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1978年以来，与改革有关的经济理论研讨会不计其数，但没有哪一个像莫干山会议那样被持续关注，被视作可以发掘利用的遗产。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交流中心自2012年起，开始每年9月在莫干山召开中青年理论讨论会。今年已是第三年，题目是“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

莫干山会议具备什么品质？有什么独到之处？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2008年，我根据采访和文字资料，撰写了“影响改革进程的莫干山会议——记1984年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一文。（《经济观察报》2008年10月24日发表时，题目被改成《莫干山会议真相》）此后，在研究1980年代经济学家的过程中，得以见到更多相关的史料，深感莫干山会议是个历史棱镜，可以折射出会议本身的有情有理、有神有趣；也可以折射出会议之后的风云变幻、人生冷暖，以及中国历史演变的有升有沉、有明有暗。值此30周年纪念再记，力求将所知的个人记忆融入整体，将零碎记录拼成图像。

创意、设计和组织

莫干山会议不是一个自上而下、官方发起，而是自下而上、“民间发起”，得到体制内机构和一些开明人士支持的会议。其创意来自当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嘉明（1950年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黄江南（1950年生）。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实经济系78级研究生同学，此时职务是助理研究员。

1978年以后，随着“上山下乡”北京知识青年回城、上大学、读研究生，一些在“文革”期间开始思考中国现实和命运的青年人聚集起来，形成一个个讨论问题，调查研究的圈、组，或称“民间思想部落”（钱理群语，见钱理群为孙方明著《潮聚潮散——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所写的序言，大风出版社，2011年）。比如：1980年聚在一起的“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自1980-1982年，合作五篇文章：1.《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2.《关于我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3.《对我国农业发展问题的若干看法》；4.《关于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问题的若干看法》；5.《思考与选择》。起初被称作“四签名”，后来被称作“四君子”）、“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于1980年底组建，陈一谘任组长，何维凌、王小强等任副组长，主要成员是在校大学生。该组运行到1985年，一分为三，一部分人转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城市改革），1982年成立的“青年就业研究组”（蔡晓鹏任组长，李振宁、张学军、卢迈为副组长，主要成员为各校研究生）、1983年的“流通组”（1983年，王岐山将“青年就业研究组”转变成“流通组”，直到1985年。蔡晓鹏任组长，成员皆为研究生），“国情组”（1983年3月，陈子明、姜洪、石小敏创建国情组，后更名“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当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后被取缔），以及“国民经济双周讨论会”（北京的青年人自发组织的定期讨论，参加者有大学生、研究生、研究人员、记者、教师、机关干部等等）。

栖息于这些群落的年轻人，遍及各个大学、社科院、中科院、报社、党政机关，形成了很强的势力和场，并与上海、天津、武汉的年轻人遥相呼应。然而，朱嘉明、黄江南他们更希望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的有为青年也能参与到改革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来，他们把召开全国性的会议当作一个途径。（据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李罗力回忆：“朱嘉明最早提出召开这个会议的具体设想，就是他到天津与我们这些朋友见面后产生的想法，认为不仅要把北京的中青年学者动员起来，还应该把全国的有志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中青年经济学者都发动起来。因此，他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提出了筹备召开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的最初构想。”）

这个想法最先说与刘佑成（1949年生）和孙皓晖（1949年生）。刘、孙是陕西人，刘佑成从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时任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皓辉（著有6部11卷《大秦帝国》，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是法学出身，在西北大学任教。时间是1984年1月，地点在杭州。他们设想把会议地点选在浙江，最好是莫干山。这年春天，朱嘉明、黄江南和《经济学周报》社张钢（1948年生）去南开大学，和那里的朋友谈了关于莫干山会的具体设想。张钢成为会议筹备和举办的重要操持者。

朱嘉明和黄江南所在的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负责人是马洪（1920-2007年）和蒋一苇（1920-1993年）。虽然他们都是极有创造力、组织力的人，但是难以承担发起和组织全国中青年会议的责任。既然不能使用自己所在单位的名义，只能寻求外援，找到发起单位，名正言顺地撑起这个架子来。在那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体制外”，也没有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只有年轻人自己培育的自由组合空间。至于选择标准：一是处于改革先锋的新兴媒体；二是多家媒体联合发起。

