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第六大道上的国际摄影中心，地处曼哈顿腹地，与时代广场为邻。不久前，这里举办了一次引起巨大反响的展览，叫做“来自墨西哥的手提箱——卡帕在西班牙内战的摄影负片重现人间”。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是举世闻名的匈牙利摄影师，他的名字与西班牙内战、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以及马格兰摄影通讯社（Magnum Photos）密不可分，尤其是他在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拍摄的那些战地影像，曾为纪实摄影谱写了一曲不可磨灭的乐章。为了配合这个展览，二○一一年春，国际摄影中心策展人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题为“中国与西班牙（一九三六——一九三九）：罗伯特·卡帕与全球人民阵线”。会议的前一天下午，菲利普斯为与会者安排了一次特别活动，他把我们带入国际摄影中心的大楼，让大家参观档案室内部的卡帕摄影收藏。
那天下午，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倒不是卡帕在西班牙拍摄的那些原版照片和底片，而是摄影中心档案室里保存的另一批摄影作品。我由此了解到，卡帕离开西班牙之后，随同伊文思的摄影小组辗转来到中国。当时的南京已经沦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卡帕虽身在武汉，但心中想的是去延安，不过由于国民党政府百般阻挠，他的愿望并未实现，不得不在武汉滞留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期间拍摄了一批令人难忘的纪实照片，生动地记录了一九三八年国共两党合作、台儿庄战役以及武汉保卫战的很多历史画面。这是一批珍贵的历史图片。
第一次见到邹宁远和倪慧如夫妇，就是在参观卡帕图片档案的那天下午。在此之前，我偶尔读过一篇有关他们的书评，由是对两位作者产生了敬意和好奇：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两位台湾出身的旅美华裔科学家，历经十年，八方求索，最后完成一部与科学无关的书稿？书名叫《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说起来，这是一本很不寻常的书，它在我们记忆的荒漠上竖起了一块纪念碑，将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名字——那些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和继而奔赴抗日战场的外国人——永久地铭刻在后人的心中。
西班牙国际纵队里居然也有中国的志愿者？这件事闻所未闻。
读到了台北人间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第一版《当世界年轻的时候》（繁体字版，原书名《橄榄桂冠的召唤》）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国际纵队里曾经活跃着一批华人志愿者。这些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场惨烈无比的反法西斯战争，其中几位幸存者后来回到中国，旋又奔赴延安，参加抗日。也是从这书里，我才知道，像卡帕、伊文思以及白求恩那样从西班牙战场转战到武汉或延安的外国志愿者，其实不在少数，这些国际主义人士——尤其是欧洲、印度、印尼的医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有贡献，但除了白求恩和伊文思，其他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惭愧之余，我心中也升起一些疑问：为什么事隔八十年之后，才有人把这些故事发掘出来，整理出版，将那些英烈的名字载入史册？这里让人诧异和不安的是，为什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是我们国内的历史学家，而是两位与史学界毫无瓜葛的旅美华人，是不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出了问题？
经过摄影评论家鲍昆先生以及各方人士的努力，现在《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简体字版终于即将出版了，这使国内读者有机会对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当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四处猖獗的时候，当欧美各国的法西斯主义再次抬头的时候，这本书具有警醒人心的意义。
倪慧如和邹宁远这两位作者为了探寻国际纵队里的华人志愿者的踪迹，曾多次自费旅行到荷兰、法国、捷克、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他们也来到中国大陆，走访这些人中的幸存者、遗孀和朋友。两位作者一共考察了十三位有名有姓的华人志愿者的生平故事，非常遗憾的是，还有几十位奔赴西班牙战场的华人志士，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追寻的线索。不过，即使仅仅读这十三个人的故事，也足以让我们对这批国际主义战士生出无限的敬仰。这些中国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中有从中国出发的，也有从法国、荷兰出发的，还有从美国出发的，来到西班牙之后，被分配在不同的国际纵队，与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者并肩战斗。一个名叫陈文饶的广东人，从纽约来到西班牙，加入林肯兵团。这个快乐的小伙子在战场上受过伤，他战死在西班牙的时候，还不满二十五岁。四川人谢唯进——化名林济时——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身在瑞士，他当时已在英、法、德几国留学和工作了十七年。谢唯进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身边的朋友，从瑞士来到西班牙战场，进入了奥地利军团机关枪连，担任士官。战败后，谢唯进被关进法国的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返回重庆，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从事秘密地下工作。其实，像有陈文饶和谢唯进这种经历的人，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并不少，他们都是可歌可泣的人物。
