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识反抗与教育的教条化

蝉歌编辑部：从《弗氏人偶》（The Freudian Robot）出版后，我们一直期待您的新作。没想到等很久却等到您这本书出来，这让我们觉得很惊讶。其实一开始没有关注跨文体写作这一创新，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感觉到写作方式对于知识和文章的传播，尤为重要。我们到底写给谁看？会不会陷入自娱自乐的漩涡？国内微博上出现的网络大V，在网民和大学生群体中，影响力很大，您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青阅读”的采访时候也提过，网络大V，实际上美国是没有的。

刘禾：是的，美国有各式各样的bloggers,但好像没有左右公众意见的大V。

蝉歌编辑部：我们就一直在讨论写作的问题，网络大V为什么能够在网络上这么红火？

刘禾：可能是因为网络的幕后推手吧，点击率背后有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推手是什么人？我们不清楚，只能猜猜而已。许多事情的内幕现在不清楚，多少年以后可能会曝光。

这些事让我想起美国大学和冷战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哥伦比亚大学有一幢楼，叫做SIPA楼。SIPA是个缩写，指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它属于哥大二十多个学院中的一个，就是杨澜当年读研究生的那个学院。这座楼方头方脑，是现代主义式的混凝土建筑。第一层楼上有个以Frank Altschul命名的大礼堂，这个捐款人Altschul是谁？他是个银行家，冷战时期他在哥大国际事务学院（这个学院当年的名称是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担任顾问，很重要的职位，他同时也在中情局底下的自由欧洲委员会任职，亲自参与了“自由欧洲电台”等冷战项目的创立。冷战期间，哥大的国际事务学院为中情局做事的教授和研究人员还不少。我认识一位美国学者，是60年代哥大的本科生，他告诉我，60年代学生运动的时候，哥大的学生把这座楼包围起来，高呼CIA滚出去。现在不少关于冷战的研究开始揭露更多的内幕，原因是有些档案公开了。

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档案无法公开，人们也就无从了解。像奥威尔告密的事情，那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卫报》记者揭露奥威尔向英国军情六处提交黑名单，是在近半个世纪以后。有些档案需要打官司，《卫报》记者采取法律手段同英国政府打官司，这才看到奥威尔的秘密笔记本。一位美国学者为了调查爱因斯坦的档案，也花了很多功夫与FBI打官司，最后他看到FBI多年监督爱因斯坦的材料，写成一本书。这本书有中译本，叫做《爱因斯坦档案》。大V这个现象，我们不知道内幕。根据我的经验和历史研究，有些网络现象背后可能还有国际背景。

蝉歌编辑部：对，您今天还提到了读者问题，我们对于读者本身有个期待，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过度低估读者。我很震惊，因为您提到在纽约上演一个九小时的英国话剧《乌托邦彼岸》，而且讨论这么复杂的历史哲学，观众对此趋之若鹜。但如果这么一个剧放到中国来，你们觉得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们猜测可能有人会把它改造成一个彰显自己有品味的行为，也许他不一定真的对这个剧感兴趣，也不真的能搞明白它在说什么，但是呢，我去看了，然后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就达成了彰显与众不同的愿望：你们在看《妈妈咪呀》的时候，我却在看黑格尔。

刘禾：这都有可能，有的人在参与的时候可能被改变，有的人永远都不能被改变，这都没关系。如果某些东西给他们施加足够的心理压力，让他们觉得炫耀这个东西比炫耀《妈妈咪呀》更加高大上，那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但在另一些人中间，可能有一些有头脑的人，我相信存在这个概率。就像我在书里写的，世界上优秀的科学家并不多，就那么几个人，他们却改变了世界。俄国十二月党有几个人？没多少人，但在他们之后，俄国的历史就被改写了。19世纪俄国文学也没出现多少人，结果出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俄国文坛。他们顶多有十几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不倒那么悲观。我为什么说要用写作吸引最优秀的人呢，不然的话各自为阵，孤独地与风车搏斗，多浪费精力呀。

蝉歌编辑部：说到这个事情，我们也想到，是否可以让学生或者周围的朋友读了奥威尔的《1984》再来读您这本书，以这种控制实验的方式能否产生一种心服口服的效果？

刘禾：让他们先读奥威尔是吧？

蝉歌编辑部：对，现在很多青年学生其实并没有真正读过或者认真读过，但媒体已经制造出了一个让他们印象深刻的“1984”。

刘禾：那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但它总是行之有效，为什么有效？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从1949年之后，国内在教育和理论建设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马列主义的教条化，意味着学校要强迫学生通过政治课的方式接受一套说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几十年毫无改观。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反抗是情有可原的，可以理解。这明显是主流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失败，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教条化只能导致学生的逆反心理，你越强调宣传，就越失败。奇怪，搞教育的人不研究社会心理。