那是少有的媒体宽松时期，创办一份报纸并不难。首先是《经济学周报》（1982-1989年），它是由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发起人于光远（1915-2013年）、冯兰瑞（1920年生）等创办的，王瑞荪任总编；其次是安岗（1918-2013年）、丁望（1926-2003年）担任主编、副主编的《经济日报》，这份报纸1983年1月1日创刊，影响力和发展势头强劲；再次是实行主编负责制的《世界经济导报》（1980-1989年），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创办，主编叫钦本立 （1918-1991年）。此外还有《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它是由参与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青年白若冰等人于1984年刚刚创办，由主报和系列专刊组成，是中国第一家系列报刊；曾任于光远秘书的刘与任主编的《经济效益报》（1980-1989年）；老媒体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

不出所料，几家媒体愿意承担发起单位的责任。与此同时，刘佑成争取到浙江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中心也作为联合发起单位，加起来总共十家，相当可观。6月12日，《经济日报》发出消息：《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

与此同时，成立了三个组：

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即各发起单位代表，他们是：《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编委会主任冯兰瑞，主编王瑞荪；《世界经济导报》社长钦本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张学廉；《经济效益报》主编刘与任，《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白若冰，《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王文起，浙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奇，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方民生）；

二是筹备组，尽可能广泛地把在京机关中有密切联系的青年人囊括进来，包括各发起单位中年轻一代的干将。组长是张钢（《经济学周报》）；副组长是徐景安（1941年生，国家体改委）、黄江南（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组员有卢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周其仁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高善罡（《经济日报》）、崔维德（《中国青年》杂志社）、陆薇薇（《中国青年报》）、朱杏清（《世界经济导报》）、周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刘佑成（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王晓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孙祥剑 （国家经委财贸综合局）、胡世英（自学杂志社）、周小川（清华大学）、卢迈（北京经济学院）；

三是论文组，组长是王晓鲁（1951年生）、周其仁（1950年生），副组长是朱嘉明、卢迈(1949生)、宋廷明(1945年生)、高梁（1948年生）。（徐景安莫干山会议筹备资料，来自徐景安个人空间）参加阅稿的还有张少杰（1953-2011年）、蒋跃（1958年生）、夏小林、高善罡（1955年生）等等（据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共识网2013年6月8日）。临时办公地点在北京燕京饭店。他们几乎都是“知青”一代，身上有着“江湖”精神，不惜出力流汗。对收到的1300多篇论文，他们进行了七次评审（根据《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在开幕式的发言），不徇私情、不讲关系、遵守程序，最终挑选出120余篇。据高梁回忆：“整整一个暑假没有回家，看了一个月的稿”。

8月27日，《经济学周报》刊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即将在浙江省召开》（张钢撰写）。朱嘉明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祝贺与希望》：

“这是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

经济科学工作者队伍急需一大批新生力量来补充。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就是发现、汇集、扩大经济科学工作者大军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这次讨论会，在开会方式上也有所改革。参加者的入场券是自己提交大会的论文。大会只以文取人，不计其他，入选者才能出席。会上也不是各念各的文章，文章另行印发，由会议选择几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若干建议。这样，会议的参加者不再是一些老面孔，给一些确有研究的中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学的机会；同时，会散人走也留下了成果。可能这样的开会方法，也会为今后召开类似会议开创一种新的风气。”

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进入会议阶段，筹备组和论文组转换成大会秘书处及七个课题组召集人，加上原有的领导小组，构成保障会议顺利进行的金三角结构。八天会议中，秘书处编印了至少四期《会议情况》。9月10日会议结束后，各组报告起草人赶写，15日就已完成七份专题报告，加上两个附件，共九份文件上报。9月中下旬，几位主要执笔人又去北戴河做进一步修改，有徐景安、朱嘉明、黄江南、周其仁等。

课题组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及相关问题设置的。按照论文内容和专业兴趣，将与会者分配在七个课题组内。第一组是宏观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宏观问题，召集人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马小冈；第二组是企业组，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问题，召集人是重庆社科院周天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杨沐（1946年生）；第三组是开放组，召集人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朱嘉明；第四组是流通组，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召集人是商业部办公厅蔡晓鹏（1950年生）；第五组是金融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新课题，诸如金融市场、股份经济、劳动力流动等问题，召集人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蔡重直；第六组是农村组，讨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问题，比如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农副产品购销政策等问题，召集人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周其仁；第七组是理论组，讨论基本理论问题，如政府职能等，召集人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王晓鲁和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高梁。

