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以独立的文学作家的出现为标志，文学相对游离于政治、伦理、哲学而自成一门，当以战国时代楚人的辞赋创作开始。清人魏源曾指出：“自孔门七十子之徒，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已不能兼谊：其后分散为诸国，言语家流为宋玉、唐勒、景差，益与道分裂”，（《定庵文录叙》）所以感叹“宋（玉）景（差）枚（乘）马（相如）以后，不知约《六经》之旨成文，而文始不贯道”。（《国朝古文类钞叙》）如此批评之中，实已暗含了对以宋玉为代表的战国楚宫廷文人赋思想内蕴的揭示。
一
战国楚宫廷赋家在历史学家的眼中，是依附于屈原而缺乏独立价值的。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初定其调：“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继后，韩婴《韩诗外卷》卷七“宋玉因其友见楚相”条、刘向《新序·杂事》“楚威王问于宋玉”条、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虞世南编《北堂书钞》卷三十三存《宋玉集序》等，记录宋玉等生平行事，或有出入补充，但基本观念，并未出《史记》所论列。根据司马迁对宋玉的评价，主要有三层内涵：一是宋赋取法屈辞；二是宋玉较屈原缺少“直谏”精神；三是宋玉以赋著称于世。后世文学批评家常以“屈宋”并称，然多缘于迁论，未脱离史学批评形成的定式。如刘勰《文心雕龙》称“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辨骚》）“屈原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时序》）杜甫《戏为六绝句》亦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之五）皆重屈宋之同而略其异，未明宋赋的自存价值。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先秦文学有着由《诗》而“骚”到“赋”体出现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也显示了文学渐渐游离文化学术氛围而对铺叙、构篇、藻采等文学性手法的日益重视。在此过程中，战国之世代表南方文学的《楚辞》的兴起，最值注意。沈德潜《说诗晬语》评屈辞云：“《离骚》者，《诗》之苗裔也。第《诗》分正变，而《离骚》所际独变，故有侘傺噫郁之音，无和平广大之响”。这里甚明屈原处战国末世承变“诗人之志”，于骚辞艺术尚未论述。倘若从文学史角度总观《楚辞》变化《诗经》的艺术贡献，要有两端：一曰诗歌形体的解放；二曰表现方法的发展。就形体解放而言，屈骚较诗三百又有三点进步：第一，在句法上打破《诗》之“四言”格式，利用楚地“自成天簌的歌谣体”，（郭沫若《屈原研究》）形成以“六言”为主并加“兮”字的楚声新调，显出自然韵律之美。第二，在章法上改变《诗》每节开头语言、音韵重叠方式，而贯以符合通篇一体之长诗要求的旋律和意趣。第三，在体制性质上使独立的语言艺术之诗在脱离音乐的情况下完形，标志着先秦诗歌由歌诗向诵诗的转变。〔2〕就表现手法而言，王逸《离骚章句》论其比兴之义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颇明旨意。然《楚辞》能改变《诗经》短诗以一物“兴”起一事的简式，而将多种比兴手法熔铸于诗歌整体形象和整体意境的创造，其基础却在发扬了《诗》之“赋”（铺）的功能，以托配既文采铺发，又飘忽浪漫的艺术形式。对此，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在论《诗经》状物后即谓：“《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而至汉赋，“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其说颇明于诗、骚、赋在文学化道路上的演递，但却疏略了楚宫廷赋创作环节。因为，屈辞虽与赋体文学因缘最近，然仍属于先秦诗歌范畴，而赋体之独立，则始于荀（卿）、宋（玉）以赋立名的创作实践。刘勰也认为：“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爱锡名号，与诗画境”。（《文心雕龙·诠赋》）比较荀、宋，荀略为先。荀氏有《赋》篇五章〔3〕，名为咏物，实则采用春秋战国间流行的“隐语”形式， 宣传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和政治主张。试举“五赋”中能代表其“隐语”（刘勰评语）、“敷典”（王芑孙评语）、“效物”（章炳麟评语）特征的《云赋》为例：
有物于此，居则周静致下，动则綦高以巨。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大齐天地，德厚尧、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宇。忽兮其极之远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备而成文。往来惛惫，通于大神，出入其极，莫知其门。天下失之则灭，得之则存。弟子不敏，此之愿陈，君子设辞，请测意之。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欤？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逼者欤？行远疾速而不可托讯者欤？往来惛惫而不可为固塞者欤？暴至杀伤而亿忌者欤？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欤？托地而游宇，友风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广大精神，请归之云。
此赋描写云气之聚散、巨细、应时、变化，确有“极声貌以穷文”的特征，与宋赋相类；但究其艺术本质，荀氏“五赋”与宋玉《风赋》《高唐赋》等较可信的赋作〔4〕比较， 则有一明显差别：荀赋思想大于形象，义理掩压文词，赋文实为政治思想的传播工具；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二评云：“荀子以礼为教，‘粹而王’三句，领后三篇。……《箴》以喻纵横之术，虽济一时，终亦必亡，中‘无一焉而亡也’。……蚕名恶而理美；箴名美而理恶也”，皆发扬其政治哲学观。而宋赋“莫敢直谏”（司马迁语）、“实始淫丽”（刘勰语），是以自觉的美文创造赋境。如果说屈原是文学化的诸子，其创作无不围绕其政治理想，荀卿是以哲学写赋，其赋学是哲学的婢女，那么，宋玉则是以俳优化的文人写赋，在其创作思想低落的同时，却以宫廷赋创作提升了文学意识，形成由诗、骚“言志”（重讽谏）向宫廷赋“尚美”的转移。
二
明代学者陈第评宋玉赋云：“盖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屈宋古音考》）清代赋论家程廷祚称宋玉为“赋家之圣”，并谓“赋何始乎？曰：宋玉”：“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由是词人之赋兴焉”。（《青溪集》卷三《骚赋论》）二说皆排斥荀赋的文学性，确立宋赋的历史首创地位，是颇具匠心的。而探究宋赋变诗骚，立赋格之纯文学化倾向，似可通过宋玉的创作审美实践与艺术内涵，以觇测其赋学观念。
1、自抒情怀，淡化讽谏。
由于宋玉为楚宫廷文学侍臣，故其主要赋作皆与楚王相关，而后世评价也因此发生歧异：一谓宋赋背离屈辞，莫敢“直谏”，朱熹即称其为“礼法之罪人”；（《楚辞集注序》）一谓“宋玉之作，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其师，风谏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流亚”。（陈第《屈宋古音义自序》）在此讽谏与非讽谏的矛盾评述中，实质上恰恰内涵了宋玉效屈而变屈的新精神；这种精神反映于宋赋创作，表现的正是那种生于末造之宫廷文人陷于拯世与悲世之矛盾的惆怅情绪。关于这一点，可从宋玉效法屈辞最肖的《九辩》的描写%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