但学生的问题在于，反抗之后能不能学会思考？一个孩子反叛父亲，这是正常的，它是人类的通性。除了家庭，还有现代教育机制，考试制度，晋升机制，就业制度，这些也都造成层层压制，那么儿子反抗父亲的模式也自然被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形成一种我们熟知的自动心理模式，谁控制我，我就反抗谁；谁统治我，我就反抗谁，时间久了，反抗者反而被自己反抗的对象所束缚。其实这种影射式的反抗比较幼稚、很无力，正如精神分析理论所说的不由自主的、强迫症式的重复，不经过思考，完全都是无意识。如果人的行为完全被无意识所控制，那与动物没什么区别？既然他所有对外界的反应都是固定的模式。比如你给这种人一本书，马上就能预测他如何反应。我对中学生的无意识反抗持同情态度，因为他们不得不每天都面对老师的权威，高考的压迫，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我甚至理解他们为什么一窝蜂地都读韩寒。然而，到了大学阶段，过了青春期的门坎之后，是不是该到发展智性、让自己成熟起来的时候了？我的意思是，既不再是单纯的反抗，也不仅仅在反抗之中寻求某种心理满足，而是开始思考问题。一个人如果多少年都重复一种心理和行为模式，我怀疑这个人的大脑能不能处理复杂的信息。

蝉歌编辑部：这也是韩寒成功的社会心理动因，他就是顺应了受众简单反抗的模式，用他那一套语言技巧，让这些人更容易接受。

如何看待韩寒现象？

蝉歌编辑部：既然说到韩寒，我们就请您谈一下关于韩寒的著作、电影和他的影响力问题。韩寒粉丝包括中学生，但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很多白领，甚至是岁数比较大一点的人更是韩粉当中的主力军。

刘禾：白领也是他的粉丝吗？真的？你们能不能分析一下，该如何解释？

蝉歌编辑部：韩寒最初搞文学创作，但后期他的重心转移，已经不写小说了，主要写一些杂文，社会时评等等。他能够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和追捧，不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本身，而是他的态度。

刘禾：他后来出了抄袭丑闻，是吗？

蝉歌编辑部：但关键在于，那套说他抄袭的指证对他毫无杀伤力，不但对他毫发无损，而且还迫使质疑他的人下不了台。这在抄袭问题上也比较反常，毕竟一般情况下，被质疑者应该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不论你是不是真的抄袭了。但他恰恰博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而且大家会觉得质疑他的人别有用心。你质疑韩寒？你是五毛吧？就会有这种很奇怪的逻辑出来，除非你是五毛，那不然你为什么质疑韩寒？喜欢他的人一方面概不承认质疑方所提交的那些证据的有效性，但另一方面又拒绝与任何证据直接对话。这些过程中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争吵、论战。为他正名的不仅仅是一些小P孩，还有学界或其他文化名人、媒体知识分子，以及《南方周末》等媒体。

刘：我感觉这似乎是一个走不出去的死结。一个人想当民主英雄或者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就走反政府这一条路，这在中国是简单不过的逻辑，毕竟这出戏往往是唱给国外媒体看的。反过来把这一套拿到美国就玩不转，倒不是因为美国民主，谁说什么都可以，而是因为美国的国家机器太强大，谁怎么发表反政府言论都无济于事，蚍蜉撼大树。你倒试着在公路上顶撞一下荷枪实弹的美国警察，看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

经济学和传播学背后的故事

蝉歌编辑部：您的这本书里面除了讲1919年之后英国知识分子的分化，科学家和政治的关系，还有文化冷战这一议题。文化冷战对于传播学的学生非常重要，1980年代传播学引入中国，从一开始被视为一门社会科学，中立、客观和去意识形态化。但主流传播学的许多理论发展正是文化冷战的产物，这一点不能回避。