会议的资金来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1980年代的众筹”。中央书记处农研室资助1万元，各发起单位资助1000-2000元不等。其支出项目主要是印制材料、会场、交通和伙食补贴等。（根据徐景安公布的资料，载徐景安博客）从8月15日筹备组寄出的会议注意事项中可见：“会议代表旅差费、住宿费回本单位报销”；“由于住宿安排条件有限，请不要提前到达”。因为不负担食宿，所费并不太多。

在交通基础设施极为落后的年代，不仅办会不易，很多受邀代表来开会也难。要不是看到一份记录，似乎那个时代的困境都被彻底淹没了。来自山东济宁印染厂的翟新华（1949年生），9月1日下午乘公共汽车一路站到兖州，买不到当日杭州车票，四处托人，好不容易才登上了夜里两点的火车：“车上人多得出奇。不要说没有座位，就是坐在地板上的地方，蹲下去的地方都没有。站着也不能自主。人贴着人，脚挪动一寸就要碰到别人。车窗都关着，又闷又热，加上挤，人们都很烦躁，时有争吵。火车过了徐州，又过了南京，本以为到上海会有座了，不料，常州、无锡、苏州过了，上海到了，仍没有座。一直站到杭州。从凌晨2点一直站到下午5点，15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个苹果，没有上一次厕所，同时大汗不止，口渴难忍。对我来说，这是历史最高水平，就是‘文革’大串连，也没有此景况！”（根据翟新华笔记）

东道主方面承担会务的主要是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组成有24名成员的会务组，打头的是后来担任浙江省体改委主任的章荣高。省政府汽车队、莫干山管理处各派出5位。他们竭尽全力。中秋节前两天的8日，给大家发梨和苹果；10日晚上加餐、赏月，为各组准备月饼、糖、瓜子，组织中秋之夜舞会。

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会议困难来自方方面面，只是，从未听到任何当事人口里吐出过一个“难”字，完全是众人拾柴、热气腾腾的感觉。

与会者的草根性、广泛性及多元化特征

莫干山会议参加者的草根性、广泛性和多元化特征决定了会议的品质，以为它是“精英”集会是对历史的误读。何来这种品质呢？它是以在报纸上征文得到响应为基础的。可惜1300多份应征论文的资料未有保存，难以对作者、选题进行分析。在通讯条件差，连电话和传真都未普及的年代，达到如此深而广的动员程度，是人心所向的反映。会议发起组织者创造性地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将大批名不见经传的学生、教师、研究人员、企业人员、军人，从中央到省、市、县，从中心到边远城市研究经济改革的青年人组织在了一起。

针对《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名单》，笔者对近180位代表，做了一个按地域、身份、行业的分类（表略），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谁是会议的参加者（按照实际参会增加了原来名单上没有的李湘鲁、孔丹；而未参会，名单上有的则没有去掉）。

首先，区域分布广泛，涵盖24个省、市、自治区。90多人来自研究机构，或在校研究生；36人来自党政部门；12人来自企业；34人来自媒体。

第二，以青年为主，老、中、青结合。青年又以上世纪50年代出生，30岁左右，经历“文革”、上山下乡，恢复高考之后考取大学和研究生的为主。研究生多是用自己的硕士论文来参选。像参与价格双轨制讨论的华生（1953年生）、何家成（1956年生）、张少杰（1953年生）、高梁、张维迎（1959年生）等，都是82级研究生。50岁以上的大约10人，最年长者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1913年生），时年71岁；安岗66岁、丁望58岁；冯兰瑞64岁、钦本立66岁等，以及浙江省省长薛驹62岁、中共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崔健66岁等，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沈善洪53岁、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文骞53岁。他们的出席既为年轻人保驾护航，也有借青年之锐气造势，推行改革之意，渴望从这些“自命不凡”敢想敢说的年轻学者，包括研究生那里听取新思想、新知识，也感受新会风。

