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在机场等行李时，打开手机，得知陈蓉霞7日去世。从昨天到今天，我的里面始终有一个隐隐作痛的地方，是想念，也是深深地遗憾和自责的疼痛。
与陈蓉霞很久没有联系了，好像她住进一个记忆的房间。她患病多年，给我的感觉是：她心里有数，谨慎治病加不停歇地工作，进入了一种稳定状态。她是不“打扰”别人的人，不诉“苦”，除非你一直在她的生活里，一直跟随她生活的过程，会听到她的倾诉；而对于身陷困境的朋友，她则是牵挂着并给予关怀。这个死讯，真是猝不及防地把我掀翻了，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曾意识到的东西，那就是，我多么渴望和陈蓉霞说话，多么渴望陪她一段时间啊。
在我困难的岁月，陈蓉霞是一位陪伴者。虽然我们身处北京和上海两地，但是，居家工作，使我们很方便通话。从十多年前开始，我们先后，也有同时，各自经历了一些事变和转折：我单独带儿子，她单独带女儿；我儿子生病；她母亲生病；彼此分担陪护危重病人的惊恐和苦乐；也分享他们多吃了一口，多睡了一会儿，精神好一分，指标长一点的好消息；之后是经历失丧之痛。一路走来，对于整个过程以及世事人生的理解，我们有很多交流。然而这种交流不知不觉地中断了，主要是因为我，因为我的忙碌和被占满，因为我的疏忽。
先前的邮箱报废了。今天下午，在后来的信箱里翻找她的痕迹。看到2006年10月她的几封来信，拷贝两封如下：
柳红：这两日没见你的信，也不知情况如何？是依然在谷底呢？还是有了转机？真是忧心忡忡哪！
空下时总在想着子尤的病情，相信他定会迎来转机，定会出现医生所说的奇迹，只是希望的曙光何不早些露脸呢？等得人心焦哪。
祈盼子尤早些康复！
陈蓉霞
柳红：读信两遍。字字都有你们的信心及磨难。我们对人体的奥秘实在知道得太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有时也不必知道得太多，坚强乐观和信心才更重要？
刚读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才知有这么一位学者，张文江，不出名吧，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读书人，殊不知，他还曾做过两次肝移植手术，在医院里磨难了一年多，与死神搏斗过两回，但在病床上依然著书授课，在生死边缘工作。不为别的，就为他爱着这份事业。
最终他从危险中闯了过来。读到这里，我倍感庆幸欣慰。想到生活给人这么多磨难，有些人承担得更为深重，如子尤，及张文江。但却成就了他们的精彩人生。我期待为子尤感到庆幸欣慰的时刻的到来。虽说等待的时间已不算短，但人生更长。耐心和信心将成就我们的等待。
陈蓉霞
像她这样，来自四面八方的关心和惦记，撑着我的精神，燃着生命的火；而我，却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完全缺席。
陈蓉霞， 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198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所；曾任教华东师大，后来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她的研究方向是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主要是生物学史研究。我没有能力讲清楚她的学术工作，只能说一点粗浅的外行观感。和很多“哲学教授”不同，她是贴近生活和社会的人，这不仅是说，她从生活和社会中汲取问题进行哲思，而且她是把它当成践履的学问。她将理性和直觉，知识和情感都调动起来从事研究和写作。在有生之年，除了完成著作和译作：《进化的阶梯》、《破译生命的密码》、《两性冲突》、《时间舞台上的物种》、《从泰勒斯到达尔文：科学与宗教漫谈》、《道德的动物》、《隐匿中的奇才》、《起源之战》、《适应与自然选择》、《树梢上的人生》、《安妮的盒子：达尔文、她的女儿和进化论》等等之外，还在报刊杂志上写过很多评论。让我随手例举一些她写过的题目：“城市果真需要‘城管’”？（2009）；“被行政权力捆住的科学”（2006）；“官员更需补什么课”（2010）；“富人将进化为新种族？”（2009）；“《开学第一课》，补上‘爱的启蒙’”（2009）；“去‘乙肝歧视’是健康社会的自我消毒”（2009）；“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 2009）；“真有‘中国性格’吗 “（2009）；”一个灾区志愿者故事带来的道德思考“（ 2009）；”科学精神就是一种游戏精神 “（2009）；”现实让我们成为‘怀疑论者’“（2010）；”科学研究中的谦卑“（2013）；”被16个单位6轮抄袭的论文是如何闯关的？“”情感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2010)；”风险重重的转基因作物“（2010）等等。
