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屈原对汉人的影响因汉代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和具体人物的不同情况而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对西汉前期士人的影响主要在品格方面，如贾谊、司马迁所受的影响；西汉后期至东汉，士人由接受屈原品格方面的影响，逐渐转为对屈原进行政治伦理道德方面的评判，如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原的评判。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还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汉代的淮南、吴、梁诸藩国皆盛辞赋，原因即在于诸藩国或为故楚地，或与楚地接比，其文化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还具有重在情感心理、深层意识、艺术情趣的特点。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完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复归中又有扬弃的圆圈运动：由情到物，再回到情；由怨到颂，再回到怨；由真到假，再回到真。这个圈圈运动明显表现在由骚体赋到汉大赋，再到抒情小赋的演变中。
屈原投水自杀后50余年，楚国就灭亡了。这50余年中，楚国虽然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述屈原之从容辞令”，但屈原在楚国未能在更大文化背景上产生影响。其后的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秦楚又是争霸对头，再加之秦祚短暂，二世而亡，所以屈原在秦代反响也不大。汉王朝建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人们以各种不同心迹追思这位殉道者。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位作家像屈原那样，对整整一个朝代的文化和学术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壹
屈原的立身行事引起了汉代士人们的极大关注，从而在他们身上产生了虽然不同但又异常强烈的反响。汉人对屈原的认同，换句话说，屈原对汉人的影响因汉代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和具体人物的不同情况而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
屈原对西汉前期士人品格的影响是明显的。屈原的品格是什么？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屈原受儒家思想影响，注重自我品格修养，体现出一种内修外美的人格追求；屈原又打破了儒家传统人格的束缚，从儒家理性王国中超越出来，敢爱、敢怒，敢于抒发真情实感；屈原对理想有着矢志不渝的追求，甚至不惜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他的自杀，既是一种殉道行为，同时又是人性、人格自我意识的高扬。
最先和屈原感情产生共鸣的是才高命短的贾谊。他开始深受汉文帝的重用，后由于绛、灌等人的谗毁而遭贬，和屈原的遭遇很相似；他的流放地又是楚地长沙，自然会想起屈原这位先哲。屈原投水自杀，“谊追伤之，因以自谕”。贾谊对逢时不祥的屈原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但他又说：“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甚至将人生归结为“纵躯委命”，“知命不忧”。这虽然是极度悲苦中的愤激之语，但也包含其对屈原立身行事的非议。贾谊是多才而又情感敏锐、脆弱的人，他对屈原的认同明显带有他自身的一些特点；汉初统治者较开明的政治，使得王朝和士人们的关系还比较融洽，是汉初不能全面认识屈原的重要原因。
武帝时代是汉朝辉煌灿烂的时期，一派恢宏景象。汉武帝一方面是雄才大略，一代英主，同时又穷侈极欲，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君臣关系的特点，是作为国君的一方为所欲为，颐指气使，而一旦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尊心受到些许的损伤，悲剧就发生了。司马迁因直言而惨遭宫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发生的。司马迁开始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现实，“肠一日而九回”，“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但他最终接受了他从先贤圣哲那里获取了无比的精神力量，其中特别是屈原的人格力量，是司马迁生存、奋斗的重要支柱，使他最终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皇皇巨著《史记》。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司马迁对屈原的人格作了由衷的赞颂，这既是司马迁对屈原光辉人格的认同，同时又可看作屈原的光辉人格对司马迁人格的影响。他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他评价《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对《离骚》风格的评价，又何尝不是对屈原高尚人格的评价。司马迁真正懂得屈原，他认识到了屈原品格中最闪光的东西：不平、追求和高洁；也正是屈原光彩夺目的人格力量鼓舞司马迁在逆境中奋斗不息。
西汉后期以迄东汉，汉人对屈原观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治态度以及如何处理君臣关系上。换言之，汉代这一时期的文人，由接受屈原品格方面的影响，逐渐转化为对屈原进行政治伦理道德方面的评判。