刘禾：在传播学之前，早有很多学科尝试过中立、客观和去意识形态化，尝试的结果很不一样。比如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把数学博弈论引入经济学之前，这个学科属于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人们把它和历史学相提并论，说它只描述现象，而不能建立模型，而建立模型就是所谓的科学方法。经济学在建立它的科学性或正当性时，就靠成功地引入数学，表面上好像摆脱了意识形态，但实际上是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搏斗。我在《六个字母的解法》里面提到，剑桥的大经济学家狄根森（Henry Dickinson）周围都是左翼的经济学家……而哈耶克到芝加哥大学以前，那里的经济学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天下，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不受欢迎，他只能去法学院。其实，哈耶克的研究和法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但法学院有人支持他。那时候，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不玩新自由主义的数学模型，但冷战期间博弈论的发展，导致经济学逐渐变成新自由主义的天下。所以真实的情形是，经济学没有抛弃意识形态，而是炮制出新的意识形态，所谓“中立”无非就是说，经济学家借助数学树立自己的学科合法性，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呈现自己的研究。

经济学在数学和科学的装饰下，变的越来越理直气壮，它声称自己是一门科学。很多经济学家用他们的模型对市场作预期后来被证明是错的，但他们下次还要说，似乎他们的学术信用度永不下跌。你看，一个巫师犯错误，胡说八道，但大家还笃信不疑，这难道不是一种宗教？在我看来，经济学越来越成为把持人们信仰的宗教，不是吗？我听一位数学家讲，数学界并不认可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可能因为那些模型没有多少数学意义。那么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就只剩下了修辞意义和巫师说教。说来说去，它也不是科学，倒不如像社会学那样，老老实实把经济作为社会和政治问题研究。总之，博弈论之后的经济学表面看起来强势，但它对人类的贡献非常有限。他们最后走到这一条路上，已经变成自娱自乐，与现实脱节。而这套游戏和模型到底有多少学理，谁去追究它呢？

再回到传播学上，香农是信息论的创始人，但香农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完全是传播学的方式，毕竟他有个数学学科的背景。他做过一个奇特的玩具，起名叫The Ultimate Machine “终极机器”。这个小机器是由很简单的反馈机制构成的，极为形象地演示了反馈的过程，它的功能就是开启后，再把自己关闭。你按下一个钮，一只假手从盒子里伸出，假手再把那个钮摁一下，然后就缩回盒子里了。我说这是香农演绎的自杀机器，启开，关闭，很可怕吧？其实，美国语言学不是一直在自杀吗？香农极富想象力，他不仅演绎什么叫反馈，他的工作都是带有哲学性的，直接启发克拉克写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库布里克后来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这种哲学意义是促使我写《弗氏人偶》这本书的原因。如果传播学只是把香农视为信息论和传播模式的创造者，那就是浮于表面。此外，我发现香农对英文字母也有贡献，他贡献了第27个字母，一个无法用笔写、只能用数学展示的“空”字，这里面蕴含的哲学意义不是更深奥吗？可惜，国内的传播学好像正在重蹈覆辙，正在朝着经济学已经走过的路前进，你差不多可以预见它下一步走到哪里。

蝉歌编辑部：我们回到文化冷战。您曾经提过，文化冷战采取几条腿走路的方式，那当前美国文化冷战采取的一些形式……

刘禾：现在不说文化冷战，不说文化帝国主义，人们说软实力。冷战的反面就是“热战”，软实力的反面就是“硬实力”。这都是帝国中心论的表征。软实力作为一种通行的规范，用来衡量每个国家，比如网络战争，但网络战争不能从传播学的角度去看吧，那是赤裸裸的软硬政治。

蝉歌编辑部：但是传播学把它放到一个自由的框架里，网络被看作一个通向自由的可能，因为在国内传统媒体被控制得很严格，网络虽然也被控制，但相比之下更存在一些突破的可能。

刘禾：这又是控制和反控制的简单思维。有没有想过，万一你成功突破一个国家的控制以后，又落入另一个国家的控制怎么办？斯诺登的逃亡恰恰证明这一点。互联网从一开始就与信息自由无关，它不是一个自由空间，更不是Google和 Amazon所描绘的那种自由市场，它最早就是由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控制和推动的。互联网的鼻祖ARPANET（美国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是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一个项目，这是公开的事实。

当年信息论开始发展的时候，拉康也在思考信息和信息论，他给学生授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情人之间打电话，你在那头，我在这头，你认为他们是在进行communication吗？任何东西经过电话这个机器，肯定已经不是communication…问题是，信息究竟是什么，这恐怕才是传播领域里的根本问题。

（感谢笑尘的前期录音整理）

【本文选自由吴畅畅、石力月主编的《蝉歌》网刊国庆特辑，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