第三，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的参与。从北京来的有中组部、中宣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西城区等机构工作人员。浙江省更是倾巢出动，除了省长、宣传部长，社科院院长，浙大副书记，还有省委宣传部、办公厅、组织部、体改委、省经济研究中心、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浙江省还有20余位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分属研究机构和省委省政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总理秘书李湘鲁（1948年生）和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孔丹（1947年生），以及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1948年生），他们起着上引下连，穿针引线，内外呼应，无可替代的作用。虽然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间不长即被叫停，但是，政治经济上的保守力量，对改革或充满疑义或反对，对于此次青年们大张旗鼓讨论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是特别盯牢的。国家体改委就有领导顾虑这个会是媒体与民间组织的，而劝体改委宏观规划组的徐景安不要参加，但徐景安执意赴会。会议组织者十分清楚局势，既保障安全，又不失锐气，尽量使会议有利于改革的整体事业。众多党政机关人士的出席，无疑给他们增添了底气、合法性和保护色。值得提及的是，这些与会者没有官气，谦恭、行事低调，平等讨论，甚至忘乎所以地争论。中组部青干局还带来一张由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局制作的《社会科学专门人才登记表》，请与会者登记，想发现和聚焦人才。

第四，媒体代表。参与会议的媒体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为改革鼓与呼是他们的使命。特别是经历了“反右”、“文革”之后的老报人，重新拥有一块媒体阵地时，思想已十分成熟，且有魄力和经验，深知如何给予青年人最有力支持。以《经济日报》为例，安岗和丁望总是说他们义不容辞，要给予青年人最好的“后勤”保障。会后，《经济日报》辟专版先后刊发莫干山会议文章18篇。在共同的理想追求下，学界与媒体相得益彰。

第五，企业代表。会议邀请了12位来自企业的代表，他们是国有企业体制中潜藏着“企业家”精神的思变之人，像西单商场的赵聚武，泰州炼油厂的闫卡林，山东兖州印染厂的翟新华等。

覆盖城市改革的七个专题

即便三十年后回过头再看，莫干山会议的主题和七个课题组的设计，也不得不说它既有新意，又从现实出发，覆盖了改革所面临的各个领域。这是会议的“骨架”，而能不能把问题讨论透，讨论充分，则需要创造新式的开会方法。在这方面，莫干山会议无疑是“创新”：会议论文只是入场券，会议期间不宣读论文。

9月3日一早，在杭州报了到的代表4点多起床，乘车行80多公里上莫干山。开幕式于9点在莫干山450号大教堂旧址内举行。上午发言的是东道主浙江省省长薛驹，《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1925年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下午发言的有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1938年生），中组部青干局闫淮，大会秘书长张钢，国务院体改委徐景安等。

王瑞荪和贾春峰的讲话给人印象较深。王瑞荪说：“改革实践提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回答。老一辈经济科学工作者在丰富的现实生活中获得新的动力，也涌现出一批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这次会议是建国三十五年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我们希望能够体现出讲求实际，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能够体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精神；能够体现出‘五湖四海’、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能够体现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贾春峰的发言题目是《时代的召唤、崇高的责任》：“对于改革实践提出的许多课题，在过去的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结论和具体答案的。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错综复杂、急剧变化的现实经济生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种研究，是需要付出巨大心血的崇高的科学工作，要有献身精神、求实态度、创新勇气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绝不能复述已有的结论，或者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机械套用某些原理所能完成。改革的实践日新月异，现实生活在大踏步前进。”“大变革要注重理论的大发展，也必然促进理论的大发展。”（根据讲话稿，油印件）

没有例行的大会发言，就进入三天分组讨论，之后才是大会，然后再回到小组，归纳整理课题报告。它既是开会，又是共同研究、完成课题的过程。以第二组日程安排为例：

9月3日：上午、下午参加全体大会。晚上开碰头会：（1）自我介绍、相互认识；（2）谈谈自已参会想法（5分钟）；（3）介绍小组讨论日程安排的设想。

9月4日：全天小组讨论。（1）工业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实质和含义；（2）怎样使企业的盈余和职工的自身利益相结合；（3）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要有破产法，为什么？

9月5日，全天小组讨论。（1）我国工业企业的自负盈亏可采取哪些不同的模式；（2）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大型骨干企业是否可实行自负盈亏；（3）我国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采取哪些步骤？

9月6日，全天小组讨论。（1）工业部门管理和工业行业管理的主要不同点；（2）加强工业行业管理的现实意义；（3）工业行业管理应有哪些内容和形式？

9月7日，上午大会发言，下午小组讨论。

9月8日，小组讨论。（1）当前工业行业管理的情况，什么是急需改革的问题；（2）加强工业行业管理的步骤和措施；（3）加强行业管理和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的关系。

9月9日，小组讨论。（1）讨论并通过小组的课题汇报：a.关于工业企业自负盈亏问题的探讨，b.关于实行工业行业管理的设想和建议；（2）当前妨碍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3）在体制改革中我们能采取哪些措施加快工业技术进步。

