学者也比较尊重，仅就我亲身经历，追忆几件往事。
一是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他原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对工业、农业、金融业非常重视，对文化教育则有点力不从心。有次他亲自带队到华师调查研究，还邀集少数师生代表开小型座谈会。会议一开始，他就鼓励大家给省委提意见，但会场沉默无语，又是陪同的副书记钱运录“救火”，笑着命我“带头开炮”。我也只有打破沉默，就中央直属院校在武汉处境的困难，批评省委、市委领导关心支持不够。本来这些意见也不算尖锐，但我结尾却脱口而出，说了一句积压已久的心里话：“我认为解放以来湖北省领导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张之洞那样重视教育。”关书记可能缺乏心理准备，站立起来，走来走去，满面通红，仿佛关公再现。陪同前来的新任科教部部长何界生原来是同济医学院团委书记，对我比较尊重，同时也知道关书记的脾气——站立起来，走来走去往往是“冒火”的前奏。她慌忙说：“章校长是学者，是学者。”我又犯迷糊，不知“学者”一词是褒是贬？但她的提醒立即生效，书记果然冷静下来，坐下平静地与师生交流，座谈总算平安无事，大家松了一口气。事后听说关书记曾派人到武大历史系，问武大的中国近代史教授：“章开沅为什么说湖北省历任领导都比不上张之洞那样重视教育？”那位老师解释说：“这是章先生的学术观点，他历来都是挂在嘴上讲，并非针对关书记。”关广富无非是“躺着中枪”，听说他以后也没有再提此事。
不过有件事，我自己觉得有点对不住关广富。记不清是哪一年，湖北省社科联首次颁发科研奖，他热心支持并且带头提交一篇自己写的政治评论文章。此事我完全没有过问，直到报上公开报道评审结果，才发现他的文章被评为三等奖。我觉得参与评审的学者非常严肃认真，省委书记的作品竟然只评为三等（即最低一等）。但具体负责经办的社科联专职副主席也过于马虎，如果事先把这篇文章抽出，可能更为妥善。不过关书记倒也胸怀坦荡，听说他不以为意，还高兴地告诉别人：“我居然也评上奖了！”可见当时的高级干部还不是多么“特殊化”。至少带头参与申报，而且不是秘书代劳，这本身就该称赞。
中共十三大正式召开之前，举行过准备性的全国代表会议，我竟然作为高校唯一代表参加此次盛会。湖北代表团开会吃住乃至娱乐都在一起，大家一律平等相待，亲切如同家人，我感到关书记对我并未存有任何芥蒂。关广富并非老干部，是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参加革命工作，然后随军南下的。他离休以后曾创建孔子学会并聘请我为顾问，仍然保持着故旧情谊。
二是湖北省领导班子中资格最老且学历最高的韩宁夫。他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抗战爆发前参加革命工作。由于年事已高，已经不再如过去那么朝气蓬勃、干练敏锐，但是忠厚诚朴，颇有长者风度。80年代事多会也多，而且很多会需要他参加以示郑重。有时一天他要参加好几个会，而且直到开会做报告时还问秘书：“我这是开啥会呀？”大家都忍俊不禁，但对老前辈仍然极为尊重。有次省教育厅组织各学科评审正高职申请，由我担任组长并且集中住在宾馆，大约一周工作结束，教育厅厅长邹时炎突然跑来，说是韩省长今晚宴请慰劳大家。我说不必了，现在教授们都急于回家，也不想惊动省领导。邹时炎原来是我们历史系的学生，所以我们无所不谈。他认为省长是诚心诚意感谢大家为学科建设辛劳，为什么老师们还不领情呢？我说过去书记、省长请客，都是客人先到齐，然后首长缓缓而来，客人站在门口列队欢迎，这到底是谁请谁呢？时炎是我非常喜爱的学生，长期当过小学校长，因此领悟力特强。他大笑说这个好办，现在就可以改进，宴请由省长先到坐候。当晚，韩省长果然笑容满面，站在门口与我们一一握手，大家鱼贯就座。看到革命老前辈如此平易近人，大家反而颇感惭愧。席间谈笑风生，共话湖北教育大业，气氛非常融洽。
再有，那些年，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黄辛白等，大多也是“一二·九”时期清华、光华等名校的学运领袖人物，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健则是跟着哥哥张劲夫追随陶行知的晓庄、育才学校早期学生，因此与我们这些新上任的学者型校长很容易沟通，像是兄长与老师一样循循善诱，平易近人。有次在北京开会，黄辛白的卧室正好与我邻近，他抓紧时间与我交流，因为当时许多学校都在把学院改成大学，国家教委直属师范学校只有西南师院与华中师院迟迟没有动静。他问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申报改名，我说学校的好坏并非取决于校名，加上我们学校对外交流起步较晚，这两年刚刚进入快车道，已与十余所外国学校建立全面合作交流关系，校名一改，海外学校反来不知我们是否是新建学校。黄辛白笑着说：“你讲的道理我都懂，但在目前形势下，你们如果不改名，连招生都要吃大亏，因为人们总是认为大学比学院好一些。”经他耐心解释，我知道改名不宜过迟，很快就申报改名华中师范大学，但毕竟迟了一步，很多正式出版的高校介绍材料都把我校列入学院一类，而湖北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省属学校反而与综合性大学列入一类，在生源方面确实已经造成损失。
张健是陶行知喜爱的少年学生，因此对陶行知研究（简称“陶研”）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与方明等人通过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简称“中陶会”），把“陶研”推向全国各地，蔚然成风。但是从学术水平来看，“陶研”尚处回忆录撰写与普及推广阶段，真正具有功力的学术专著寥寥无几。由于我校较早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而且已有一个精干的“陶研”团队，所以指定由我担任全国“陶研”项目的总协调人，但主要是依赖挂靠在教育部的“中陶会”开展工作。张健经常与我以电话直接联系，他对我主要有三点期望：一、培养国内第一个研究陶行知的博士；二、举办一次关于陶行知的国际研讨会；三、撰写一本真正是学术性的陶行知传记。张健非常平易近人，像兄长一样对我谆谆教导，而且对工作程序也做了明确安排，自然使我心悦诚服。