在内战的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共有四万多名。他们来自五十三个国家，言语不通，肤色不同，但是为了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为反法西斯事业走到了一起，一起流血，一起牺牲。这些志愿者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在历史中熠熠生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令人惋惜的是，“二战”和冷战造成的阴影，竟使西班牙内战的重大意义始终未能突显出来，也对我们了解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和法西斯的历史造成一定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凡是进过国际纵队林肯军团的幸存者，后来都被视为赤色分子。虽然“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但在“二战”期间，从林肯军团退役的老兵在美军服役时，始终受到排挤和监督，许多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还遭到政治迫害，影响终身。《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中提到了一个小细节：六十年代有一位西班牙青年，由于卷入秘密地下组织，反抗佛朗哥统治，身份暴露以后，一度逃往海外，来到美国。这个青年到了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当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的成员。几个星期后，他找到一位名叫约翰的前林肯纵队的志愿者。见面时，他发现约翰眼里充满了压抑和恐惧，这与他在西班牙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时经常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样，不由得感到十分震惊。不仅如此，见面后约翰对他的反应相当冷漠，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要来找他，后来经过了几个晚上的长谈，两人之间的误解才得以消除。
人类历史上战争频发，内战无数，但只有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内战才如此震惊了全世界，来自五大洲的进步青年、工人、医生、作家和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前线，去援助在法西斯暴力摧毁之下的西班牙共和国。海明威、奥威尔、卡帕、诗人奥登以及白求恩都在其中，这是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但还有更多的名字我们并不熟悉。多数的志愿者平生第一次拿起枪，在苏联教官的指导下，与装备优良的国际法西斯联盟进行抵抗。可以说，发生在西班牙的那场战争既是一个国家的内战，也是一场全球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因为在当时，威胁西班牙共和国生存的力量不光是西班牙的佛朗哥叛军，而且还有扶植佛朗哥右翼势力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些法西斯政权出动了近十万官兵，使用最先进的战争机器，在西班牙预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他们在这里首次使用了飞机轰炸坦克的战术，发明了对不设防城市的反人道的大规模轰炸——这种地毯式的摧毁性空袭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
毕加索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创作的大型画作《格尔尼卡》，就是对纳粹战争机器的一个强烈的抗议。格尔尼卡——这个西班牙的巴斯克小城——在纳粹德国的地毯式空袭之下，遭到了彻底的摧毁。一九三七年，毕加索受到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区创作一个巨幅壁画，《格尔尼卡》应运而生。令人感慨的是，在长达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格尔尼卡》一直流亡海外，直到一九八一年才返回西班牙，在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安家。多年前，我来到这个博物馆的《格尔尼卡》展厅，在那里徘徊良久，看到了毕加索当年为准备这件作品时画的五十多幅素描小稿，又一次深切体会到西班牙内战给人们留下的伤痛记忆。
西班牙摆脱君权统治，首次建立西班牙共和国，是很晚的事，发生在阿方索十三世退位的一九三一年。在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和社会党赢得了国会的多数席位，新政府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但在一九三三年国会改选时，右翼保皇派掌握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新上任的政府对罢工工人展开了血腥镇压，死伤下狱的工人民众达几万人。然而在一九三六年再次改选时，情况又发生巨变，共和党左派、社会党以及共产党组成的联合阵线在西班牙议会选举中大获成功；左翼政权上台后，特赦了所有的政治犯，加速土地改革，推广全民义务教育，企图实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动摇的是旧日的权贵，教会势力、右翼长枪会和遗老遗少的特权，引起了特权阶级的恐慌，最后导致佛朗哥将军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发动了法西斯政变。