这里，非常有必要对莫干山会议的分组顺序及各组论题作个简略叙述：

第一组，宏观组。聚焦于价格改革，认为现有价格体系有两大弊病：一是官定价格太多，二是价格结构不合理，彻底价格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针对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原则部署和相关的财政、物价水平、工资和计划体制的配套措施，有三种意见：（1）强调以调为主，以改为辅，即对能源、原材料、重要农产品和公用事业费价格必须管住，对其他一、二、三类产品价格能放的，而且市场有可能调节好的就放。（2）以放为主，以调为辅，认为上述基本产品有的也可以放，尤其是替代弹性较高的产品，要管的只是那些震荡大而替代弹性小的产品价格，同时，对所有放的价格以分次逐步扩大幅度的浮动价格形式过渡，从长远看，实行计划指导下的自由价格。（3）先放，然后放调结合，经过五六年时间达到该放的放开，该调的调好，以便在某些产品上实行官价与自由价并存的价格双轨制。（根据《会议情况二》，油印本）

第二组，企业组。集中讨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启动点；关于“利润留成”和“股份制”两种改革方式；关于国有企业破产问题。题目似乎不够刺激，却是最重要的课题。这些问题是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废除国家所有制的根本问题。

第三组，开放组。这是一个东西对话的阵势，成员来自沿海开放地区和西部地区，有上海的陈申申、陈乐波、陈平、蔡乃中，天津的杜厦、李罗力、金岩石、常修泽、郝一生、杨海田，广州的张向荣，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梁宪等；内蒙的郭凡生、曹征海，陕西的张宝通、刘安等。来自北京的朱嘉明作为召集人，有点居中裁判的味道。讨论涉及面相当广泛：（1）扩大开放战略，包括建立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环境，通过市场机制为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保证，打破条条与块块束缚，允许各种类型的经济实体对外进行经济活动，颁布各种经济法规、法令，在条件不成熟时颁布临时措置法或试行方案。（2）沿海开放和中西部地区开发的关系。形成了由东到西的“梯度开发理论”和“反梯度开发理论”，以及在内地“中心开花”理论的争论。郭凡生是“反梯度推移理论”的代表人物。该组的专题报告提出：“沿海对外开放，内地也应对外开放，是一个大宏观决策，需要国家统筹考虑”。（3）金融、外汇管理体制，集中讨论在对外开放形势下的汇率制度改革问题。提出在短期内将双重汇率向单一汇率靠扰，实施有限浮动性汇率和差额财政出口补贴。特别是，建立一篮子加权平均指数以取代人民币只盯住美元的做法。（4）特区货币问题，包括特区货币的特征，与主权货币的关系。虽然最终没有发行特区货币，但是这一讨论对后来的金融货币体制改革还是具有参考意义。

第四组，流通组。主要集中在讨论如何发挥城市多种功能：（1）城市功能发挥和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之间具有相关性，为此需要全方位开发城市多种经济功能，不能依靠行政力量组织，只有依靠市场机制。（2）政府在发挥城市功能方面的作用，主要包括改革城市基础设施，建立人口自由流动制度，推动城市发挥贸易中心、资本中心、金融中心的作用，并建立相关的法律体系。所以，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指标不应该仅仅是工农业总产值。因为为了完成总产值计划，会耗尽城市的全部力量，阻碍和压制城市多种功能的发育。（3）调整城市产业结构，改变单一工业生产功能大城市，着力解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电煤气供应不足，生活质量下降等严重问题，着力发展服务部门。（4）实现理论上的突破，纠正那种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创造价值，不承认城市多种功能，和第三产业对社会利益的贡献的思想。（根据《会议情况二》，油印件）

第五组，金融组。召集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的蔡重直，成员有刘渝、齐永贵，广东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沈水根，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肖帆等。重点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生产对金融提出了哪些最为迫切的要求”、“我国应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当前金融改革主要抓哪些环节”等问题。还有“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开放金融市场”问题，由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引发的“股份经济”问题。

第六组，农村组。主要成员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和中央书记处农研室成员，如王岐山、陈一谘、裴长洪、白南生、左芳等，讨论的主要问题是：（1）如何判断农村改革和发展总体形势；（2）改革农产品（首先是粮食）购销体制，新型粮食流通渠道和粮食部门经营模式；（3）农村产业结构。该组就粮食问题提出的建议是：粮食收购倒三七计价后实行限额收购；把财政对粮食的补贴放到省，由省灵活使用；在当时，国家粮食库存保持在1000亿斤左右为宜。

