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1908年生）去世。十天后的3月4日，六百余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孙冶方纪念会。薛暮桥说：“我同冶方有五十多年的深厚友谊，……（他的）刚强精神，在别人身上是很难看得到的。” 钱俊瑞回忆1931年与冶方相识：“呵！一位坚强的火热而又温存的青年革命家，只二十三岁，站在我的面前！”“我再也不用眼泪，而要用我的心血和脑汁来纪念我这位非常敬爱的、在人世间共同战斗五十二年的老战友了！”3月7日，报载《我国设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的消息。

设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本身就是八十年代的一个亮点，而这个亮点是由三个光源聚集而成：孙冶方、“无锡帮”和刚起步的经济研究。

孙冶方的独特在于，有着不能被挑战的老革命资格，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担任过政府和学界领导，最早有改革意识，坐牢七年，活到了改革大幕徐徐拉开、锣鼓敲响时。这样有思想、有反骨、有资历、有资格的经济学家，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空前绝后。有人有其一二，没有其三四。1923年参加革命的孙冶方，十九岁就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课上当翻译，后被王明打成“江浙同乡会”反党集团；六十年代，被康生、陈伯达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出狱后的第一句话是：“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孙冶方素来以革命者的斗志做经济研究，原以为扫清了障碍可以大踏步前进，却不幸被肝癌击中。这是1979年。在病中，他还是高强度工作，得到了很多荣誉。1983年1-3月，《光明日报》以《孙冶方颂》为总标题，发表了二十几篇文章。孙冶方感到不安，致信报社并中宣部：“对我的经济理论观点进行适当的宣传和讨论，我是赞成的。但不要对我个人进行过多的宣传。这绝非谦虚之词，实为一片肺腑之言。”

孙冶方是无锡人。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很多出自无锡一带，像薛暮桥（1906-2005）、钱俊瑞（1908-2005）、骆耕谟（1908-2008）、千家驹（1909-2002）、狄超白（1910-1976）、姜君辰（1904-1986）、王寅生（1902-1956）、张锡昌（1902-1980）、秦柳方（1906-2007）等等，而领路人是陈翰笙（1897-2004）。他们在三十年代开始中国农村调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集体。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还有浙江人徐雪寒等。从无锡走到上海、走到苏区，走到解放区，走进1949，参与构造共产党中国经济体制架构，又是最早的觉悟者，力主改革。由此可见，无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作用真是非同寻常！

徐雪寒、薛暮桥等人起意，以孙冶方的名义设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基金来源是孙冶方遗作稿费，以及在朋友之间和向有关机构募集。徐雪寒对基金成立出力最多。1982年底，他跟孙冶方谈了这个打算。孙冶方的养女李昭说，“孙冶方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情上过心，惟有这一次。那天，我值夜班，去的时候，他挺高兴的，说跟我说个事儿。他一向不赞成宣扬自己，但是没有反对以他的名义。我想，一是感谢老朋友，二是觉得有意义。”薛暮桥一再说：我们经济学界，就成立这么一个奖励基金委员会吧，以后其他人不要再以个人名字搞了，我自己绝不用自己名字搞基金会。张卓元记得和刘国光一起去看薛老，曾经提过将来是否搞一个薛暮桥、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薛老肯定地说：“不要”。

我注意到当年为基金筹款的清单上这样几笔：马宾：2983.67元；徐雪寒：2008.32元。有整有零的钱数，是他们把自己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出来。薛暮桥捐了两次，一次和夫人罗琼，一次和苏星等人，共4000元。荣毅仁：5万元。据说，对于荣毅仁的捐款，基金会里有人提出异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基金，不能收资本家的钱。”于是，大家郑重讨论。压倒性的意见是，除了薛家（孙冶方本姓薛）和荣家有历史渊源，荣毅仁也是一位爱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其实，人们有所不知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直到去世才公布他于1985年入党。还有两份捐款来自刘瑞龙、江彤夫妇。他们并非经济学界中人，是早年孙冶方在苏北根据地的战友。一共筹得近20万元，存入工商银行三里河储蓄所。徐雪寒争取到了年息9%的最高利率。

