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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读书是在1950年到1954年，标准的四年。那四年，学校里运动不断。如果用现在的学分和学时制的标准，我根本没法毕业的，因为根本没上个几年课。我入学之后先是抗美援朝，后来三反五反，接着又是思想改造。我算了一下，我在哲学系基本上没有上课，当时思想改造的时候，老师们也不允许被讲课，比如说冯友兰。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好，肺结核。1950年的时候，学校对于肺结核的学生还是蛮照顾的，进行身体化验之后，把肺结核的同学分到一起住，有另外自己的食堂。
后来病治好了，就自己跑到图书馆看书，从那时候起积累的一些原始资料。所以可以说我的研究工作开始的比较早，大学一二年级就开始了。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即不喜欢和人交流，也不喜欢向人请教，所以走了不少弯路。
大学的生活过的很平淡，生活也很困苦，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同学当中算是最穷的，而且还是要负担一个上学的妹妹。这些我曾经在文章中讲过一些，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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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大还有很多老先生在，但是我跟他们联系很少。
我记得曾经给冯友兰先生写过一封信，他很称赞我。但是一方面他们都在“学习”，在运动中作“运动员”，另一方我也不喜欢交往。倒是在我毕业之后跟冯友兰先生联系比较多。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发表文章的时候25岁。不过就是在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思想上的独立意识已经比较强了，对于那些老先生，既没有盲目的崇拜，也没有盲目的批判。那些老先生当时都是所谓的“旧知识分子”，崇拜的不多，批判的倒是不少。
我常常说我的经历非常简单，如果填表的话，两行就够了：1950年到1954年在北京大学学习，1955年之后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当时还叫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你刚才说我在美学大讨论中一举成名，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已经很有名了，当时发表文章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美学大讨论之前我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是在1955年4月份发表的，内容是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跟美学无关。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都很吃惊，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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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还感觉很欣慰，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论断，还都是对的。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本书，一篇文章，轰动一时不算什么，如果过了二十年、五十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买，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
说到当年的美学大讨论，那时候我刚刚毕业，朱光潜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后来周扬提出美学思想可以自由讨论，紧接着蔡仪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朱光潜，黄药眠也发表了文章。我很早就对美学比较感兴趣，所以也写了一篇，一方面批评了朱光潜，另一方面也批评了蔡仪。朱光潜的文章大概是1956年下半年发表在《文艺报》，我的文章是在1957年1月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时正在提倡百家争鸣，所以美学讨论在当时非常热闹，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查查当年的报刊。之前我还曾经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过其他方便的文章。当时国内能够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只有《文史哲》和《新建设》，报纸则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种情况是你们这一代人无法想象的。
我关于美学讨论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不过我比较幸运，反右还没有开始，我就离开北京根我们所里一些人到敦煌去考察壁画，去了一个月。当时敦煌还不像现在管理的这么严格，那些洞窟可以随便进。当时常书鸿就在那里，不过我们没有什么接触，我这个人不大跟人接触，这是从小的个性，尤其不会主动和人去接触，别人来找我我也不会拒绝，但是我从来不主动去找别人，包括钱学森来看过我，我却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我从敦煌回到北京的时候，反右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所里倒是也曾经调查了我，问我在路上说过什么话。不过当时所里的右派名额已经超过了一般单位的右派比例，所以有人说我成了一个“漏网右派”，像当时我们所的贺麟，也是“漏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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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我和所里几十个人被下放到太行山区的元氏县去劳动，大多数是右派。当时我在所里还算是业务尖子，本来可以不去的，但是因为我是“漏网右派”，所以也要下去改造思想。在那里主要的就是劳动，连洗衣服的时间都紧张。而且又赶上1958年大跃进，很紧张，整天都在干活儿。当时我记得经常搞“夜战”，“夜战”的时候，两三点钟就要起来，带上一张油布，那时没有塑料布。走到地里，把油布铺在地上睡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干活，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当时是讲“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所里的人分成几拨，住在老乡的家里，吃“派饭”，今天在这个老乡家吃，明天到那个老乡家里去吃。当时我正当年，肩上能担一百多斤的担子，所以每天都觉得很累。我当时单身，过年的时候，有家的人可以回北京过年，而我们那些单身汉则不让回来，虽然元氏离北京很近，但是就不能回来，一个人在那里过吧。
这次下放回来，紧接着又是下放，这次是在1960年，到山东。如果说第一次下放最深的印象是累，那么这一次就是“饿”了。每天只能吃到四个白薯，没有别的东西吃，饿得很厉害。那怎么能饱？全身都开始浮肿。当时老乡还有自留地，我们则是什么都没有。
我的生命中还有两次四清。四清和下放不同，下放主要是劳动，下放的人们在别人看来都是犯了错误的，劳动是对你错误的惩罚。四清则不一样，下去四清的时候算是干部，下去清查地方干部的“四不清”。前后两次，大概也是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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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当时是有些人很狂热的卷了进去，我算是个“逍遥派”，看法虽然也有一些，但是不介入那些纷争。不过机关根学校有很大不同，因为都是成年人，所以不像学校里闹得那么厉害，虽然两派之间争的也很厉害。我们所里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操纵整个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原因呢？你要是熟悉情况就会知道，因为哲学所造反派的头儿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直接联系，别的地方的造反派都是年轻人，在我们所里则都是老革命，跟康生有直接联系。我们所所谓的造反派其实也不过是跟中央文革小组有联系而已，在别的单位基本上算不上是真正的造反派，所以也引起真正造反派的不满，就来造他们的反。当时很多人被揪斗了出来，像张闻天、何其芳。