第一件事最为好办，因为有现成的博士候选人，即周洪宇。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就读历史系而且曾任中国近代史课代表，与我接触较多。这个学生思想活跃，阅读面甚广，文史基础甚好。毕业后师从董宝良教授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并且参与《陶行知全集》编辑工作，已经能够独立从事陶行知研究，所以他又回历史系攻读以陶行知研究为方向的博士学位。张健也惜才如命，从各方面提携帮助他茁壮成长，可以说周洪宇是他和我共同指导的。周洪宇不负众望，博士论文厚实创新，赢得海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而“陶研”也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第二件事也很好办，因为国内“陶研”已有一定基础，美、日等国亦不乏颇有学养的专家。1996年10月中旬就在我校举办了首次“陶研”国际学术会议。“中陶会”的领导，陶行知当年的得意弟子方明、胡晓风、丁丁都先期前来，筹议开幕式等例行事宜，稍后张健亦赶来代表国家教委宴请外国学者。18日至21日四天连续开会，先小组讨论后大会发言，讨论非常热烈。会后还举办了“陶学”研究班，培养各地“陶研”骨干，对陶行知思想的传播实践与发展起了明显推动作用。
第三件事看似简单，实际却最难办，那就是因为陶行知这个人物的一生内容太丰富了，不仅有多方面的活动，而且留下的著作与报道也是汗牛充栋。我当时正在校长任内，行政事务太忙，根本无法抽空撰写学术专著型的陶行知传记。幸好唐文权见义勇为，自愿与我合作编写。他原来专心研究章太炎，来华师后与罗福惠合著《章太炎思想研究》，已经具备撰写学术传记的功力。我们遂共同研究陶行知，并初步拟定篇章结构与整体设想，但他只有独自收集资料，访问记录，工作量甚大，几乎找遍了陶行知所有在世的亲友与其他相关人士。1990年我远去北美，但他每写完一章必定邮寄给我阅读修改，最后终于定稿交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付印面世。我们赞同当年陶行知逝世后宋美龄的题词——“万世师表”，并且认为：“他不仅是中国孔子以后又一位万世师表，而且也是现代世界屈指可数的伟大教育家之一，因为他始终走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前头，而在教育思想与实验方面的贡献早已超越了国界。”所以把书名定为《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而英文译名则是“Tao Xingzhi，A Confucius after Confucius”。此书出版以后，出乎意料受到海内外学界的一致好评，特别是“中陶会”认定该书是大大提高了“陶研”的学术层次。正是我们合作出版的这本书，使我晚年与“中陶会”“陶研”密不可分，并且与散处全国各地痴迷“学陶、践陶”的“大陶子”“小陶子”亲如一家。我们共同为继承、发扬陶行知的思想努力奋斗，并且把“爱满天下”的理念传播四方。
用编年史的眼光看，1986年应是80年代最为辉煌的一年，也是我们辛亥革命研究者最为忙碌而又成绩斐然的一年。因为适值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从翠亨村开到海内外各地，而我培养的几批研究生已经脱颖而出。以在广东举办最为隆重的国际研讨会为例，就有八人通过评审参与盛会，并且多已得到中外知名学者交相赞誉，马敏与桑兵的论文更作为代表佳作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校园内也是生机勃勃，众多学科人才辈出，有些已经成为学科前沿的领军人物。学生勤奋攻读，每日清晨林间广场朝读，书声琅琅，成为一天开始的美好序曲。那几届学生，热爱祖国，关心政治，许多现今的鼎盛精英，那时已经显露峥嵘，指点江山，挥斥文字，意气飞扬，不愧为一代新型学子。
从1988年到1989年春夏之间，我的主要精力是筹备并举办首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涉及基督教的研究仍为学术禁区。但是，我在教会大学读过书，多少了解若干实情，同时又初步检阅了中国13所教会大学与我老师贝德士的档案全宗，越来越觉得对于这一历史领域不能放弃，必须客观科学地加以研究，才能恢复历史真相并给以正确的评说。从1987年开始，我们就联络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校的相关研究者，决定首先合作创办研究通讯，并且召开一次国际研讨会，借以开风气之先。他们公推我为总负责人，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林霨（Arthur）教授共同策划主办研讨会，经费由鲁斯基金资助。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课题，又处在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的时期，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幸好，当时国家教委外事局与省市外办都对我相当信任，认为我这个“老外事”一定能够掌握政治分寸，所以几经反复磋商，终于比较顺利地办妥相应手续。
6月1日至3日，会议在纷纷扰扰的华师校园隆重举行，尽管只有三十多人参加，但却把欧美和中国港台地区的中国教会史知名研究者都请来了，特别是请到了经典名著《中国教会大学史》的作者鲁珍晞（Jessie Lutz）。我在开幕词上心平气和地追述：“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
本文选编自《凡人琐事：我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