与其说，设立基金是朋友们纪念孙冶方，完成他在经济研究上的宿愿；不如说，是大家共同的事业和理想-—推动中国经济科学进步。中国经济学家需要被肯定、被支持，尤其是青年学子。1983年6月13日报纸上公布了《设立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缘起》，说明基金永久性地存入国家银行，以存款利息作为奖励金发给获奖者。每两年评奖一次。还公布了55位发起人：薄一波、姚依林、谷牧、张劲夫，（以下按姓氏笔划）于光远、马洪、马宾、千家驹、王学文、石西民、冯和法、刘国光、刘瑞龙、汤季宏、许涤新、孙怀仁、孙尚清、孙晓邨、李人俊、李强、巫宝三、宋平、宋涛、吴大琨、吴觉农、汪道涵、陈先、陈岱孙、陈洪进、陈虞孙、陈翰笙、张卓元、张稼夫、何建章、罗琼、胡绳、荣毅仁、姜君辰、姜椿芳、骆耕漠、钦本立、秦柳方、钱昌照、钱俊瑞、徐雪寒、梅益、黄逸峰、蒋一苇、褚葆一、蔡北华、薛暮桥。

首次评选把时间放宽，自1978年底至1984年6月底的论著。评委会主任薛暮桥，副主任刘国光，秘书长张卓元。先请大学院校提出候选作品，经过初选小组提出入选作品供评委会评审。虽说工作量浩大，各个小组做得一丝不苟，评委们则在一个招待所住下，集中半个月审读。评出4本著作（每本奖金2000—3000元）和47篇论文（每篇奖金400元）。获选论文整体，构成了一种冲击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声势。其中，时间最早的是周叔莲（1929年生）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载《光明日报》1977年5月30日）；最年轻的作者是王小鲁（1951年生）。他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是科学的吗？》最初发表在社科院《未定稿》上。吴敬琏一看到就对王小鲁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帅！” 这一次，就是吴敬琏做的推荐。还有一个年轻人集体，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重新组合”的历史性要求及其在联产承包制中的实现》获奖。有一篇在当时产生影响，回头看，也是具有开创地位的论文是刘国光和赵人伟在1978年末写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胡耀邦总书记在《未定稿》上读到后有一个批示：“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文章，也是一篇标兵文章，在更多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大决心，作最大努力转到这条轨道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这种理论研究风气”。按理，这篇文章够格入选。因为刘国光是评委会副主任，按规定不能获评。于是，相关主题选择了赵人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一文。

1985年5月，在首届孙冶方奖颁奖会上，张卓元说：“孙冶方基金属于大胆突破敢于创新的人”。“评选力图体现孙冶方的治学态度。第一不尚空谈；第二强调突破；第三勇于坚持真理。有的论文尽管较早提出新观点，但迫于政治形势改变观点者不予考虑。”这样的原则确有冶方风范。

1986年度第二届孙冶方奖授予5本著作(每本奖金2000—4000元)和12篇论文(每篇奖金600或1000元)。此时，青年经济学家锋头正健，蔡重直的《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综合报告》、华生、何家成等人的《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论国民经济结构变革——新成长阶段农村发展的宏观环境》榜上有名。1988年度第三届获奖著作共四部，奖金5000元，其中一本奖励8000元，是由八个课题组所作的《中国改革大思路》。另有7篇获奖论文，每篇奖金1000元。

在八十年代，孙冶方奖是惟一的。它的权威性，也仰仗背对背，靠机构和个人推荐的评奖程序和评委的严谨认真。在泥沙俱下、评奖泛滥的当下，什么是孙冶方奖的精神？什么是孙冶方朋友们的初衷？中国的经济科学如何借助一套奖励机制得以真正、有效地推进？真是值得问的问题。无疑，中国需要客观、公正、权威、可持续的经济学奖。人们期待这样的奖，像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样，激发和召唤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创造力，热情、智慧和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