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母亲

唐   磐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学生 女儿

崔：你小时候有一次对我说：“妈妈，我们谈点不懂的事情吧。”眼下正是这样一个机会，你1985年出生，80年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不懂的事情”的年代。

唐：实际上我的记事基本要从1990年之后算起。而对于这之前的事情记得非常模糊。比如，我自己出生时的事儿，都是后来听你们说，像听另一个人的故事似的。

崔：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期，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与你就像一个人。1984年底我离开南京大学来北京电影学院报到，我怀你四个月。系主任设想了三件我可以做的工作.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我怀孕了，我至今记得他失望的表情。很长时间在电影学院，人们提到我时就说“那个刚来就怀孕的人”。

唐：当时大学毕业来北京，是你自己报的志愿？

崔：是研究生毕业。当时研究生很少，我本科是七七级的，接着读了三年研究生。来北京只是在分配表填上你想去的地点就行，比如“北京”、“上海”、“成都”，其余就都不用你管了。记得“毕业去向”一栏我就填了“北京”。

唐：我知道现在的毕业生留京都不是很容易.你们那时候只要填上就可以来？

崔：当时的政策好像是，研究生的分配如同部队转业一样，爱人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你爸爸本科毕业来了北京.这样我就“随军”了。

唐：当时电影学院给解决房子问题么？

崔：一直到上火车来北京，我都没有想过房子的事情。当时电影学院在北郊朱辛庄，不方便，所以暂时栖居在你爸爸的单位诗刊社，最早是挤在办公室一个单元的厨房里，大约三四平方米吧。

唐：我听爸爸说，当时做饭也是在办公室里。

崔：不仅做饭自己吃，还能请客呢，用电炉、火锅，许多人都去过我们在诗刊社的“家”，就像中国新诗的一个接头地点，“51号兵站”、“永不消逝的电波”什么的。杨炼、刘东、唐亚平都在那里被招待过。这回我们在杭州见到的诗人南野，他说在你还是婴儿的时候见过你，应该是1985年的那个夏天。

唐：是用白天的办公桌当餐桌？

崔：就着全国各地来的诗歌稿件吃饭，那才叫香喷喷呢。你这一说，我倒想起当时办公室里连脸盆都有，那种白瓷盆有好多呢。办公室就像一个大家庭。你快要落地时，我们的房子还没有解决，当时刚上任的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把诗刊管后勤的小龙叫去，对他发脾气：“共产党员能让人家把孩子生在大街上吗？！”于是我们得到了一间十四五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是那种套式结构，我在里面坐月子，人家在外面上班、接待作者。

唐：十四五平方米？那才和我现在的卧室一样大……

崔：我们是从四楼的厨房搬到五楼那个真正的房间，那才叫“漫卷诗书喜欲狂”啊。刚安顿下来，你就闹着出世啦。你爸爸在家把“奶证”弄丢了，还是唐达成和他的夫人马中行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当时住在诗刊社后面的单元，把自己家的“奶证”送给我们，才让你没有饿肚子。那时候共产党员什么都管。

唐：“奶证”是怎么个用法？

崔：“奶证”就是定牛奶的证。一张纸卡片，上面写着一个月的所有日期，送完一天就画一下。在三月份就要买好四月份的“奶证”。你是4月26日出生，离5月份还有几天，“奶证”丢了就不好补办，只有喝人家的奶了。

唐：那你坐月子的时候都吃什么？

崔：我老说，你出生的1985年是最好的年份。我进医院前每天下午在大街上逛，就像现在这样暖熏熏的季节，试图找到一点蔬菜，南方人不吃蔬菜不行，但是每天只是拎几棵“巨型”芹菜回来，北方的芹菜啊，没法吃。但是我从医院出来没过几天，即5月1日，北京首次开放自由市场，一眨眼间天南海北的东西都有，你爸爸可以在红桥市场买鲫鱼烧汤给我喝。

唐：我记得搬到“劲松”之后，每天早上好像还有早市。现在已经很少了。

崔：有自由市场之后就有早市。那时候早市什么都有，花鸟鱼虫，蔬菜，大米、小米以及其他谷类。许多早市就在马路边上，等人们上班时也就散去了。现在就是有早市人们也起不来。那时候电视也不像现在这样晚，只有几个台，晚上11点就都“飘雪花”了。

接着刚才说，后来我们就从虎坊桥诗刊社搬到了建国门内的小羊宜宾胡同。那时候没有搬家公司，是请朋友帮忙。那天我的任务是给大家买吃的，当我买了一大堆馒头和肠回家，竟然迷路跑到陶然亭去了。小羊宜宾胡同是和别人合住的小三居室，朝阳的一个大间是人家的，我们就在朝北两间住着。那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的房子，来往走动的人就更多了。