西汉后期的扬雄对屈原的态度就很复杂。扬雄“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扬雄作《反离骚》颇遭后人讥讽。细绎《反离骚》文意，扬雄绝没有诋毁屈原人格的意思，他对屈原的不幸充满同情：“愍吾累之众芬兮，飏爆爆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庆夭顇而丧荣。”扬雄不同意的是屈原的处世态度。在扬雄看来，“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墨，守道之极；爱清爱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扬雄思想深处的乐天安命思想，怎么会赞赏屈原的抗志高行呢？《反离骚》中说：“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溷渔父之餔歠兮，洁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他是在埋怨屈原不返故都而自沉江湘，埋怨屈原不随同流俗而自保清洁，埋怨屈原不慕许由、老聃高踪却遵彭咸之遗则。扬雄《法言·吾子》有一段关于屈原的对话也反映了扬雄上述思想：“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爱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对这段话古已有不同理解，但我认为，这里反映的仍然是扬雄对屈原行事的否定，虽“如玉如莹”，但变为“绘事”之丹青，像这样怎么能算作智慧！上述扬雄对屈原的认识，有扬雄自己的原因，扬雄思想性格本身就很复杂矛盾，他时或自甘贫寒，时或汲汲富贵，但自始至终缺乏一种理想和追求精神。但更重要的是社会造成的。西汉后期乃至东汉，很少有人专从品格的高洁上颂扬屈原，东汉梁竦作《悼骚赋》，虽也对贾谊、扬雄提出批评：“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殒命而后仁。惟贾傅其违指兮，何扬生之欺真！”但着眼点仍然是屈原的行事，殒命方为“仁”。近300年的政治风云变幻和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战国时代祟尚的士人的独立人格意识已经非常淡漠，带有群体意识的“仁”“忠”成为士人们规范自己的准则，也正因为此，东汉文人对屈原的评判和西汉相比呈现明显不同。
班固对屈原评价表面看很不一致。他说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他又说：“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灵均纳忠，终于沉身”，“屈子之篇，万世归善。”“谗邪交乱，贞良被害……申生雉经，屈原赴湘。”这表层的不一致实际在内里蕴含着统一，班固认为，屈原在行为外在表现上不符合“忠”，而出发点却是“忠”，是“贞良”。王逸义愤填膺地批评班固，把《离骚》推崇到如同“五经”一样的地位，其实在评判标准上和班固别无二致，同样是推重屈原对楚王的忠贞。他说：“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王逸就连给东方朔《七谏》和刘向《九叹》作序，也认为他们承受的屈原影响主要是“忠信”之节：
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
（刘）向……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
王逸之后，王符议论屈原说：“屈原得君，而椒兰构怨。……由此观之，处位卑贱而欲效善于君，则必先与宠人为难矣。”应劭议论屈原时说：“怀王佞臣上官子简（应作‘蘭’），斥远忠臣，屈原作《离骚》之赋，自投汨罗水。”这种非个别的强调屈原忠君之节的现象，代表着东汉特别是后期，在党争构怨、宦官专权、世积乱离背景下，正直士人呼唤忠臣的心态和强烈愿望。
屈原在汉代士人心目中的反响是巨大的，无论是“露才扬己”的评价，无论是推崇到经学的地位，都说明了这一点。汉人接受屈原带有他们自身和时代的特点，这种适应、选择，体现出在漫长封建社会发展中，士人们不断修正着自己和王朝的关系，并以牺牲独立人格作为代价，统一到“忠君”的标准上。屈原比其他圣哲先贤离汉人更近一些，他生活在具有相当成熟的封建性质和地域性很强的楚国，其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与封建的大一统的汉帝国士人们遇到的问题相同、相似，他纵身赴湘流，用生命在南国划出了一道耀眼的闪光，这些都是屈原在汉代士人心目中产生强烈反响的原因。
贰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影响到汉代文化思想的发展。
汉代文化，特别是中期以前，有着先秦文化的流风余韵，具有兼容的特征。楚文化、齐文化、鲁文化（实际为周文化）是构成汉代文化最重要的因素。汉初统治者有意采取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重大措施，诸如几次大移民和汉武帝时代的兴乐府，将赵代秦楚之讴毕集于京师王宫，都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
包括老庄在内的楚文化在汉代文化中占很大的比重。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远不能代表楚文化。为此，我将其概括为骚文化以与楚文化相区别。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影响具有地域性的特点；这种影响更多的不是在政治上，而具有重在情感心理、深层意识方面的特点；具有重在艺术情趣的特点。
楚汉相争的双方许多人都是楚人。西楚霸王项羽是楚人，沛地的刘邦其实也是楚人。春秋时楚国最强盛的时候，其地域已扩展到今江苏北部和山东南部。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所列“汉宫之楚声”专章，究其实际是楚人作楚声。汉高祖的《大风》《鸿鹄》之歌，戚夫人的《舂米》歌，唐山夫人的《房中乐》等，都是受骚文化影响的楚人作的楚歌。楚辞对楚人来说，带有某种血缘关系上的认同感，他们歌之舞之时极其自然地是用他们最熟悉的楚歌楚舞。此风所及，乃至汉武帝的《白麟之歌》《宝鼎之歌》《天马之歌》《瓠子之歌》《芝房之歌》《西极天马歌》《朱雁之歌》《交门之歌》等，无一不是楚歌。一种带有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其影响如此之大，在中国文化史上极为罕见。