第七组，理论组。讨论集中在：（1）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2）政企分离及国家的经济职能；（3）所有制形式以及经济模式选择。他们认为，国家的经济职能并不等于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政企分离就是要改变过去企业隶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缺乏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力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的状况，而政企不分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所有制。

近年来，由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论，和相关人员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引发了媒体关注。“价格改革”，确实是1984年前后迫切需要求解的现实问题，会上的讨论和建议受到了张劲夫的赞赏，并呈于总理和得到批示。但是，价格双轨制讨论仅仅是莫干山会议的一个问题。如果将这个会议的成果只局限在这一个问题上，而不了解会议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和贡献，则是莫大的误解和偏差。

挂牌讨论是莫干山会的一大发明，即任何人可以提议讨论某个问题，陈述理论，经过大会学术组认可，即可挂牌讨论。6日晚上，第一组的挂牌讨论达到高峰。据马小冈回忆：“我这个召集人不得不采取发言限时15分钟的规定，到点敲茶杯。其他组代表纷纷跑到我们组加入论战，挤一百多人，许多人站着。我把茶杯几乎敲碎，无法阻止激辩。”（马小冈：《从莫干山到京丰宾馆》，《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原《经济学周报》的马力对那个场景印象深刻：“人多的啊，里屋小，桌子板凳，大家挤在上面，连外屋都堆满了人。大家使劲吵，各种观点的人在争吵中做了修正，最后，谁都不是完全固守原来的观点”。她提到一个趣事，张维迎陕西口音特重，让人听不懂，她在想能在会上发言吗？她去问张维迎，张维迎回答说自己行，“都答辩过了，还得了优呢。”

会议进行到第六天，9月8日，领导小组、各组召集人和会议秘书处召开了一次碰头会，对前一阶段进行小结。好在有历史记录，让我们得见这些前辈对会议的观察和评论。

丁望发言说：“会议的性质还是学术会议，衡量会议成果要用多方位尺度，如青年人有许多好的思路是成果，各地把会风带回去也是成果。不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上‘书上’”；冯兰瑞则说，讨论侧重建议当然很重要，突出了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从实际中提出一些政策的理论问题，让同志们回去研究。学术讨论会都是政策也不成。”王瑞荪说：“这次会议不同的就是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现实问题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因此，难度比较高，要求熟练运用理论，判断分析问题，因而会议有深度，交锋激烈。这样开会，值得学术讨论会提倡。从政策上提出某些建议是符合改革要求的。”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奇说：“我们省正在搞城市综合体制改革，探讨如何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如何把企业搞活。”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发言是：“我们准备召集浙江的同志开个会，讨论应当吸取什么。”中央办公厅李应堂说：“大家为此绞尽脑汁，常常讨论到深夜，很晚才休息，看到青年人的活力。在讨论中是平等的，谁也不去压谁。”（根据《会议情况四》，油印本）

总的来说，莫干山会议是讨论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股份制、金融市场、中心城市多功能、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涉及城市改革关键问题的会。

从以上7个组的讨论内容不难看出这样三个特点：一是务实，从国情出发；二是自由讨论、思想解放、畅所欲言。虽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悄然开始，但是，计划经济的影响力依然强大，官方话语还守着“计划经济”，会议上很少囿于教条；三是有学术精神，讲经济理论，讲学术根据，创造出一个自由的学术空间。此外，它是在开放之初讨论深层开放问题的会是在“文革”后老人复出占据学界，论资排辈时代打破陈规，开天辟地的会；是不讲套话废话，交锋，头脑风暴的会。

其实，还不止如此。除了这么多小组会、全体大会，以及打破组别的挂牌讨论等等规定形式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会中会、会外会，各种各样组合的夜谈。比如，在某次小范围夜谈中，王岐山讲他最近去苏联的面面观。这里简直就是一个“思想市场”，人们张着眼睛和耳朵，吸取、学习、思考。会外会是另一处精彩。

如果说会议有主导者的话，那主要是那些已经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进入工作岗位的人。发起、组织者与大多数参会者是同代人，年纪相仿。他们在历史的呼唤下作出了呼应，再将这种呼应作为新的信号发送出去，得到更大范围的响应，从而成就了这一跨越空间、地域、行业、职阶，全方位的协作。