西班牙内战的前前后后真是一言难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子里，民主和自由的呼声主要发自左翼阵营，在很多国家，右翼法西斯是压制民主和自由的力量，这和“二战”后由于冷战所形成的世界格局完全不同。当佛朗哥为推翻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西班牙共和国，联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镇压本国人民的时候，欧美国家不仅一味姑息佛朗哥，并且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军事干预袖手旁观，同时，英法签署“不干预协定”。美国政府的中立，客观上只对西班牙共和国一方实行武器禁运，而美国的石油企业、汽车公司和军火商却为佛朗哥运送了大量的汽油、卡车和弹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班牙共和国的民众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仅仅得到苏联、墨西哥和国际纵队志愿者的帮助，以及各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道义支持。
德意两国参战西班牙犹如拉响了警笛，很多人对法西斯的对外扩张产生警觉，预感到世界大战可能会再次来临。加拿大的胸腔医生白求恩当时敏锐地注意到：“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他们无所不在。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阻挡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一九三六年，白求恩毅然放弃在加拿大行医的优厚待遇，不远万里赶到马德里，为国际纵队组织流动输血队；几年后，他又不远万里转战到中国，率领加拿大和美国医疗队参加这里的抗日，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从小就会背诵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但毛泽东为什么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其实没有真正懂得，今天才有所领悟。《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作者还告诉我们，像白求恩一样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后来又转赴中国抗日的外国志愿者，还包括印尼华裔医生毕道文、德国医生白乐夫、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印度医生爱德华等二十多位医生和护士，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会让读者看后唏嘘不已。
我相信，读者可能更有兴趣了解有关国际纵队里的中国志愿者的故事。这些人从哪里来，后来上哪儿去了？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经历非常奇特，比如像大字不识的刘景田和他的工友张瑞书，他们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欧洲协约国从山东招聘到法国，加入了将近二十万人的华工队伍，为协约国最后赢得“一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绝大部分华工被遣送回国，少数人留在欧洲，刘景田和张瑞书成为法国雷诺汽车厂的工人和工会组织者。西班牙内战刚一爆发，他们就报名上了前线。
另一批华人志愿者是有长期留学和海外工作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工程师，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湖南人张纪。张纪从上海复旦中学毕业，一九一八年赴美留学，他先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随后转入明尼苏达大学读矿冶工程，大学毕业后在奥立佛矿场公司找到一份工程师的位置，一心想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一九二九年十月，华尔街的股票市场突然崩盘，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同时也将张纪的美国梦打个粉碎。《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作者发出如下感慨：“本来他是一个往上爬的中产阶级，然而工厂一张薄薄的解雇单，使他一夜之间跌落成无产阶级，像千百万失业者一样，他尝到了饥饿寒冷的滋味。”几年后，张纪毅然决定参加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当时很多美国人不顾政府的警告，冒着诸多风险跑到西班牙参加林肯纵队，这些人在大萧条时期的经历和张纪很类似。
读完这本书，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也对两位作者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在纽约那次“中国与西班牙”的会议碰面之后，我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在二○一一年的夏天，准确地说，是在六月二十二日。那天，我忽然收到倪慧如的电邮，她写道：“宁远昨日启程，已抵达希腊。过两天，他们要与其他船只会合，组成‘国际自由船队’向加沙挺进。我自己留在美国。船上的人面对真实的危险，但他们下决心挑战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我当时在北京，发现邹宁远参加的那次行动在国外媒体上有大量的报道，但国内媒体并没有传播。三十四名有良知的美国人——包括著名作家爱丽丝·沃克尔（Alice Walker）以及一位八十六岁高龄、“二战”时进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不顾美国政府和希腊政府的阻挠，与二十个国家——西班牙、加拿大、瑞士、爱尔兰等——的十一艘船只联合行动，试图突破以色列政府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封锁。邹宁远所在的那条美国船名叫“无畏的希望”（讽刺地借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上面载着上千封美国人民写给巴勒斯坦人民的信。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为宁远的人身安全捏了一把汗，因为在前一年冲击加沙封锁线的那次“国际船队”的行动中，就有九人在以色列特种兵的暴力下丧生。后来得知，希腊当局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在海上劫持了“无畏的希望”，不仅扣押了船只，还对船长提出了法律诉讼。那次行动没有获得成功，但幸而也无人丧生。
我不得不猜想，倘若倪慧如和邹宁远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们无疑会是最早报名参加国际纵队的华人志愿者。