班固《汉书·地理志》有一段话论述到楚辞在汉代文化中所具有的地域性特点：
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寿春，本为楚邑，秦时置县，地约相当今安徽寿县。合肥，汉时置县，约相当今安徽合肥市。寿春、合肥本为楚地，楚考烈王曾自陈徙都寿春，改名曰郢。班固从人文地理的眼光，指出寿春、合肥曾经是楚辞的发祥地，不仅如此，还提醒我们，楚辞这种具有强烈地域性的文化至汉代仍保持有地域性发展的特点。
汉初，淮南王刘安曾都寿春。刘安喜结交文士，好辞赋，“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刘安的《离骚传》已亡，但司马迁《史记·屈原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曰：“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和刘勰皆认为此乃淮南王《离骚传》语。假若此言不诬，足见刘安对楚辞之熟稔和推崇备至。《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群臣赋四十四篇。”这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数字！只可惜，它们几乎全亡佚了。仅存署名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我们从中还可以领略到受骚文化浸润所产生的汉代藩国辞赋的风韵。《招隐士》的情调、意境、气韵，和《楚辞·九歌》是多么相似。骚文化曾在汉藩国的土地上开出璀璨夺目的奇葩。
汉代郡国中除淮南外，吴和梁骚文化气氛亦颇浓厚。因此，不仅楚辞得以流传，而且直接影响到汉代辞赋的创作。
吴地，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含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等郡。严格讲不属战国时楚地，而属吴越。但“与楚接比，数并兼，故民俗略同”。汉代的梁“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实际相当今河南、山东、安徽三省交界处。梁地相当大一部分曾经是楚的势力范围。
吴王刘濞由于“自治民聘贤”的需要，招收不少“四方游士”。开始时，邹阳、严忌（即庄忌）、枚乘“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后由于谏止吴王谋反不听，“皆去之梁，从孝王游”。其时，梁孝王刘武也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凡游说之士，莫不毕至。羊胜、公孙诡、邹阳、庄忌以及梁人韩安国等，都“善属辞赋，乘尤高”。《西京杂记》中还有关于梁孝王与游客作赋的记载。据《汉书·艺文志》，“庄夫子赋二十四篇”，“枚乘赋九篇”。庄忌今存赋一篇《哀时命》，枚乘所存赋可靠者仅《七发》一篇。《哀时命》为骚赋，《七发》也为骚赋，但表现出向体物大赋的过渡，它们至今仍昭示着西汉文景之际吴、梁郡国在骚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辞赋创作的繁荣景象。到武帝时，辞赋创作的兴盛渐由郡国移至汉廷，但仍能看出其受到很强的地域性骚文化的影响。比如，受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悦）之”的朱买臣，是吴人；司马相如，蜀人；严助（严忌子），会稽人；枚皋（枚乘子），淮阴人。正是他们的创作，使武帝朝“文辞并发”，云蒸霞蔚。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对汉代文化影响的另一特点，是汉统治者在深层意识中对楚辞的喜好和眷恋。前面已经说过，汉伴随政治的一统，文化的融合早已经开始了。主要出于政治的需要，所以在表层上、规定上对楚文化没有表示出更多地青睐，刘邦重用叔孙通定礼乐，汉武帝重用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汉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都说明这一点。但是，汉统治者们在内心深处更喜欢楚辞，每当真情实感郁积心头，他们便采用楚辞的方式来抒发，以上所举高祖刘邦、武帝刘彻、戚夫人等人的歌唱无不如此。而且，这种现象一直贯穿到汉末，如汉昭帝刘弗陵有《鹄歌》、燕王刘旦及华容夫人有《归空城歌》和《发纷纷歌》、广川王刘去为望卿、修成二姬所作二歌、广陵王刘胥所作《欲久生歌》、乌孙公主刘细君所作《悲愁歌》、后汉灵帝刘宏所作《招商歌》、后汉少帝刘辩所作《悲歌》以及妻唐姬的《起舞歌》，都是楚辞韵味十足的楚歌。兹举一例：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使李儒进酖酒，王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王与妻唐姬作别，悲歌云：
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唐姬起舞，抗袖而歌。
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王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
从《大风歌》《秋风辞》到《悲歌》《起舞歌》，炎汉帝国在不绝于耳的楚歌声中走完了400余年的历程。骚文化强大的影响力，楚歌真率自然的特性，都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叁
楚辞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其影响汉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是非常明显的。