响彻山谷的大合唱

2011年5月29日高梁在张少杰追思会上说：“少杰，还记得莫干山上彻夜讨论和响彻山谷的大合唱吗？”凄人泪下！那是9月10日中秋节晚上聚餐，他们理论组的同伴喝了很多酒，醉了，回到所住的小楼使劲儿侃，使劲唱，把能想到的歌全唱了一遍，直唱到后半夜。用“响彻山谷的大合唱”来描述莫干山会的本质再恰当不过了，不是独唱，没有明星，是合唱。三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说莫干山会值得纪念，那么纪念的不是媒体上重新塑造的莫干山会，而是昔日响彻山谷的大合唱。

纪念不是为了荣耀，是为了怀念。曾经发出天籁之音响彻山谷的合唱队，已经零落，缺音少人。首先是逝者。当年意气风发的前辈安岗、丁望、钦本立，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周天豹、高小蒙、白南生、齐永贵、张少杰、陈一谘等相继离世；其次是老者。那些倾心支持青年的百岁马宾、90岁冯兰瑞，和众多进入古稀之年的兄长。还有令人感叹的是人生之歧路：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有的老病交加；有的漂泊海外；有的回归山野；有的被迫中断学术生涯；还有一些人被边缘或自我边缘，被迫沉默或选择沉默。无论世事如何纷繁，在每个人心底里想必都还存有难以割舍的一份莫干山情怀。

其次，不是为了“大道理”，是为了情谊。有一段佳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白南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张少杰在山上一见如故。下山之后，少杰给南风写信说，你到我们这儿来，烟管够，侃大山。于是南风去了。再之后，南风带少杰去王晓鲁家，见到随总理出访而未上山开会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副组长王小强。1985年当少杰研究生毕业时，选择了加入这些气味相投的朋友和事业，进入体改所担任微观室主任，成为企业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南风作为少杰儿子的义父，去年代亡友赴美参加儿子毕业典礼。在情谊之后是彼此价值观的认同，肝胆相照。上山与下山，冷与热，中心与边缘，对于这一代莫干山人习以为常。

第三，不是为了个人记忆，是为了群体的历史。莫干山会议是一次知识共同体的聚合和创造。将个人的记忆组合起来，拼凑整个图景，是为了开掘和拓展其思想资源。索尔仁尼琴说过这样一句话：“总盯着过去，你会瞎掉一只眼；然而忘记历史，你会双目失明。”在现代传媒之下，某些未经佐证按照个人记忆的反复言说，有可能会出现过分美化和突出自己在历史上的表现，导致历史事件总体失真。

如果说，莫干山会存在什么历史遗产的话，绝对不仅仅是曾经为改革献计献策，曾经得到总理批示，曾经对改革决策发生过影响，也不仅仅是什么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学术性贡献。道理很简单，莫干山会所讨论的议题，无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多么重要，随着时间推移，要么不复存在，要么过于陈旧，要么无法跨越。30年前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训练不足，在理论体系和方法方面，存在显而易见的局限性，难以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理论突破和创新。固然莫干山的与会者中有一些今日之人物，但是，仅仅因为名贵人物而津津乐道显然难以持久，因为单一的色彩经不起反复渲染。

那么，什么是莫干山会的历史遗产？其实是一种精神，一种传承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和奋发努力，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用22年打败号称春秋五霸之一吴国的精神。这是接地气，有底气的一代人。1984年的中国，刚刚告别“文革”八年，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还在，在人民币价值被严重高估的情况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300美元，排名世界120名之后，是一个贫困的“超级大国”。这些与会者经历了如此的漫长岁月，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勇气，渴望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并且相信改革开放是唯一选择。莫干山会议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没有思想禁锢。他们把一个个历史课题抛向天空，再给以回答。莫干山会将青年人推上历史舞台，使新生的改革力量得以聚集，从而改写了1980年代各种社会力量的版图。

农历八月十八，是钱江涌潮之最，排山倒海，声浪震天。莫干山会散在八月十五，第二天，9月11日早晨8点，与会者乘车前往海宁，赶在下午2点观潮。刚刚下山的青年，聚精会神于潮涨之壮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眺望潮水涌来退去，对改革前景充满乐观憧憬。他们无法预见，往后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的潮起潮落那么惊心动魄；走向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的道路那么曲折艰辛；历史和社会的代价是那么沉重。尽管如此，莫干山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却不会因为转型过程的困苦而失去价值。

（本文刊登时删去了部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