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就尽可能的不去所里。但是有时候有事还是要去一次，平时就开个病假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也不到所里去，在家里看看书。1970年，我们所里集体下放到河南信阳，两百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这就是“五七干校”的生活了。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住在老乡家里，土房子，没有窗子，白天都是黑的，下雨的时候到处都是泥。白天到很远的荒地去干活，这样干了几个月，就开始自己盖房子，自己做坯，烧砖。但是也没有多久，又搬到了别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两百个人住在一起的大房子，年纪老的有六十多岁的，年纪轻的有十七八岁的，晚上打起呼噜来此呼彼应。每天主要的活动还是劳动，不过劳动之外多了开会，还要抓“五·一六”分子。
不过在那里，还是有一些机会，因为总不能时时刻刻的开会搞运动。所以在那里，每天还有一段自学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把讲马克思理论的书摆在上面，在底下则偷偷地看康德。当时去干校的时候，每个人都一个箱子，是统一的，可以放衣服什么的，我则把我最喜欢的和自己觉得最值得读的书放到箱子里带到了那里。跟1958年的四清比起来，干校的生活似乎没有那么饥饿，伙食相对也要好一些。不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一开始在农民家中和农民同吃的时候，苍蝇经常跑到用白薯做的面条里面，也没有什么办法。后来开始自己吃饭了，总算是有了一些改善。那时候，我开始着手准备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材料有限，看到的材料更加有限，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因为如果不看哲学界其他的人研究成果，一个人在那里想半天，结果是人家早想出来的成果就算是白费了。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就接着弄康德。别人也帮我借一些书，当然都是偷偷摸摸的。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5年，又一次下乡运动就又来了，但是这次并没有去，因为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了，整个政策都发生了转变。从七十年代转变到八十年代，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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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八十年代，你说有人把我归结为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我写文章，并不太考虑读者的看法，到现在也是如此。当时我在所里从来不讲我研究的这些东西，也从来不去申报什么课题。后来书出版之后，所里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买的算是很好的，三万册，在美学界算是卖得最好的书。当时还没有“炒作”这个词，买书的大多是像你现在这个年纪的，到现在也有四五十岁了。当时很多人称呼我“导师”、“精神领袖”，对于这些，老实讲，我没有这种什么感觉，因为从小就听到过很多过奖之辞，所以听到那些也就没有感到有什么飘飘然。我在所里的待遇也并没有因为这些带来什么好处，直到1986年，我在所里才分上房子。相反，我总觉得有很多人开始攻击我，包括我们所里的一些人。对于这些我倒也能够习惯。
第一次反精神污染，就有人说我是“自由化”的源头。其实，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我是明确反对的，我不赞同他们的做法，为什么最后批判我的文章比批判其他的人加起来还要多。据说是当时教委的人曾经到学生的宿舍里搜查，每个宿舍都有我的书，所以说我“毒害了青年一代”。
后来我出国跟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在一个很著名的报告中说到了十几个人的名单，其中有一半人跑了出去，另外一半则被抓了起来。我也在其中，既没有跑，也没有抓，而是按照正式程序和手续出去的。据说当时有关部门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老布什总统以及美国一百多个教授签名致信当时的领导人，德国也通过外交部表达了意见。后来托了很久，美国的国务卿亲自到了北京，要求释放名单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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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美国之后主要是在大学里教书，我常常说我到美国有三大冒险：当时我已经62岁了，到了那里之后必须学会开车，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学，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啊，不学开车我不能走路啊，在美国那种环境里。学车我用了比别人多一半的时间，还算是学会了。第二个冒险就是我必须要学会讲课，我毕业之后就分到社科院了，从来没有上过课，到了大学里必须要登台讲课，第三点就是必须用英文讲课。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去讲了，这三大冒险我总算都闯了过去。想起来不容易呢，当时我60多岁了，年纪毕竟不算小。
我刚到哲学所的时候，哲学所还在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我偶尔去北大去看冯友兰先生那里去看他。当时我稿费很多，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但是唱片很不容易找，我在冯先生那里借了很多唱片。后来文革开始，冯先生在学校里受到批判，哲学所已经从中关村搬到城里，和冯先生来往就少了，中间也曾经去看过他几次。后来八十年代的时候冯先生给我写了一幅条幅，让宗璞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拿，不久之后冯先生就去世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手记
这篇口述做于2005年，是李泽厚在八十年代之后第一次面对媒体。我联系他时，他在美国，每年候鸟一般回国一次。在电话里，他问我想谈什么，我说他的经历。他说：谈了也没地方登，谁敢登我呢，我的名字已经16年没有出现在国内的媒体上了。
我说不管能不能登，我都要做。大概是我的执拗打动了他。于是有了这篇口述。
去见李泽厚之前，我心里一直想，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曾经他的影响之大，无出其右者；也曾经沉寂多年，后来因为一本《浮生论学》和《告别革命》而备受争议。关于他的段子还有一个，是在他沉寂多年之后的：话说是在某一年，李泽厚南下应邀作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果然，一见到他，李泽厚就说：你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我了。神情中有几分落寞。李泽厚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问，他答，很长时间里，我和他处于一种有点尴尬的境地。后来采访结束了，我们在一起闲聊，聊了很多关于很多问题的看法，碰巧，我的好多看法和他出国以后在外面发表的文章观点很相近，以至于他总是问我：我某年发表的某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我摇头。他一下子来了兴致，“你等一下，我送你一本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他拿出书，是那本《告别革命》，在见到他之前，我没有读过。但是有些观点，我们却极为相似。这让他对我有知音之感。后来他每次回国，只要时间合适，我们都会见见面。
但在当时短短时间内认识他是困难的事情，可我还是想试着为李泽厚画了个像：他外表不修边幅，显得有些木讷，内心却很自负。这种自负，是建立在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写的文章“负责任”的基础上。单单凭这一点，让我对李泽厚保持了自始自终的敬意，观点的是否相同，反倒退而其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