汉赋是受楚辞影响的产物。刘勰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受命于诗人”主要指其微乎其微的讽谏作用，“拓宇于楚辞”主要指其艺术上的承继。虽然关于汉赋起源目前尚存各种说法，但受到楚辞影响是肯定无疑的。
从汉赋发展的总体过程考察，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完成了一个复归式的圆圈运动：从描写对象看，它是由情到物再回到情；从抒发的感情看，它是由怨到颂再回到怨；从艺术的真实性看，它是由真到假再回到真。当然，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圆圈，是复归，同时也是扬弃。
受楚辞影响最直接的，是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它们虽然是汉代的赋，但主要是楚辞式的。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标志汉大赋的形成。人们在考察赋体发展变化时，充分注意到了产生在贾谊和司马相如之间的枚乘的《七发》，这无疑是应该的，《七发》在形式上表现出的主客问答，以及铺陈叙述描写的特点，确实能看到和汉大赋之间的联系。除《七发》外，这几十年中间，还有不少和楚辞联系非常紧密的骚体赋出现，如庄忌《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等等。过去，我们对这部分作品未予以充分重视，论者往往以“藩国宫廷文学”视之，过多地看到其模拟特点。是的，既为模拟，从总体上看创造不多，但正因为是汉代人有意识地模拟楚辞之作，就必然较多地带有从楚辞向汉赋（指汉大赋）演化过程中的特点。从它们身上可使我们看到，楚辞怎样地一步步地变为汉赋。
比较楚辞和汉赋（指汉大赋）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说出许多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楚辞描写繁富而不铺陈；楚辞表达内容含蓄而不直接。其艺术效果，楚辞是以情胜，而汉赋是以事和物胜。
上述汉人拟骚之作的第一个特点，仍然是以抒情为主，但和楚辞相比又表现出不同，即叙述和铺陈的成分明显增多了。试看淮南小山《招隐士》中的描写：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巄嵷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状貌崯崯兮峨峨，凄凄兮漇漇。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很显然，体式上似《九歌》，但《九歌》中的描写不像《招隐士》如此铺陈，《九歌》的状物取境，也远没有如此细致，从楚辞向汉赋“赋化”的痕迹非常明显。再三致意，反复陈说，的确是楚辞的特点，所谓“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楚辞始终是夸而不浮，陈而不滥，以情胜物。骚体赋虽仍以抒情为主，但铺陈的成分明显增多，庄忌《哀时命》有一段意思很简单，主要抒发自己不被重用的苦恼，又有叙述，又有比喻，其中比喻竟达6种之多。又如《九叹》以屈原的口气讲群小用事，致使国家败亡时说：
舆中涂以回畔兮，驷马惊而横奔。
执组者不能制兮，必折轭而摧辕。
断镳衔以驰骛兮，暮去次而敢止。
路荡荡其无人兮，遂不禦乎千里。
凡熟悉楚辞的人都能发现，这段描写和叙述，是《离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演绎，在意象方面没有任何新东西。这种特点，在汉人拟骚创作中带有某种共性。
汉人拟骚作品的第二个特点是，把楚辞的含蓄、形象淡化为明说和指陈。楚辞处处洋溢着浓郁淳厚的诗美，美得自然，美得真实。楚辞贵在情真，而汉人拟骚作品给人一种故作情真的感觉。楚辞无处不是在抒情，但极少表白，而汉人拟骚创作动辄就以抒情自命，如：
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
独便悁而烦毒兮，焉发愤而抒情。
乘骐骋骥，舒吾情兮。
情慨慨而长怀兮，信上皇而质正。
舒情陈诗，冀以自免兮。
纤阿不御，焉舒情兮。
拟骚作品的明说和直白，还表现在对于朝政的揭露上，有许多地方用“浊世”、“壅君”等加以指斥。
就这样，汉人的拟骚作品，一方面把楚辞已具备的反复致意的特点，作进一步的铺陈、展开；另一方面，把楚辞形象丰美、意蕴含蓄的诗的特点直白化、散文化，两种趋势的渐进、融合，从而奠定和形成了汉大赋最基本的形式特点。
汉大赋在武帝时期正式形成，此后，西汉末、东汉初期和中期一直是兴盛不衰，其间虽有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议论，但从未遏止住发展的趋势。东汉赋风每况愈下，东汉人模拟西汉人写了大量赋作，拟骚作家既模拟楚辞作品，同时也模拟西汉人的骚体赋。因此，从总体看这一时期的赋作因袭多而创造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东汉末年，政治的影响超过了学术文化思想的影响，世积乱离将作家抛入社会底层，一向典雅的赋出现了不和谐音。其中的代表就是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和蔡邕的《述行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东汉抒情小赋。东汉抒情小赋作为从楚辞出发的赋体演变的新形式，再一次担当起抒情的作用，再一次担当起揭露社会弊端的作用，再一次地体现出文学艺术的真实。当然，在实现复归的同时，与楚辞相比又呈现出差异：它由楚辞的以抒发君臣遇合感慨为主，一变而为广泛地反映和揭露社会的不公、不平；它蜕去楚辞绚丽多姿的盛装，一变而成为素朴、质实；它既综合了骚体的兮字句式，同时又间有四言的句式，散体化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兼容并包”为一种新的赋。
王洲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原载《文史哲》1993年第1期，第68-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