在我们来往从密的时期，陈蓉霞在钻研哈耶克，为其写下思想小传：“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2005年）；她也喜欢以赛亚．伯林，一读再读。凭借其热爱和专注，在很年轻的时候，她就在“科学哲学”界立起来了。在我们的交往中，她从来没有显露出智识上的优越感，反而有居家女子过日子般的平凡。直到经历了生活磨砺后的今天，我才更清楚地看到她的个人特质之可贵。她从未随波逐流，简洁、清醒；身形瘦弱，内心有力。她的普通话有很重的上海口音，吴侬软语，但在批评现实和申明她反对的东西时也常常提高语速，情不自禁。她是有脾气有态度的人。在邮箱里看到她在2006年9月7日给我的一封信，基于一桩不义，她写道：“刚读完了全部的内容，我都要气得手脚冰凉了。……我几乎觉得对付这样的人，根本就不用论理，也没法论理，最好是爽快地骂他个狗血喷头！”好一个陈蓉霞！她一直没有离开过家，除了在国内开会，不记得她是不是出过国。然而，她的见识和思想遍及古今中外的很多角落。她也没有以教授身份功利地争取过什么“资源”，始终过得清清淡淡，而有滋有味。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曾写道：“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这样地爱智慧，从而按照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在我眼中，陈蓉霞是将她的学术追求和人生，也就是将哲学和人生合而为一的人。特别是患病、治疗和走向死亡的过程，使她得以在生命深处体会、思考，从而进入自由之境，升华起来。这样说，并非我想象出来的，而是在补习她的文章中体会到的。但是，即使没有那些阅读，我也会得出这个结论，因为，这符合陈蓉霞的逻辑：随时随地，践行自己的哲思和理念。这是她选择的人生，合心意的人生。
陈蓉霞病后，我们也有过一些通信和通话，讨论人们对患癌的反应和态度，“疾病的隐喻”及其他。她给我的印象是笃定，不急不燥，化疗适可而止，尽量避免副作用，开放地接受合理建议。唯一一次与她有不同意见的事是让女儿去日本留学。我觉得，亲人生病时一定要陪伴在身边尽心尽力，以免遗憾。而她考虑的是女儿的前程。为此，我与她女儿通过一次电话。妈妈的心意已定，女儿也领会了。如今，回过头来想，按心愿做就是最好。她看到了女儿学有所成，长大成人，安心离去，这是大爱。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两三年前。化疗之后，新生出短发的她很精神。她自已不用博客和微博，说学生常常告诉她我的情况。她的状态不错，似乎可以与病长期共处。
人生的遗憾有很多种。这些年，我的遗憾总是发生在相识之人或想走近之人的忽然离世。如果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没有在她（他）在世时给予足够的关怀、表达，帮助她或他完成一点心愿，则是莫大的遗憾。
此时此刻，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读她的文章来缅怀，来追踪她近年来的思考和言说，籍此走近她。对待这样一位以思考和写作为生的人，我想这样的方式可能是最恰当的。她的书写，在我看来，本质上都是关于疾病、死亡和人生意义的思考。比如，她写：“随机性主宰的生活世界”（2013）；“忘我投入缘于对学术的热爱”（2013）等等。可能不少朋友认为，陈蓉霞生病以后的几年，在学术上的追求太过执着，累着了，然而，只要看了她去年为早逝的年轻学者张晖等人所写的文字，就会发现，她已经知道人们要这样说，并且提前给出了回答：“仅凭张晖等青年学者所取得的业绩，我们似乎更有把握推出这样的看法：他们的忘我投入更多是出自于对学术本身的热爱，这就足够矣。而当一个旁观者贸然推测他人（尤其是一位逝者，他再也不能用言语或行动为自己辩护）的动机时，那不仅是对逝者的冒犯，有失公允，更有失厚道。”“再次强调，若有人从上述青年学者的早逝悲剧中悟出自己的人生哲理，那就是以淡泊平和的心态抵制世俗诱惑，不做竞争压力的牺牲品，这同样无可厚非，但底线却是，决不能因此而苛求逝者。逝者已逝，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她在“可说的是事实，不可说的是生活”（2008）一文中追问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最真实的意义，不正在于所有曾亲历过的大悲或是大喜，其实都是过眼烟云，无所谓意义？生活的理由就是生活本身，它无须言说，无可言说。生活中的荒诞乃至残酷的荒谬就在这种无可言说中自动显示出来。原来这世上还有一种高贵，就是对此保持沉默。所谓大悲无声。问天，天何言哉？”平时，她绝少谈自己的生活，即便是家庭变故，即便是患病，都轻描淡写；谈得最多的是感悟和思考，这大概即“不可说的是生活”。她什么都可以承受，在承受中上升。
她一直享受着亲情。在“有一种爱，直抵人心”这篇文章里，讲完费曼和爱人的故事后，她写道：“当有人问费曼，此生他有无遗憾时，沉默了一会，费曼的回答是，”当然有，我很遗憾可能没有机会看着我女儿米歇尔长大“。当时的费曼已身患癌症，他知道自己也许来日不多，才有这样饱含泪水的遗憾。作为一个20世纪传奇般的天才物理学家，费曼没有说自己的遗憾是与某个科学发现失之交臂之类的大道理，而是尘世间一个平凡父亲最为深切的焦虑担忧和无奈。惟其不是大道理，才是人生真实的写照。”这，何尝不是陈蓉霞的心意呢？在她的安排下，让自己看到了女儿学业有成，毫无遗憾。
与其说她写的是别人和世事，倒不如说，她在写自己，写自己的心迹和思考，自言自语，自问自答。生活中的她，安静之极；文字中的她，纵情飞扬。
在学思上，她主张自由和权利，探索生命的奥秘和人生意义；在生活中，她是女儿的朋友，深情的母亲；是学生的好老师和人生导师；同时，她还是孝顺的女儿。就在这篇文字完成之时，我与陈蓉霞的学生和女儿通了电话，从她们那里得知陈蓉霞对自己这一生非常满意，觉得自己过得很好，这让我一下子释怀了许多。是啊，有多少人可以像她这样把生命的自主权握在手里，活得明明白白？
写于2014年6月10日凌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