唐：我对小羊宜宾胡同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当时恐怕还是一团糨糊呢。

崔：那时候人们来往，一方面是为了谈诗歌，另一方面就是想把自己喝醉。主要目的是把自己喝醉。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愤怒和慷慨激昂。我给你断奶是因为一次聚会中我和朋友喝了酒，避免让酒精影响你。那天还不是在我们家，是在杨炼家，在那种老式的筒子楼里。大家都喝醉了，有甘阳、刘东，还有风入松的王炜。有人喝醉了还哭：“我是个博士生，孩子却找不到幼儿园。”这叫“酒后吐真言”。

唐：好像你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倒，只有一亿在思考；十亿人民九亿捞，还有一亿正弯腰；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

崔：这是编的顺口溜，为了琅琅上口，你别信。哪有“一亿人民在思考”？有一万人就不错了。朋友中也有下海的，有一位诗人下海以后来我们家发表高论：“没有欲望的人是可耻的！”人们好像才刚接触自己的欲望。

唐：那你们对下海怎么看？

崔：妈妈从来没动过心，觉得那是不属于我的事儿。

唐：你们那时的工资是多少？

崔：100块钱多一点点，120块左右吧。而请客一次需要四五十块钱，有点吃不消。经常是来客人以后，做好红烧肉，我先盛半碗起来，滚烫的就放进了冰箱里，留给你第二天吃。这叫“护食”，老虎的妈妈才干的事情。那时候你爸爸编书、诗刊社在办函授，也有点收入。

唐：你“杀张弛”那个段子是怎么回事？

崔：（笑）有一年春天，家里连续来人，走了一拨又一拨，有的还住在我们家，不打招呼半夜就来了。终于把最后一拨人送走的那天下午，张弛、李大卫、大仙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我说“拿什么吃晚饭啊，谁胖杀谁”。如果付诸实施的话，那就少了一个害人的人，多了一个吃人的人。

唐：张弛去蹭饭的时候已经毕业啦？

崔：应该是毕业一阵子。他是最早游荡的一族，这些人都当自己是波德莱尔呢。

唐：可是胖子不适合波西米亚的服装呀。原来“波西米亚”一直很流行，只不过你们当时流行波西米亚的作风，我们现在流行波西米亚的做派。当时大学毕业的大龄文学青年都游荡去了？

崔：开始都是有工作的。李大卫开始在一所中学教书，不记得是被辞退还是自己辞职了。“北漂”也是那时候出现的，有人开始丢掉户口、单位，在北京做艺术梦。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就是拍这些人。

唐：那时候“北漂”和现在的“北漂”相比，心态是不是要平和一些？

崔：那是因为你没看见。我还觉得现在的“北漂”心平气和呢，因为我很少看见他们。

唐：我在学校和许多大四的师兄师姐接触，还是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身上的压力，无论考研还是找工作。有个考研的师兄每天只说两句话，早上到卖鸡蛋灌饼的大爷那儿说：“大爷，来个鸡蛋灌饼！”然后回去上自习；晚上再到大爷那儿：“大爷，再来个鸡蛋灌饼！”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崔：我们那时候考研并不紧张，最好的国家单位都在等着这届首批大学生。在全班同学当中，考研是一件很不起眼的事儿，考上了也没什么成就感。

唐：昨天看《SOHU小报》，80年代的大学生还经常在食堂讨论美学和诗歌？

崔：我记得刘晓庆有一张照片，是她在拍古装戏的间隙抓紧时间看书，依稀能够辨认出那本书的书名，叫《论美》，应该是西北学者高尔泰写的。我们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第一次在全校开公开课“美学”，第一节课教室爆满，人们认为美学是教他们如何学习生活美。到那儿一看，原来是从亚里士多德谈起，很快人就走光了。

唐：我们现在可不会上这种当了，顶多栽在小聪明上。有一门课叫“批判性思维”，老师头一节课就说，是“批判性——思维”，不是“批判——性思维”。

崔：你们老师够逗的。我们老师就不愿意把他的美学说成丑学，越学越丑，从中不会得到什么实际的美感。

唐：不过你到电影学院教书之后，可就满眼都是“美感”了。

崔：我讲萨特。我在电影学院开课，第一个完整的班级是85班，就是后来所谓的“第六代”。我给他们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第一学期是“艺术本体论”，都是那些深刻激愤的东西；第二学期是“形式论”，有些同学变得不适应了。记得有一个录音系的学生，经常迟到，穿着拖鞋，好像是要引起我的注意。他期末考试时在考卷上写道，你这个老师打开了“铁窗子”，却不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走。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当老师的责任重大。

唐：除了萨特，当时还都流行些什么呢？

崔：加缪、卡夫卡、黑塞、T.S.艾略特，西班牙人乌纳穆诺的一本小书《人生的悲剧意识》，我们也传来传去地看。我曾经买过不止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送给我的学生。我自己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读陀斯妥也夫斯基，我觉得陀斯妥也夫斯基属于我个人的阅读史，并不是当时人人都在读他的书。

唐：昆德拉现在还比较流行，其他人可能就没那么热门了。总之，这是一种从把自己绕晕了当中得到的乐趣。我第一次接触萨特“你是你所不是”以及“自欺”这些概念时，整整两天转不过脑子，在宿舍楼下的小花园里，盯着柳树发呆。

崔：哲学的确有种符咒的功能。但是，经过一个艰苦过程得到的乐趣，比只经过简单过程得到的乐趣要多得多吧。

唐：这种阅读会伴随读书笔记么？

崔：我写了多年的日记，整个80年代都在写，所以读书的心得也就流进了日记。一些偶发的思想、临时的灵感都写在日记里，这个优点现在没有坚持下来，现在很少随手往纸上写点什么东西了，而那正是思想酝酿的土壤。

唐：这点和我们非常不一样。现在除了“博客”，还有“播客”、“拍客”，有像“豆瓣”、“大众点评网”这样开放给所有人的表达意见的网站，自己录歌，自己拍DV、拍照片，玩LOMO、DIY各种小玩意儿，我们在找各种办法表达自己。

崔：不过好像现在学生中抽烟的没有以前多了，是不是？

唐：我不知道以前是怎么回事。现在好像男生抽烟的少了，女生抽烟的多了。

崔：那时候抽烟对许多男生来说算是一种成年，是某种渴求叛逆、成人的标志，好像抽烟就老成了似的。

唐：是不是会抽烟会喝酒的男生比较容易交到女朋友？

崔：好像是会喝酒的女生比较容易吸引男生吧。（作沉思状，唐大笑）很可能抽烟的男生比较吸引女生。

唐：你们跳舞吗？

崔：我们有的同学交谊舞跳得很好的。我基本上不会，我只跳DISCO。经常是一场舞会，我坐板凳从头坐到尾，就等结束之前的那首DISCO。别人请我跳舞都不跳。

唐：是学校学生会定期举办的舞会？

崔：基本上是，每周末都有。

唐：免费的？

崔：当然是免费的，没有人想过要收钱和付费。不过一般来说，舞会上的顶尖人物并不是生活中的顶尖人物。那时候人们还是比较看重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而不是外表有多潇洒。你们现在没有舞会么？

唐：平时很少，元旦的时候有，以前在食堂里面，后来因为有人在食堂里放鞭炮，就改成露天了。

崔：你们有篝火晚会么？

唐：我们每个班会组织秋游或春游，一般是到风景区或农家院，自己班搞篝火晚会。

崔：篝火晚会上有人拉手风琴么？有人集体唱歌么？

唐：这个倒很少。不过在KTV里面会集体唱歌呀，新歌也有，老歌也有。

崔：假如没有CD里的伴奏，你们会自己唱么？比如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唐：也会。歌曲接龙什么的，或者把小时候的儿歌、民歌，改编的儿歌和民歌都唱一遍。这时候一般也会顺便历数一下小时候的拍洋片儿、过家家、特殊部队玩具、软糖、冰棍儿、魔鬼糖、《新白娘子传奇》等。

崔：我们的儿歌就是毛主席语录歌。有些毛主席语录你让我背，我背不出来，你让我唱倒可以。前几天徐友渔让我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一时卡壳，后来我在心里把它全唱出来了，一字不差。

唐：我曾经用了一个比喻。如果用“在路上”形容60年代那一代的话，那么我们这代人可以用“在凳上”来形容。信息的丰富或者说爆炸使得坐享其成成为可能。等待多于寻找。“在凳上”和“在路上”相比，或许要更加早熟，更加独立，但也更加孤独，更加缺少一种生机勃勃的激情。我不知道对于别人来说是不是如此，至少就我自己而言，我对80年代的生活还是比较憧憬的，它似乎更符合我对于青春的理解。有着更多的勇敢与挑战、单纯或真挚。当然这也只是我根据许多后来的描述拼凑出来的想象，真正完整而真实地还原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可能的。甚至现在让我描述自己正在经历的每一天的模样，即使把一切都写到BLOG上，也依然不能消除偏颇和缺失。与60年代、70年代生人相比，我会感伤自己什么大事件也没赶上，浑浑噩噩地就到了浑浑噩噩的20岁。更伤感的是，由于自己的记忆在变化飞快的90年代基本成型，因此原来脑海里有的也早已拆的拆、搬的搬，或者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就零零散散了。一边是现实的飘忽，一边是网络的虚拟，用现在的话说便是：“这事儿实在有点不靠谱。”

崔：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生活在别处。”我小时候还遗憾自己没生活在战争年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